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欣：时代正义让我们战
来源：金华新闻网   2018-01-08 10:38:04

方志欣近影。汪蕾摄

　　方志欣的故事，一藏就是70年，连家里的小辈都不晓得。不说，是因为这辈子都为当兵“倒霉”……

　　14岁那年，他仅有的被褥衣服被鬼子烧光，出逃时只在手里紧紧拽着一本《说岳全传》，“日本佬那么坏，我长大要学岳飞做民族英雄”。

　　1944年，刚满18岁的方志欣加入国民党陆军105师。战斗中是英勇班长的小跟班，徒手抓住日军的刺刀。不想“自己人打自己人”，他去杭州、上海做警察……他的故事像是大时代的缩影，一介布衣，却跟着时代更迭起伏。

　　如今，89岁高龄的方志欣身体康健，面色红润，每天还要用木梯爬上楼顶，看看兰江横山，种花锻炼。说起70年前的故事，老人恍如昨日，连战斗的细节都不曾遗忘。激动时，他两眼含泪;高兴时，他手舞足蹈。

　　出生在苦难的农民家庭

　　1927年4月14日，我出生在兰溪市水亭乡尚方村，家里兄弟姊妹3个，我是老大。

　　爷爷方秉义是个俭朴善良、受人尊敬的土农民，一辈子没享过福，都在苦干。爷爷生在晚清，水亭一带有很多长毛山贼和剿匪清兵，爹娘在他8岁时就被杀掉了，也不晓得是兵还是匪。

　　年纪稍微大一点，爷爷就在农村地主家里给人做长工。他很勤快，地主家里跑腿的活计都由他做，经常到游埠镇上的商店里买东西。长到20多岁，店老板许他到店里做工人。就这样干了30多年，慢慢积点钞票下来，到50多岁才讨到老婆，60岁才生了我爹。

　　爷爷去世时，我6岁。我爹也短命，他喜欢戏曲，还带过戏班子，但因为抽大烟在我12岁的时候也去世了，死时才34岁。这样，就丢下一女两子，历尽凄惘的童年。

　　爹去世以后，家里条件很困难，剩下奶奶和妈妈两个女人。阿弟年纪小，过活的生计、田畈里的事情就落到我一个人身上。我奶奶很凶，一点不同情我，还要打我。你想想看，我才十来岁，能有多少力气做活，怎么吃得消?心里苦啊，日子没法过。

　　1938年，“七七事变”第二年，我舅舅受鼓舞自愿参军。第一年还有信写回来，第二年就没了音讯，连尸骨在哪都不知道。还有我的苦娘吴文英，也过不上好日子。“文革”时，缺医少药，六十几岁就去世了。

　　揣着《说岳全传》逃难

　　我文化程度不高，却是个很爱读书的人。父亲还在世时，就把我送到私塾读了五年书。可惜高小还没毕业，他就去世了。后来，我又到中心小学读了一年书，奶奶就不让我读书了，只得休学。

　　在学堂里，我们这些小鬼也学打鬼子。和做游戏一样，编成两个队，一队扮中国兵，一队扮日本佬，互相打，把小鞭炮放在手里，噼里啪啦，最后中国取得胜利。老师还教我们学唱抗日歌曲，鼓舞人心。《大刀进行曲》《我们都是神枪手》《松花江上》……(说到兴奋处，老人激动地站起来，唱起童年时的抗战歌曲，歌词竟一字不错。)

　　14岁那年，奶奶为了让我补贴生计，就逼着我到龙游学生意，我只能去一家药店里当学徒。那时候，日本佬已经打进浙赣地区，龙游也没能幸免。做工没多久，就碰上日本鬼子烧杀抢掠。

