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正春：远征缅甸，活着走出野人山
来源：金华新闻网   2018-01-08 14:24:27

1943年，中国军队士兵在印度蓝姆枷的训练中行军。美军通讯兵 摄

洪正春近影。 许健楠摄

　　他叫洪正春，是婺城区蒋堂镇西洪村人。当年，这个20岁的热血青年，毅然投身抗战，加入当时的国民党精锐部队———国民革命军第5军第200师。一支传奇的部队，造就他传奇的一生———

　　他作为汽车兵，参加了著名的昆仑关战役。之后，200师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入缅参战，而他所在的汽车连作为全师先锋，率先抵达仰光。

　　最凶险的一次经历，是在中印缅交界处的那一片方圆数百里的原始森林。73年前，4万多名中国远征军士兵走进这片危机四伏的绝地，最终只有3000多人活着从野人山走出来，洪正春就是其中一个。这是世界军事史上极其悲惨的一段往事。

　　如今，已97岁高龄的洪正春身体依然健硕，除了耳背，身体没别的毛病，他还会骑着三轮车独自去镇上溜达。

　　提起那段在中国远征军出生入死的岁月，70多年前的一切，他仍历历在目……

　　很开心，终于能说当年往事

　　我今年97岁了，有些事，我不说也许永远也没有人知道。

　　半个世纪以来，我不敢提过去我当兵时候的那些事，一直埋藏在心里，害怕有人骂我：“你是个国民党兵。”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我的名字叫洪正中，回到老家时，才改了名字。

　　前阵子有人开导我，说：“当年打日本鬼子，是给国家作贡献，是光荣的。”我很开心，终于能说了。我平生最大的心愿，就是社会和政府能认可和肯定我们在抗战时期为国浴血奋战的功劳。

　　我出生在1918年，那时候我的老家名叫洪村，现在改叫西洪村。我家是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母都是种田的，家里穷不说，姐妹也不少，兄妹6个，我上头还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有一个妹妹。

　　我只读了4年书，就辍学去当了放牛娃。16岁时，我便开始养家糊口，在蒋堂镇当地一个村里当伙计。

　　日本人的侵略战争改变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命运，包括我。我20岁那年，就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年，日本人步步进逼大举南下，形势看起来不太乐观。

　　加入抗日劲旅第200师

　　有一天，我在干活的时候，看到金华的国民党部队来蒋堂招汽车兵。鬼子四处烧杀抢掠，反正在家也没有太平日子过，不如去打鬼子，我就去应征入伍了。

　　从那以后，我便离开了金华，不承想，此后11年间，我在外出生入死，没有回过老家一次。

　　入伍后，我们这批新兵，被派到了江西万载县一个部队驻地学习，我学习的科目，自然是如何开汽车，一学就是三个月。

　　一天，一队军用卡车开进了驻地，这些卡车来自国民党第200师。我这才得知，这些卡车是来接新兵去一线部队的。就这样，我成了第200师的一员。

　　卡车把我们一路运到了湖南湘潭，那是第200师驻地。我被分编到第200师汽车团第二营五连。

　　这时我才发现，第200师堪称国民党军的一支劲旅，是机械化部队，不但有汽车兵团，还有工兵团、步兵团、炮兵团等等。你问我一共多少人?整个师兵员众多，要比其他一般国军步兵师的人数要多得多。

　　我们一个汽车团，总共有三个营，二营营长叶敬，五连连长蒋升。虽说是国民党精锐部队，装备精良，可我刚到部队那会，汽车团二营只有两三辆军用卡车。福特牌载重汽车，马力挺大的，可都是破车，时常抛锚。我的任务就是开车，接到的任务是运人运货都有，有时人货混装。

　　我到这个部队时，师长还是杜聿明。后来他升官，去当了第五军军长，师长便是戴安澜。

　　在湖南待了两三个月，200师奉命南下，调防广西桂林。我记得，驻守的那个地方，名叫白沙镇。

　　在广西，我所在的汽车团，得到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说是政府从国外买回来300多辆军用卡车，就给200师使用。

　　我们兴高采烈去镇南关提的车，卡车崭新崭新的，也是福特牌，荷载两吨半，是个大家伙。开起来省力多了，速度也快。部队原来的那些车，简直是些不中用的老爷车，现在好了，鸟枪换炮。

