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维鸿：在杭州收缴日军武器
来源：义乌市委统战部的个人空间   2018-10-30 10:06:30

　　应维鸿，苏溪镇东陶村人。1942年加入中国青年远征军奔赴缅甸作战，可因交通线路被日军占领而转入换黄埔军校分校就读，成为黄埔军校20期步兵科的学员;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急行军从江西出发前去接管杭州;1946年，由于军校合并，转入成都黄埔军校就读，毕业后成为伞兵部队的士兵，1948年回家探亲，原部队从上海转移至福州，后逃到台湾，因找不到部队回家务农。

　　形势所迫加入青年远征军

　　我是1925年农历6月26出生的，老家在义乌苏溪镇东陶村，父母是种田的，解放后划定的成份是富农。我的小学是在苏溪念的，初中到了义乌城里的君毅中学念书。君毅中学原来在上海，上海沦陷后搬到义乌。高中到了位于建德的严州中学，读了不到一个学期，1942年5月，义乌沦陷了，我与家里失去了联系，钱寄不过来，没有生活来源。正好青年远征军教导五团到严州中学招远征军，当时严州中学有十几个人报名。我也报了名，并被录用，编到第一营七连。教导五团的团长是敖建畴。

　　1942年春夏之间，教导五团1600多名官兵，浩浩荡荡向柳州进发，一路走走停停，7月间队伍到赣州潭口就停了下来，我们在那里集训了半年多。1944年，因为粤汉铁路被日本人打通了，所以没有办法经云南、贵州到缅甸，一天，全团集合，少将团长敖建畴向全团官兵宣布：我们教导五团，远征印度暂停，学兵们有以下几条出路：一是保送上军校;二是自己考陆军军官学校;三是考警官学校;四是去青年军当班长。按各学兵文化程度和本人意愿，抽调了一部分素质较好的人到设在瑞金的黄埔军校三分校，我也被军队领导选中，留下来成为一名步兵科的学生。我们教五团的学生和入伍生团的学生合拼为一个大队(步科)，驻地离校部两三里路，在马路边旁的一个小村上，二层楼房，很简陋。学生500多名，分成五个中队。编队后马上是甄别考试，一切就绪才开课。

　　课程设文化课与军事课，份量不重，从此，我们生活安定，一天吃三餐。不过纪律很严，感觉仍为新兵。1945年8月15日早晨,传来一个特大的好消息：日本向中国无条件投降。“啊!我们胜利啦!”同学们欢欣鼓舞、笑逐颜开。一天，校部来电通知我们步兵大队去领**，带枪训练。每天早起晚睡，练兵打仗。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带枪训练，之后才知道为什么。

　　奉命前往杭州收缴日军武器

　　八月下旬的一天，全大队集合，校部来人宣布：你们大队师生奉命到杭州收缴日军武器，立即起程，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大队500余人冒着酷暑日夜兼程从江西赶到杭州。第一站先从黄狮渡赶到鹰潭，早晨三点钟走到第二天四点钟，一天之内急行军140里，有些学生累得只得躺在路旁等着校部的两辆汽车收容。在那里，三战区为我们准备了汽车，我们乘车到了浙江淳安才停下来，休息，待命。前后大约走了一个星期抵达目的地。我因为拉肚子，所以没有走路，是坐船到杭州的。在进城前两天，我们换上新军装，丢掉草鞋，穿上新买来的鞋子，钱塘江大桥在杭州沦陷时被毁还没有修复，我们只能从九溪方向经六和塔准备进城，但是日本鬼子不让我们进城，当时路上都是日军的哨兵和巡逻队伍，我们派了代表进城与日军驻杭州的最高长官交涉，拿到他们的命令后，守城门的日本鬼子才让我们进城。杭州的市民见到我们就喊：中国兵来了!中国兵来了!还放鞭炮庆祝。我们军校500多学生进城后，情况有很大改变，杭州重要地段均控制在我们手中。不过我们仍处处小心谨慎，时刻遵守纪律，体现了黄埔军人应有的精神。

　　进城后，我们住在河坊街附近，那里有个杭州初级中学，日本人在那里建了很大的一个仓库。我们将收缴的武器集中放置到拱宸桥，并将日本人集中看管，不许他们出门。有日本人说，我们又没打过败仗，为什么要投降?想不通。好几个日本军官逃离看管点后跳钱塘江自杀。

　　我们住在学校里，一开始是日本人帮我们守夜站岗的。后来，我们想想还是要派人一起站岗，所以也派了两个人一起守卫。我们在杭州差不多呆了一年时间，期间也跑到嘉善、嘉兴接收日本人。1946年春我们在杭的缴枪任务圆满完成。全大队住到涌金门的一座大楼里，等待命令。谁知一等再等，等了一两个月。这段时间我们戏称自己是“自由兵”，每天晚上点一次名，整个时间自由安排。

　　再入军校受训成为空降兵

　　1946年，根据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统一安排，军官学校全国九所分校，除新疆的九分校外，其他八所全部合并到成都本校。三分校步兵大队，从杭州坐火车到南京，在下关下长江，乘大轮船到汉口。此时长江上游发洪水，轮船逆流而上，好似在汪洋大海中。一路风景宜人，只是水路比陆路难行。抗战陪都重庆是座山城，街道高低起伏不平，我们在此候车玩了几天，上车后向成都进发，道路平坦，四周看去没有山，好似江南。