　　有一次，日本佬把我们的药店也烧了。逃难时，我来不及拿铺盖和衣服，回来时整间店铺都被烧个精光。后来，药店老板因为损失惨重，一病不起，没两年就气死了。

　　话说，我很喜欢学习，没书读以后，自己心里很自卑。到药店以后，自己攒了钱买了一本《说岳全传》，到哪里都带着，有空就翻翻读读。我很敬重岳飞，想他这个人怎么这样本事，这样忠心爱国，打仗把金兵都赶出去。没想到，他最后竟然被秦桧害死了。如果我在当时，一定要剁死他给岳将军报仇。

　　所以说，人是从小出的，骨子里就注定了我会当兵打仗。那次逃难时，我什么也没带，只揣了这本书就跑了。店里伙计都笑我，说这小鬼这么滑稽，衣服不带，拎两本书逃难。但我晓得，岳飞对我人生的影响有多大。

　　我当时就想，等我长大了，一定要把恶人都杀光，把鬼子赶出去。

　　到战斗部队锻练

　　1944年，我18岁。娘晓得我想去当兵，就托人去打听找关系。我高小老师的朋友翁志祥在丽水云和，给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当副官，和我家也是沾亲带故的。我就到云和县去投奔他。

　　那时候，很多人不愿意当兵，有去无回。翁志祥关照我，就安排我在警卫营当下等兵，没有前线那么危险嘛。没过多久，他跑来告诉我，说我太年轻，警卫营都是前线立过功有丰富经验的老兵，会不服，欺负我，让我还是去战斗部队锻炼锻炼。

　　翁志祥有个同学在105师做连长，就安排我到那里也有人照应，学点军事常识，做出点成绩，有本钱再好调回来。当时，我还小，朝东朝西都搞不灵清，也没有主意，什么都听翁副官的。

　　于是，我就加入了陆军105师3团6连1排3班。接触最多的就是班长王杰，青田人。大家对我都很好，从不欺负我。但哪里晓得，那光景下的国民党部队一点味道都没，蛮苦蛮苦啊。每天训练很吃力，饭还吃不饱。穿的是破衣草鞋，一直到抗战胜利以后，才发给我们一套新衣服。

　　每天要爬山出操，时不时还要打仗。训练时，都是以班为单位的集体训练，开始先练正步走，“咂，咂，砸”，很费力气;还有打枪啊、拼刺刀、扔手榴弹，模仿做动作。比如，扔手榴弹，要拔掉引线，用力扔出去，“轰”一声炸开。实际上手榴弹都是木头的，训练时摸都没摸到过。

　　训练那么苦，还吃不饱。部队是在缙云大山里，环境非常艰苦，地方上的供应不够吃。每天两碗饭，碗是清汤浅碗，装了饭还要用筷子推平，一点不多。年轻小伙子，哪里吃得饱?菜都是青菜萝卜，和劳改队差不多。

　　最要命的，是交通不方便，部队的粮食要我们轮流从山里挑回来。穿个草鞋，翻几座山，几十里路，才能挑回一担米。

　　丽水打鬼子，徒手抓住刺刀

　　那时候，我们中国部队都被日本佬逼到山区里。因为我们武器不行，在平地上吃人家不消。我们没法和日本佬硬拼，不能都勇，只能斗智。顾祝同说了，和日本人硬拼，我们只能吃亏，多些人死死。

　　日本佬也聪明，派了很多侦察兵来找我们。他们武器好，飞机、大炮、机关枪;我们都是老爷枪，北伐时期留下来的，一个排只有一挺机关枪，一个班只有一把好的冲锋枪，其他都是老式步枪。我们只能智取，有利于我们的就打，消灭一个是一个;不利于我们的就撤，保存实力。所以，经常会发生小规模的战斗，小股的敌人，我们就打。大仗没打过，遇上大股敌人我们就避开。

　　我听别人讲过，当时在四明山一带有游击队，长官让他们打日本人，可他们说没武器。我们中国人，在武器上面是吃亏的。

　　大概过了两三个月，就碰上了让我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战斗。

　　那天半夜，连里派我们一个排到山上的破庙里抬两个木箱子。天很黑，基本看不到路，只有带队熟悉地形的人才能借着月亮光带路。箱子里装着什么，他们都不告诉我，但我估计应该是子弹。箱子很重很大，我们要四个人用毛竹抬着，山路走得慢。

