抗日战争期间,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失守后,苏南广大地区大好河山成为日本帝国主义重要的战略后方。人民群众在敌寇、汉奸、土匪、反共顽固派重重压迫蹂躏下,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苏南各地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游击队,一些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也掌握了大小不等的抗日武装。他们受到日伪等反动势力的威胁袭扰,力量分散单薄,迫切希望找到党的领导。在这种国难兵灾、水深火热的时刻,新四军派出了一支劲旅,向常州以东一直挺进到大上海的外围。这支部队叫“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
。1939年秋,老“江抗”奉命西移北上开辟苏中根据地,新“江抗”又茁壮成长。新四军、“江抗”的传奇故事很丰富,这里只能做些重点介绍。
(一)
说起“江抗”,首先要说到江阴的抗日游击队、我党在上海的情报组织和“江抗”的关系、陈毅司令命名整编的来龙去脉。
江阴西石桥、申港到祝塘一带的抗日游击队,以梅光迪、朱松寿、承寿根的三支队伍为主。梅光迪原是中共老党员,曾被捕叛变革命。抗战爆发后,他拉起了一二百人的队伍,和国民党谈条件,未能达到要求,又怕被国民党吞并。他见到了我党情报部门的老党员、同乡同学缪谷稔,缪劝他还是接受我党领导为好。朱松寿是江阴农民暴动领导人之一,也是我党老党员,曾被选派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见到过列宁,回国后被国民党逮捕而失去与我党组织的联系。他曾掌握数百人的武装,在祝塘、青旸间伏击过日寇,打过几个漂亮仗。他的部队挂靠过国民党 “忠义救国军”,被对方一步步削弱了力量。承寿根坚决抗日,并有进步要求,曾掌握二三百人枪,但是他对反动派缺乏高度警惕,被反动派杀害。和这些抗日游击队存在的同时,国民党第三战区和中统特务组织也在积极发展队伍,组建了“忠义救国军”。“忠救军”发展到一二千人,抗日无力,专门监视新四军的动向,并不断向新四军、“江抗”挑起摩擦事端。
中共中央特科,是十年内战期间,在蒋介石叛变革命、残酷镇压我党和进步人士的紧急情况下在上海组成的,最初由周恩来同志直接掌握,陈赓、潘汉年等同志先后负责领导。上世纪三十年代党在上海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特科也只留下原有的一个情报科,负责人是徐强、高原。情报科接触社会关系面广,各地一些失去党组织关系的同志到上海,通过他们恢复了工作;一些旧军伍人员也找他们,希望利用我党的政治影响扩充势力。徐强、高原等面对上海外围农村武装林立,自发的进步武装队伍迫切希望找到党组织的情况,决定利用情报工作原有的联络网,积极支持和领导群众武装抗日活动,于1938年初成立了“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简称“武抗”),总部设在上海。“武抗”在工人、学生、店员和难民收容所中个别发展会员,也个别吸收主张抗日救国的中上层人士为会员。1939年初,党中央决定将“武抗”在江苏各地的关系划归省委统一领导。
1938年春,刘钊和郑文道受党组织派遣,由缪谷稔陪同,前往活动在江阴西石桥一带的梅光迪游击队。不久,梅光迪由刘钊陪同,到上海秘密会见高原,要求派人到他那里加强工作。1938年4月,曾在东北义勇军工作的刘史明和几名青年骨干被派到梅部。刘钊和郑文道不久被调回上海。7月,李一平、何克希先后被派到梅部。党组织还陆续从上海输送二三十名青年工人、学生下乡,参加由李一平负责的青训班,作为梅光迪部队的骨干。我就是这时跟随何克希到梅部的。
在江阴,刘钊曾亲自送一份关于苏南、上海周围敌、伪、国民党势力和有关社会情况的报告,呈交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陈毅同志。陈毅看后,兴奋地说:“这下好了,我们向东发展不像个瞎子了。”
1938年8月下旬,“忠救军”张少华部诱骗承寿根,要他带部队到泰兴开会受检阅。承寿根丧失警惕,部队一过江,立即被“忠救军”缴了械,自己也被惨杀。同时,“忠救军”又向朱松寿部袭击,朱部人员被打散。承寿根妻子带着十几个士兵,匆匆撤到西石桥,朱松寿也带了几个人撤到西石桥。何克希在万分危急情况下,组织部队坚决抵抗袭来的“忠救”武装。打了一二个小时。我们部队边抵抗边向西撤,当天晚上行军六七十里路,第二天继续行军,到达丹阳延陵一带。
