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小小交通员的那些事
来源：浙江丽水 文史委 作者： 李庆祥   2018-04-04 11:24:09

　　201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全国上下都在倡导铭记党的历史，传承和发扬长征精神，激发了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我，把自己小时候，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里当小小交通员的事记录下来，教育子孙后人。这算是我这个已84岁的耄耋老人，跟上新长征步伐，发挥自己的一点余热吧。

　　一、革命之家熏陶了我。

　　我的祖父李向荣是一个勤劳、勤俭、吃苦的农民，思想进步，深明大义，一生支持革命。祖父母育有七个子女，分别为：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李联芬，地下党交通员，解放后曾任稠门村第一任农会长;次子李聅辉(字侠农)，黄埔军校第五期学员，国民革命军营长，参加1929年底至1930年初在蒋唐战争中身负重伤，1932年冬因枪伤复发，英年早逝;三子李联芝，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任稠门村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多年，是缙云县第五至第十三届连续九庙县人民代表;女儿李苏联，嫁到双溪口乡金岭脚村，她家也成了雅江、双溪一带地下党活动的联络据点，女婿潘品桃是共产党员，解放后曾任章村区政府指导员;四子李文辉，解放前历任中共青田县万山区委书记，青田县特派员，缙云县委书记，处属特委娄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浙东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缙云县军亊管制委员会主任，中共丽水地委委员、地委秘书长，地委民运部部长，解放后任庆元县委书记兼县长，中共丽水中心县委书记，中共温州地委委员、秘书长，中共温州地委副书记、溫州专员公署专员等职，是中共八大代表，浙江省第三届人大代表;五子李文照，1939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4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普化小学党支部书记，新四军浙东纵队五支队炮兵连副指导员，华东野战军一纵六旅七团炮兵指导员，二十军辎重营党委委员，解放后任缙云县副县长、县长;六子李文彪，1945年6月赴四明山新四军鲁迅学院学习，参加革命，1947年1月加入中囯共产党，1948年5月任浙东人民解放军金箫支队金箫报社党支部书记、电台台长，此后任浙江日报电台报务主任，解放后任宁波团市委副书记，新安江水电工程局团委书记，浙江师范学院党委委员、数学系、化学系党总支书记。

　　我是祖父李向荣的长孙，生于1933年农历八月廿八，周岁时母亲去世，自小跟着祖父母长大，耳濡目染祖父母坚定支持叔叔们参加革命，家破人亡也在所不惜，直至革命胜利。也亲眼所见叔叔们为了中国革命出生入死，不改初心，无怨无悔。我那时年少，能够为傅振军、宣恩金、张之青、四叔李文辉、李银通他们送信，虽经历多次危险，但非常有意义，值得回忆。

　　二、10岁时第一次代父送信。

　　1942年春节，我刚10虚岁。这一年五叔李文照、六叔李文彪都相继离开家乡奔赴四明山参加新四军去了。四叔李文辉和老胡(傅振军司令员)、老宣(宣恩金)、张之青他们在浙南一帶发展革命武装，组建抗日游击队。中共缙云县委和处属特委就建立在我的老家稠门的岗西山后(现在是缙云县委旧址)，在稠门半产自然村李汝芳家和金岭脚姑母家也建立了联络据点。

　　1942年冬的一天早晨，父亲问我岗西山后敢去吗?我什么也不懂，但初生牛犊不怕虎，响亮地回答说：“敢去!”

　　其实岗西山后我是没有去过的，只知道去的方向。

　　父亲拿来信件要我送到岗西山后李银通叔叔家交给四叔李文辉，吩咐路上不得贪玩。

　　当时我穿着一件一补再补的衣服，父亲把要送给四叔的信件，卷得圆圆的，像个小鞭炮，给我藏在补钉里，再让我送去。

　　这信本来是父亲自己送的，但当时稠门驻着国民党联防队，主要路口都设有岗哨，大人出入都要搜身，容易暴露，小孩不太引人注意，可以避路通过，所以父亲交给我送。

　　我从稠门三村翻过西山岗到上塘庵再至大余(就是现在的大余水厍大坝)，从金岭和岗西山后分路后，道路就是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山上松树、毛竹都已披上银装，山背上滚下的冰块发出“啪!啪!啪!”清脆的响声，身处冷山冷岙，作为一个十来岁的小孩，真还有点毛骨悚然。但开工没有回头箭，答应了的事，只有硬着头皮加快脚步前进去完成。

　　到达岗西山后李银通家，我从衣服补钉里取出“信件”交给四叔李文辉。四叔警惕地看看四周，确定没有另外人才问我：“路上碰到过陌生人没有?”

