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承谟：我亲历了金华保卫战
来源：金华新闻网　作者：许健楠 沈英英   2018-01-10 10:23:19

《浙赣战役》 于振平 作 浙江历史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获奖作品(铜奖)

邢承谟近影。 许健楠 摄

　　邢承谟，一位98岁的老人，有关前半生刻骨铭心的记忆，几乎都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经历过抗日战争中你死我活的腥风血雨，他坦言，对日本人一向没有好感。

　　邢承谟曾徒手掐死一个日本兵，而这只是他九死一生经历中的一次。他两次负伤，大难不死。上战场前写了遗书，却没派上用场。他曾是共产党员、国民党上校、资本家女婿，与溥仪同关一地，办职业中学、当黄埔同学会会长、写回忆录……邢承谟，他是一个传奇。

　　邢承谟说，在抗日战争中，他无愧于自己，无愧于国家。我们去采访他的那一天，清晨5点，他就起床，穿上衣柜里最好的一套西装，系上一根金黄色的领带。他说自己仿佛回到了戎马年代，正襟危坐，等着我们。

　　他要讲的故事，不仅是自己百转千回的一生，也是一个时代凤凰涅槃的荣辱史。

　　“没有什么比报效国家更重要”

　　要不是那场战争，我可以成为一名大学毕业生，也算是那个年代的高级知识分子了。要不是卢沟桥的一声枪响，我也许不会投笔从戎……

　　金东区的黄金畈村，1918年，我出生在这里，还有一个哥，名叫邢心广，长我5岁。在我的青年时代，家境殷实，父亲是个商人，做造纸生意。要是家里条件不好，我跟哥哥也没这个能力去读书。

　　1936年，我在丽水联立高中念书。那时，哥哥已经从政治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是个笔杆子，在《东南日报》、《浙江日报》等媒体工作过。后来，他去了英士大学做讲师，主讲的课程是经济学和地理。

　　高中时代，我都在丽水的大山里，安安静静念书。可是大山之外的中华大地，早已是战火纷飞。

　　其实，我曾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这所高中，我有幸遇到了一位政治老师，他是北京大学调过来教书的，名叫席佰胥。我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时常向我提及共产主义。于是，我们趁着夜色去贴标语，白天不敢贴的，标语上写着“平均土地”、“打倒地主”、“打倒土豪”……

　　21岁的时候，在席佰胥的介绍下，我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候还没有党员证，只有一本小册子，上面的字是手写的，有姓名、年龄等信息。我和同学徐飞邦(音)，以及其他三位同学一起，两个人一本小册子。

　　入党仪式很简单，跟现在不好比，就是手拿那本小册子，举起右手宣誓：“我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面记不得了，好像有四句话，年纪大，记性不好。

　　那个时候国民党的“清党”政策很厉害，念书时加入共产党的学生，被叫作“赤字学生”。因为担心被抓，我再也没敢提自己入党这件事。

　　1938年，从联立高中毕业后，我考上了省立英士大学，仍在丽水念书。作为一所当时著名的战时大学，我仅仅在那里度过了短短一年的大学时光。因为战争，我不得不终止学业。全国各地掀起了从军抗日的热潮，我也不例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939年，“黄埔岁月”拉开帷幕，我的军旅生涯始于黄埔。从那一刻起，我们家兄弟俩，他从文，我从武。这像极了祖父兄弟俩的名字，我的祖父叫“能文”，我的小爷爷叫“能武”，祖父辈一文一武。

　　我被分配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二分校，教育长叫做李明灏。从此，我离开浙江，去了湖南武冈。我所在的队伍是六中队，我那一拨学员一共12个中队，每个中队120人。

　　并不是一踏进黄埔军校的校门，你就是黄埔的学生。考验刚刚开始，新生统一被称为“入伍生”。跟实习生差不多，六个月里，学的是高中文化课。从那时候起，我们需要学两门外语，一门是英语，一门是日语。为什么要学日语?因为我们毕业出去，就是要上战场，同日本人打仗，比如万一俘虏了日本兵，免不了要讲两句日本话，所以才有这一课。

　　在黄埔军校三年零六个月，刚入伍的日子过得最艰苦，跟普通士兵一样，同士兵一样的生活，下雪天气都穿草鞋，有时甚至是赤脚站在冰天雪地里。那时候练的就是吃苦耐劳的精神。

　　六个月之后，我领一套黄埔军校学生穿的呢子校服，最珍贵的是领子上一左一右两块领章，分别写着“黄埔”和“学生”。这两块领章，一直保存至今。

　　1941年6月，作为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我正式被编入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那时搞的是“包分配”，我被分到79师235团三营，师长叫段霖茂，三营营长叫王帮达，我是第八连。我刚走马上任时，做的是防毒排排长，下有35号人。不久，我便被提拔成为八连连长。

　　从军第一仗：保卫大金华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我跟日本人第一次真刀真枪拼命的时候，恰好是在自己家门口。1942年，79师奉命守金华。

