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樟松：亲历上海保卫战
来源：《百年潮》   2018-09-02 09:52:56

　　我出生于杭州郊区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时候打过铁。1936年参军以后，因为臂力大，被任命为排长。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在张治中将军指挥下，我们第87、第88两师同时抵达上海南翔车站。我营开赴闸北，在东、西宝兴路布防，接管了原保安队的防地。这时，宝山桥已被敌人占领，何沧浪营长当即命我带领我排夺回宝山桥。

　　下午，我与排副朱德标侦察了这一带的地形和敌情。我们发现，敌军虽在桥头做了掩体，但戒备不太严密，人数也不太多。我估计是日军藐视中国军队，以为我们还是保安队。我在工事内集合全排作战前动员。弟兄们听说要打日本鬼子了，个个摩拳擦掌。

　　8月14日拂晓，其他阵地上已传来时断时续的枪炮声，但并不十分激烈。我命朱排副带领第七班从敌人侧面佯攻。听见他们打响后，我自己立即带领第八班冲锋，让第九班在后担任掩护。霎时间枪声大作，敌人没料到我们竟会先发起冲锋，只得仓促应战。不到半小时，我排重新夺回了宝山桥。经过宝山桥的战斗和东、西宝兴路敌我两方在各处的接触，日军已察觉到我前沿阵地已经不是保安部队了。从8月14日起，敌人停泊在黄浦江的军舰和海军航空队便不断向我发起猛烈炮击。

　　一天，第264旅少将旅长黄梅兴正在掩体内指挥作战，忽然一颗炮弹飞来，击中掩体工事，黄旅长当即壮烈殉国。他是我军此次战役中牺牲的第一位高级将领，上海各报都登载了他殉国的噩耗。同他一起遇难的还有参谋主任邓光、卫士丁玉林以及整个通信班。消息传来，全军哀悼，官兵挥泪高呼：“为黄旅长报仇!”当晚，在第527团团长廖龄奇的率领下，我军连续十余次向日寇阵地发起冲锋，但终因敌人工事坚固，炮火猛烈，无法突破。8月16日，廖团长身负重伤，部队被迫撤回原防地。廖是湖南益阳人，他英勇奋战，鼓舞了全军士气。

　　激烈巷战，敌我成拉锯

　　闸北的战斗都是巷战，每争夺一个制高点或一街一巷，敌我双方都要往复冲杀，互有进退。有时挖墙打洞，逐户攻守，形成拉锯战，战斗连续进行了80天左右。那段时间，我没有在床上睡过一次觉。只要炮火一停，就随便找个地方眯一会儿。部队的给养大多是市民们送来的慰劳品。开战以来，民众群情激昂，送锦旗，送食品。送来的面包、饼干、罐头，吃都吃不完。很多大、中学生也自愿前来参加战斗，或做些宣传工作。

　　记得在9月初，我连分来两个学生，一个是金陵大学的，名曹云富，一个是武汉大学的，名周华生。他俩的外语都很好，我就派他们去与英国巡捕联系，侦察敌情。群众的支援，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

　　9月上旬，敌人到处出击，每日下午用迫击炮猛轰我防御工事，先将我阵地摧毁，然后由步兵发起进攻。经过一个月的交锋，我们已掌握敌军的作战规律。敌人一开炮，我们便退守第二线，炮声一停，我们又全部出击与敌人肉搏，收复第一线，重新修补工事，与敌对峙。我前沿阵地，大半残破，举目四顾，满目废墟。大约9月中旬，何营长向团长请示，要求拔除敌军设在新亚酒楼的指挥所，并请二营、三营两营配合。团长报经师部同意后，遂命令我营向新亚酒楼发起进攻。

　　新亚酒楼是当时上海有名的高层建筑，修得十分坚固。敌人防卫也非常严密，在其前沿阵地配备了十分强大的火力。战斗从头天傍晚打到第二天清晨，我军伤亡惨重：机枪连连长何宗翰阵亡，二连连长李国培和三连连长刘望亭失踪。我连老兵也所剩无几，不得不撤回原防地。