　　“没有。”我回答。

　　四叔放心地拆信看了内容，再向同亊介绍我：“这是我大哥的儿子、我的侄子，叫李庆祥，今年10岁。”

　　李银通和其他同亊们对我赞不绝口，这么小的年纪就敢于送信了。银通叔叔的母亲，银通婶婶都在场，他们将我当作客人招待，回家时，还叫一位大哥哥送我一程路。这是我第一次完成父亲交给我的送信任务。

　　有了第一次，我信心大增，此后无论白天黑夜送了无数次信，或者是书信，或者是口信，我都不负众望，保质保量完成，从未出过差错。

　　三、独自多次送信

　　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方针，残酷地镇压中国共产党。在缙云一带，四叔李文辉和兄弟是出了名的“共匪头子”，成为缙云国民政府重点征剿对象，经常派警察和军队到稠门来抓捕李文辉、李文照。

　　这样一来，送信任务更重了，因为有我加入了送信队伍，父亲的负担总算减轻一些。此后，父亲交待我送信的次数也更频繁了，有送往稠门附近据点的信件，白天都交给我去完成。

　　与我同住一幢屋的李设坤，比我小一岁，我们自小就是最要好的小伙伴，又一起读书，他陪着我送信到半产自然村的次数特别多，现只能将印像最深刻的几次记下来。

　　一个星期日早上，父亲叫我把信送到半产李汝芳家交给老胡(傅振军司令员)。我将信藏好后，背着砍柴工具和李设坤等几个伙伴一起出发，走到半产后，我把信交给老胡司令。他一看到就知道我是李文辉的侄子，收了信表扬了我们几句。一起在那里的还有武工队队长蔡根福也认识我，因为他是小章村人，曾经到过我家。

　　经常送信，与这些游击队员们都混熟了，那时他们还教我唱《国際歌》和《义勇军进行曲》，同时给我讲共产党领导穷苦人民起来革命，为什么要革命，革谁的命等很多革命道理。我虽年纪小，也懂得了初浅的革命道理，送信时更有勇气警惕性。

　　一天，我和李设坤带着几块红薯，赶着牛上半产放牧，再到北山上面的大山里去砍柴。

　　傍晚，我们担着柴、赶着牛回家，当来到横路口时，夜幕降临了，远远看到从金蔡脚上来一批密密麻麻的人，仔细一看是背着枪的国民党连防队，我心想这么晚了到那儿去呢?

　　这时猛然想起，李汝芳家是共产党游击队的据点，或许是包剿他家去的。不容多想，我立刻甩掉肩上的柴担，把牛交代给设坤一起赶回家，就飞也似的往山上赶到泡杉树岙，碰到李汝芳大儿子李寿明，告所他“兵”来了，赶快躲避!然后立即避开大路悄悄地回到家里，这时天已完全黑了，祖母已等得心急如焚。

　　因为我的及时报信，据点里的人都很快避开了，这一次国民党连防队扑了个空，什么也没捞着。

　　一次隆冬深夜的睡夢中，父亲叫醒我，让我起来送信，我一听到“送信”两字马上就新鲜了，立即起床，问父亲信要送到那里去?

　　父亲对我说：“我另有一个紧急任务，需要你今夜帮助将一封紧急信件送到半产。信件我已交托给李森桂叔叔，因为森贵叔叔没送过信，接头人是不认识的，所以第一步由你同森桂叔叔两人把信送到半产李汝芳家，第二步由森贵叔叔同李汝芳一起送到鲤鱼孔村。”

　　那是个伸手不见五指、寒冷彻骨的黑夜，我和李森桂叔叔毫不犹豫提着灯笼出发。虽然灯笼里的烛光能发出微热，但在零下六七攝氏度的低温下无济于事，提灯笼的五个手指头都被冻得僵硬发麻，两只手在不断地轮换着，因为衣着单薄全身仍寒冷无比。

　　我们俩到半产李汝芳家门口，轻轻地敲门，等了许久也不开门。这时我轻轻地叫道：“巧奶大伯(李汝芳)，我是庆祥，有急亊，请快开门。”因为他们有高度警惕性，在辨识我的声音，我们在门外等了好长时间才得以进门。进门后把送信任务交待请楚后，李汝芳与森桂叔叔接着提上灯笼继续送往鲤鱼孔。我就住在半产，天亮后回稠门。

　　1945年夏，我已经有十二三岁了，对革命道理也懂得多一点了。在武工队领导下，革命武装力量不断壮大，在游击区范围内地富反坏、地痞流氓也不敢再猖狂了，乡长、保长成了掛幌子，乱收苛捐杂税有所收敛，共产党游击队在老区人民心中树立了威望，革命形势越来越好。

　　四叔在稠门附近山村活动时，夜里也有时同老傅司令一起回家来看望祖父母，还对我们讲讲革命形势，同时也给我们布置一些任务。

　　在我老家，那时没有电台，通讯不便，消息传递缓慢，四叔要我们帮助想办法搜集国民党报纸，作些参考。于是我们在学校通过老师和同学的帮助，搜集到有几份最新的报纸，还到金岭脚姑母家，请表兄弟潘志唐也帮助搜集了几份报纸，一起给住在岗西山后的四叔送去。

