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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笔从戎郑双龙:强盗来了要赶走
来源:金华新闻网 作者:李剑   2018-01-10 10: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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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金华大桥(原载《中国抗战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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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双龙演示军训动作:立正、稍息、敬礼。 摄影 汪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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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双龙演示军训动作:立正、稍息、敬礼。 摄影 汪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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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双龙演示军训动作:立正、稍息、敬礼。 摄影 汪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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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岁高龄的郑双龙还经常骑自行车去赶集、买东西,身体很好。

  见到郑双龙时,记者不禁有些惊讶。眼前这位老人,面色红润、精神矍铄,坐着腰板笔直,走路腿脚利索,哪里看得出已是96岁高龄?交谈了几句,记者发现他思路清晰,听力尚可,说话很有条理,对于一位年近期颐的老兵来说,这实属难得。

  郑双龙小时候家境不错,从小受过良好教育,他原是一名师范生,21岁时毅然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锤炼成一名抗日战士。他组织过民间抗日武装,在鬼子眼皮子底下借过枪,看守过日本俘虏……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与千千万万的爱国同胞一起,为了救亡图存,为了民族尊严,挥洒着自己的青春与热血。

  访谈进行了3个多小时,老人依旧精神饱满,没有丝毫倦意。他说自己平时坚持锻炼、干农活,还经常骑自行车去赶集、买东西,身体很好。

  告别时,郑双龙还向记者演示了一套军训动作:立正、稍息、齐步走、向右转、敬礼……也许,在这次访谈中,老人也重温了一次年轻时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口述:郑双龙 整理:李剑

  为国家民族,师范生考入黄埔军校

  1919年7月,我出生在武义茭道南仓村,家里排行老三,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父亲兄弟六个,分家前,一大家人都生活在一起,跟我同辈的兄弟姐妹有十几个,很有伴。

  爷爷去世后,由奶奶当家,当时家里有七八个男劳力,还雇了两个长工,家底比较殷实,但日子过得很简朴。早晚两顿基本喝粥,一年到头难得吃到肉,我们小孩子经常要向大人讨肉吃。

  记得有一年中秋节,家里裹粽子,我向奶奶讨肉吃,她顺手将一块裹粽用的生猪肉递给我。我那时还小,不懂事,接过来就往嘴里塞,结果一次就吃怕了,再也不肯吃肉,直到长大后去当兵了,才开始吃肉。

  我父母都是农民,自己虽不识字,却知道让我读书。那个年代,农村孩子读书还不普及,我从小学、初中,一直读到湘湖师范学校(简称“湘师”),在同龄人当中,读书算多的。湘师原来在杭州,抗战爆发后迁到丽水松阳,我是在松阳上的学。

  在湘师读了1年,黄埔军校来金华招生,我就去应试。考官发试卷让我们做,有常识题,也有数理化的题。成绩公布,我考上了,成了黄埔军校第17期学生,那一年我21岁。

  为什么考军校?我们上学时,学校里都在唱《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流浪,流浪”,唱得实在太可怜了。日本人虽然还没打到浙江,但我们都知道北方在打仗,因为武义、永康一带都在抽壮丁、拉壮丁。为了国家民族,我决定去当兵,把日本鬼子赶走,恰好那一年黄埔军校来招生,就去报名了。

  赴军校报到,路上走了三四个月

  考上黄埔后,要去军校报到。当时黄埔军校已经迁到成都,与原成都分校合并。记得那是1940年,我们100多名黄埔17期学生从金华出发,先去江西上饶,与其他地方的学生军集合,再坐火车去鹰潭,然后走路到长沙。去长沙的铁路都已被我们部队破坏,主要是为了延缓日本人,如果有铁路,他们一路坐火车过来,速度会很快。

  我们背着行李,一路往长沙走。当时不是排好队伍统一行动,而是三三两两各走各的。大家早上在一起吃过饭,约好晚上集合地点后,就各自出发。路上遇到岔道口,前面会有人做记号,这种记号会一路延续到集合地点。晚上大家都走到后,就以班为单位吃晚饭。

  到了长沙,发现那里已是一座空城,城里的房屋、街道差不多都被烧光了,到处都是砖头、瓦片。听说长沙是在1938年底被国民党烧掉的,当时,蒋介石下过这样的命令:长沙如果守不住,要全部烧掉。这样,即使被日本人占去了也没用。结果,日本人还没攻打长沙,国民党这边就先把城烧了。后来,烧城的几个负责人都被枪毙。

