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金继：亲历荣三团松山血战
来源：金华新闻网　作者：许健楠   2018-01-10 09:42:42

杨金继和当年的结婚照。 许健楠摄

　　口述：杨金继 整理：许健楠

　　平心而论，抗战八年，中国军队打的大胜仗算不上多。台儿庄大捷、平型关战役、长沙保卫战、万家岭大捷……中日军力相差悬殊，打胜仗实属不易。而歼灭一整支日军的战役，更是凤毛麟角。

　　日本人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上，只有三次是他们所说的“玉碎战”，也就是日本人被全部消灭的战役，它们分别发生在滇西的松山、腾冲和缅北的密支那。这三个地方，都是中国军队打下来的。

　　杨金继的抗战岁月，令他印象最深的，是这场惨烈至极的大胜仗———松山战役。几年前，一部风靡一时的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就是以这场战役为历史背景的。

　　松山战役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它打破滇西战役僵局，拉开了中国大反攻的序幕;这是中国抗日战场首次获得完全胜利的攻坚战，中国战略反攻阶段“转折点”之战;中国军队首次歼灭一个日军建制联队(团)的战役、日军在亚洲战场的第一个所谓“玉碎战”，成为日军在中国战场上首次遗留上千具遗骨迄今无法收殓的败仗(亡灵无法回归靖国神社)。

　　“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取得全胜的攻坚战。”多年来，92岁的杨金继一直都为能够亲历这场战斗而无比自豪。然而，胜利者也有酸楚和遗憾，在老人的记忆里，松山那片焦土上不堪回首的一个个日日夜夜，以及曾并肩作战却离他而去的一个个亲密战友，让他在无数个寂静的夜晚潸然泪下。泪流满面的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岁月悠悠故事多，惠通桥畔埋忠骨。

　　幸存老兵忆战友，松山血战荣三团。

　　我的军校生涯

　　1923年，我出生在武义县城下街头生姜巷。小时候，家里很穷，父亲身体不太好，母亲是个裁缝。

　　我是壶山小学毕业的，当时那是武义最好的一所小学，千家驹、汤恩伯都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小学毕业后，我又念了两年私塾。

　　1938年，正是抗战开始的第二个年头，国民政府抽壮丁，金严师管区(师管区，相当于现在的军分区，但是与前线某个军挂钩，主要负责新兵训练及该军伤病退伍及家属人员的生活，还有所在地区治安等)有一个排长来武义招兵，他让我来金华读书。

　　我到金华一看，身边这些人都是壮丁。我不干了，去找连长问个明白。那个连长是个温州人。我告诉他：“我要读书。”“你要读书?那好，我有机会让你读书。”连长说。

　　过了一两个月，国民党军事院校联合招生开始了。连长赶忙跟我说：“小鬼，你不是要读书吗?你去考!”考点就在八咏楼，那是金严师管区的司令部，300多个人考，录取30个人，我考上了。

　　当时我住在金华城南的姜山头村，我把一些行李寄存在老百姓家里，就到八咏楼报到，领到一套军装。三天之后，我们30人从金华火车站坐火车出发，坐的是那种铁笼子的货车。车上，我问一个当兵的：“我们要去哪里?”“往西走。”

　　一路上，为了躲避日本人的飞机轰炸，火车走走停停，一连开了两三天，到湖南湘潭才停住。下了车，来到一所学校，大操场上足有一万多人，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学员。

　　那时我才十来岁，年纪小，个头小，因为营养不良，太瘦了。招生的军官就嫌弃我：“你到步兵学校吧。”我被分配到教导总队，有3000名新生，共分为3个大队12个中队。我是12中队，中队长王敬禅，四川人，黄埔12期毕业的。

　　步兵学校就在湘潭当地，主要学的就是怎么打仗，什么兵器都要学，也很艰苦。一门82迫击炮，连底盘有40公斤重，背着炮跑步，得跑一个小时。我很能吃苦，中队长就很喜欢我。