　　这批军车来得好，派上了大用场。在1938年，我们200师汽车团的官兵们一刻也没闲着。我们开着福特卡车去过很多地方，比如江西、四川、湖南，帮各地的兄弟部队运军火。

　　偶尔，一路上碰到有老百姓要搭车，我心软，也会停下来帮他们，有时顺便赚点外快，老百姓给的小恩小惠嘛。

　　有一次，我开车载着老百姓，迎面遇上第五军军长杜聿明的车。对方一见第五军军车在搭老百姓，就停下来，我被军长的警卫员叫过去。警卫员说：“军人有军规，军车被老百姓占用了，部队怎么办?以后再发现，军法处置。”我总不能把老百姓扔在半路上，我只好偷偷地在晚上将他们送到目的地。

　　昆仑关战役后到昆明恢复元气

　　不过，一路上也有许多危险，毕竟是战争年代。我们时常晚上开车，有时在白天开车，会被日军的侦察机发现，就只好躲到树林里隐蔽起来，等鬼子的轰炸机走了之后才接着赶路。

　　一年之后，昆仑关战役打响，第三十八集团军第五军参加了这次抗日战争中的大型战役，并奉命主攻昆仑关。

　　身在第五军200师的我，也参加了这场战斗。我们汽车团承担后方运输的任务，我开着卡车，每天往返于前线和后方。从后方出发时，车上满载着枪支弹药，到了前线阵地，赶忙把货卸下来;腾出来的空间，前线官兵七手八脚把一大批伤员、尸体往车上搬。

　　这场战役打了半个月，几乎每天都是如此，伤员和阵亡的士兵，缺胳膊少腿的兵，每天都有，这仗打得真是太惨烈了，我源源不断把他们运往后方医院。

　　昆仑关战役结束后，200师奉命调动到云南昆明。从广西到云南一路上，滇西尽是九曲十八弯的山路，实在太考验汽车兵的驾驶水平。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段山路，一共出现24个“Z”字形的路。更要命的是，坑坑洼洼的山路相当窄，两辆卡车交汇时，其中一辆得停下来，让另一辆先过。那一路上，我们有好几辆卡车，从山路上翻下悬崖。

　　赶了两天的路，抵达昆明，接下来的日子，200师所要做的，是就地休整，补充兵源。历经昆仑关一役，部队需要恢复元气。

　　作为远征军先头部队入缅参战

　　1938年8月，由20万名中国民工修筑成的滇缅公路全线通车，所有国际援华物资几乎都通过滇缅公路进入中国。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入侵缅甸，企图切断滇缅公路。

　　为了保护滇缅公路，1942年3月，国民党政府抽调了10万名精兵组成远征军奔赴缅甸。

　　之前的2月16日，蒋介石已下令：先运送第5军入缅，以第200师为先头部队开赴缅甸战场。接到命令后，我所在的汽车团2营5连率先开拔，作为第200师的先头部队，赶到缅甸仰光，而第200师大部队直到3月7日才到达。作为当时国民党军第一个机械化师，第200师全师上下士气高昂。

　　在此之前，我们连在缅甸的任务，是接受美国人从水路运来的一批新军车。那天，我们连去码头接收新车。美国人用大轮船运货，卸下一个个很大的木箱子，拆掉一个个箱子一看，是一辆辆大卡车，每辆卡车有10个轮胎。

　　当时，坐着吉普车的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罗卓英也亲自到码头接车。不过，那次接车行动进行得相当仓促，说是日本人打过来了，附近的英军部队多为治安部队，顶不住日军的进攻，那艘运卡车的货船没等卸完货，就匆匆开走了。一共得到20多辆卡车。

　　接受完这批卡车，我们迅速北撤，与大部队在同古汇合。而在3月8日，仰光沦陷。

　　当时我只记得，英国人战败，日本人从南面打过来了，我们必须协助和掩护他们撤退。我们一个车队，载着五六百名官兵，奉命跟在罗司令的吉普车后面，南下增援。车队是晚上出发的，出发前，上级专门对所有卡车司机传达了军令：不准超车，不准开灯，不准鸣喇叭，每辆车的距离拉得很大，车队走了整整一个通宵，也没见到一个日本兵。