江阴游击队到延陵附近,日寇正在兵分三路“扫荡”新四军。我们随即投入延陵反“扫荡”战斗。打了一下午,晚上跟随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行军、宿营。一天晚上,我们经过几十里行军,到了一个大村子,大家都感到很疲劳,向老乡借荞麦秸打地铺。我们正想入睡,李一平同志突然告诉我:“陈毅司令要见一见上海来的同志,老何要我和你同去。”我有点紧张,忙跟着他,进到一家大院,见到陈毅司令和何克希坐在堂屋里。陈老总抽着烟,神采奕奕。他问何克希:“你们这支部队叫什么番号好?”何克希说:“最好也叫新四军。”陈老总说:“不能叫新四军。因为国民党不允许我们到东边发展,叫新四军反而受限制。”何克希想到刘史明来自东北义勇军,说:“叫江南抗日义勇军吧!”陈老总高兴地说:“那好,就叫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他还说:“你们就叫第三路军。”他主动解释说:“为什么要叫三路?一是为了迷惑敌人,使他们搞不清你们有多少路;二是为了发展,你们下一步要发展四路、五路、若干路。”第二天,陈老总又在到达宿营地时接见了梅光迪、朱松寿、刘史明等同志,宣布成立“江抗”三路,任命梅光迪为司令,何克希为副司令(全面负责领导),李一平为政治部主任。政治部开始只有他和我,我在他领导下为政治干事。有几天,我们随支队司令部行军宿营,每到傍晚集合出发时,陈老总都要在队前讲几句话,鼓鼓士气,提些要求。
一天,部队出发前,陈老总讲话时还特地介绍一位叫滨田的日本同志对大家讲话。我们感到很稀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抗日的日本兵。滨田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了几句,接着唱了几句《孟姜女送寒衣》,唱得不连贯,但是队伍里一片热烈掌声。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位日本兵是不久前和同伙下乡“扫荡”时,被我们俘虏的。他起初不肯吃饭还要咬人,经过政治部同志反反复复耐心细致地做工作,他又亲眼看到我们部队军民团结、官兵平等的情景,才逐渐被感化,并表示愿意参加新四军。后来他成为新四军敌工部干事、日共党员、日本反战同盟理事。
不久,我们“江抗”三路奉命转移到武进、无锡交界的戴溪桥、陆区乡一带休整,准备迎接新四军老六团前来会合。老六团代号为“良团”(新四军组建初期8个团,按照“发扬革命优良传统”这8个字做代号的)。在锡、武交界处,政治部请两位有文化的同志草拟了《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布告》,在乡镇张贴。我们在戴溪桥周围行军一个来月,11月底,天气渐寒,大家身上只穿两件单衣,没有棉衣棉被,好在水乡人家稻草多,陈老总称荞麦秸为“金丝被”,稻草就更能称“金丝棉被”了。
(二)
“江抗”东进抗日,首选地点在无锡梅村。梅村不仅有地理条件,是无锡向东发展的重点,而且有重要的人文因素,是我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地区,四周有几支抗日游击队,日寇兵力不足,未在梅村构筑据点,只是三天两头下乡来骚扰抢掠一番。
梅村乡下几支游击队中,有一支部队是邓本殷拉起来的。这个邓本殷,矮矮胖胖,八字胡子,说的是带有浓重粤腔的普通话。他在梅村周围招募了以国民党流散官兵为主的200多人的队伍,想利用我党的政治影响,在上海找到我党组织。1938年8月,党组织派杨进化名陈达到这支部队,对外名义为参议,对内为“武抗”在无锡的负责人。杨进为浙江平阳县人,一度是浙南红军与上海党组织的联络员。他在邓部,认识了梅村小学校长陈枕白。
陈枕白是大革命时期老党员,失去了组织关系,一直在找党组织。他向杨进提出恢复组织关系,杨进表示,先作为“武抗”成员,待见到新建立的我党江苏省委东路特委负责人后,再介绍他恢复党籍。
游击队活动于梅村四郊,白天不能到梅村,因为梅村镇四周田野开阔,日寇常突然来袭,难以对付。梅村小学和陈枕白便成为实际上的联络点和联络员。1938年6月,新四军老二团参谋长王必成奉陈毅之命,率第二营从茅山地区出发,来东路侦察,到达无锡寨门,派人到梅村小学找到了陈枕白。陈枕白和陈达(杨进)两人一起到寨门见王必成,把有关敌、我、顽固派等最新情况作了详细汇报,也汇报了和常熟游击队联系的有关情况。王必成很满意,活动了几天后带部队返回茅山地区,向陈毅作了汇报。这更促使陈司令下决心派部东进。王必成率营在江阴、无锡之间打了两次伏击战,将缴获的部分武器转赠“江抗”三路。他们返经西石桥时,何克希表示希望游击队早点接上新四军的关系。王必成说:“你还是先到茅山地区见陈老总,请陈老总决策吧!”1938年11月,上海党组织要求调回几名下乡的干部,以充实继续做上海周围游击队工作的力量。何克希对我说,他和李一平现在正在领导“江抗”三路,陈老总不同意调他们回去,他考虑让我回上海。12月初,我回上海前,何克希要我带一份密信给杨进,告诉我,先到梅村找陈枕白,通过陈枕白找到在邓本殷部的杨进。我和杨进是同乡,是杨进介绍我从浙南抗日救亡学校调到上海工作的。
