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笔从戎郑双龙：强盗来了要赶走
来源：金华新闻网　作者：李剑   2018-01-10 10:28:31

抗战时期的金华大桥(原载《中国抗战画史》)

郑双龙演示军训动作：立正、稍息、敬礼。 摄影 汪 蕾

郑双龙演示军训动作：立正、稍息、敬礼。 摄影 汪 蕾

郑双龙演示军训动作：立正、稍息、敬礼。 摄影 汪 蕾

96岁高龄的郑双龙还经常骑自行车去赶集、买东西，身体很好。

　　见到郑双龙时，记者不禁有些惊讶。眼前这位老人，面色红润、精神矍铄，坐着腰板笔直，走路腿脚利索，哪里看得出已是96岁高龄?交谈了几句，记者发现他思路清晰，听力尚可，说话很有条理，对于一位年近期颐的老兵来说，这实属难得。

　　郑双龙小时候家境不错，从小受过良好教育，他原是一名师范生，21岁时毅然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锤炼成一名抗日战士。他组织过民间抗日武装，在鬼子眼皮子底下借过枪，看守过日本俘虏……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与千千万万的爱国同胞一起，为了救亡图存，为了民族尊严，挥洒着自己的青春与热血。

　　访谈进行了3个多小时，老人依旧精神饱满，没有丝毫倦意。他说自己平时坚持锻炼、干农活，还经常骑自行车去赶集、买东西，身体很好。

　　告别时，郑双龙还向记者演示了一套军训动作：立正、稍息、齐步走、向右转、敬礼……也许，在这次访谈中，老人也重温了一次年轻时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口述：郑双龙 整理：李剑

　　为国家民族，师范生考入黄埔军校

　　1919年7月，我出生在武义茭道南仓村，家里排行老三，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父亲兄弟六个，分家前，一大家人都生活在一起，跟我同辈的兄弟姐妹有十几个，很有伴。

　　爷爷去世后，由奶奶当家，当时家里有七八个男劳力，还雇了两个长工，家底比较殷实，但日子过得很简朴。早晚两顿基本喝粥，一年到头难得吃到肉，我们小孩子经常要向大人讨肉吃。

　　记得有一年中秋节，家里裹粽子，我向奶奶讨肉吃，她顺手将一块裹粽用的生猪肉递给我。我那时还小，不懂事，接过来就往嘴里塞，结果一次就吃怕了，再也不肯吃肉，直到长大后去当兵了，才开始吃肉。

　　我父母都是农民，自己虽不识字，却知道让我读书。那个年代，农村孩子读书还不普及，我从小学、初中，一直读到湘湖师范学校(简称“湘师”)，在同龄人当中，读书算多的。湘师原来在杭州，抗战爆发后迁到丽水松阳，我是在松阳上的学。

　　在湘师读了1年，黄埔军校来金华招生，我就去应试。考官发试卷让我们做，有常识题，也有数理化的题。成绩公布，我考上了，成了黄埔军校第17期学生，那一年我21岁。

　　为什么考军校?我们上学时，学校里都在唱《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流浪，流浪”，唱得实在太可怜了。日本人虽然还没打到浙江，但我们都知道北方在打仗，因为武义、永康一带都在抽壮丁、拉壮丁。为了国家民族，我决定去当兵，把日本鬼子赶走，恰好那一年黄埔军校来招生，就去报名了。

　　赴军校报到，路上走了三四个月

　　考上黄埔后，要去军校报到。当时黄埔军校已经迁到成都，与原成都分校合并。记得那是1940年，我们100多名黄埔17期学生从金华出发，先去江西上饶，与其他地方的学生军集合，再坐火车去鹰潭，然后走路到长沙。去长沙的铁路都已被我们部队破坏，主要是为了延缓日本人，如果有铁路，他们一路坐火车过来，速度会很快。

　　我们背着行李，一路往长沙走。当时不是排好队伍统一行动，而是三三两两各走各的。大家早上在一起吃过饭，约好晚上集合地点后，就各自出发。路上遇到岔道口，前面会有人做记号，这种记号会一路延续到集合地点。晚上大家都走到后，就以班为单位吃晚饭。

　　到了长沙，发现那里已是一座空城，城里的房屋、街道差不多都被烧光了，到处都是砖头、瓦片。听说长沙是在1938年底被国民党烧掉的，当时，蒋介石下过这样的命令：长沙如果守不住，要全部烧掉。这样，即使被日本人占去了也没用。结果，日本人还没攻打长沙，国民党这边就先把城烧了。后来，烧城的几个负责人都被枪毙。

