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旬张世椿：恨不杀敌未降时
来源：金华新闻网　作者：李艳 汪蕾   2018-01-10 10:31:54

　　1944年秋，国际反法西斯力量转入战略反攻阶段，国民政府为了在中国战区储备反攻力量，号召全国知识青年从军，组建一支以知识青年为主体的现代化武装部队———青年远征军，简称青年军。

　　图为重庆各界欢送青年远征军出征。 (本报资料)

图为张世椿。 汪 蕾 摄

　　约好采访的当天，90岁的浦江籍远征军老兵张世椿，早早地等候在家门口。当天，“九一八”，秋雨绵绵，看到车子在他前面停下，老人冲进雨里，不待记者走下车，就大老远扬起手热情地打招呼：“你们终于来了!”

　　老人寂寞已久。他战火的青春、坎坷的经历，是如此渴望向人倾诉。

　　老人此生，最大的骄傲，是投笔从军，成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员;最大的遗憾，是未能上前线冲锋杀敌。他和战友都已经戴上飞虎队的手符了，甚至飞虎队输送兵源的飞机都准备好了，可就在万事俱备准备出发时，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恨不杀敌未降时。老人为自己身后写下了大红对联，横批“还我心愿”，所要还的就是其痛杀日本鬼子的心愿。

　　老人一生几遇贵人：逃亡时，遇蒋介石把兄弟、民国名人陈肇英收留;入伍时，国民党“五虎上将”之一顾祝同的弟弟破例招收其加入中国远征军;黄埔军校毕业后，在蒋经国身边做警卫，亲眼见证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

　　老人一生坎坷，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妻离子散，妻子改嫁，大儿子自杀身亡，一个女儿一个儿子虽近在咫尺，却几十年不相往来。一个多月前，老人病重，一度病危，两个孩子才先后第一次走进父亲的家中……

　　口述：张世椿 整理：李艳 汪蕾

　　日本鬼子侵占浙江后，有人带我逃到江西

　　1925年9月5日，我出生在浦江县郑宅镇马鞍山村。家中有兄弟姐妹9人，我排行第六。

　　我小学读四年半就毕业了，在郑宅小学。爸爸规定我们小学以上没得读。

　　第一册读完，爸爸问校长：“我儿子读书怎么样?”

　　校长说：“好!”

　　爸爸说：“好，那第二册就不要读了。”

　　那时候是五年制，第二册不要读，直接跳读第三册，不就是四年半了。

　　学校很严格的，我现在毛笔字写得好，就是小时候练起来的。读小学时字写得不好，老师要打的。写字时，如果笔握得不牢，被老师一把拎起，老师马上一个栗子敲下来;书背不出来，皮鞭抽得你不会响。书扔到哪里，跪到哪里，书会背了才能站起来。

　　我11岁就会用红纸写春联;12岁就会耕田。爸爸说，我家有田有牛，你就在家种种田好了。

　　我说我不种田。

　　我那时候看书，专门看包公、岳飞，其他书不看，从小我就想精忠报国，治国平天下。

　　爸爸在村里开了一家贡盐店，我在家里对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很孝敬，家里的事、店里的事，不要讲我自己都会做。日本鬼子在1942年时就已经侵占我们浙江了，我们都逃了，逃到山上去。日本鬼子从傅宅过来，村里被他们抢得精光。

　　日本鬼子侵占浙江后，有人带着我逃到江西去，东流西窜。日本鬼子到过我们村，在村里待了很长时间。

　　“当兵不合格，当伙夫也行!”

　　日本鬼子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我抱着深仇大恨，逃亡到江西。当时江西南昌已经被日本鬼子占领，江西省政府迁到了泰和。我在江西流浪了七八个月，像讨饭一样，饥寒交迫实在过不下去了，我去找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主任委员陈肇英，他的一个副官是我家亲戚。那时候是冬天，我连鞋子都没有穿。找到他时，他看看我又矮又瘦，问：“你这么小的人，叫你干什么好呢?”

　　他把我介绍到国立第十三中学，那是1942年下半年。国立第十三中学在江西吉安，叫青原山，文天祥在那里教过书，现在是一个名胜旅游区。那里是公费的，吃的是炒冷饭，菜是最差的，高菜———福建、江西那边长得很高的菜，像我们这边的青菜，锅里一炒，上面浇点油。这个学校一共有300多人，每个学生都有一支枪，有200发子弹。

　　1943年，蒋介石号召“一寸江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陈肇英到我们学校来，做动员报告。他说国难当头，知识青年要保家卫国，远征缅甸。那时候报名的人不少，我校批准人数，男女各100名。

　　陈肇英的报告讲得大家都流眼泪，国家已经到了危难关头，学校里大多是江苏、浙江等外省逃亡的学生，投笔从军去当远征军，个个踊跃报名。

　　学校报名的时候，我还抢到第二个，陈肇英第一个，他来做报告，也要签个字。陈肇英一讲完话，我立马跑上去，第二个在红布上签名。同学看我很奇怪：“怎么像讨饭一样的，也要去报名?”