我和杨进以及同乡同学朱敏中在上海先后同住过一个客栈,我们各人被分配下乡工作,不能相互告知。
我和杨进相隔数月又一晤,感到很高兴。我把何克希的信交给他,并向他介绍了“江抗”三路整编待发和见到陈老总的情况。我回到上海后,组织上派我到吴江太湖边做游击队工作。1939年6月,邓本殷率领的部队划归新四军领导,这支部队被编入“江抗”。新四军老六团奉命到戴溪桥,和“江抗”三路会合,成立“江抗”总指挥部,六团对外称“江抗”二路。梅光迪被任命为“江抗”总指挥,六团团长叶飞为副总指挥,负责党政军事全面工作,何克希和六团副团长吴焜为副司令。
“江抗”东进前,陈毅特地给六团写了一封情深意切的信《献给良团全体同志》。信里说:“良团的艰苦作风,是本军中最为突出的……用烂棉絮包脚当鞋穿,每天吃两餐,甚至
无菜吃,吃光饭”,“江南人民中都称赞你们这一点”,“我希望你们今生今世永远不要忘记你们是闽东湘鄂赣的斗争农民,你们是中国革命的产儿,你们代表全中国的身世和利益”。信里还说:“人民是我们的父母,我们是人民的儿子,天下没有儿子不孝顺父母的道理啊!”“看见你们精神使我兴奋,看见你们第二次行动,使我快慰。”
六团的前身,是闽东宁德地区的农民武装。邓子恢、陶铸等同志领导过这个地区的革命斗争。闽东人民武装经过了十分艰苦曲折的斗争,牺牲了许多优秀的同志,坚持了红色根据地,保持了有生力量。叶飞同志是在1932年由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派到闽东的。1934年,闽东工农红军师成立,叶飞兼任政委,当时只有20岁。六团的参谋长乔信民和主任刘飞都是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既重视军事建设又重视思想工作的老同志。
1939年5月初,六团干部战士700多人,“江抗”三路300多人,整装待发。陈毅司令接到项英同志发来紧急电报,提出:一,东进超出了国民党划定的“地盘”,会破坏“统一战线”;二、东路地区是交通要道,铁路、公路、河网交错,日军兵力强大,据点林立,我军进去后,会被敌人消灭。
叶飞看过电报,心情很沉重。他是从心里赞成东进的,但事关重大,就没有说话,也抽起烟来。陈毅则在屋里走来走去。大约过了十多分钟,他突然坐下来问叶飞:“你看怎样?”他见叶飞没吭声,又呼地站起来,问道:“哎!叶飞,你看你们到东路去会不会被消灭?” 叶飞回答: “你问这个呀!我们有把握,不仅不会被消灭,还会发展。”陈毅追问一句:“噢!你有把握?”叶飞说:“有把握!不只我一个人,全团的营连干部讨论过,都认为有把握。我就给你立军令状!”陈毅摆了摆手,说:“那好!你们走,照原计划执行!”
5月6日,部队趁夜越过武进横林、洛社段的宁沪铁路,进入江阴县境。铁路线上有日本装甲巡逻车时时刻刻来回,铁路两旁地形不利于隐蔽目标,部队千把人要越过警戒线并非易事。“江抗”二路在前,三路随后。几个侦察兵先到路边探明情况,部队分批前进,指战员也随时准备战斗。叶飞、吴焜带着警卫班在前头,一面监视敌情,一面鼓励部队前进。
何克希、乔信民、刘飞、李一平等分别掌握部队。前面一部分过铁路之后,迅速找附近可以利用的地形、村庄隐蔽前进,后续部队察看没有异情,立即起跑跨越铁轨。大家平安越过铁路,大踏步向前方宿营地行进。
5月7日深夜,“江抗”从江阴境内进入无锡梅村一带。司令部驻在鸿声里。第二天傍晚,东路特委和无锡县委,由陈枕白以无锡县抗日联合会主任名义,在鸿声里召开了“欢迎‘江抗’军民联欢大会”。鸿声里有鸿山,山上有吴文化始祖泰伯陵墓,有东汉时期“举案齐眉”的模范夫妻梁鸿与孟光的墓园。“江抗”部队和游击队整整齐齐坐在鸿山脚下,各连队歌声此起彼伏,吸引着附近各村男女老幼齐来围观,军民大团结誓师东进抗日。陈枕白宣布当地3000人集合欢迎“江抗”,叶飞和中共江南东路特委书记林枫等领导人伫立队前,亲切地和大家见面。我在《梅村抒怀》之二中曾写道:“江南抗日义勇军,奋战敌后显威名。前出茅山根据地,五月八日到梅村。梅村校内忙聚会,泰伯陵前人欢腾。誓师东进歼敌寇,不愧炎黄好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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