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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涛:金华保卫战率排56人只剩4人 返家疗伤被俘,智斗日军生死逃亡
来源:金华新闻网   2018-01-08 14:4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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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涛近影。 汪蕾摄

  “江无回头浪,人无再少年。”2000年的一天,他工整地动笔,写下第一句话。洪涛,1918年8月26日戌时生,字齐州,号炳树。这是一本回忆录,关于他和那个时代的故事。打麻将、走步的空闲光景里,一口烟,一笔字。“趁着还会写,就记点下来。”洒脱如他,也想记点生平让后人知。

  这是一本贴满画报美女的日记,一笔一画写下这些故事的人,是98岁的老兵洪涛。“女人,看着漂亮、舒坦。”香烟,是离不了口的,吐出的烟雾迷了眼睛;不冷的天里,双手依然插在袖口里,翘起二郎腿只瞧见那双擦得蹭亮的皮鞋;租来的简陋屋子里,坐上去吱呀作响的木凳一尘不染……即便已是耄耋老人,依然没人能否认洪涛是个老帅哥。不管是对过去还是现在,他都侃侃而谈,少有的直言不讳,袒露心声。

  一个家有千亩良田、300多间房屋的阔少爷,看到《新民报》上一则征兵启示,已经高中毕业在乡间做教书先生的他毅然从军。当年,他才20岁,新婚半年。黄埔军校17期步兵科毕业后,他亲历金华保卫战。作为掩护大部队撤退衢州的最后一道防线,在二仙桥狗头山,他率领的排,56个人,只活下4人。返家疗伤被俘,智斗日军生死逃亡……

  在内蒙古农场30年,回乡后背井离乡租住武义……静下来的时候,洪涛只能烟解千愁。末了,他看着手里自己写的日记,想想这一生,陷入绵长的回忆。

  出生在良田千亩的地主人家

  我的祖辈是兰溪水亭乡里坞里村有名的大户人家,历代下来都蛮有钱,种田地的。我祖父时代,家里有好几千亩良田、300多间房屋。那时候,我家里雇来的大小长工有二十来个,也只能种下1/3的田地,其他的都租给人家种。

  家里兄弟三个,我是老小。大哥是读书人,一直读到大学,五卅大学毕业就回乡了。刚回来,就把分到的田地卖掉1/3;不到两年,全部卖光。干啥嘞?请客!他屁股后面永远跟着一群人,他们管吃,大哥买单。照现在的话讲,就是败家。二哥不肯读书,在家里管事当家。

  七八岁时,我在老家读私塾,后来到兰溪永昌中心小学读书,再到金华作新中学(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读初中,后来到杭州中山中学求学。

  1937年,我正读高三。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局势很紧张,学校也停了课。经过朋友的介绍,我回到家乡来教书,在厚伦桥小学和殿山城村小学当了一年半的小学教员,当时的工资是每学期20担米。

  回家一年后,父母亲给我结了一门亲事,姑娘叫徐繁英,小我一岁。那一年,我20岁,她19岁。她漂亮又贤惠,我们就结婚了。

  新婚半年后,一份报纸改变了我的生活。我还记得,那是《新民报》。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939年,日本人打来。“国难当头,匹夫有责”这句话说起来很老套,但那时真心是这样。结婚刚刚半年,我就离开家里了。当时,很多人不愿意离开家,我是自己要走,父亲也是不同意的,拗不过也罢了。

  1939年8月,我在《新民报》上看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金华招生,我和5个同乡一起参加考试,正式考取二人。另外两个兰溪人也录取了,一个叫何应隆,一个叫赵挺生。当时,通讯兵学校教育长、陆军中将童元亮是我们兰溪人,负责招考的是永昌人翁振祥,黄埔十三期的,提携老乡就把他们俩也招进去了。赵挺生和我一起分配在79师235团,升到机枪连中尉连长,1942年在衢州战死。

  当时没有交通工具,以走路为主,有时候坐汽车、火车,最后是坐木炭船到学校。到学校以后,先要把家里穿来的衣服全部换成军服,剃光头,旧衣服放到储藏间。

  我们考入的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十七期,校址在广西桂林李家村,都被分在十七总队,我在步科二大队七队。蒋介石每年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都要来给大家讲话,印象里他个头很高,很魁梧。

  大队长叫朱道元,总队长叫廖慷(黄埔三期生),教育主任是国民党部队里的老兵军官,经常调换,最低都是团长级的。我们的教官,开始是黄维。他调走以后,来的还姓黄,叫黄杰,后来调到云南的远征军去了。