　　过了两个月，我遇到一个机会。蒋介石派人来学校挑选30个卫士，有两个硬性条件：浙江人、未婚，接受过教育。两个条件我都符合。我想去，中队长不同意：“你一辈子当卫士，没什么前途。你在这里毕业了，没准能当大官。”我就没去。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爆发，步兵学校不得不迁到广西全州，后来搬到桂林。1939年年底，我毕业了，其他学生都被分配到各地参军。因为表现优良，中队长把我留了下来，编入练习队，专门给将官、校官做军事示范的。

　　1939年，昆仑关战役打响。第五军攻克昆仑关，12月30日第五军第三次攻克昆仑关，歼灭日军第21旅团5000余人，21旅团班长以上的军士官死亡达85%以上，击毙敌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

　　战役结束后，第五军急需休整补充。练习队就调了一部分人去，从湖南调了1000名士兵，组建了军政部独立炮兵营。炮是法国炮，37迫击炮。这些炮来之不易，负责运输的法国军舰在印度洋被德军潜艇击沉，捞起来30多门炮，只能成立一个炮兵营。营长姓关，是步兵学校教官。

　　入荣誉第一师，参加枣宜会战

　　我们营在柳州郊区训练，不幸发生了瘟疫，许多官兵打摆子、发抖，有的战友发病三天就死了。剩下700多人，被编入了驻扎在柳州的第五军荣誉一师。伤愈归队的军人称为荣誉军人，荣誉师由荣誉军人编成，战斗力非常强。军长杜聿明、师长郑洞国，都是黄埔一期毕业的。

　　在荣一师，我的职务是准尉见习官，一开始在副官处等待分配，日常工作就是在师部送送文件。我们从柳城出发，坐火车回到湖南，在衡阳受训。就在受训时，1940年春天，在湖北，枣宜会战打响。就是那一次枣宜会战，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战死沙场。

　　部队急行军，从湖南衡阳赶赴湖北，日行80里路，半个月走到枝江。副官处一个上尉副官张兴才，是个老兵，湖北人，去打仗前，他跟我说：“小鬼，打仗的时候你跟着我。”

　　长江的江面宽得很，大概有6里路宽。白天，鬼子的炮艇在江面上巡逻，空中也有日军飞机监视，只好夜渡长江，用小汽艇运。天亮时，荣一师渡过江，赶到阳新一带展开防御。日本人一看这里有部队抵抗，马上就派了三架飞机来轰炸。日军骑兵从三面包围我们，部队被打垮了。师长下令后撤，撤了三天三夜，一直撤到了宜昌。

　　部队被打散了，互相传话，来了一道命令：“军长有令，各自想办法渡过长江，撤到宜昌集中。”那时端午节快到了，日军飞机除了俯冲扫射，还扔下来一大堆传单，传单上面，画着一幅图：一个怀里抱着婴儿的女子，斜靠在门口，意思是想让我们不要当兵，回家。日本人很坏，传单背面印的是中央银行一元币，许多官兵以为是纸币，纷纷去捡。

　　到了夜里，张兴才带着我们4个人，另外三个是当兵的，有三支步枪，他在长江边上的芦苇荡里，找到一条小船。“老乡，帮帮忙，能不能载我们过江?”“好的，但你们上船了不要乱动。”船老大担心遇上鬼子的侦察兵。

　　江上无风三尺浪。船老大划船技术很好，小船一路顺流而下，夜间行舟随时可能翻船，被日本人发现了也要没命。到了对岸，天亮了。“真是危险啊。”船老大捏了一把汗。“我们身上没带钱。”张兴才不好意思地说。“甭提钱，都是为了打日本人。”船老大说。

　　一上岸，打听师部在哪里。找到师部，部队被调到了长阳地区，师部成立了一个军事教导大队，82师副师长李弥(1942年6月，奉命以战地总指挥主攻松山。1950年兵败退到缅甸金三角地区)，调来当荣一师师长。我被李弥任命为军事教导大队分队长，相当于排长，专门训练从各团来的班长、上等兵。

