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允泽：坚定“必胜”信念上前线
来源：义乌市委统战部的个人空间   2018-10-30 09:26:59

　　黄允泽，义乌稠城人。1937年，被抽壮丁后因淞沪会战前线部队人员伤亡惨重，所在的部队补充兵员至国民革命军74军58师一团一营机关枪连，亲历并参与艰苦卓绝的淞沪会战，在战斗中负伤后到衢州休养，伤愈后进入浙江省保安团开展游击战争，在日本人的飞机大炮还有毒气弹的狂轰滥炸下仍与敌军周旋对抗，1943年部队撤离时脱离部队回家务农。

　　报定必胜信念上前线

　　我叫黄允泽，1915年7月出生于稠城，我家原来在如今的义乌市政府对面，1988年拆迁安置在向阳社区。在我9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家里生活就靠母亲在地主家里做长工为生，所以我小时候的生活很苦。家里有三兄弟，我是老二。在我22岁(1937年)那年，国民政府来抽壮丁，三个抽一个，五个抽两个。原来是抽到老大的，因为老大是木匠，是家里的顶梁柱，老三又还小，所以商量后我就去了。对于打仗，我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想着是回不来了。在我出发前，大哥给我改了名字，叫“必胜”，寓意是我能得胜归来。

　　1937年4月，部队到金华接受军训，训练了4个月，在那里我熟悉了大部分枪支器械的使用，这期间日本人加大侵略中国的步伐，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为了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导改变为由东向西，以利于长期作战，于1937年8月13日在上海采取主动反击战役，又称“八一三”事变，这是中日双方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这场战斗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至1937年11月12日结束，上海沦陷。由于战斗异常惨烈，我所在部队被派到上海去补充兵源，我被分到国民革命军74军58师一团一营机关枪连，我们团的团长陈果正。军长是俞济时[1]，听说是蒋介石的亲外甥[2]。

　　亲历“淞沪会战”光荣负伤

　　在上海的时候，我们士兵去打仗前，炊事班会准备好牛羊肉犒劳我们，我们吃完牛羊肉就上战场，上车时每人发一斤饼干，是准备后方供给不上的时候吃的，那时候没人会送上来。但是在战场上的枪风血雨，子弹、炮弹乱飞，有的人饼干没吃完就被打死了。我是打重机枪的，重机枪是打大战役的时候拿出去的，小战役就不拿出去。当时规定是每分钟打600-700发，但每个人只带了500颗子弹。一场战役结束，枪管旁边冷却用的水都沸腾了。

　　在上海打仗的时候，日本的空军已经有一定规模，常常派出上百架[3]飞机来轰炸，他们的一架飞机能带16个炸弹，炸弹炸完就回去装弹，回来再炸。一天来6、7回，人都来不及逃。房子被炸得粉碎，下雨的时候躲都没地方躲，我们的部队只好坐上车去另一个地方了。

　　在上海参加一些战斗，战斗的时候我被子弹打到了，比较运气的是只受了些皮外伤。当时子弹正好打在皮带上，幸好冬天的棉衣很厚，皮带也挡了一下，所以子弹打得不是很深，去衢州疗养了一个多月。伤好后，又回到上海，这次我做的是传令兵，专门负责送公文、送命令。

　　加入浙江地方部队与日军开展游击战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结束后，我所属的部队开往南京保卫首都。我没有去南京，直接到浙江保安团[4]，成为浙江地方武装的传令兵，我们营有10个传令兵。那时一个营只有4部电话，加上团里的，有5部电话。不管下雪还是下雨，不管路有多难走，命令一下达就要出发，当时我骑马骑得很好，在平地里可以骑马送情报，但是在山里要靠走路。做传令兵，我是军训过的，没训练过的，要是被日本人抓去后情报泄露，是很危险的。有一次，10个传令兵被日本人抓去枪毙掉，情报和命令也泄露了。得知这一消息，我眼泪都出来了。

　　在浙江地方部队的时候，我在富阳、诸暨、东阳和临海这一带打游击抗日，当时我们地方抗日游击队的条件非常的艰苦，士兵的生活也非常苦。每个人一个月只有6元的生活费，是用来买菜的。刚开始去的时候，一个月有5、6斤的肉，后来就没了，菜是便宜的，10天里只吃得掉6角或8角钱，还有块把钱用作后来的生活费，每个月还有2角的草鞋费用，后来2角都买不了草鞋，就只能赤脚了。后来菜价也贵起来了，部队到了奉化、溪口时，老百姓看见我们这些兵，脸是很臭的，有菜都不卖我们，我们那时由于菜里没有油水，吃进去的东西很容易消化，所以大家胃口都很好，一个人一天能吃3斤米。部队发给我们的，一天只有一斤半的米，根本不够吃。那时候，衣服也很紧张，到端午节都没有配夏衣，大家都只好穿着棉衣，很热很热。但即使再热也不能撕棉絮，如果把棉衣里的棉絮弄掉，要赔20元。我当班长时，军队就欠军饷了。打仗的时候，有祠堂就住在祠堂里，没祠堂就住在老百姓家里。有的兵受不了，想逃回家，但是逃兵抓回来是要枪毙的。我打了7年的仗，7年都没有回过家。