  头三个月的学武教育特别苦,再接受半年军事教育,日子好过点,有几块钱发。一年以后才是军官教育,有工资发,也有星期天,可以到外面自由活动。军校纪律严格,每天三操两讲堂,上课主要就讲怎么打仗。有时天没亮,长官要求一分半钟紧急集合,大家必须全副武装,然后到二三十公里的桂林去拉练,再回来吃早饭。早饭时间五分钟,中晚饭时间三分钟,时间一到不管吃没吃饱都不准再吃了。吃饭,要教官喊一声“站好”,大家排好队,连拿筷子都不能发出声音,如果“咳”一声发出声音,就要全部队伍被请出去重新再来。睡觉,全部是上下铺,一段时间轮换一下。

  经过两年半的学习,毕业考试合格后(也有不合格被淘汰或降级的),照相、做同学录,还要领取一把佩剑,上面写着“不成功,便成仁”,还印着“校长蒋中正”和我的名字“洪涛”。只可惜,后来都落在江西泰和了,除了佩剑一件都没带回来。佩剑呢,“大办钢铁”时农会收走了。

  1941年10月10日,考试合格后我顺利毕业。随即,就被分配到前线作战部队。

  亲历金华保卫战,掩护撤退56人剩4人

  一开始,我被分配在三战区顾祝同部,到江西港山长官部报到。后来,被分配到86军79师235团二营六连任少尉排长。部队驻防金华二仙桥黄泥垅,军长莫开若、师长段霖茂、团长魏逢林。

  到部队里,有个套路,见长官一模一样的路数。先见军长莫开若,我们18个人站成一排,他开口说话:“我是莫军长,是你们的老大哥,好好地干。现在没什么东西,就犒赏你们每人12块钱。”再见师长、团长,他们又来一套,都是差不多的话,“我是你的老大哥”。

  刚到金华时,日本佬还没有打进来,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防御工事,训练士兵,把学来的东西教给新兵。这样的日子,有一年光景。

  1942年初,我升任中尉排长。1942年5月日军进攻金华,当时的军事部署是235团守二仙桥,236团守城,237团守城北外围。但实际上金华也没怎么打,就守了一个星期光景。为啥呢?江西告急,金华是保不住的,打下去没意思。后来接到上级命令,放弃金华,退守浦江,打游击。

  我带的排任务最重要,也最危险,打算是把我的排牺牲掉。我们奉命死守二仙桥黄泥垅狗头山高地,掩护整个师撤退,没有命令,不许撤退。这是个大村,地形易守难攻,我们就这样扛了三天三夜。

  当时,日军在金华邮电局附近,离我们很近。天黑后,我派二班放前哨,怕士兵睡着,我把绑腿绑在士兵手上,拉一拉,他动一下,如果不动就是睡着了,下来就要枪毙。

  刚开始,整个晚上都没动静,天亮后日本人就疯狂地进攻了,飞机炸,小钢炮轰。打到中午,二班七八个士兵被打死了,我让二班撤下,三班补上,这时日本兵暂时停了火。到了晚上9点,战斗又开始了,一晚打下来,三班战士全部阵亡,整个排牺牲掉27个人,到处都是尸体。

  隔了一天,日本人又开始一通猛攻,这回他们改变了战术,一边进攻一边四面包围。没多久,我们只剩下5个人。我看出他们的意图,再不撤全被活捉,山头肯定是守不住了。眼看日本人要追上来,我下令撤到旁边村里。

  上士班长提了把捷克轻机枪,掩护我们撤退———捷克轻机枪是很厉害的,让日本人吃过很多苦头。没想到,这个神枪手班长撤退时被日本人打中头,一下扑倒在水田里,距离我就十几米。哎!这个班长是东北人,跟我关系铁,很有作战经验,有什么好吃的第一个想到给我,还教我很多实战经验。他告诉我,听到子弹“句句”响,不要担心,那是在远处,打不到的。一听到“厥厥”的声音,赶紧卧倒,因为子弹就在近处。

  战场上,是容不得人多想的。人死了,武器也不能丢,全排唯一一挺捷克轻机枪和一箱子弹还在上面。我叫两个士兵去把机枪拿回来,他们不愿去———去了十之八九要被打死,当时子弹像雨一样打在地上。他们不应,我就自己去拿,还没走到机枪边,就被日本人击中右腿,两个士兵连滚带爬冲到我身边,像拽死狗一样拽回土坡。