　　结果，天蒙蒙亮时，我们遇上了一个班的巡逻鬼子兵，大概十来个人。这样的敌我水平，硬拼也是不怕的，但就是担心日本佬通知后面大部队追上来，那我们一个也活不了。

　　刚开始，我们打算走快点避开，但箱子太重了。眼看着就要被发现，排长急中生智，要大家在一个水塘周围的树荫、高位埋伏好，让抬箱子的人先带着东西赶紧走，其他人埋伏起来等排长开枪信号一起动手。

　　日本人都是很骄傲的，也轻敌。排长派了几个兵去诱敌，日本人在后面追，进入我们包围圈。排长向天开了一枪，我们大家一起开火，轻机、手榴弹、冲锋枪一同开动，一个班的鬼子基本被消灭。

　　那是第一次比较激烈的战斗。我一个小毛孩也不晓得危险，能杀日本鬼子就很开心，整天像跟屁虫一样跟在班长后面。那时候，能缴获日本人的武器是很了不起的事情。班长去检查尸体收缴武器，我就跟在后面。一般要先用脚踢一踢，看他不会动了再去捡武器。

　　结果，有个鬼子没死，用刺刀刺我们班长。我跟在边上，下意识用手去抓，现在手上还有疤痕。班长反应也很快，立马用驳壳枪把鬼子打死。我们把枪支弹药收拾好，不好耽搁，马上撤退，不然后面的日本大部队马上要来。

　　我手上被刀拉开很长一道口子，血一直涌出来，痛得要命。那是第一次受伤，也不懂事，我吓都吓死了。卫生员拼命来帮我包扎，纱布棉花上都是血。他们又连忙喊了几个农民，把我抬到附近的战地医院。哪里像什么医院啊，就是一个破庙，没有床铺，用稻草席子铺在地上，把伤员放在上面就动手术了。

　　消灭了一整个班的鬼子，全排官兵心情高兴，排长还被提升为连长。

　　到杭州接收，连长找来了4匹马摆噱头

　　一个多月后，我的伤口愈合了，也因为立了功，翁副官就来把我带回警卫营当二等兵，在云和、缙云交界的地方。

　　警卫营训练生活和部队里差不多，还要负责长官的保卫工作。黄绍竑来开大会，我们负责保卫，我远远看见过一次。但年数长了，我也想不起来他什么样子。前些日子，我的一个外甥用手机给我看黄绍竑的照片，我才第一次看清楚，这手机真灵光。

　　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我在警卫营。大家口口相传，我是从班长那里听着这个消息的。“打胜仗咯!打胜仗咯!”开心死了，喊啊，笑啊，跳啊，叫啊。部队里没有鞭炮放，就把战鼓拿出来敲鼓庆祝。我们中国人打胜仗了，日本佬投降了，盼了多少年，怎么能不高兴呢?(老人手舞足蹈地演示着当年敲锣打鼓的场面。)

　　抗战胜利后，警卫营进驻杭州，改编为浙江警察大队，我调入第一连，担任省政府保卫工作。黄绍竑作为当时的浙江省省长，要到杭州接管工作。我们跟着他经过兰溪、龙游、桐庐、富阳到杭州。

　　当时是9月份，我们还发了当兵以来第一套新衣服，短裤短袖。意思是，我们打了胜仗，威风凛凛去杭州，要气派、好看点。到富阳时，4个连长不晓得从哪里弄了4匹马，骑在马上很噱头。我们士兵也扛着枪，“咂，咂，砸”踩着正步，走得很神气威风。

　　当兵后，孙中山成了我最尊敬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崇尚民主，这才是能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根本。不像北伐战争，每个人都想当皇帝，斗来斗去，中国人自己不团结，才会被日本佬乘虚而入。还好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联合其他国家一起对抗法西斯。