　　从金岭脚村去岗西山后的路我没有走过，由潘志唐陪我到黄泥坑，再从黄泥坑上去不远就是岗西山后，我俩把报纸交给四叔。四叔看后认为这些报纸很有参考价值，还表扬我们。银通婶婶总是一如既往热情招待待我们，再送我们走，真是比亲人还要亲。

　　此后，我还亲历了祖父家三次大洗劫。

　　祖父一家都参加革命，自然得到国民党政府、军警的特殊“关照”，在我的记忆中，1947年、1948年、1949年有过三次彻底的大洗劫。在这三次大洗劫，第一次洗劫，我得以在外围，在经意不经意间为祖父母、父亲和游击队传递了有用的口信，避免了损失。

　　那是1947年，缙云县国民党政府为剿共，派遣连防队进驻稠门，目标是对准李文辉家。连防队长是双溪口乡前山村余金士，此人地痞流氓出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人民群众对其深恶痛绝。游击队趁稠门做太平戏时，派出游击队长潜彪、队员呉德田干掉了连防队副队长，队长余金士被打伤。

　　连防队马上打电话向上级请示，当夜狼狈逃窜。但是县长心感恥辱难消，立即派县保警队回到稠门进行反扑。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地下老党员李育芹叔公通知我祖母：“兵来了!整个稠门主要路道都被国民党兵守着，所有人有进无出。”

　　我祖父那时刚出门去金岭脚村为李嘉宾叔公买屋瓦，家里剩下祖母和我两人，祖母担心祖父安危，我自告奋勇地说：“我去看一下，祖父会不会碰到兵。”

　　祖母一把将我拽回来说：“你还去接来吗?”我说我去通知祖父别回来，祖母才同意我出去。

　　送过多次信后，我有了警惕性。小心地走出前门，冷眼看见国民党兵朝着大门楼方向走进来，随即转身往回走，站在自家门口观察。看见李森桂婶婶门口正围着一班人在买陶土烧成的茶壶、锅盖、药罐子等，刚好挡住兵的视线，而我能看见兵的行动。我看到囸民党兵从阊门口进来，立即掉头回家告诉祖母兵来到了，快逃!

　　我拉着祖母的手快步走出后门，躲在李松金叔婆家里。我自己再站在后门街路，听着国民党兵进入阊门内见鸡就抓，进入我家就翻箱倒柜，还抓来了一大批人背着扁担和箩筐开仓抢粮食了，将我祖父辛勤劳动种起来的粮食统统抢光，连祖母养的猪也被他们杀了。

　　这时，我顾不得多看和多想，首先想到要去金岭脚村姑母家告诉祖父家里被抢的情况，让他躲避不要回稠门。

　　为了避开国民党岗哨，我从三村翻过西山岗通过上堂庵到大余去金岭脚村，见到祖父和姑母，没有眼泪只有痛恨，将我自已看到、听到的都告诉他们。

　　传递完信息，因担心祖母在家的安危，我立即返回稠门，首先找到祖母，告诉她祖父平安。

　　到了夜里，我再次前往金岭脚村，将祖母情况和在稠门见到的、听到的信息详详细细地告诉祖父和姑母他们。

　　第二天一早，我又从金岭脚去岗西山后李银通叔叔家，向党组织汇报我祖父家被国民党反动军队抄家的经过，并请李银通转告我四叔。我立即回稠门，又将祖父的情况告诉祖母。这时还差点与最后撤退的国民党兵正面相遇，好在有惊无险。

　　这次如果不是我往来送出情报，可能祖父和四叔他们也有危险，党组织也没那么快知道祖父家遭劫的情况。

　　四、我给游击队送出的最后一次信。

　　那是1948年的冬天，父亲觉得交给我送信任务没有出过差错，远路程的信件也敢让我送了。

　　一次，父亲叫我把信送到我从来没有去过的、离稠门村有三十余里的三溪乡厚仁村，顺便去看望当时到兰溪躲避国民党迫害回来住在平坑口村的祖父母，这是我渴望已久、巴不得的事。

　　我从稠门出发到平坑口再翻过屋后山就到厚仁了，把信交给四叔和老傅司令员后，四叔叫警卫员安排我的住宿和晚餐，还观看了他们大部队的操练。队员们有的拿大刀、有的持步枪、还有扛着几挺轻机关枪，真是雄壮威武，我羡慕极了。

　　我早就想参加游击队，几次见到四叔时又不敢提，这一次送信到厚仁遇到老傅司令员和四叔都在一起，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大胆地当面向老傅司令提出我要参加游击队的要求。老傅司令员看看我四叔，说要四叔批准才行。

　　四叔语气坚定地对我说：“你能干些什么?去捡子弹壳吗?你去只能增加部队负担，还是回去好好读书吧!”

　　就这样，我想参加游击队的美梦再次落空了，只好乖乖地回家读书，直至1950年小学毕业。

　　我虽然没有参加游击队，但当兵梦一直萦绕在我心头，1954年7月，我从丽水初级师范毕业后参军，终于圆了当兵梦，续上了小时为游击队送信的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