  我们驻在长沙郊外,天天看戏,都是宣传抗战的话剧。待了半个月,终于等到了去宜昌的船。那时候坐的都是小木船,一艘一艘连起来,最前面有艘小火轮,像火车一样拖着我们过洞庭湖。到了宜昌,又看了半个月话剧,也是等船,去重庆。这次坐的是大轮船,三峡水流太急,小火轮根本开不上去,就算是大轮船,也要借助铁链拉,才能开上去。

  当时从宜昌出发的有两支学生军队伍,我所在的是三总队,坐上了船,另外一支队伍二总队坐不下,只能走路去重庆。我们离开宜昌不久,那里就沦陷了。坐船到重庆后,我们走路去成都,最终抵达黄埔军校。算算日子,从金华到成都,路上走了三四个月。

  轰炸成都重庆,日机停到成都机场

  到了黄埔军校,我作为入伍生被编在三总队,我们一个总队有9个分队,每个分队有100多人。入伍生先学习立正、稍息、齐步走等基本动作,一段时间后,开始到野外训练,拿着枪练习。教官喊“前进”就前进,喊“卧倒”就马上卧倒,要求很严格。冬天穿着棉衣,只要听到“卧倒”的口令,即使前面是个水坑,也得扑下去。

  入伍之后算军校学生了,开始练习拼刺刀、引体向上、翻越木墙等科目,文化课也有,主要学习战术、筑工事、挖战壕等知识。那时候前线战事吃紧,为了早点毕业上战场,我们白天晚上都要学习、练习,晚饭后还经常到野外演习。

  军校的伙食标准比较低,每人每天一斤半米,另有几钱油、盐、豆。刚去的时候还能吃饱,后来就不够吃了,一天训练下来,体能消耗很大,尤其是那些北方来的学生,个头大,饭量也大,训练时都拿机枪、背迫击炮的,一天一斤半米怎么够吃?

  住宿条件也不好。寝室里臭虫很多,像土鳖虫那么大,会叮人。晚上睡觉,墙缝里、床板上、天花板上都是这种臭虫。人躺在床上动一动,它们就躲起来;(人)睡着了,(虫)就爬出来。我们白天都训练得很累,晚上睡得很沉,被那些臭虫叮了都不知道。

  那时候,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几十架、上百架一起飞来,把重庆、成都炸得一塌糊涂,很多建筑被炸毁,一些老百姓被炸死。当时国民党的防空力量很弱,没有防空炮,也没什么飞机,日本飞机来来去去不受威胁,甚至停到了成都的机场上。日本飞机一来,我们都逃到乡下树林里隐蔽起来,部队也藏到树林里。没办法,武器装备差太远,只能被动挨打。

  趁夜潜入日军据点,向大地主借枪

  1942年,我从黄埔军校毕业,被分到国民党军第63师,部队驻在兰溪。当年,军校给每个毕业生发放路费,叫我们自己到各个战区去找部队。

  我从成都坐车先去重庆,那时候没有公交车,就在路边等,看到开往重庆的货车就挤上去。车也不是现在这种汽车,而是烧木炭的,开车前要生火,木炭烧起来后利用煤气推动车子,所以开得很慢,而且开一段路就得停下来,掏出炉灰,再把新的木炭放进去烧。

  过了重庆,再去贵阳、衡阳、上饶,最后回到金华。我先回了趟家,看看80多岁的父亲、多年不见的老婆和从没见面过的儿子。我去读军校时,大儿子还没出生,第一次见面,他已经3虚岁了。

  当时已经快到端午,家里人叫我过完节再去部队报到,我就在家多留了几天。没想到,端午还没到,武义就沦陷了,县政府迁到山里,乡公所也没人了,我们村子附近都有日本兵。

  金华也已被日本人占领,我不知道63师还在不在兰溪,就没去找部队,而是和倪云腾、颜金元、王放等人一起,到乡公所收了一些枪,成立了抗日自卫中队。倪云腾、颜金元都是共产党员,曾在杭州坐牢,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他们才被释放。

  抗日自卫中队有五六十人,但枪支不多。我们听说童庐村有个叫童汉章的大地主家里有枪,就准备向他去借。童庐是个大地方,武义沦陷后,日本人的指挥部就设在那里,有重兵把守,附近山上还造有炮楼,经常在那一带抓人、杀人。一天晚上,我和王放两个人穿着长衫,偷偷摸进童庐村,找到童汉章,向他借来一支手枪给我用。有没有遇到鬼子?如果遇到,我们可能就出不来了。