　　正是那个时候，教导大队的大队长出现贪污，每人一个月五元钱的学杂费，大队长不发。底下的兵就闹起来了，让我写检举信检举他，我写了。大队长知道后，就把我关了禁闭。关了一整天，后来，李弥带着卫队来了，他上了讲台，要点名。大队长无奈，就把我给放了。

　　那一次训话，李弥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革命”，问台下的人：“你们谁知道，什么叫革命?”我举手，站起来说：“革命就是去旧布新。”“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杨金继。”

　　下午，李弥离开时，下达了通知：“叫杨金继回师部去。”意思是让我官复原职。过了一个月，李弥找我个别谈话。他告诉我：“越级上报是不对的，首先我要批评你。”他教育了我一顿，并让我回去等通知。

　　没过多久，师部发布命令，任命我为荣三团三营迫击炮排排长，有40多号人、两门82迫击炮。那一年，我才19岁，李弥师长算是很关照我的了。我带的那个排，在宜昌鄢家河驻防和训练。

　　1940年四五月份，日本人从宜昌打过来。我们荣三团接到命令，从鄢家河出发，赶到宜昌。遭遇日军的地点，是一个两面有山、中间一条河的河谷，我们马上发起进攻，数百名日本人退到磨盘山，我们守在磨盘山前面的小高地，双方对峙了6个月。

　　后来，部队调防回到鄢家河。有一次，日本派了20多架飞机从武汉的机场起飞，轰炸了重庆。日军飞机由于油料不够，返航时降落在宜昌机场。我部的谍报队获知这一情报，向师部报告，李弥将四个山炮营迅速调到第一线，向宜昌机场开炮，炸毁27架飞机，和两个油料库。

　　第二天，日军就来报复了。打了一整天，张兴才是我们团二连连长，他坚守第一线，大腿中了一枪。传令兵要把他抬下来，张兴才不肯下火线，坐在阵地上指挥，一直把鬼子打退。后来，他被送到恩施疗伤，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荣三团渡过长江，到江北的沙市、潜江一带去打了一个多月的游击战，与当地的新四军并肩作战。渡江回来后，正好是1941年农历春节。过完年，部队出发，经过湖南、广西，到了贵州晴隆驻防。彼时，我已升任第七连中尉排长。

　　有一次，团长把我叫到团部，派我去昆明西山碧鸡关，到军事委员会西南军官训练团学习，团长蒋介石，教育长陈诚。学的是美式武器装备，印象深刻的有M2 60迫击炮，很厉害，教育长是美国一名准将。

　　训练了8个月之后，我回到部队，当上了副连长，部队开到了越南边境的广西马关。那时，越北一带的法国人已经向日本人投降，我穿着便衣去过越南。

　　1944年夏，第8军奉命从滇南徒步跋山涉水，穿越1500余公里，经云南文山、开远、宜良、昆明、楚雄、祥云、下关抵达保山，进入中国远征军序列，荣三团团部及一、二营驻在诸葛营，我三营担负机场守卫任务。

　　大腿受伤有什么关系?把他抬回阵地去

　　松山是日军在滇缅边境六大据点之一，阵地工事构筑异常坚固。1942年5月，日军由缅甸仰光登陆，侵入滇缅边境，占领怒江以西大片土地两年之久，在松山大小山头构筑钢筋水泥工事。每个山头自成一体，中央是母堡，四周为子堡，均有交通壕连接，四通八达，火力网点互相牵制支援，形成桥头堡，控制滇缅公路及数十里怒江峡谷江面，易守难攻。

　　我军打算拔掉这个日军据点。1944年6月初，中国远征军第71军新28师开始攻击，至月底，因损失过大，卫立煌命令：由第8军接替攻击。

　　我部奉命从保山赶至怒江畔，发现惠通桥已经被炸毁了，无法通过。只好用汽油桶和木板临时撘起一座浮桥，部队这才渡过怒江。7月上旬，荣三团团长赵发毕(贵州人，黄埔九期生，军长何绍周的外甥)，带了一、二营官兵先期出发赶往松山。