　　我们当时穿的是什么衣服?是部队收来的旧棉衣，补补给我们穿的。

　　报名以后上面要批的。我又矮又瘦，各方面看好像都不太合格。不过，我是第二个签名的，他们也不敢不把我送去。

　　我们就这样行李背背去远征从军了，挂历上都有的，“热烈欢送学生从军远征”。出征途中，群众夹道欢送，我感到万分自豪。我们到江西瑞金入伍，入伍以后还要进行身体检查。检查以后，通知我：“你不合格，退回原单位。”

　　我如五雷轰顶，像疯了般，在地上打滚，大喊大闹：“我的家乡沦陷，房子被火烧光了，我投笔从军，精忠报国，我要到前线去杀日本鬼子。”

　　现场的同学，都为我掩面流泪。

　　很快走过来一个少将团长，他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弟弟，也是征兵负责人。

　　看到我在地上打滚，他大喊一声：“小伙子，你干啥啊?”

　　我回答：“家乡沦陷，水深火热，我要投笔从军，献身报国。”

　　他接着说：“我们209师，以江西、福建、广东三省为征兵基地，素质较高，我们要出国去，协同盟军作战，你当兵是不合格的。”我立即回答：“当兵不合格，当伙夫也行!”

　　他立即答复：“你有如此雄心壮志，破格录取!”

　　我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一个劲双手合十道谢。

　　从此以后，我随部队来到福建上杭受训，开始了艰苦的军营生活。

　　那年我16岁。

　　最大的遗憾，是没到前线打过日本鬼子

　　我在部队比谁都刻苦，搞卫生，床底下都会爬进去，不怕累，也不怕脏。

　　我们连长是江西三分校教官，他知道我日夜刻苦训练，对我十分关爱。早上，我经过连长允许，提前半小时到山上练口令。山上练口令效果很好。我现在到山上喊，三四里路都还能听到。

　　我打步枪、打炮、打手枪，非常准，靠练的。部队三本书———《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警务令》，重要的我读到会背。考试时，随便哪一个人都吃不消我。我还练单杠、双杠，每天晚上都练。少尉预备军官结业时，我荣获金质优胜奖章一枚。

　　我现在这个年纪了都胸肌发达，我不是吹牛，我给你们记者看一下，这些完全靠练出来的。两米高的墙头，我一下子就翻过去了。被我这个手碰到一下，骨头都要断，这些都是靠练出来的，等同学都睡了以后，晚上偷偷练。同学都很奇怪：“怎么你以前身体那么差，现在变得这么好了。”

　　在部队六七个月后，团长已经知道我这个人了。训练、比赛时，盟军———美国的军事顾问团来，都是叫我去打给他们看的，步枪也好，炮也好。

　　我手枪可以打25米远，人在走，照样打得中。上面有人来：“小伙子，过来，打给他们看看!”师长、军长都知道我，都让我去打。

　　训练了一年左右，1944年冬季，得到盟军总部指令，所有的远征军积极备战，对日军进行反攻。部队给每个官兵发了飞虎队的手符，手符上写了名字、哪里人、哪个部队、职务等信息。我当时就在手符上写了浦江人、部队209师等信息。我当战车防御炮炮长，是打坦克的。

　　手符发下来，部队官兵个个都很激动，斗志很高。要知道，投笔从军，目的就是打日本鬼子。手符发给我们，就是准备坐陈纳德飞虎队输送兵源的飞机到缅甸反攻的，每个排一架。结果，等我们一切准备好时，日本无条件投降了。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到前线打过日本鬼子。

　　在蒋经国身边做警卫

　　日本投降后，部队高中以上的官兵到台湾就业，我没有高中毕业，留在部队当排长，后来台湾凤山陆军军官学校到我们部队来招生，我成为台湾凤山陆军军官学校第十五期录取生。

　　这是黄埔军校在台湾的分校，邓小平当年说过，欢迎台湾凤山军校同学参加我们大陆黄埔军校的同学会。台湾凤山军校校长是蒋介石，班主任是孙立人，我在那里待了八个月。

　　八个月毕业后，就被派到上海浦东第31军，做军部警卫营火箭炮排排长。后来军长派一个加强排，保卫特派上海经济专员、青年军嘉兴夏令营长官蒋经国，我任蒋经国警卫排排长。

　　蒋经国在上海打“四大家族”时，我就在他身边，拿现在的说法叫“打老虎”、反腐败。

　　当时，通货膨胀，经济、市场不好了，蒋经国把“四大家族”的钱都拿来充公。蒋经国铁面无私，人们都叫他“蒋青天”。蒋经国在上海、嘉兴两边跑，我们主要是便衣队，我的衣服穿得比蒋经国还好，以假乱真。出门，我戴墨镜，穿风衣、马靴，和蒋经国坐同一辆公务车。我比蒋经国风度还好，别人看我都以为我官当得大，这样目的就达到了。