　　由于此时已感兵力不足，便先后从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四省的保安团队抽调了一些士兵填补各连的缺额。这些士兵素质较差，没有经过大的战斗，分到连队后，只能是以老带新。许多时候是官认不得兵，兵也不认识官。有的上午才分来，下午就负伤或阵亡，彼此连姓名都没有搞清楚。还有些受伤的战士被送到医院，说不出所在的部队番号，只晓得自己是从某省保安处调来的。而保安处在调拨兵员时，行文只说调到某师，至于分到了哪个团哪个连，他们也都说不清楚。我们临时想了一个办法：凡是新拨来的士兵，一律用白布写明我连的番号，盖上公章，装入每人左上角的衣袋，如遇伤亡，也不致成为无名英雄。在一次进攻中，何营长身负重伤，副营长杨瑞符升任营长。

　　由攻转守，阵地如坟墓

　　上海保卫战进行了一个多月，日寇的大批援兵赶到，加上他们掌握了制海权和制空权，遂转守为攻。我军则由攻转守，寸土必争。官兵互相激励，视阵地为坟墓，死守不弃。为了据守有利地形，我连移守广东会馆——一栋五层楼的坚固建筑。

　　因为我连有两个大学生随时与英国人取得联系，所以日寇的一举一动，我们都能马上得知。有一次，曹云富听英国巡捕说，日军在我阵地的右侧，可能有新行动。我立即赶到现场侦察。广东会馆的前门是广东街，后面是一条小里弄，右侧是北四川路。我军阵地前沿共设置了三道障碍：第一道是铁丝网，第二道是浮坑，第三道是沙袋垒起的工事。我前去侦察时，听到有挖墙打洞的声音，即回连部召集排长进行研究。

　　一排长张希广说：“立刻派人去前沿狙击!”二排长(已忘其姓名)说：“我们在右侧再设几道障碍，敌人出来一个，就歼灭一个!逮着活的更好。”我认为他们的办法都不太好，说不定还会打草惊蛇。我想，敌人为什么要在此挖墙打洞呢?可能是我连这个据点挡住了他们包抄闸北的去路，所以才将我连据点选作突破口。倘若我们连的阵地失守，将会影响我军整个闸北地带的防线。这一带由于距离公共租界比较近，许多外国侨民杂居其中，日军使用重武器应有所顾忌。倘若对我阵地强行进攻，因会馆建筑坚固，又居高临下，日寇的伤亡会十分惨重，所以才用此偷袭手法。敌人此次来犯，肯定会派出重兵，我军压力势必加大。但是，地形对我有利，因为这条巷道是死胡同，纵然墙壁被打穿，敌人也一定会暴露在我有效火网射程下。不如以静制动，把敌人引诱出来，一旦出来，就决不让其再跑掉。

　　我向大家说明了自己的意图后，即以重机枪两挺布置在四楼，只准远射，不准近发，以封锁敌人的退路(因我守地重要，营部将机枪连的一个排交我指挥);以一排埋伏在前沿阵地，二排据守三楼，我亲率三排在二楼指挥。布置就绪后，我对大家说：“我的枪声不响，敌人纵有任何行动，也不准开枪!”之后，我又向营部汇报情况，请求支援，营长当即许可。当夜，敌人将墙壁打通。我从望远镜中看见敌人用竹竿挑起几个穿军服的稻草人在前沿晃动，以探动静。

　　我命令大家一定要沉着耐心。敌人见我方无动静，便派出尖兵十余人沿着墙壁慢慢行进，并学狗叫潜行至我第一道工事前面，开始试探性地破坏我铁丝网，约10分钟后又退了回去。这时已临近9月19日拂晓。

　　19日下午5时许，敌人开始炮轰。当晚9时，里弄出现一小队敌人，约20人，肆无忌惮地破坏我铁丝网(昨天被破坏后我未修复，以示不备)。约半小时后，又有一个连队的敌军出现，大声叫嚷着，猛扑我第二道防线。这时黄梅兴旅长、朱德标排副以及很多弟兄断头碎体的惨状在我眼前呈现，我情绪十分激动，见敌已进入伏击圈，便将指挥枪一举，两挺重机枪突然“嗒嗒嗒”地怒吼起来，像火龙似的封锁住敌人的退路。我二楼、三楼共九挺轻机枪居高临下密集扫射，步枪、手榴弹齐发，带着满腔的仇恨，向敌人倾泻而去。我自己的枪也每发必中。

　　敌人知道中计，慌忙后撤，但退路已被火网封锁，援兵也不敢自投罗网。里弄道路窄小，直打得敌人乱窜乱叫，无处藏身，其状简直像关门打狗。战斗不到一小时，来犯之敌无一漏网。清扫战场结果，敌遗尸90余具，我方无一死伤，全体官兵欢呼雀跃。战后，我受到师部和团部的嘉奖，孙元良师长特派他的副官处处长邓蛟给我带来一块瑞士怀表作为奖品。