　　到达成都后，根据学校的安排，三分校二十期学生改为二十一期，步兵第六大队，分23、24、25、26、27共五个中队。编队前学生先体检(包括目测仪表)，接着是甄别考试，有一关不合格就作为自动退学。检查后退了不少同学，我留下来补足三年的学习。

　　开学不久军校调来一位新领导，名叫关麟征[1]将军(中将)，他是抗日名将。1933年1月，“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犯山海关，分路攻打古北口，喜风口，冷口等东段长城，国军十七军二十五师关麟征师长英勇作战，负伤后坚持指挥战斗，抗日战争后在武汉战役中荣获战功。关将军(黄埔一期)不久升为黄埔军校本校校长，他是黄埔学生升为校长第一人。

　　关校长上任后，首先提出教学改革，课程改为各科综合训练。例如：步科兼学骑兵的马术、炮兵的平射炮、曲射炮发射技能、工兵造路、架桥技能、学辎重兵汽车构造学、内燃机的原理和驾驶技术(因汽油缺乏未学)，同时还学习通讯、有线电话、无线电报，学习化学兵使用火焰发射器等，目的在于使学生毕业后到各部队均可胜任。关校长治军有方，奖罚分明，学校面貌焕然一新。他指挥作战的基本经验是“稳、忍、狠”。

　　黄埔军校二十一期步科六大队于1948年7月毕业。学习时间整两年。我被分配到南京伞兵司令部一团一营迫击炮连任少尉排长，团长是井庆爽[2]。国民党伞兵部队1944年建于昆明，始称突击总队，直接隶属于陆军总司令部，是由第五军军长杜聿明牵头成立的，因为他在缅甸对日作战中，曾遭到日军空降袭击，对空降兵在战争中的作用有比较深刻认识，他回国后受命组建第5集团军，在其集团军所属部队内，抽调了一批比较年轻精干的军官和战斗力强的连队，在昆明北郊岗头村组成了第一个伞兵团，这是中国军队的第一支空降部队，在美国人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几年的发展，1945年底，突击总队扩编为伞兵总队，3年后又编入空军总部的伞兵司令部，由黄埔7期生张绪滋少将任司令，下辖3个伞兵团和4个直属营，每团官兵2500人。由于伞兵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机动性强，深受蒋介石的宠信，被作为一支机动力量使用，视为“掌上明珠”。

　　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队被共产党军队层层包围，粮食、弹药等无法通过陆路运输送到战斗前线，于是伞兵部队配合空军用运输机去空投物资，我一共参加过两次空投，空投地点是江苏宿县，投放面包、猪肉、罐头等等。1948年年底，我回义乌探亲，在义乌待了一个多月。

　　1949年初，国民党在解放战争战场上节节败退，随着解放军的步步逼近，南京都危在旦夕，3月，受蒋介石的指示，空军伞兵司令部直属部队及所属伞兵一团、二团分两个梯队由上海撤至福州，我回到上海时，我们部队已经到福州了，我也不想再到国民党部队当兵了，正好借这个机会不跟去了，所以又回到老家，我所在的伞兵一团以及二团在福州停留不久后，从福建通过轮船海运到台湾，而伞兵三团在刘农畯团长、姜键副团长、李贵田团附率领下共2500人在从上海海运至福州途中，改开连云港起义，成为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支空降兵部队，第三团除副团长姜键外，刘农畯、李贵田都是秘密共产党员，刘农畯之前他曾经被蒋介石关起来过，是杜聿明保了他。

　　回到义乌后，先是到宁波去修机场，之后又去湖州农场劳动，后来又去内蒙古劳动，先是在包头建设包钢，主要是采石，后来又到煤矿厂劳动，算一级工，每月有三十几元工资。1958年我35岁的时候，经姑姑介绍，与老家的一个姑娘结婚，1959年结的婚，生了五六个孩子，因为经济窘困，老婆靠帮人家洗衣服，到铁路上捡煤渣填补家用，可能是因为挺着大肚子弯腰干活，一个女儿生下来有缺陷，不会走路，后来早夭。另外一个女儿送人了，被人带到香港。1970年，我们回到义乌，回家种田，改革开放以后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关麟征(1905—1980)，汉族，陕西户县人，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用兵以稳，准、狠著称，长于急袭的千里驹师的首任师长，生性傲岸，有陕西冷娃之称，部将杜聿明、郑洞国，刘玉章、覃异之、张耀明皆一时之名将。1924年到广东投考黄埔军官学校，成为第一期学员，并于同年12月毕业 。1928年任国民党陆军第十一师步兵第三十一旅第六十一团团长;1929年任新编第五师副师长;1932年升任第三十六师师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任第五十二军军长，参加台儿庄大战，重创敌军，升任第三十二军团军团长;1939年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1947年任陆军军官学校校长 。1949年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

　　[2] 井庆爽，山东东平人。首位伞训完训作战空降的民国陆军伞兵，历任国民政府伞兵第一团第一突击队大队长，陆军伞兵第一团上校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