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筠林：我的浙赣记忆
来源：《团结报》   2018-09-01 08:59:33

　　金筠林，1921年1月出生，1938年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十五期。1939年12月任国民党二十集团军第八十七军中尉排长，1941年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9军34师上尉参谋，后到32集团军任少校连长。1946年，任浙西师管区军事科科长(中校)，一直到1949年解放。

　　年龄：83岁

　　籍贯：浙江金华

　　从小我家家境殷实，父亲是金华本地的律师，还担任过县参议员。我在国立小学读完小学，初中是在作新中学(现金华五中)。初中读完我考进了浙江省立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机械科，这所学校当时在省内很有名气。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杭州沦陷，学校迁到丽水，我也跟着去丽水。当时杭嘉湖有不少学校都搬过来了，于是就成立了一个青年训练团，我也成为团里的其中一员，训练团里呆了两三个月，我就跟随团长到了江西建安专干三团，遇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十五期招生，当时，我觉得国家处在最危难的时刻，人民都在水深火热中，于是我就毅然报考军校。

　　1938年，我被录取到十五期步科八总队一大队第二队。入伍六个月后，转入学生队，由于战争需要，我在校学习了一年半左右就提前毕业分发。1939年夏，我与同期同学共12人被分配到国民党二十集团军第八十七军，部队驻防湖南益阳一线。我被分发到军部特务营二连任少尉见习官，因为表现出色，不到20天，我就转为三排少尉排长(一般情况下要六个月才转正)，成为同批同学中最早转任的。同年8月，进入战备期，随部队移防湖北公安、石首一带，修筑江防工事，待命增援。期间为策应五十三军，曾在湖北荆州和日军打了几仗。12月，升任第八十七军野战中尉排长。

　　1941年部队整训期间，我请假回金华探亲。当时我的同学姜伟疆，在国民革命军暂编第9军当连长，便介绍我到该部工作，被任命为暂9军34师上尉参谋。部队奉命防守绍兴、上虞一带，期间日军曾在两架飞机的掩护下，从杭州渡江进犯，全军奋起抵抗。当时我任师部的情报参谋，被派往前线搜集情报。

　　我的任务是要搞清楚日军究竟什么时候才会开始进攻?通过村民与线人的通风报信，我确信，日军从杭州南下进攻，已是迫在眉睫。

　　日军第一次南下，战斗打响时，敌机在34师的阵地上狂轰滥炸，然后，大队步兵就摸上来了，每次冲锋估摸着都有一个连的兵力。让士兵们感到松口气的是，敌人没有坦克和装甲车掩护。

　　单是步兵冲锋，我们压力并不大。敌人一打就退，对峙了一阵子，日军就全部退回杭州的大本营去了。师长金永良估计敌人还会来，他们正在酝酿更猛烈的攻势。果不其然，没过多久，一拨又一拨的飞机，以及不计其数的日本兵，再一次压了上来。这一次，可不再是一打就退，敌人发了疯地往前冲。

　　没有空中掩护，敌机如入无人之境。我们的装备很差，只能用寒酸来形容，一个班就只有一挺捷克式轻机枪，一个迫击炮排只有两门迫击炮，根本无法抵挡日军飞机大炮的轮番攻击。

　　34师的防线支撑不住，开始全线后撤。我所在的暂9军只剩下两三千人，伤亡虽然很大，但当时的策略就是节节抗击，而不是一味死守。作为师部的情报参谋，我甚至都找不到自己的师长和军长。后来在日军的报告中说，暂9军的指挥系统已经完全混乱。

　　根据军长的命令，我与战友们撤到了东阳巍山一带。因为作战失利，军部追究责任，营长被判三年，我被判一年，副官被判六个月，共5人受到处分，大家都关在嵊县牢房里。

　　几个月后，日军又发动进攻，规模比上次还要大，看守所就把我们这批军官释放，但部队已经提早撤退，我找不到原部队，便与打散的官兵6人一同投奔位于嵊县的第三战区淞沪游击指挥部。我被任命为第五支队中校副支队长，当时一个支队有1000多人，相当于副团长的级别。主要负责在敌后搞破坏，在后方侵扰日军。

　　从正规军变成游击队，我不在乎，能打鬼子就行。在东阳的战斗，打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更加灵活机动。原先多是阵地战，后来就是偷袭，夜行军，趁着夜黑风高，去拔掉鬼子的碉堡。“一旦被发现，三十六计走为上。”在山里打游击，且战且退，后来，我带着部队，一路撤到丽水，投奔了32集团军，成为这支部队的一名少校连长。

　　1945年8月的一天，是我最开心的日子，我跟随师部的张主任去江西的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汇报工作，顾祝同接见了他们，并赏给我们一些银元。那天晚上，住在招待所，有人从重庆传来消息：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了!我晚上高兴得睡不着觉，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抗战八年，当兵的苦，老百姓更苦。九死一生，我根本想不到，自己能活到今天。”

　　日本投降后，我回到金华。1946年初，陈诚的侄子介绍我到浙西师管区，任命其为师管区军事科科长(中校)，一直到1949年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