  我们就向村里撤退,狗头山被日本人占领了。进了村,我们三个人,两挺机关枪,拼命朝日本佬打,这样他们就闹不清楚我们有多少人,不敢进村。

  日本人撤了以后,两个士兵轮流背着我跑,轮流扛着两挺机关枪、一杆步枪及驳壳枪。这时候,整个排死得只剩下4个,我和那两个兵,还有一个中士副班长。

  回到浦江和大部队集合,见到团长魏逢林,看我活着他很高兴,我们一直挺要好。我讲:哎呀,我真是吃你苦头。我的腿伤着流血走不了,你们部队打游击,碰到日本佬就打,碰不到就不打,不要说你们打仗打去,关键时刻把我扔下让日本佬抓去。部队里又只有卫生队,只管包扎,不能养伤,我要求回家疗伤。

  他问我:“你家里是哪里?”我说:“兰溪嘛,过了一条河就是。那里有63师驻扎,有事可以直接联系他们,伤养好马上归队。”

  他同意了,还亲手写下保留军籍的介绍信,盖上火印。为了照顾我,他要派两个身强力壮的士兵护送我回家。我想想,生死之交,就还是要了那两个活下来的士兵。我们三个换上老百姓的衣服上路,我带着驳壳枪,他们用担架抬着我。

  谁知,行进途中,在过一个渡口,我们又碰巧遇上了运送军火的日军。然后,逃亡的苦头就吃尽了。一百个,一百零一个要死的,活不了的。我活到今天,自己也是想不到。

  “站住,支那兵。”

  要回兰溪,就得过富春江。走到金华、浦江交界的地方,就到了一个渡口,我有同学在,去找他,没有找到。于是,我们到船码头问老乡,今天有没有渡船到对岸?老乡答:“前两天都没什么动静,船可以过。”

  那时候,如果日本兵要过河,老百姓就不准过。我们沿着河边小路往码头方向走。

  走到半路,就遇到了一队日本侦察兵。我被两个士兵抬着,一下子就被看见了。逃也逃不掉了,我就想赶紧把能证明军人身份的东西丢掉———当时,衣服里不仅装着手枪、文件、证件、毕业证、介绍信,还绣着部队编号。

  两个士兵用手挖坑,把东西都扔进去,再把土填回来,用脚踩实。我随手把手枪贴着草皮横甩出去。

  “支那兵?”日本鬼子很快就围上来,用枪指着我们用半通的中文问。因为我腿上有枪伤,手上虎口还有老茧,日本鬼子一摸就知道我是当兵的。他们随身携带着捆人的绳索,几下就把我们三人捆绑起来押走。我想,这回死定了。

  怎么回事呢?这些日本兵啊,是负责运送军火的,百来条船。从杭州到衢州,沿途的军事要塞、军事城镇、军事据点的日本鬼子都要补充弹药;从中国抢来的粮食、布匹、木材、铜鼎、铜钟再顺河道运到杭州,上船运往日本国内。

  船队沿河道而行,日本鬼子的先遣部队就沿河岸徒步行军———为了看看河边有没有中国军队设下的埋伏,有的话,先展开战斗队形作战。

  他们押着我们,到了码头。这时大概下午四点,天下起很大的雨,船也不开了。日本兵绑着我们到附近一个叫将军庵的庙里避雨。

  将军庵里已经有不少日本鬼子,我们三人被牵进来,日本鬼子就围上来搜身。他们看我戴着一块手表,蛮贵的,抢去了;又来我身上东摸摸西摸摸,掀开衣服,看我皮带不错,蛮横一抽。结果,我裤子一下子掉下来,就剩个短裤,他们就扔给我一根绳子。那时候,农民都是系裤带,皮带少有的。还有日本鬼子翻我的口袋,翻出来好些钞票,不过法币他们不要的,撕掉了。

  哎,要说怕不怕,已经没感觉了,横竖是个死。

  然后,他们就把我们扔到一艘船上不管了。那些个日本佬也是很聪明的,看我穿戴不错,又是被两个人抬着的,就晓得我没准是个军官。大概五六点钟,天黑了,单单我一个人被带到领头的一艘船上问话,那个人是个中佐,旁边还有翻译,桌子上放着好多灌装的高级香烟。

  他问我是哪个部队的,我说我不是当兵的,是个做生意的。那个日本军官不信。

  我说:“中国军队让我带路,我不肯,他们就把我腿打伤了,他们看见皇军来了也跑走了。如果你们不信,我可以带你们去找那个军官丢在那里的手枪。”

  日本人还真去找了,不一会儿,枪被找回来了。那个日本军官对我说“好来西”,可能是夸我吧,递给我一支烟。我20岁起开始抽烟,瘾大得很,部队里已经很久没抽过了。想想,抽也是死,不抽也是死,先抽了再说。

