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瑞鸿：我的万里从军记
来源：金华新闻网   2018-01-08 14:28:02

　　俞瑞鸿是兰溪市黄埔同学会老会长，他印象最深的，是一本台湾出版的名为《万里从军路》的抗战纪实，早年由台湾的黄埔同学带来给他，记录的正是他们这批青年流亡学生辗转九省从军的故事。只是，前几年有位北京作家来看望他时，有借无还了。

　　坐在初春的阳光下，95岁的他依然有战士特有的气质：即便经历过几次生死手术，也不曾佝偻过背脊;即便咳嗽不止，讲话依然中气十足。

　　如今，老人的耳朵几乎很难听见什么，也不愿戴助听器。他只是静静地坐着，目光清澈，很少开口，像个孩子一样听老伴在耳边复述。

　　毛孩子搞学运被开除

　　1925年九月初六，我出生在兰溪永昌杨塘俞家的一个大户人家，家里兄弟四个，还有一个姐姐，我是老四。父辈是地主人家，旧社会的人家，小孩士农工商有分工，大哥是读书的，姐姐出嫁了也留在家里，二哥出门学生意，阿弟也是读书的。

　　我从小好动淘气，家里不大重视，就让我学农。大哥、二哥丝绸穿穿，我只能穿身粗布衣。大家都说我不像地主人家的少爷，常年和家里的长工待在一起。天热泡在池塘里，跟着工人割稻晒谷、田畈里放牛。

　　小学时，家里把我送到丽水龙泉国小读书。小学毕业后，就到了兰溪担山中学(当时为私立学校，现兰溪一中前身)，我大伯还是学校里的校董。当时，我年纪比一般同学要小很多，学校宿舍紧张，就安排我和女同学住在一个宿舍。有一日放学，我跑到宿舍去拿家里带来的冻米糖吃，结果撞上一个年长的女同学和老师在谈恋爱。

　　这个事情不对啊，我就喊出来，大家都闹得不行。我脾气大，又会吵，哄着大家搞学运。后来，学校说我带头做坏事就把我开除了。父亲听到消息气得要命，拿着棍子要打断我的腿。没办法，我只好到金华的姑父家借住。

　　姑父是德国留学生，很有文化。他鼓励我说，你读书用功点，考进省立七中(金华一中前身)，你爸不会不认你的。我憋着一口气拼命读书，同等学力考入了金华中学。

　　历时1年4个月，辗转九省万里从军

　　1942年，日寇已经攻到了诸暨，金华马上就要沦陷了。学校要搬到乡下去，我们这些读书人也就成了流亡学生，没得吃、没得住，东家讨点米，西家要点菜。上课是在大樟树下面，随时准备逃亡。

　　这时候，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金华招收流亡学生，我不想当亡国奴就去报名了。初试主要是看文化水平和身体情况，负责招生的人看我都符合，就同意我进军校。当时，一共在金华招收了1000多个人，集中以后，朝六分校西安王曲前进，我们的总队长是沈策将军。

　　我来不及也不能和家里人告别就离开了。因为我晓得，父亲很保守，不会同意我去读军校，更不会让我远离他。

　　江西、湖南、湖北、河南、贵州……行程一万多里，辗转九省，光是走路就走了一年多。到了河南洛阳，改坐火车。洛阳当时已经被日本佬占领，我们只能夜里坐火车到西安，车连鸣笛都不敢。最后，历经一年零四个月，我们才到达学校所在的西安黄埔村。这个时候，黄埔军校18期已经开学，我们这批青年学生只能被安排到19期。

　　早年，有个台湾的黄埔同学带来一本叫《万里从军路》的书，台湾出版的，讲的正是我们这批青年流亡学生辗转九省从军的故事。前几年，有位北京作家来看望我，说要借，借去就没了下文。

　　军校的日子很平淡，没有多大波折。只是为防备日寇骚扰，校址经常换来换去。还有教官，一调再调。伙食也很差，一年到头吃玉米，也没开水喝，就只能喝蒸馒头剩下的水。

　　在学校里，我学了步兵和通讯兵两个科。步兵毕业时，我才19岁，年纪太轻，学校又让我学通讯兵科。通讯兵学了一年，我被分派到杭州，结果得了重伤寒，差点送命。我晓得，当时有个兰溪人，也得了伤寒，在船上医不好，怕传染给别人，尸体直接扔到河里了。

　　临近日寇投降，我被编入了青年远征军208师，远赴中缅边界，但没打过什么仗。

　　解放战争时，偷放两个解放军

　　1946年，我领取了黄埔军校的毕业证书，分配到北京208师，先是中尉排长，后任上尉连长。因为年纪小，我很少被派上战场，都是作为后备军。

　　这个中间还有件趣事，当时有两个解放军到国民党部队来找武器，结果被我的通信员发现了，他问我要怎么办。我就把两个解放军锁在自己房间，到外面看了看形势还平静，让通信员给了他们一些钱、换了衣服，送他们走了。都是同胞嘛!

　　国民党撤退台湾前，我们已经到了上海。我忽然得到消息，上面打算把我从连长调任参谋。这人告诉我，这样安排就是因为当年我偷放共产党的事被上面知道了，打算要处理我。他告诉我，要是去了台湾，没好日子过，说不定还要送命。

　　而且，已经到了上海，离家那么近了，我也不想走。后来，我就加入了解放军，心里也一下子轻松了。

　　解放以后，我到南京，考上了解放军华东军政大学。当时，时为上海市长的陈毅兼任华东军政大学校长，曾亲自给我们上课，还在大礼堂给我们演讲。毕业以后，我到解放军十三步兵学校任教官，后又担任过一个区中队的副队长。

　　生死平常事，幸得良妻伴

　　1952年，我转业回到兰溪，到原杨塘乡一个小村里担任小学教师。在这里，我认识了老婆吴秀玉。她足足比我小一肖(12岁)，都属牛。她是原杨塘乡山背村人，家里经济困难，辍学在家。我多次上门劝导吴秀玉的父母让女儿去读书。她的爹妈被感动，才让女儿读完小学又读初中。她也争气，考上了金华卫校。那时候，这种学校的工作是包分配的。

　　读卫校时，我也经常资助她，她相当感激。卫校毕业分配到兰溪工作后，她不顾年龄悬殊，和我结婚。两人一个在城里，一个在农村，聚少离多。两女一子先后出生，我在乡里也照顾不上，都是她忙。

　　解放初期，原来黄埔军校的同学都是要被打倒的。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在特殊时期也经历了一些波折。在反右的时候，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当时，生活实在是苦，儿子女儿都受我连累，连书都不能读，还跟着老太婆姓。

　　现在，我的年纪这么大了，生生死死看得很平常。这两年，我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走几步都要跌倒，还开了一次大刀。还好老太婆贤惠，没有她照顾，我很可能早就去见孙中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