　　杭州至南京这段路程，归我们青年军209师、202师两个师管，警戒、地防都是我们管的。那时有一个汉奸，叫陈公博，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就是我们警卫营押送去枪毙的，枪毙在苏州。

　　我在蒋经国旁边待了八个月，我觉得蒋经国比他爸爸好，好在不贪色，能够办案，能够亲自去调查。我在他旁边时，一个下雨的晚上，有人来行刺蒋经国，被我抓住了。这个事情发生后，蒋经国说：“还有人来行刺我啊?”

　　后来，蒋经国要回台湾了，派我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当军风纪纠察，他给我们军长写了一封信，“这个人你应该重用”，所以才会派我当军风纪纠察，管部队的纪律。

　　三四个月后，国民党部队打败，我在部队撤退时逃回浦江老家。

　　这辈子，虽然我没有机会打过日本鬼子，但总而言之，我是忠于国家的。我死后，我要把丧事当喜事来办，用红纸的对联贴在堂头。

　　对联我都写好了，横批：还我心愿。对联：投笔从军精忠报国，浩然正气万古长存。

　　“我不是修钢笔的，

　　我是弃甲归山”

　　逃回老家后，行当没有了，官也没得当，1950年开始，我以修理钢笔为生。这个技术是自学的，全县第一个，不是说修得最早，而是修得最好。修钢笔后，我娶了妻子，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我修理钢笔，和别人不一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我的经营之道。我不骗别人，公平对人。

　　学校有学生这样说：“师傅，你差点的钢笔头配个给我。”

　　我问：“你为什么读高中了还配个差的钢笔头?”

　　“我家里困难。”

　　我对他说：“你只要在这个学校，我给你免费修理，一直到你学业完成。”

　　许多学生初中在我这里修，高中在我这里修，大学也在我这里修。金华师范我去过，金一中过去在蒋堂的，蒋堂我也去过。校长和书记说：“你这个人不骗人。我们学校有贫困学生，你都会给他们免费修理，你这个人人品好。”

　　后来，我对他们讲了我是怎样一个人。有的老师了解我的经历后，抱着我哭：“我们有同样的遭遇，我也坐过牢、关过牛棚，现在还在代课。”

　　我以修理钢笔为业，骑单车带行装，跋山涉水，跑遍杭州、绍兴、台州、丽水、金华、衢州6个地区38个县市，这些地方的高中、大学，大部分我都到过。许多学校的校长、书记，我去以后，常常通过广播或者海报通知：浦江修钢笔的老师来了，你们抓紧时间。他走了以后，你们修不到了。

　　这是校长、书记对我的看法，我对他们说：“我不是修钢笔的人，我是弃甲归山，换了另外一个行当。”

　　现在好多打过交道的人看到我，都会奇怪地问：“老师傅，你都还活着?”

　　我对他们说：“一个人要心情好，就需要有德，缺德心情就不会好。为什么呢?因为你做了亏心事。”我这一辈子，包括我的爸爸妈妈都是这样，对人非常好，那些上了年纪的人，生病没有人照顾，他们都会去服伺。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遭受了很多波折，一共劳改了25年。1981年释放时，我57岁，回到郑宅，混不下去，当年下半年就去做和尚了。我做和尚，头不剃，衣服不穿，在殿里吃素，到山脚就不吃素。我种花、栽树、开地，专门搞建设。

　　后来，不做和尚，又开始修钢笔了。我现在还有上万个钢笔头。有人要，我都拿来送人。我修钢笔一直修到70多岁，我还当过好几年健身操教练呢。

　　现在每个月政府给我525元补助，加上90岁以上养老金130元，每个月自己吃吃够用了。

　　对我们的国家

　　和社会感到满意

　　黄埔军校的经历对我一生影响很大，警卫蒋经国时，子弹任我打，我每天都打20发子弹。

　　千百万人的实践证明，老百姓说好就是好，老百姓说不好就是不好。现在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我真心佩服和拥护。

　　别的不说，现在如果需要有人到辽宁舰上去喊话，我会到日本去喊，保卫钓鱼岛。

　　我在台湾的同学相当多。有个去台湾的后辈来看过我，他现在在美国。他是我们村里人，父亲当过远征军作战营营长。

　　飞虎队的手符被我带到家里后，和照片一起毁了。我多少锦旗、照片啊，可惜都没有了，一切都没有保存。

　　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到前线打日本鬼子，最大的心愿是平平淡淡，生活能够过得去，知足常乐嘛。

　　现在，我每天看新闻，海峡两岸，国际国内，我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非常满意。

　　作者：李艳 汪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