　　这一年，浙赣战役打响，日军兵分三路，大举南侵，金华是必经之地。大战在即，我参军才刚满一年，自己还是个新兵蛋子，可是身边一些战友，似乎更不让人省心。

　　有一回出过一次事故。我们部队有一个迫击炮连，用的是82迫击炮，有两个炮兵，是抓壮丁抓来凑数的，根本没有经过专业的军事训练。他们拿着一枚炮弹，底朝天倒着装进炮筒，只听“轰”地一声，一下子炸死了五六个兵，连同炮管一起被炸得稀烂。

　　有人说国民党军都武装到牙齿了，怎么还打不了胜仗，问题出在哪里?很多兵都是抓来的，没有训练就上了战场，其实都是老百姓啊。老百姓怎么打仗呢?!

　　另一个原因，就是腐败。上层腐败不去说，连基层军官都能捞一票是一票，那时候连排级单位里吃空饷现象很严重。一个连的编制，本该有100多个人，但一个连长要吃空饷，他起码吃20个。这20个人名册里有，却没有人，这个粮饷拿来搁自己口袋里去了。

　　譬如上面来查，一个连多少人。他们就临时去找人，请乡长、保长帮忙找几个，一个人给你几块钱，一个农民套上军装，就能顶一个名字，以应付上头检查。如此，点阅的时候，一连的人还是齐整的，但是点阅好之后，就没有人了，老百姓都要回去务农，明明一个连，100多人，实际上不到100人，不打败仗才怪。

　　扯得有点远，回头说说怎么保卫大金华吧。

　　记得是1942年的5月份，我们连负责镇守在城区东关的陶朱路到王牌一线。连部就设在附近山上一个庙里，边上有个村庄叫“道斯垄”，据说现在那个庙还在。庙不大，大概两间多点房子，供奉着土地爷。

　　日军步兵进攻金华之前，开路先锋是挂满了炸弹的飞机。这些飞机从杭州起飞，每天都来，在头顶上“嗡嗡”地响，一般都下午来，太阳下山了还来。有时一天要来好多次，当时，金华的老百姓中间流传着一句话：“吃吃戏戏，逃逃飞机。”战乱不断，没法干活，没法做生意，成天忙着躲避飞机轰炸。

　　特别是金华火车站，被炸得一塌糊涂。让人气愤的是，冒出许多汉奸，看见日本人的飞机来了，汉奸们马上把一块布扬起来，给日本飞行员做向导，让他们往那个方向飞，到那里去炸。这些汉奸多半是外地来的。

　　八连的阵地，一样不能幸免。每一次空袭，日军飞机先是一个俯冲，近到什么程度?机身上那个血红色的“太阳”都看得清清楚楚。下来时，敌机用机枪“哒哒哒”先是一通猛烈扫射，然后爬高，到了3000米左右的高度，便开始投弹，成堆的炸弹呼啦啦往下掉。

　　我们除了卧倒之外，奈何不了它。炸弹威力很大，幸好它有个死角，那炸起来它不是就地开花的，弹片呈30度往四面炸开，我的耳朵几乎被震聋。

　　更要命的，是我们八连那宝贝一般的捷克式轻机枪，只有9挺，空袭过后，被炸坏了6挺。

　　很多人问我，你怕不怕死?那时候年轻得很，没有其他想法，想不到娶老婆，想不到升官发财，光想着保家卫国。既然来当兵，就是提着脑袋，天天准备死。上战场前，我写了封遗书放在胸口：“邢承谟是金华曹宅镇黄金畈村人。”就这么几个字，万一阵亡了，家里人也知道我的死活。

　　“草鞋岭”遭遇战：徒手掐死一个鬼子

　　飞机走后，日本步兵开始冲锋。陶朱路的东面就是日本人，陶朱路的西边是我们，距离很近，只有几十米。他们那个军曹(相当于中士)，就跟我们的班长一样大的官。那个军曹挥舞着一面日本小军旗，就这么一甩，一帮日本兵呼啦一下跃出战壕，嗷嗷叫着冲过来。

　　队伍打头的是那个军曹，紧随其后的是一个班，再后来，整个连队一百五六十号人都压了上来，明显比我们人多。我一声令下：“打!”顿时，阵地上枪声大作……一直耗到天黑时分。

　　我接到上级命令，一个字：撤!金华守不住了，让我们往兰溪方向转移。那一仗打得那叫一个惨，双方伤亡都很大。部队撤到金华北山的壶平殿一带时，八连就剩下27个人。

　　在那里的队伍经过集中休整后，接到命令，夜里还要杀回金华城，打巷战。我们躲在山上，队伍里江西的兵多，大伙儿肚皮饿了，四五月间，山上的笋漫山遍野，官兵们拔来一大堆竹笋，当菜吃，但是找不到油。那个地方桐油很多的，只好将就着用桐油拿来烧菜，没想到一吃完大家都拉肚子了，连走路都绵软无力，更别提打仗了。