　　我们驻在长沙郊外，天天看戏，都是宣传抗战的话剧。待了半个月，终于等到了去宜昌的船。那时候坐的都是小木船，一艘一艘连起来，最前面有艘小火轮，像火车一样拖着我们过洞庭湖。到了宜昌，又看了半个月话剧，也是等船，去重庆。这次坐的是大轮船，三峡水流太急，小火轮根本开不上去，就算是大轮船，也要借助铁链拉，才能开上去。

　　当时从宜昌出发的有两支学生军队伍，我所在的是三总队，坐上了船，另外一支队伍二总队坐不下，只能走路去重庆。我们离开宜昌不久，那里就沦陷了。坐船到重庆后，我们走路去成都，最终抵达黄埔军校。算算日子，从金华到成都，路上走了三四个月。

　　轰炸成都重庆,日机停到成都机场

　　到了黄埔军校，我作为入伍生被编在三总队，我们一个总队有9个分队，每个分队有100多人。入伍生先学习立正、稍息、齐步走等基本动作，一段时间后，开始到野外训练，拿着枪练习。教官喊“前进”就前进，喊“卧倒”就马上卧倒，要求很严格。冬天穿着棉衣，只要听到“卧倒”的口令，即使前面是个水坑，也得扑下去。

　　入伍之后算军校学生了，开始练习拼刺刀、引体向上、翻越木墙等科目，文化课也有，主要学习战术、筑工事、挖战壕等知识。那时候前线战事吃紧，为了早点毕业上战场，我们白天晚上都要学习、练习，晚饭后还经常到野外演习。

　　军校的伙食标准比较低，每人每天一斤半米，另有几钱油、盐、豆。刚去的时候还能吃饱，后来就不够吃了，一天训练下来，体能消耗很大，尤其是那些北方来的学生，个头大，饭量也大，训练时都拿机枪、背迫击炮的，一天一斤半米怎么够吃?

　　住宿条件也不好。寝室里臭虫很多，像土鳖虫那么大，会叮人。晚上睡觉，墙缝里、床板上、天花板上都是这种臭虫。人躺在床上动一动，它们就躲起来;(人)睡着了，(虫)就爬出来。我们白天都训练得很累，晚上睡得很沉，被那些臭虫叮了都不知道。

　　那时候，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几十架、上百架一起飞来，把重庆、成都炸得一塌糊涂，很多建筑被炸毁，一些老百姓被炸死。当时国民党的防空力量很弱，没有防空炮，也没什么飞机，日本飞机来来去去不受威胁，甚至停到了成都的机场上。日本飞机一来，我们都逃到乡下树林里隐蔽起来，部队也藏到树林里。没办法，武器装备差太远，只能被动挨打。

　　趁夜潜入日军据点，向大地主借枪

　　1942年，我从黄埔军校毕业，被分到国民党军第63师，部队驻在兰溪。当年，军校给每个毕业生发放路费，叫我们自己到各个战区去找部队。

　　我从成都坐车先去重庆，那时候没有公交车，就在路边等，看到开往重庆的货车就挤上去。车也不是现在这种汽车，而是烧木炭的，开车前要生火，木炭烧起来后利用煤气推动车子，所以开得很慢，而且开一段路就得停下来，掏出炉灰，再把新的木炭放进去烧。

　　过了重庆，再去贵阳、衡阳、上饶，最后回到金华。我先回了趟家，看看80多岁的父亲、多年不见的老婆和从没见面过的儿子。我去读军校时，大儿子还没出生，第一次见面，他已经3虚岁了。

　　当时已经快到端午，家里人叫我过完节再去部队报到，我就在家多留了几天。没想到，端午还没到，武义就沦陷了，县政府迁到山里，乡公所也没人了，我们村子附近都有日本兵。

　　金华也已被日本人占领，我不知道63师还在不在兰溪，就没去找部队，而是和倪云腾、颜金元、王放等人一起，到乡公所收了一些枪，成立了抗日自卫中队。倪云腾、颜金元都是共产党员，曾在杭州坐牢，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他们才被释放。

　　抗日自卫中队有五六十人，但枪支不多。我们听说童庐村有个叫童汉章的大地主家里有枪，就准备向他去借。童庐是个大地方，武义沦陷后，日本人的指挥部就设在那里，有重兵把守，附近山上还造有炮楼，经常在那一带抓人、杀人。一天晚上，我和王放两个人穿着长衫，偷偷摸进童庐村，找到童汉章，向他借来一支手枪给我用。有没有遇到鬼子?如果遇到，我们可能就出不来了。