　　省政府当警察，3个月没拿到一分钱

　　省政府当时在梅花碑，那时候政府穷啊，国民党军官不地道，克扣我们的工资，3个月没拿到一分钱。我穷得叮当响，连吃饭都借账，心里毛起来，不得不想出路。

　　我小学老师王作成在上海警察局当督查员，警察局长是俞叔平，我老师是他的学生。1946年下半年，他就把我安排到了上海警察局机动大队。机动大队配有枪，就类似于现在的武警部队，需要使用武力时派出去的。我们队里的装甲部队非常不错，是孙立人缅甸远征军的装甲部队，很威风，名声好，我们也觉得面上有光。

　　当时，我们中国最有名的三次战役，在国际上树了好名声。一个是李宗仁领导的台儿庄大战，一个是薛岳为总指挥的长沙战役，还有就是孙立人的缅甸远征军。能和远征军一个警察队，我觉得很亲切很荣幸，就问他们在缅甸打仗的情况。他们告诉我，我们中国部队打仗很苦很激烈，死了很多人，满山满山的血腥味，尸体堆一地。远征军的步兵很少有活着回来的，也就装甲部队幸存的多。我们中国人是靠自己的命和日本佬拼，才能把他们打败。

　　内战时，我们没有参加战斗。解放军部队到我们警察局来收缴枪支弹药，另外一队国民党部队在装甲车的掩护下还来进攻。我和同事们就站在边上，子弹又不长眼睛乱扫，我们连忙趴下，结果两个同事还是被国民党的坦克机枪打死了。我也差点死了，好在我趴在下面，他们在我身上，子弹才没有打到，还是染了一脸血。真是冤枉，日本佬都打赢了，最后竟死在自己人手里。

　　后来，我去上海静安寺分局上班，我的一个班长是地下党，让我们起义。解放军接收后，还是留用我们的，可工资被降了5级。当时我生病吐血，就辞职了，他们马上同意。

　　伤过苦过不愿提，抗战之事永不悔

　　回到水亭农村，吃住比在上海还苦，但心里舒坦，病自己就好了。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我们大队书记最不像话。他提出“连战五天五夜，实现共产主义”，逼大家照着灯笼连夜劳动。他自己吃不消，躲在草堆里睡大觉。

　　后来，好在我会写字搞宣传，又会唱歌跳舞，就进了兰溪文化站。我还带着大家编了一个叫《龙飞凤舞》的节目，在兰溪、金华、全省都获奖，做出了名气。

　　文化站撤销以后，有人推荐我去兰溪瓷厂工作。但是，人家只招25岁以下的年轻人，当时我已经33岁了。我虚报了8岁的年龄，凭本事进了瓷厂工作。

　　“文革”时，因为当年我虚报了年龄，他们就说我隐瞒历史，是阶级异己分子要批斗我。但我个性强，没人敢碰我。没办法，要是不骗人，没工作干，饭也没得吃，老婆也讨不上。

　　说起来，我的老婆诸葛芝仙也是“骗”来的。她嫁给我的时候，根本不晓得我大她十几岁。实际上，我42岁才结婚，当年抄户口时就虚报了8岁嘛。老光棍，有人嫁给我都很高兴了。

　　这些年，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种种花，做做操，锻炼身体。我也没有什么愿望，家里人平平安安、没病没灾，就是最好的晚年。

　　早些年，打仗的事情我从来不提。要不是志愿者上门来，我这辈子都不会讲。后来，有些小辈不晓得怎么就知道了，来问我。不说，是因为这辈子都因为当兵“倒霉”：受过伤，吐过血，特殊时期还受歧视，谎报8岁的年纪才上了班，还正好赶上90年代的下岗破产。

　　打日本佬这件事，我永不后悔。我们是正义的，日本佬侵略中国，我们不得不起来反抗。那个时代，国家危难就该同仇敌忾。为了国家民族，年轻人就该挺身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