　　那天晚上，趁着夜色，我跟随79师残部杀回金华城，此时，金华城许多地方已经被日军占领。我们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一条街，乃至一条小弄堂，都在反复争夺。我们在城里修的碉堡，后来都被日军利用起来，打击我军。

　　保卫金华这一仗，我被日本人打伤，左肩上负伤，左臂上也被打穿，蛮大一个洞。

　　天就要亮了，79师所部只好全部撤离金华，往龙游方向转移，撤到康村、沙溪一带，就地休整。一数人，79师仅剩一个团的兵力。

　　5月21日晚，龙游草鞋岭，黑咕隆咚的山路上，235团三营营长叫吴帮达，部队打散了，接头的暗号谐音“王八蛋”。那一晚，我和战友们遭遇了一支部队，黑暗中，有人喊了一声：“暗号?”那边没回应。不好!遇上鬼子了。

　　这次遭遇战，由于双方距离太近，就只好拼刺刀，不折不扣的肉搏战，枪掉在地上，就摔跤。日本人可不好对付，还好是近距离，三八式步枪发挥不出威力。三八步枪很厉害，有瞄准具，被鬼子的三八大盖瞄上的，很少有活口。

　　鬼子装备好，可就是脚蹬锃亮的长钉皮靴太笨重，不及草鞋轻便。我自小练过武，终于派上用场。双手掐住一个日本鬼子的脖子。他奋力想把我摔倒，我使出全身力气，死死掐住他的脖子不放，他的力气越来越小，终于倒下了。天一亮，只见地上躺着几十具尸体，双方伤亡差不多，日本人死了20多个。

　　草鞋岭退下来之后，途经兰溪马涧，再到浦江，再南下到丽水集中。那里是32集团军的驻地，总司令是李默庵。

　　1945年，我们打到了浙西的孝丰县，那时，日本天皇已经下诏书投降。在山区，俘虏了两个躲到山上的日本兵，他们也知道天皇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抓到之后，那两个高高大大的日本兵，硬得跟块石头似的，不肯下跪，也不肯投降。身上什么东西都肯给，手表可以给你，枪也可以给你，就是腰里的一只小布袋死活不肯给。我不明就里，我的日语比较差，就会说几句常用的。后来，部队把他们送到福建，那时候32集团军司令部在莆田，那里的翻译官跟他交流之后才知道，小布袋拿出来一看，是出征前老婆留给他的两根头发，还有一面太阳旗，上书四个字：“武运长久。”

　　与“末代皇帝”溥仪同关一地

　　1949年，跟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我无时不刻不思念家乡。四年后，我就偷偷跑回大陆。回来之后，我在杭州开了一个“广通运输行”。

　　我在杭州一方面经商，主要贩卖猪，把金华的“两头乌”卖到杭州。那时，我还结了婚，老婆秦凤珠比我小13岁，家里是资本家，很有钱，是个富家女。后来，便有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

　　别人知道我从台湾来的，但是没有暴露我是黄埔军校的。没过多久，还是被查出来了。先是被判了刑，去东北劳改，与“末代皇帝”溥仪同关一地，而我的后半生命运，也与溥仪颇为相似。

　　在哈尔滨的黑龙江汽车制造厂，我是搞测量工作的。在东北一待就是近30年，我离开家时，儿子才两岁，回来一看，女儿都已出嫁。对于这个家，很愧疚，我感觉我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父亲和丈夫。

　　我是一个退休工人

　　我是第七批被特赦的，溥仪也是被特赦的。67岁时，我回到金华，被分配到曹宅农机厂，重新开始生活，7年后退休。

　　在金华，我被推选为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还当上了县政协委员。后来，金华县分成金东、婺城两个区，我是金东区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

　　后来家里子女生活很好，孙子现在搞运输，他自己有两辆大卡车、一辆小车。儿子现在务农，年纪也大了，快70岁了，他现在不工作，种葡萄。

　　我的晚年生活好的，有保障，我应该感谢共产党。共产党对我照顾很好，我有退休费，据说本来2000元，现在加到3000元左右。我因为劳改回来给我安排到农机厂，算农机厂退休的，所以我是一个退休工人。

　　我认为，没有文化是落伍了，落后就要挨打。我就办了金华黄埔振兴职业学校，我门口那牌子还写在那里。学生学农业，一个果蔬班，一个畜牧兽医，1987年办了一个电脑班，现在学校搬了，改名为金东区职业中学，

　　我现在在写回忆录，回忆录写了一大半，已经有了三万多字，想近两年把它写写好。在此之前，我出过两本书，一本《金华黄埔》，一本《金华之役》。

　　回顾我这一生，我做的事情总结起来八个字：“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我的观念是，我对自己个人利益素来不计较，没有国就没有家。

　　口述：邢承谟 整理：许健楠 沈英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