  然后,他又问我识不识字,我说识的。问我守金华的是什么部队,我说79师,臂章上写着“壁晶”二字,现在退到浦江了。

  问完,这个中佐很看重我,觉得我是有文化的人。但实际上,他也没有被骗,虎口的老茧,是不是当兵的他们一摸就清楚。问完这些,又把我拉回原来那艘船,还是三个人绑在一起。我想,今日恐怕不会杀了,要死也要等到衢州。

  富春江死里逃生

  6点多钟,雨越下越大,看守我们的日本兵也去躲雨。我想,生死就看现在,打算利用这个机会跳河逃走。我们相互把绳子解开了(原来绑得就不紧),我叫两个士兵跟我一起逃,他们说不会水跑不了,让我自己跑,他们不会喊的。我就说,那生死别过了。

  我沿着船梆滑下去,顺着一条一条的船边上顺流而下。五六十条船,是一条条串联拴在一起的。河水冲在船板上,发出“哗哗……”的声音,我的游泳声也就盖住了。

  游泳不敢往边上,因为每条船的船头船尾有提着枪的日本兵放哨,看到就打死你。我只能憋气在船底游,到船和船中间的空挡换个气。大概过了五六十条船,我实在游不动了。又饿又累,还拖着一条伤腿,流着血没力气。

  这时候,我游到一个小船边上,上面站着的船老大讲中国话。我求他让我上船休息一下,他不答应。也不怨人家,都是要死的事。我只得拼命划水,末里的一条小船上又是两个中国老乡。

  我又试了试,老乡心地好,答应了。不过,他指指船篷里的日本人,让我不要响,被发现大家都要死。船夫让我躲在船头夹板下的空挡里,嘱咐我第二天四点前离开。因为四点日本人就要开船,小船要随大船一起走,临行前日本兵要一艘一艘仔细检查。

  船篷里的日本兵和老乡正在吃饭,白馒头夹金华火腿,火腿是从沿途做火腿的村庄里抢来的。这时候,我才想起自己已经两天两夜没吃过东西,就问老乡讨了饭吃,这样才有力气天亮继续逃命。他给我拿了馒头,也夹了很大一块火腿肉。

  吃完,太累了,竟在里面睡着了。凌晨四点,老乡来叫我,还是一点力气都没。我硬着头皮离开船,也不知道能不能挺过这关。因为腿伤,浸在水里刺骨的痛,完全体力不支。可我不能恩将仇报,让他们为了我丢命。

  又游了一段路,实在游不动了。这个地方,离兰溪远金华近,但在江中心,离岸还好远。想想这回是完了,要死在这里。我晓得,再有个三五分钟,一定会沉下去。就在这时,有个东西大力地撞到我肩膀。一伸手,竟然摸到了一条半沉半浮的破船!救星呀!

  我死死抓住破船,使出吃奶的力气,爬了上去。那条船里面已经淌了半船的水,加我个人就快沉了。想想不行,就用手泼水。又拿了江上漂着的木板,往外拂水,这才浮起来。可是,我从小少爷家,也不会划船啊,这船不进不退,就在江中心打转。还好,船没行多久就遇到了个浅滩,我拿木板一探,大概及腰深,就下到水里走到岸边。

  岸上有破茅屋,我敲开门,里面是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婆。我告诉她我是国军,从日本人那里逃出来的,让她给我找件干衣服换换,冻都要冻死了。她看我衣不蔽体,不信,给我拿件女人穿的破衣服,边上盘花扣的。我说,你把保长叫来,我给你一石米,不会亏待你。

  保长就在她家附近,她很快叫来保长。我跟保长说明身份,希望他送我过江,并给老太太一石米。老太太很开心,还给我找来件像样的男人衣服。

  当夜,问明没有日本兵过江,保长就送我过江到兰溪厚仁的姐姐家。回到家后,父亲恨铁不成钢,拿拐杖打我头,跟我讲:“打仗为什么啊?伤成这样,军官当得几个意思。”实际上,他是一直不许我参军,只允许教书,或者经商赚钱。

  我大口吃肉,大碗吃饭,大碗喝酒,还是说:“我还要去抗日!我还要上前线!我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我是军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本人占据我半壁江山,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同侵华日军血肉相拼!”