　　1944年6月6日晚，在夜幕掩护下，赵发毕团长亲率三个连队进行正面强攻，经激战，连夜把鬼子赶下山去。不过，这是前沿附属阵地，离子高地尚有200米左右。

　　此后数日，飞虎队轮番轰炸，大炮再轰，即便如此，日军仍负隅顽抗，荣三团继续强攻，伤亡不小，然而松山主峰久攻不下。

　　怎么办?赵团长受美国顾问启发，决定挖地道：用坑道作业延伸至松山主峰堡垒底下，以炸药摧毁。

　　经过10多天的努力，经测量计算，估计已挖到主碉堡底下，再改为向周围拓展形成地下室。美国顾问从昆明调来TNT炸药3000余公斤。7月中旬的一天，由荣三团担任主攻，一营二连为突击队，进入攻击点匍匐待命，四连跟进，三营为预备队。

　　看着时机到了，赵发毕团长果断按下电话机改装的遥控器，只听轰的一声，一朵蘑菇云冲天而起,把松山主峰上的日军碉堡和工事一起炸上了天。二连官兵趁机一拥而上，一举攻克松山。部队就地修筑工事，以防日军反扑。

　　当晚，日军组织了200多人发起冲锋，企图夺回阵地。七连王富国连长奉命带了一、二排官兵增援二连。

　　松山激战如火如荼时，我正奉命率第三排担负部队侧后翼的警戒任务，以防日军偷袭。守了一整夜，第二天傍晚的时候，张营长从报话机里得到一个消息：“赶紧带部队上来。”营长找到我，说：“赶紧回来，有任务!”

　　我带着一个排，几乎是连滚带爬赶回营部，营长告诉我:“你是副连长，你的连长王富国已经牺牲了。你赶紧带着你这个排，到松山前线阵地上去防守，我委任你为代理连长。”于是，我二话没说，就带着第三排的弟兄们冲上去了。

　　赶到阵地一看，上一场激战的硝烟仍在弥漫，我立即清点人数，还剩不到两个排。一名班长说：“连长被打死了。”他带我过去，连长就死在一个壕沟边上，腰上中了两枪。还有一个传令班班长也牺牲了，是湖南人。当时日本兵攻上来，双方拼刺刀。他扑上去，死死掐住那个杀死连长的日本兵的脖子，日本兵情急之下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两人同归于尽。

　　战斗间隙，我把王富国和那个班长的尸体埋了。连长是广西人，比我大三岁，虽没什么文化，打仗却很勇猛，参加过昆仑关战役，他是第一个冲上昆仑关的士兵，所以当上了连长。

　　二连仅一位排长幸存，我让他把所有士兵编为三个班，防守右翼阵地，又将三排三班放在前沿阵地，将一、二排士兵合编为一个排，由二排排长指挥。我们再次修筑工事，备战。

　　第二天入夜，鸦雀无声，那只不过是暴风雨到来前的寂静而已，日军新一轮反扑又开始了。我在战壕里左右移动指挥，一边向日军投掷手榴弹。苦战了一个小时，将日军击退。这时我才发现，右腿绵软无力，酸痛得厉害，站不起来。传令兵撕开我的裤子一看，这才发现我的大腿被子弹打穿，血流不止。简单包扎后，我叫来60炮排排长，也姓杨，只有18岁，我对他说：“我令你接替我的位置，任命你为代理连长，一定要把阵地守住。”

　　之后，我就被士兵抬下阵地，并送到团部。赵团长一见我，就对士兵说：“大腿受伤有什么关系?把他抬回阵地去。”身边的特务排排长过来一看伤口，说：“报告团长，他的腿已经一塌糊涂，全是血，怕是站不起来了。”团长就让团副再来验伤，团副也摇摇头说“不行了”。赵团长只好摆了摆手：“抬下去吧。”

　　松山外围有一条公路，公路边上有一个绷带所，也就是简易的临时战地医院。我上了手术台，主刀的是一名美国医生，他先是用剪刀，把我大腿上的烂肉、焦肉剪下来，然后用磺胺嘧啶撒到伤口上，用消炎纱布包扎伤口之后，就把我抬到了公路边上。

　　遍地伤兵和尸体

　　哎，太凄惨了!躺着成百上千的伤兵。运弹药的卡车，沿着公路从保山往松山前线运送弹药，一车弹药卸下来，一批接一批伤兵抬上去。我也被抬上卡车，送往后方医院。

　　王富国结婚才一个多月，就扔下新婚燕尔的妻子。路过保山飞机场附近，汽车停下来，我对传令兵说：“去把连长太太叫来。”连长太太一见我，焦急地说：“副连长你回来啦?我们连长呢?”