  我们的抗日自卫武装没有任何补给,很难维持,后来就并入了吕师杨的保安中队,到宣平去训练。之后,吕师杨去义乌当县长,保安中队被改编,我就离开了那里。

  看守3个日本俘虏,想把他们都枪毙了

  我有个朋友的岳父在永康县里当书记,经他介绍,我去了国民党第32集团军总部,在那里的特务营第二连当排长,负责司令部的警卫工作。

  当时,32集团军总部设在丽水县碧湖镇采桑村,周边的国民党部队如果抓到日本俘虏,会押解到总部来。我在特务营时看守过3个日本俘虏,当时他们被关押在一间庙里,每天有饭吃。

  日本人来我们村时,到处抢东西,还强奸妇女,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窝火,要不是部队有规定,真想把那几个俘虏都枪毙了!

  在特务营待了一段时间后,我调到上海,在11旅10团7连当连长,这支部队原先是伪军,是反正(即投诚)过来的,后来,我们一直在福建浦城训练。

  驻防东海、上海,没有和解放军直接打

  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我们旅被编入国民党军第57师,师长叫段霖茂,我在11旅10团5连当连长。我们从浦城开往江山、金华,再到杭州,之后不久就被调往江苏东海一带驻防,接收了一个日本人的机场。当地有一座锦屏山,山上有一些日本人建的碉堡、防空洞这些工事。驻防东海的那段日子,我们要么守机场,要么就驻在山上,解放军也没有来进攻。

  后来,国民党连吃败仗,我们开始从东海往南撤,一直退到上海。1949年解放军打到上海,我们的团长居然逃跑了,副团长只好带领我们投降,当时团里大概有1000人。实际上,我们团是作为预备队的,放在第二线,没有直接和解放军打过。

  投降后,我们这些俘虏全部集中到江苏省六合县,每天改造思想,学习共产党的政策。

  学了两三个月,有一天,一个解放军政委说“既往不咎,历史从宽、现行从严,希望你们重新做人,为人民服务”。他讲话后,我们就回家了。当时也有些俘虏参加解放军,我想自己当了这么多年兵,家里没怎么顾到,还是回家算了。

  回到老家,村里刚组织成立农会,农会主任认为我有文化,叫我去帮忙。我自认为成分不好,是要去坐牢的人,不想去。但他们坚持要我去,主要是给村民传达党的政策。有一次,白洋区区长来村里开会,他是山东人,不会说武义话,在台上发完言,农会主任问大家“懂不懂”?大家回答“不懂”。农会主任就叫我向大家传达一遍区长的讲话内容,有点像翻译。

  生活简单有规律,

  去世后愿捐献遗体

  “文革”后,我给村里种茉莉花,但这一带的土质不太适合,而且春天雨水多,茉莉花的根系容易烂,工夫花了不少,就是种不好,还好村里没叫我赔。之后,我一直在家务农。前些年,村里成立老年协会,叫我当副会长,后来当会长,一直当到90岁。

  我的妻子是永康人,比我大1岁,17岁时嫁给我,2004年去世了。她这一辈子过得很苦。我去当兵时,她已经怀孕了,自己一个人在家种田,把大儿子生下来养大;二儿子出生时,我又因为“历史问题”坐了3年牢,一家里里外外的活都靠她一个人干……她这辈子,没怎么享受过(说到这里,老人陷入了沉思)。

  现在我一个人住,生活很简单,每天早晨起来,只要天气好,都要到屋后的山脚下打坐,练练气功;回家吃完早饭,出去转转,或者到田里干活,去山上砍柴,不怎么待在家里。晚饭后,到村里代销店跟下几盘象棋,8点多钟回家睡觉。政府每个月给我525元补助,还有90岁以上老人100多元的养老金,我不太生病,这些钱够吃够用了。

  我患过直肠癌,66岁那年开过刀,治好了。我希望以后不要生病死,而是无疾而终。如果生活不能自理了,我想去养老院,不要给儿孙添负担。我死后,遗体如果有用,我愿意捐献出去。

  说到国家,前两年,我曾写过一副春联贴在大门上:“祝祖国繁荣昌盛,盼台湾和平统一”。我一个96岁的老人,已无法为国出力,只希望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

  作者:李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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