  父亲大口吸烟,摇头叹气:“这孩子,已经完了。脑子进水了……”

  拿我没办法,他专门请了一个医生治疗,两个月腿伤痊愈了。

  参加十二军官总队,杭州剧院我们管营业

  伤好了以后,我的部队调防到了衢州,经人介绍我就到“忠义救国军”,做一纵队三团二大队四中队队长。当时,我们的总指挥是马志超,黄埔军校一期学生。我们三团的团长叫艾庆章,副团长叫翁养正,驻防在安徽宁国县桑元村。部队整编后,我任三团一营机炮连上尉连长。

  1944年10月,我调任三战区黄杰副司令长官部的上尉参谋。到年底,我不愿在这里待下去,就到云和找教育长张少杰。当时,他是长官部办公室主任,我被安排到常山县国民兵团任兵役科上尉股长。我们团长由县长晏忠诚兼任,副团长是党学周。待了一年多,升到少校。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裁兵裁官,在全国设立34个军官总队。我不愿意打内战,就到了杭州参加12军官总队,总共18个人,都是少尉到中校级的军官,下辖28个中队,每个中队100多人,都是军官,然后国防部派了柏天民(黄埔一期)任总队长,每个人都发工资,还有负伤金、退役金、转业金,当时钱都用麻袋装。有一段时间,国民党发不出工资,还把杭州的戏院、剧场、商店都交给我们管,自己营业创收。

  1946年7月,国民党组织军官考试。我也报名参加转业考试,考试分为公路、铁路、水路、航空、邮政、电信六个系,我报的是交通班邮政系。考试合格后,到南京中央训练团受训,班主任俞大维,教育长黄杰,团长蒋中正,时间是六个月。

  黄杰是陆军中将,原本也不够格做教育长的,中央训练团里中将就很多。我运气也好,黄杰是我军校里的老长官,他很念旧,把当时六个没有工作的同学都安排到各部门。

  1946年底,交通班毕业后,我分配到江西景德镇邮局任三等二级邮务员。在邮政局里,邮务员是头牌子。这样生活蛮好咯,又不打仗。内战以后,我又调到泰和邮局当乡办,相当于副局长。结果,刚到泰和一个多月,泰和就解放了。

  三次拒绝去台湾

  解放前,国民党有三十四个部队集中在泰和,准备要打仗,部队里很多军官都是我们同学。他们经常到我这里来玩,团长、师长、军长,一群人时常聚在一起打牌。

  那一天,有个同学来通知我。他说:“哎,要走喂!现在我们接到命令了,保存实力,一枪一弹不发上台湾去。三个月后,等美国第七舰队过来,反攻大陆。”他问我走不走,我就回去问我老婆:“他们部队说要走,又不要钱,同他们一起到台湾不?”

  她同我讲:“不要去好了,共产党来,也要用人的。你现在已转业到邮电部门,同部队不相关。”我想想也对,就回绝了,不肯去。

  说起来,我到台湾有3个条件。第一,我们邮电系统全国只有300多人,每个地方分配12个,想转去台湾也是可以的。第二,我去找黄杰,他当时是国防部长,他的兵团没有一个留在大陆的,我重新入伍也行。再没有办法,去找我老婆的亲戚,他是中交农银行的秘书长兼财政部副司长,去干银行也可以。

  不久,泰和邮局就要求我们“凡是国民党转业的,一律三个月为期,回家搞清政治面貌再行复职。”我领了3个月工资,就回到家里。泰和邮局给我打了电报,我都记得上面写着“查:泰和邮局邮务员洪涛请求复职一事,经单位决定准予复职,但须乡政府开出政治面貌证明。”

  于是,我就到乡公所找乡长办政治面貌证明。他们都不识字,秘书不在家就开不了证明,他们就要我吃了饭去取。下午去取证明的时候,他们就不开给我了,说我家是大地主,要参加土改的。

  回泰和无望,我就去上海散散心。路上,我还碰见国民党汤溪县长徐国桢。他叫我到台湾去,我说不去了,如果要去早就去了,我的家人都在这里。

  从上海回来后,土改开始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经历了许多波折,还到内蒙古农场劳改,直到1981年才回乡。

  那年,我63岁。老家房子没了,就和老太婆一起来武义投奔她弟弟,好在年轻时在杭州帮衬过人家。可是,这几年农场就没给我寄生活费,打电话不接,寄信也不回。前年有个志愿者,帮我催过农场一次,又陆陆续续寄来一些钱。这几个月,钱又断了。你帮我问问,怎么是好?年纪大了,还是要过日子不是?

  “忆昔日同窗皆白头,白头还有几人在,熟知者寥若晨,今在故乡,中秋月下思故友,感慨万千。”这是我写来怀念黄埔同学的词。前些年,我们还经常开同学会,这两年见面少了。我很想念他们,你要是见着了,代我这个老哥哥问他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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