　　这次伏击成功，是我当军人以来所不能忘记的一件大快事。

　　抗战到底，中国不会亡

　　上海抗战两个多月，除租界外，整个上海变成了一片废墟。虽然我军英勇抵抗，使日寇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我们在敌人海陆空军的猛攻下，伤亡也很大。战士中因新兵多，老兵少，战斗能力锐减。不久，师部派了一个中校参谋主任到团里来督战。这个人个子不高，典型的广东人面孔，说话简洁有力，目光敏锐。一天，他到我连视察，我才知道他叫谢晋元(广东镇平人，黄埔第四期学生，参加过北伐战争)。以后又在阵地上与他见过几次，印象不错。稍后不久，他就调任我团团副。几天后忽接营部通知，说我师因伤亡太重，第9集团军总部命令我师全部撤退到后方整训。我团负责掩护全师撤退，我营则负责掩护全团撤退。命令里没有说谁来接防，事实上就是放弃上海了。

　　当时，我们并不了解战争的全局情况，对上级的撤退命令不是很理解。以后才知道，此时日军已在杭州湾登陆。10月28日，师部开始向青浦方向转移。29日，前沿阵地逐步被日寇占领，前线十分混乱。敌人出动大队飞机轰炸，青浦大桥已被炸毁，切断了我们的退路。恰在此时，我团团长韩宣元失踪，群龙无首，部队溃不成军，这是我自入伍以来从未见过的场面。在我们这批撤退部队中，谢晋元的军衔最高，其次就是营长杨瑞符，全团尚余七八百人，旋战旋撤，并派人找友军联络。谢晋元最初拟向临近的第87师靠拢，但因该师已经撤离，无法取得联系。为了统一领导，大家公推谢晋元为团长，一切行动听他指挥。此时，后有追敌，前无出路，谢遂率部沿苏州河撤退，他知道那里有座叫四行仓库的高大楼房，后面是公共租界，敌人不敢使用重武器，我们可以在此据守待援。我部进入大楼后，无暇喘息，即开始布防。这时隔苏州河对岸聚集了很多中国同胞，对我们鼓掌欢呼。尽管日寇的子弹横飞，但群众并无惧色，这使我们深受感动!我们虽是败兵，但是意志坚定，抱定必死决心，服从谢晋元团长的指挥。他也井井有条地作了周密的部署，并集合全体官兵庄严宣誓：“为国牺牲，抗战到底!”

　　在这幢大楼里，集中了比历史上“田横五百壮士”还多的健儿，却没有一面国旗竖在楼顶，以显示我们中华英勇国魂，大家都感觉有点遗憾。这时我们忽听隔岸掌声雷动，“中华民族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我不禁回首向苏州河中望去，只见窄窄的苏州河里浪花翻腾，一会儿，有一位十五六岁的女童子军水淋淋地爬上岸来。只见她高举着一面中国国旗，迎风展开，向大楼走来。我们全体健儿高兴得又是鼓掌，又是呼口号，两岸军民的欢呼声响成一片。我们这些经过枪林弹雨、视死如归的刚强男儿，也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谢团长很庄严地接过了国旗，亲切地询问她的姓名，才知道她叫杨慧敏，是位中学生。“中国不会亡!”——我们从心底里呐喊着。我部在四行仓库大楼坚持了几天，弹药无法补充，给养由万国红十字会和租界里的同胞踊跃供给。清点人数，只剩下五百余人，这就是当年闻名世界的“四行孤军”和“八百壮士”。以后，英国人出面调停，我们奉最高统帅部命令，撤进了英租界。

　　按照国际公法，交战的一方进入中立国地界，必须交出武器。我听了谢团长的训话，就问：“军人没有武器，怎样杀敌?”谢说：“此乃权宜之计，我们军人只有服从命令!”我回连部与米胜忠排长商量，他主张拖出去打游击。我说：“枪支弹药带不出去，而且上海是平原，附近无山地，无立足之根据地，只好服从命令。”但我个人不愿进集中营当俘虏，遂于渡河之际，悄悄离开部队，回到了老家。后来，因为身体不好，就一直待在老家休养。

　　如今，我已经是一名95岁的老人，每当回想起那一次上海保卫战，我都忘不了那些坚贞不屈的长官和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