　　我们的抗日自卫武装没有任何补给，很难维持，后来就并入了吕师杨的保安中队，到宣平去训练。之后，吕师杨去义乌当县长，保安中队被改编，我就离开了那里。

　　看守3个日本俘虏，想把他们都枪毙了

　　我有个朋友的岳父在永康县里当书记，经他介绍，我去了国民党第32集团军总部，在那里的特务营第二连当排长，负责司令部的警卫工作。

　　当时，32集团军总部设在丽水县碧湖镇采桑村，周边的国民党部队如果抓到日本俘虏，会押解到总部来。我在特务营时看守过3个日本俘虏，当时他们被关押在一间庙里，每天有饭吃。

　　日本人来我们村时，到处抢东西，还强奸妇女，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窝火，要不是部队有规定，真想把那几个俘虏都枪毙了!

　　在特务营待了一段时间后，我调到上海，在11旅10团7连当连长，这支部队原先是伪军，是反正(即投诚)过来的，后来，我们一直在福建浦城训练。

　　驻防东海、上海，没有和解放军直接打

　　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我们旅被编入国民党军第57师，师长叫段霖茂，我在11旅10团5连当连长。我们从浦城开往江山、金华，再到杭州，之后不久就被调往江苏东海一带驻防，接收了一个日本人的机场。当地有一座锦屏山，山上有一些日本人建的碉堡、防空洞这些工事。驻防东海的那段日子，我们要么守机场，要么就驻在山上，解放军也没有来进攻。

　　后来，国民党连吃败仗，我们开始从东海往南撤，一直退到上海。1949年解放军打到上海，我们的团长居然逃跑了，副团长只好带领我们投降，当时团里大概有1000人。实际上，我们团是作为预备队的，放在第二线，没有直接和解放军打过。

　　投降后，我们这些俘虏全部集中到江苏省六合县，每天改造思想，学习共产党的政策。

　　学了两三个月，有一天，一个解放军政委说“既往不咎，历史从宽、现行从严，希望你们重新做人，为人民服务”。他讲话后，我们就回家了。当时也有些俘虏参加解放军，我想自己当了这么多年兵，家里没怎么顾到，还是回家算了。

　　回到老家，村里刚组织成立农会，农会主任认为我有文化，叫我去帮忙。我自认为成分不好，是要去坐牢的人，不想去。但他们坚持要我去，主要是给村民传达党的政策。有一次，白洋区区长来村里开会，他是山东人，不会说武义话，在台上发完言，农会主任问大家“懂不懂”?大家回答“不懂”。农会主任就叫我向大家传达一遍区长的讲话内容，有点像翻译。

　　生活简单有规律，

　　去世后愿捐献遗体

　　“文革”后，我给村里种茉莉花，但这一带的土质不太适合，而且春天雨水多，茉莉花的根系容易烂，工夫花了不少，就是种不好，还好村里没叫我赔。之后，我一直在家务农。前些年，村里成立老年协会，叫我当副会长，后来当会长，一直当到90岁。

　　我的妻子是永康人，比我大1岁，17岁时嫁给我，2004年去世了。她这一辈子过得很苦。我去当兵时，她已经怀孕了，自己一个人在家种田，把大儿子生下来养大;二儿子出生时，我又因为“历史问题”坐了3年牢，一家里里外外的活都靠她一个人干……她这辈子，没怎么享受过(说到这里，老人陷入了沉思)。

　　现在我一个人住，生活很简单，每天早晨起来，只要天气好，都要到屋后的山脚下打坐，练练气功;回家吃完早饭，出去转转，或者到田里干活，去山上砍柴，不怎么待在家里。晚饭后，到村里代销店跟下几盘象棋，8点多钟回家睡觉。政府每个月给我525元补助，还有90岁以上老人100多元的养老金，我不太生病，这些钱够吃够用了。

　　我患过直肠癌，66岁那年开过刀，治好了。我希望以后不要生病死，而是无疾而终。如果生活不能自理了，我想去养老院，不要给儿孙添负担。我死后，遗体如果有用，我愿意捐献出去。

　　说到国家，前两年，我曾写过一副春联贴在大门上：“祝祖国繁荣昌盛，盼台湾和平统一”。我一个96岁的老人，已无法为国出力，只希望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

　　作者：李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