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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法:王牌军里的英雄兵
来源:义乌市委统战部的个人空间   2018-10-30 14:38:12

  陈忠法,后宅陈宅村人。18岁被抽壮丁参军,后编入国民革命军第74军参加了著名的“上高会战”,并在战斗中受伤。伤愈后加入“军需补充队”,给各部队运送炸药、粮食等物品,。

  加入王牌军得幸见到王耀武

  我叫陈忠法,1921年11月出生于后宅陈宅村,我们家有兄弟四个,老大在宁波办布厂,我是老二。我父亲是木工,常年在武义给人做活,我母亲生了第四个孩子后,耳朵就聋了。

  我12岁的时候,就已经出去给地主看牛了,后来做长工。1938年8月,18岁的我被抽壮丁参加了国民党部队,后到金华过下桥三里路一个姓蒋的村庄,驻扎了几天,参加训练。过了重阳节后,发了新棉衣、新棉裤,坐火车到江西省东乡县。下车后行军,也不知道走了几天,到了分宜县国民党74军新兵补充团。国民革命军第74军是很有名的,于1937年9月1日在浙江组建,由第51师和58师组成,全军共八个团,2.1万人。曾参加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常德会战等多项战役,多次挫败日军,曾有“抗日铁军”的称号。该部队历任主官为俞济时、王耀武、施中诚、张灵甫、邱维达。

  当时我们一起去的战友,有同乡的方炳瑞、方金法,稠城宗宅村的宗子时(音),稠城赵宅村附近的赵朝汉(音),还有苏溪方向的一个,名字记不清了。

  新兵补充团是为前线部队缺人时提供人员补充的。国民党部队抽壮丁、征兵之后,就把新兵放到这个补充团,前线部队缺人需要补充人员时,就去补充团里找人。

  在新兵补充团的一天,74军军长王耀武[1]前来为军官培训学校作报告。那天刚好轮到我站岗,我看见王耀武高大的个子,满面胡子,非常威武,他朝我看看,因为自己是新兵,胆子小,很紧张,慌得连礼也忘敬了,至今还感到惭愧和遗憾,不过,王耀武没有责罚我。

  新兵补充团里有些没有文化、反应不灵敏的人,一进去可能很快就会被补到前线去打仗;脑子比较灵活的人,就会被多留一段时间,协助当官的对新兵进行训练。我因为打靶打得比较好,所以新兵连长就把我留下了。我在新兵补充团大概待了八九个月。

  参与残酷战争光荣负伤

  之后,新兵营长张继武把我带到74军江西省中部高安县的一支部队里,去高安打仗。去的时候,高安县已经打过一次仗了,河上的桥都已经炸掉了。

  1939年下半年,我所在的部队与日本鬼子在高安县的一条江两岸隔江相持。有一天夜里,我所在的连队上了阵地。我是一个补充兵,年纪轻,比较灵活,上级把我安排去的,就打前战,头一道火线就是我。班长喊口令:“成散班状,散开!”我们班共十七个人,我在后面第四个,宗宅村的宗子时在最后一个,赵宅的赵朝汉倒数第二个。我们新兵用的是步枪,拉一下机枪,打一发子弹。十粒子弹打出去,枪管都很烫了。枪的后冲力很大。机枪连的重机枪扫过去,日本鬼子的迫击炮很快就打过来了。重机枪手随时转移阵地。阵地的地形是高高低低的。打仗时,部队里有规定,不能用子弹杀敌只能用刺刀,但是我去刺的话,就要装上子弹,为了保命,不管你好开不好开,刺不过就开枪。日本鬼子个子都很大,所以要机灵点,不然根本刺不过他们。打仗时,不打枪的时候,是不能发出声音的。一次我不小心把刺刀碰在一石头台阶上,马上有人轻轻喊:“谁?”打完仗后,记得阵地边上有几间房,瓦片都被打飞了,木头上都是枪弹孔。第二天上午,我们连队就撤下来的。

  这次战斗,我头上曾被子弹打去过的,还好只是稍稍碰去一点点,子弹从头皮那里划过去了,如果碰多点的活,头就崩了。打仗的时候,我一点都不知道自己受伤了。打完仗之后,我才感觉头有点烫,一看一道血,后来到后勤部队医院去医治。