　　我说：“连长好着呢!”“受伤了吗?”“没有。”我摸了摸口袋，把身上的钱全都给了她：“你家老公让我给你带了钱了。”她看起来似乎心安了一些。

　　到了第8军军部野战医院，医生见我伤得这么重，要把我的腿锯掉。我不干，吼道：“你要砍我的腿，我就跟你拼命!”

　　我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腿渐渐好了起来，慢慢地，竟然能够瘸着腿走路了。一天，赵团长来电：“伤好了没?差不多的话赶紧回来，前线部队都没几个军官了。”“我的药还没停。”“前线卫生队会上药的。”于是，我又一瘸一拐回前线去了。

　　半路上，我遇到一个排长，是个河南人，整只脚掌都被炸没了。他眼巴巴地望着我说：“我永远都回不到前线去了。”说着说着就哭了。

　　回到阵地上，我才听说，在我受伤下山的第二天，日寇又纠集了全联队的官佐和士兵约200余人再次向我阵地反扑。

　　经过几小时恶战，双方伤亡惨重，赵团长急派预备队增援，但晚了一步。松山得而复失，中国远征军总司令卫立煌盛怒之下，命何绍周军长就地枪毙赵发毕团长，何军长再三陈情，方准其戴罪立功，限期攻克松山。

　　10月中旬，何军长下令：命军之榴弹炮、师之山炮，各团约百余门迫击炮集中向敌阵地猛轰两小时，赵团长率领全团官兵冲进敌阵，日寇抵挡不住，土崩瓦解，我军再度占领松山主峰。副军长李弥亲率敢死队，带着火焰喷射器冲上主峰协助防守，松山至此固若金汤。

　　松山一役歼灭日军56师团腊勐守备队。我带着传令兵去搜山，在山坡上发现一个鬼子伤员，他坐在路上，头上缠满了绷带，面目全非。我在距离他10多米的地方，用日语说：“举起手来，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鬼子伤兵回过头，恶狠狠地看了一眼。一刹那，我听到“扑”的一声，凭经验知道鬼子拉响了手雷。我本能地把传令兵一头摁在地上……

　　我们乘胜追击，一路打到龙陵，再到芒市，日军56师团司令部一路南撤，一直跑到南坎。

　　后来，从印度打过来的新一军，同我们部队在缅甸的南坎会师。荣三团在芒市搭飞机返回昆明时，在飞机上，我问大家：“我们第七连还剩几个人?举下手。”稀稀拉拉的，我一数，17个，其中5个伙夫。七连原有官兵177人，除了连长，一排长和三排长先后战死，我受了伤，二排长也成了伤兵。

　　自1944年7月至10月底，战斗历时4个月，最后清点人数仅剩200余人，荣三团参战时原有官兵3000余人。不过，战果颇丰，日军已全军覆灭。我军攻克松山时，日本东京广播电台播称：“日本天皇遥祭，松山防线玉碎矣，松山皇军全部战死。”

　　带着妻子回金华

　　1945年7月，荣一师奉命去打桂林，开始了战略反攻。行军在半路上，日本人就宣布投降了。

　　1947年，我在山东潍坊遇到了李玉珍，并与她结了婚，“妻子家境殷实”。丈母娘让我不要再当兵了。之后我就离开了部队，带着妻子回到金华。

　　解放后，我做点小生意，在糖烟酒公司、商业银行工作过，1980年退休。

　　经历过残酷的战争，想起死去的战友，感觉自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真的很幸运。

　　作者：许健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