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新荣(1921.01— ),义乌杨街村人。1939年加入浙江省国民抗日自卫团,因眼疾上不了前线,被分配成为担架兵,负责运送受伤战士到野战医院医治,后回乡用土办法治好眼疾,加入91兵站医院负责长官警卫,后来加入国民党临安特别行动支队、义乌第八大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抗战胜利后,当过三年的代理保长。
加入浙江国民抗敌自卫团
我叫杨新荣,1921年1月出生于杨街村,家里有两个兄弟三个姐妹。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人从江苏、上海一路打到浙江,12月杭州被日本人占领,浙江省政府从杭州移到当时属于丽水地区的永康方岩。当时的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组建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并自任总司令,在金华、衢州、丽水等地募兵,按照当时国民党“两丁出一子”的政策,当时的保长要求我们家出一个壮丁去当兵,考虑到家里的情况,我参加了国民抗敌自卫团,那是1939年,我19岁的时候。
我当时去的部队是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总司令部第二团(特务二团),第二团有三个营,一营是原来的“义乌营”,二营是原来的“金华营”,三营为长兴营。我就是在“义乌营”,大部分人都是义乌人。1939年冬天,我们特务二团到武义训练,在武义训练了半年左右,我们在武义过了1940年的元旦,部队此时改编为“第八支队第二团”,支队长是胡云飞,副支队长是雷霆。在武义训练的时候,每天都要“三操两讲堂”,一次出操就是两个小时,即早晨饭前出操,早饭后出操,回来上课;下午出操,回来上课。出操一般是跑步,然后是军事训练,都是由正副大队长带头,那时候的训练分很多种,有练枪法、练预备打枪,还要训练扔手榴弹等等。刚开始去的时候可以吃二餐饭、一餐稀饭,后来只有一餐是饭,两餐是稀饭。
担任担架兵抢救受伤战友
1940年1月份,我们部队到萧山一带与日本鬼子作战,由于我眼睛不太好,有点斗鸡眼,我被分配到后勤部队担任担架兵,负责抬担架,将受伤的士兵用担架从前线抬下来送到野战医院去救治,有时候,有些士兵刚抬下来的时候还活着的,但我们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就死掉了,受伤的人由于受到枪伤,也非常的痛苦,有些人一路嚎叫痛哭。虽然我们的部队在前方打战很拼命,但我们的武器和战斗力都不如日本军队,我们在萧山还是失败了,我所在的部队只好撤离萧山,而我因眼睛问题没有跟随部队撤退,和上面的长官请假后,他们看我一个半瞎的人留在部队确实也没什么用处,于是就同意我脱离部队,我回到了义乌老家。
成为警卫战士保障长官安全
回家之后,经人介绍在一个土郎中那里用土办法对眼睛进行了治疗,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眼睛很快便有所好转。我在1940年底经人介绍,到当时91兵站医院那里继续担任担架兵。这个医院位于安徽的岩石(音),我和医院当时的院长毛奇(音)有点亲戚关系,他对我非常信任,虽然我是名义上的担架兵,但基本上不用去干抬担架的事,我的主要任务是给他当警卫,每天在他上下班的时候保卫他。在那里我成为了上士,每个月能发到三块七毛六分钱,而刚去的新兵只能发两块都不到的钱。
1941年6月,由于野战医院迁移,我没有继续跟随野战医院,我进了位于临安的国民党特别行动支队,当时的支队长叫秦光登(音),也是属于游击队性质。在那里待了三年多,主要工作还是给领导当警卫,记得有一次支队长让我保管2万块银元,这是部队的经费,我几天几夜都不敢合眼,当时2万块银元可是很大一笔数目,估计整个义乌都没有一户人家的财产超过1万块银元的。1944年的时候,我回到义乌参加了季鸿业担任大队长的第八大队,在第八大队担任警卫兵,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了在部队的生活。1946年回到家后,我还代理了三年时间的保长。
由于没有一技之长,生活又十分艰苦,1959年到宁夏,当了四年的煤矿工人,并以此谋生。1962年的时候,离开宁夏,回到义乌,就在家里种田。改革开放后,由于党的好政策,杨街村较早地完成了旧村改造,目前是凌云六区,家里的两个儿子都盖了新房,女儿在学校里教书,生活条件非常好,子女们也非常孝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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