  我们参加的这次战斗是“上高会战”的组成部分,日军方面共集结各兵种6.5万余人(实际出动兵力为4.2万余人),飞机百余架,战车40余辆,分兵三路,以分进合击的战法企图歼灭上高、高安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打通湘赣公路,连结湘东日军,并以一部分兵力窜犯樟树、丰城巩固南昌外围。国民党军队参战兵力共9个师,约7万人由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指挥,采取三线包围,佯装坚守抵抗,尔后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包围歼灭的战略战术。在上高会战中,第74军担任的是决战兵团的重任,74军因此战一战成名,获得“抗日铁军”的称号,王耀武也被授予最高勋章“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我们打仗前,先派一个侦查兵去前面侦查。那时规定很严格,不准睡觉,晚上眼睛看不清前方情况,耳朵要贴在地上听,就算离得很远,大概相差三四里路的,耳朵贴在地上,人走来“稀拉稀拉”的都能听到。侦查兵发出“呜啦呜啦”的声音是表示不要逃的,但如果是“哧啪哧啪”从地上发出来的,就是要逃了的意思,这个时候就不能去打了,而且这个地方不能躲了,要换个地方了。

  日本人的武器比我们的好很多,他们的炮是不停“蹬蹬蹬”打过来的,而我们连重机枪都不怎么有,只有背背的轻机枪。日本人的武器都是“哐哐哐”用车子拉来的,我们连车都没有,都是扛的、背的。他们的武器是车子一拉到就可以打,我们的武器还要一点一点拼起来,速度就慢了很多。身上除了武器还要自己背米,就怕部队冲散了,没东西吃,如果冲散了,就可以拿米去老百姓的家里烧起来吃。那个时候米、水都要背在身上,枪啦,子弹啦,米啦,水啦,至少有七八十斤重,力气小的兵这些东西根本就背不动。有些力气小的都背哭了,没办法,背不动就只能烧熟吃。我参军的时候,个子很小,但比较灵活,大家都“小鬼小鬼”的叫我。

  在部队里,大家只能吃两餐,早上一餐,晚上一餐,中午没有的,当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训练的强度也很大,但就只有这么点粮食,每天都吃不饱的。生活条件也很差,除了一天只吃两顿,衣服一年到头就那几件,身上都是虱子。在江西打仗,除了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环境也是比较恶劣的。

  不打仗的时候,部队里就会开大会,让一些士兵倾诉家里人被日本人杀害的情况,激发大家对日本人的愤怒,好让大家到战场上奋勇杀敌,将日本人赶出中国。

  受伤脱离部队回家乡

  20岁那年的八月份,部队打乱了,当官的大多都逃了,又由于之前我头受伤了在医院里,脑子有点不清醒。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月后,我找不到原来的部队,看见“军需补充队”就跟着他们去了。军需补充队,主要负责给各部队运送炸药、粮食等物品,由军需署管辖。没有汽车,没有骡马,全靠人挑。高安也是山区,每天挑送弹药的差事非常非常辛苦,也非常危险,因为南昌等地是沦陷区,日本鬼子随时都有可能出来扫荡。我在“需充队”挑了个把星期的弹药,可能是下雨天受凉,拉肚子,一直不见好,还坚持着挑军需物资,直到拉血。战时条件差,又得不到治疗,拉肚子拉得人非常消瘦,饭也吃不下,躺在床上都不会动了。“需充队”的一位排长看我快不行了,就说:“你还是回家去吧!”在医院里,医生不敢留我,也不会医治,他说会传染的。后来我在高安老百姓家又躺了好几天,身体稍好一些后,感觉能走路了,就走到江西省樟树市樟树镇,侥幸爬上火车回到义乌。一直到现在,我的肚子不能吃生冷食物,一吃就拉肚子,就是那时落下的病根。

  我回义乌后,家里很穷,没有田地,就只能去别人家做长工。解放以后,农村人都知道我是当兵回来的,把我划为雇农。作为吃苦的典型,1964年我还光荣地成了共产党员。

  现在我虽然已经95岁了,但除了耳朵不太好外,身体都还好的,平时闲着也会种些菜,家里四代同堂,挺幸福的。

  [1]王耀武(1904-1968),山东泰安人。抗日革命家,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1924年11月考入黄埔军校;1937年抗日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一师师长;1940年,因功升任第七十四军军长;1945年1月又升任第四方面军司令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任长衡地区受降长官;同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46年1月下旬任第二绥靖区司令官,3月兼任国民党山东省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主任;10月23日,兼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并兼省保安司令、山东军管区司令等职。王耀武精明强干、头脑清晰,被中共高级将领称为国民党内少有的几个明白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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