　　天亮时，已经到了腊戌附近，罗司令通过无线电台得知，密支那已经被日军占领，他随后命令汽车上的部队全部下车。命令部队放弃坐车，并将所有汽车全部烧掉。而当时，戴安澜率领的前线部队正在跟日军浴血奋战，并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罗司令下令，我们这支队伍步行，往北走。这一次远征军的大撤退，部队都散落在缅北崇山峻岭之间的野人山上。我们一开始还以为，不就是翻山回国吗?进了山才知道，穿越野人山有多难。

　　穿越野人山：35人出发活下来9人

　　我们当时一起进山一队人，大概有35个人，都是后勤部队的。进山时，我们都带上许多吃的东西，还有厚厚的衣服，担心挨饿受冻，甚至还牵着一头牛进山。

　　那可是原始森林，雾相当大，地上很潮湿，又要爬山，由于带的东西太多，实在背不动，我们只好扔掉一些，轻装上阵。我只保留了一件英国人的大衣。

　　山里经常没有路，草深得没过腰，有毒蛇，还有据说能吸一斤血的山蚂蝗。山顶覆盖着积雪，半山腰也非常冷。晚上还能听到山中野兽的嚎叫声，晚上战友们休息时，要留一个人放哨。有好几次，轮到我，我站在那里，风吹草动，发出沙沙的声响，那时候我才是20多岁的年轻人，心里那个怕啊，生怕草丛中突然窜出一只老虎。

　　后来，吃的没有了，队伍里有的人被饿死、冻死。有人在倒下之前，说：“我走得有点累了，你们先走，让我睡一会儿。”说是想睡觉，睡着睡着，再也没有醒过来。我们那个排的排长，就是这么睡死的。

　　越走越绝望，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走出这片绝地。有时见到山里有村庄，去问山民讨点吃的，他们家里的食物，早就被之前路过的部队讨光了，空欢喜一场。运气好的时候，能要来二两米，一群人就着野菜吃。有时要来的是苦荞麦，做成饼很难吃，我们拿一锅开水烧开，煮着吃，就很好吃。

　　一路上，英国人撤退时留下一些吃剩下的芭蕉根，我去捡来吃，很苦很涩。后来实在没东西吃，我们就把牛宰了，吃牛肉。可是天气热，牛肉很快就坏掉了，真可惜。

　　因为战乱，缅甸当地的老百姓也可怜，我亲眼看见在路旁，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几个月的小女孩，母亲倒在地上，刚刚饿死，小女孩还不会走路，正趴在母亲的胸口上，拼命吸奶水。看样子，小女孩也饿得不行了。

　　我看得眼泪都要掉下来。我当时想，如果能把小女孩带回国内，把她养大，该有多好，可当时我们自身难保，自己都快饿死了。

　　在山里转悠了半个多月，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后来，我们遇到一个逃难的云南人，原先在缅甸做生意的，会讲缅甸语。他带着我们，找到当地部落。这些部落看上去像野人部落，以捕猎山里的野兽维持生计。无论男女，都不穿衣服。女人头发长了，就用刀割头发。最后，部落的人答应当向导，这才把他们带出了大山。

　　前前后后，我在野人山里走了约三个月。35人的队伍，最后只剩下9个人。走出大山之后，有一个当地村的保长给我们饭吃，然后问我们，你们是坐船还是接着走路。累得精疲力尽，就选择坐船。从水路，9个人一路漂到下关、大理。

　　联系上部队之后，汽车团二营派了汽车来接我们回部队。在云南曲靖，第200师休整了三四个月。第200师在缅甸损失太大了，我回去一看，汽车连里都是生面孔，好多兵都不认识，连长换掉了，营长也换掉了。那些一起出生入死的老战友们，都死在远征的道路上。就连我们师长戴安澜，穿越野人山之后，也化作一堆骨灰。这让全师上下陷入一片悲痛。

　　后来才听说，中国远征军以10万之众出国，活着离开战场的只有4万多人;最终穿越野人山回归国境的，只有3000多人。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200师作战勇敢，纪律严明。在缅甸打仗的时候，部队对待逃兵非常狠，都不枪毙，直接拿棍子打到死为止。打人的棍子跟扁担一样粗，打昏了就用冷水浇醒，醒了继续打。这么好的一支部队，大多数人死在野人山上，实在伤心。