　　日本人经常派出飞机来轰炸，日本人的飞机飞来的时候狗就“汪汪汪汪”地叫起来，我们就躲到山里，早饭、晚饭都没得吃。幸亏日本人只敢白天出来，晚上不出来，晚上我们就出动去破坏日本人用的铁轨和电话线。破坏铁轨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一起把铁轨上的螺钉取掉，然后大家一起将铁轨撬开，把铁轨扔到池塘里去;破坏电话线的时候将电话线桩锯断，为防止日本人恢复，我们将电话线剪下来，一个人身上背几十斤，刚开始的时候还都背回到部队去，后来部队有领导以为我们的电话线是在农民手里收购来的，后来我们就将电话线如同铁轨一样扔到池塘里去。

　　日本人攻打绍兴的时候，我们部队实行战略转移，从奉化绕过去，想活捉几个日本人。想不到日本人太狡猾了，一连五公里都见不到一个日本人。我们从奉化到嵊县(现在改称嵊州，为县级市)，行军4天4夜去追日本兵，4天4夜都没休息过。行军的时候，有一个人差点掉到了雪洞里，一个抓着一个，直到第四个人时才抓住，第一个人全都陷到了雪里。那时候，天气冷，雪很厚，我们把稻草垫在屁股下面，从山上滑下来。

　　经历日军的飞机、大炮、毒气弹洗礼

　　在富阳的时候，日本部队追着我们跑，我们躲到山上去，他们打不上来就放火烧山。那着火的声音就像火车开过来一样。有的人饿死了，有的人手脚都烧掉了。后来日本人8台炮运到了杭州，4台摆在最高的山上，4台在车上，最大的炸弹要16个人来抬，一个人那么高，一下炸开，尘土就扑面而来，很多东西都被炸掉了。除了大炮，日本军队的飞机也非常讨厌，常常派出飞机轰炸城市，有一次日军到金华来轰炸，就扔3个炸弹，一个炸弹掉下来就炸死几百人，那个血都流到了义乌江里了。还有我们要保卫东阳的歌山，我们的部队就驻扎在那里，也是敌机轰炸的目标，他们的飞机是一轮接着一轮开轰炸，第一批还没飞走，第二批又来了。在东阳歌山，我第二次受伤，这次受伤不是很严重。

　　我们在湖州吴兴的时候，有一次他们派出飞机来扔炸弹，但那次的炸弹与以前的不同，以前的炸弹扔掉爆炸后没炸到就没事了，可这次的炸弹是毒气弹，爆炸后没炸死人，大家以为没事的时候，却发现情况不对，当时有50多个人正好在吃午饭，他们都吸到毒气了，中毒死掉了，之后一个个抬下来，身体都僵硬了。

　　1943年，浙江省的兵都从丽水退到广东潮汕了，我想想自己一个字都不认识，到那么远的地方心里有点胆怯，我就没去，脱离部队回家种田了，但是在部队还没有销号，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的战友从重庆回来，帮我带来了荣誉证书、退伍证。当时义乌县县长季鸿业[5]送给我一块牌匾“民族英雄”，但后来被毁掉了。1944年，我在义乌娶妻，1945年生了大儿子。

　　[1] 俞济时(1904—1990)，字良桢，浙江奉化县城奉南村人。1924年，俞济时到广东投身到族叔、黄埔军官学校军需处长俞飞鹏处，得保荐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编在学生第二队，毕业后留任蒋介石侍卫。他所统领的第五军88师参与一二八事变，因战功获得青天白日勋章。1937年任七十四军第一任军长，74军主要创立人之一，1942年任蒋介石侍卫长，后任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等职。期间，随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抗战胜利后，历任国民政府参军处军务局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干事、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总统府第三局局长。1949年去台湾，历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总务主任、侍卫长，1990年于台北逝世。

　　[2] 俞济时是蒋介石的同乡，也有一种说法是蒋介石的外甥。

　　[3] 淞沪会战中，日本投入10个师团28万人，飞机500多架，军舰70多艘，坦克300多辆。

　　[4]保安团是民国时期的地方武装，是保甲制度的衍生品，是作为警察力量的重要补充而设立的。1914年5月20日，北洋政府颁布《地方保卫团条例》，组织保卫团。省保安处成立以后，命令取消县保卫团。省保安处直属于省政府。

　　[5] 季鸿业(1912-1999)，又名丙晨，化名陈其苏，义乌夏演鲤鱼山村人。1942年5月，义乌沦陷。协助吴山民建立义西乡镇联防办事处，任警卫股长。1943年5月，曾一度担任抗日武装第八大队大队附。同年8月，国民党义乌县政府妄图收编第八大队，为应付国民党，党组织决定第八大队番号改为义乌县抗日自卫总队第三大队，任大队长。1944年转任地方民兵大队长，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1943年即民国32年，当时的义乌县长是吕师扬，浙江永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