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驼峰航线
斯凤来近影。海滨摄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为了打破日本的封锁,打通中印公路与滇缅公路的衔接,保证国际运输线的畅通,1943年,黄埔军校毕业不久的斯凤来飞越海拔六七千米的高黎贡山和喜马拉雅山脉,经驼峰航线,远征印度,开启了一段异国他乡的抗战经历。
由于不久前摔伤了脚,96岁的斯凤来老人喜欢整天坐在院子里,写字、看书、看报纸。老人写的字如其名,真的是龙飞凤舞。老人说,现在年纪大了,很多事情都记不得了,只有靠多看书报来留住记忆。
一心报国,两度报考黄埔军校
我叫斯凤来,今年96岁,东阳市城东街道斯村人。
小时候,我家条件还蛮好。我爸是医生,他原来是个秀才。我妈生了五个孩子,我是老二。伯父是个郎中,专治跌打损伤和无名肿毒。因为伯父没有生过儿子,我就过继给他当儿子。
伯父原来有一个女儿,嫁到了洛阳,姐夫在政府部门工作,因此,我就跟着姐姐在洛阳生活,读初中也是在洛阳。后来,姐夫犯事了,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贪污公款。姐夫死后,姐姐没有经济来源,没办法再带我了,只好让我一个人回到东阳读书。
我读书是在东阳中学,读的是初中。记得学校就在城隍庙边上,校长是卢炳普。我十八九岁那年,黄埔军官学校到东阳来招考,我一心报国,就去报考,考上了黄埔第十七期辎重科。黄埔军官学校我曾经去考过两次,报考黄埔十六期的时候,因为年龄不够没被录取。
黄埔军官学校第十七期第三队的校址在贵州垄里,就在贵阳东面。学校位于山区,山多树多,都是很高的树。读书的时候,我们最怕的就是日本鬼子的飞机,他们经常要来轰炸。为了躲避飞机轰炸,我们很多同学都躲到山里。我记得,同学中只有一个被飞机炸弹炸死。
我读的是辎重科,还要学驾驶。那时条件很艰苦,汽油是很宝贵的。我们去学的时候,学校早有准备,很早就把汽油桶埋在地下,所以日本飞机来轰炸时,没有被炸毁,我们还有汽油可用。后来,到了第十八期学生的时候,汽油都没有了,他们学习驾驶,就是10个人分成一组,一个人在驾驶室里跟着教师学,另外9个同学在后面一起推汽车。
我在黄埔军官学校学了两年左右,毕业后因为我有驾驶技术,被分配到驾驶兵教育团。
飞越驼峰航线远征印度
那时候,我们和日本鬼子的战斗处在胶着状态,我国沿海港口都被日军占领。我们只有一条国际运输通道和国外相通,那就是滇缅公路。
为了封锁我国,尽快占领全中国,日本鬼子调集大批军队进入缅甸,想要切断滇缅公路,切断我国与外面的联系。
1942年2月,我国派出10万远征军开赴缅甸。远征军虽打了几个大胜仗,但归国的道路被日寇切断,只得兵分两路:一路通过野人山回国,另一路由孙立人将军率领进入印度。
盟军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兼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将军也一同撤到印度。史迪威将军准备打回缅甸去,为此他在印度兰姆伽建立秘密基地训练中国军队,同时准备修建一条中印公路,以运输军用物资。为此,我国最高统帅部发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动员青年参军保家卫国。
我们黄埔军校毕业的同学都是有文化的,都是中学毕业后参军,于是大家一起响应号召,参加远征军,奉命开赴印度。
我记得那是1943年快过年的时候,天气很冷,部队对我们很好,我们都穿着厚厚的棉衣。我们去印度是坐飞机去的,就在垄里的简易军用机场,坐美国军用飞机,经驼峰航线飞到印度东北部的比哈尔邦。
驼峰航线要飞越海拔六七千米的高黎贡山和喜马拉雅山脉,非常危险。不过我们运气很好,碰上一个好天气,很平稳就飞过去了。而且穿着厚厚的棉衣,在那些山顶上空也不觉得冷。这也是我第一次乘飞机。
下了飞机,那里也不是什么机场,只有一条简易跑道供飞机起降。我们到的地方属于热带,天气一下子就变得很热。
在那里,每个人都得到了一套美式装备,有作战服、训练服,还有内衣、内裤、袜子、胶鞋,而且都是双份的。让人想不到的是,里面还有糖、盐、烟、咖啡等12样东西。我们换上新的衣服,并且把原来的衣服全部烧掉。在当地休整了10多天。
我们辎重团有4个营,往西南进入孟加拉,后来到了印度加尔各答。坐的是森林小火车,一路上没有车站,停下来就可上车。我们的车队也经过野人山,看到了山里有的原始居民,印度称他们为“野人”。他们长头发,身披兽皮,背扛砍刀。不过,我们停车时,他们老远远看着我们,不敢靠近。后来时间长了,我们把盐给他们,他们还给我们送来了大象肉。
在加尔各答,我们接收了汽车,当时我已是排长,带着我的车队开始运输军用物资。百十辆车一道行进时排成的长队绵延一两公里,浩浩荡荡,蔚为壮观。
我们经常在路上遇到亲自驾驶小车的瘦高个、理着船型头的史迪威将军,他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大声嘱咐我们“驾车要小心”!