　　在印度蓝姆枷训练的日子里

　　回国后，我又被派往印度，加入中国驻印军坦克第七营，营长叫鲍劲南。军衔仍然是上士，干的是老本行，也是开汽车的司机。

　　我在印度兰姆伽的训练营接受训练。这是一项盟国在印度驻训中国军队的计划，有很多外国教官。我在那里不但开车，还学会了如何拆地雷。

　　训练营的训练和生活条件非常优越，比国内条件好太多了。一日三餐，有面包、牛奶、牛肉、猪肉、青菜、豆腐，伙食一日一换。

　　穿的是高档的英国皮鞋、毛线袜、毛线衣、棉毛衫、衬衫，裤子是卡其布的。光毯子就发了五床，连手纸和肥皂都有得发。就是有一点不好，训练营里白蚁太多，把我那几床羊毛毯都咬出一个又一个洞。

　　每个月，每个中国士兵能领到40卢比的薪水，相当于当时国内的80元钱。克扣得厉害，有时候拿到手的钱，连20块都没有。叫连长帮我把钱寄回老家，后来才知道，一分钱都没寄到家里。拿了薪水，能去商店买汽水和冰淇淋吃。

　　我记得，冰淇淋用英语说是“ice cream”。每次走进商店，我会说：“I want a ice-cream，How much?(我要一个冰淇淋，多少钱?)”上过很多美国教官的课程，教官的结束语我背得很溜了：“Today's class is over。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在训练营里的中国军人多半会几句英语，当兵的发音不标准，军官的英文更流利。除了说英语，我还会说一点印度语，比如“同志、先生”等印度语单词，还有从1～10的印度语单词，都是自学的。

　　我每天都负责接送中国学员上下课，跟他们一起学习，也要教人开车。我还当上了班长、助教，当助教待遇就更好了，每天能分到一包烟，外加一袋葡萄干。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在兰姆伽待了1年半时间，我再也没有上过前线战场。我跟随部队直接从印度开车回到昆明。回国的车队，浩浩荡荡有100多辆卡车。

　　到家才知哥哥因为我被鬼子杀害了

　　之后，我随部队来到南宁。杜聿明把我们带到越南境内，接受日本人的投降。我们接收了日本人的10辆军车，汽油都没有了，只能烧酒精。比起美国人的福特车，日本车差远了。

　　在越南，我被60军收编去，给60军军长曾泽生开车。后来，在解放战争期间，曾军长率部起义。

　　当时，我跟随60军军部一路坐船北上，说是要“剿共”。我们在葫芦岛登陆，到沈阳，又转移到长春。

　　中国人打中国人，我不愿意。人民解放军包围长春时，我就偷偷跑到吉林市，那里是解放区，我在一个专门做麻袋的工厂做工，还参加了工会组织。

　　1949年，我听说金华解放了，想回家。我跟工会申请回乡，工会领导同意了，还发给我两个月工资当路费。

　　我回到家时，新中国已经成立。回到家，就遇到两个悲剧。头一个是一进门，就看到哥哥洪海春的遗像。1943年的一天，日本兵进了洪村，见到我哥家里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我穿着国民党军装。日本兵就用刺刀刺死了我哥，一把把他推进了池塘里。

　　我把自己的名字洪正中改成洪正春。第二年，又一个悲剧接踵而来。我娶了一个老婆，当老婆怀孕时，得知我以前是国民党兵。她非常生气地说：“国民党心肠都很坏的，我怎么会嫁给一个国民党?”说完就跟我离了婚。

　　后来，我已经离婚的老婆生下来一个女儿，扔给我养。从此，我们父女俩相依为命。后半辈子，我没有再婚。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跟人说那些过去打仗的事情了。

　　我在学校里教过一个学期的书，小学语文。1960年开始，我摆了一个小摊，专门帮人补鞋、补雨伞、配钥匙，靠一点小手艺过活，一晃30年过去，做到80岁才歇。

　　现在我已是四世同堂。每个月只有100多元的生活补贴，日子过得是清苦了一些，幸好身体没什么毛病，也不抽烟。当年没有死在野人山上，也是上天对我的恩典了，一辈子过得平平安安的，我就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