枪炮子弹等物资堆积如山,有人在看守,用完就可以去领。前方反攻推进加速,我们的物资运输必须跟进。战线推进得很快,日寇主力被我们歼灭了,但还有少数漏网鬼子躲藏在山洞里顽抗,等我们车队停下来休息或加水时向我们打冷枪冷炮。
日本鬼子都躲在茅草丛里,那茅草很多很多,没有人收割,长得又高,他们躲在里面,看得到我们,可是我们却看不到他们。
我有个战友叫王美洲,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是黄岩人,就是死在日本鬼子的冷枪下,他牺牲的时候还不到20岁。
后来,日本鬼子打不过我们,就逃了。我们从印度一直打到缅甸,收复了缅甸北部,与友军在芒友会师。
在芒友,我们与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死了不少人。那里有一座墓非常大,有1000多人埋在那里。为修筑此墓,一个工兵营足足花了一个月时间。大墓用花岗岩砌成,墓前有两个祭台,有5位士兵在护墓。我们因等待上级命令还在那里露营过。
我们从1943年入印度到1945年回国,收复了缅甸,打通了中印公路与滇缅公路的衔接,保证了这条国际运输线的畅通。日本鬼子战败投降后,我们的车队驶向缅北,经畹町回国,我也结束了这一段异国他乡的战争经历。
抗战胜利回家务农
我们回国的时候,是取道香港回到上海的。当时国内秩序比较乱,团长带我们到上海后就开溜了,找也找不到。好在我们都穿着军装,有军衔,还能找到饭吃。我们几个好朋友一商量,看来继续当兵没有什么大的希望,年龄也大了,还是光棍一条,先回家看看。于是我就回家了,也不存在请假不请假的问题。
我回家后,发现父亲和伯父都已过世,家里有两个母亲———生母和养母。当时,我家有田七八亩,算得上是地主。我就和二老商量,你们不会种田,也没能力,我又整天在外,就是在家我也种不来,还是卖掉一些吧。她们同意,就卖了几亩。
我回家后,还去山海关工作了几个月,后来又到苏北加入运输团。可是那时候,到处乱糟糟,与我当年参军报国时的设想相去甚远,有些灰心,于是就又回到家里。
1948年,我又卖了几亩田,讨了老婆。结婚后,生母与养母不知为什么整天吵吵闹闹,有时为一点小事也吵得不可开交,只有我才能起到劝说调解作用。她们都不让我再出去,再加上家里有了小孩,我就安心待在家里了。
解放后,土地改革,我家的土地按人头算还不到村里的平均数,我家的成分就变成了贫农,村里还再分给我家两亩多土地。我老婆原来是上海美亚绸厂的工人,因家里生活困难,只得再次回上海找工作,又进绸厂做工直至退休。
我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嫁给了东阳市歌山镇夏楼村李祖良的儿子,李祖良也是黄埔军官学校毕业的,他是黄埔十六期的。现在,我和儿子斯美飞住在一起,生活很好。我们家是五代同堂,家庭成员有20多人,最小的在读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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