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法：王牌军里的英雄兵
来源：义乌市委统战部的个人空间   2018-10-30 14:38:12

　　陈忠法，后宅陈宅村人。18岁被抽壮丁参军，后编入国民革命军第74军参加了著名的“上高会战”，并在战斗中受伤。伤愈后加入“军需补充队”，给各部队运送炸药、粮食等物品，。

　　加入王牌军得幸见到王耀武

　　我叫陈忠法，1921年11月出生于后宅陈宅村，我们家有兄弟四个，老大在宁波办布厂，我是老二。我父亲是木工，常年在武义给人做活，我母亲生了第四个孩子后，耳朵就聋了。

　　我12岁的时候，就已经出去给地主看牛了，后来做长工。1938年8月，18岁的我被抽壮丁参加了国民党部队，后到金华过下桥三里路一个姓蒋的村庄，驻扎了几天，参加训练。过了重阳节后，发了新棉衣、新棉裤，坐火车到江西省东乡县。下车后行军，也不知道走了几天，到了分宜县国民党74军新兵补充团。国民革命军第74军是很有名的，于1937年9月1日在浙江组建，由第51师和58师组成，全军共八个团，2.1万人。曾参加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常德会战等多项战役，多次挫败日军，曾有“抗日铁军”的称号。该部队历任主官为俞济时、王耀武、施中诚、张灵甫、邱维达。

　　当时我们一起去的战友，有同乡的方炳瑞、方金法，稠城宗宅村的宗子时(音)，稠城赵宅村附近的赵朝汉(音)，还有苏溪方向的一个，名字记不清了。

　　新兵补充团是为前线部队缺人时提供人员补充的。国民党部队抽壮丁、征兵之后，就把新兵放到这个补充团，前线部队缺人需要补充人员时，就去补充团里找人。

　　在新兵补充团的一天，74军军长王耀武[1]前来为军官培训学校作报告。那天刚好轮到我站岗，我看见王耀武高大的个子，满面胡子，非常威武，他朝我看看，因为自己是新兵，胆子小，很紧张，慌得连礼也忘敬了，至今还感到惭愧和遗憾，不过，王耀武没有责罚我。

　　新兵补充团里有些没有文化、反应不灵敏的人，一进去可能很快就会被补到前线去打仗;脑子比较灵活的人，就会被多留一段时间，协助当官的对新兵进行训练。我因为打靶打得比较好，所以新兵连长就把我留下了。我在新兵补充团大概待了八九个月。

　　参与残酷战争光荣负伤

　　之后，新兵营长张继武把我带到74军江西省中部高安县的一支部队里，去高安打仗。去的时候，高安县已经打过一次仗了，河上的桥都已经炸掉了。

　　1939年下半年，我所在的部队与日本鬼子在高安县的一条江两岸隔江相持。有一天夜里，我所在的连队上了阵地。我是一个补充兵，年纪轻，比较灵活，上级把我安排去的，就打前战，头一道火线就是我。班长喊口令：“成散班状，散开!”我们班共十七个人，我在后面第四个，宗宅村的宗子时在最后一个，赵宅的赵朝汉倒数第二个。我们新兵用的是步枪，拉一下机枪，打一发子弹。十粒子弹打出去，枪管都很烫了。枪的后冲力很大。机枪连的重机枪扫过去，日本鬼子的迫击炮很快就打过来了。重机枪手随时转移阵地。阵地的地形是高高低低的。打仗时，部队里有规定，不能用子弹杀敌只能用刺刀，但是我去刺的话，就要装上子弹，为了保命，不管你好开不好开，刺不过就开枪。日本鬼子个子都很大，所以要机灵点，不然根本刺不过他们。打仗时，不打枪的时候，是不能发出声音的。一次我不小心把刺刀碰在一石头台阶上，马上有人轻轻喊：“谁?”打完仗后，记得阵地边上有几间房，瓦片都被打飞了，木头上都是枪弹孔。第二天上午，我们连队就撤下来的。

　　这次战斗，我头上曾被子弹打去过的，还好只是稍稍碰去一点点，子弹从头皮那里划过去了，如果碰多点的活，头就崩了。打仗的时候，我一点都不知道自己受伤了。打完仗之后，我才感觉头有点烫，一看一道血，后来到后勤部队医院去医治。

　　我们参加的这次战斗是“上高会战”的组成部分，日军方面共集结各兵种6.5万余人(实际出动兵力为4.2万余人)，飞机百余架，战车40余辆，分兵三路，以分进合击的战法企图歼灭上高、高安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打通湘赣公路，连结湘东日军，并以一部分兵力窜犯樟树、丰城巩固南昌外围。国民党军队参战兵力共9个师，约7万人由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指挥，采取三线包围，佯装坚守抵抗，尔后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包围歼灭的战略战术。在上高会战中，第74军担任的是决战兵团的重任，74军因此战一战成名，获得“抗日铁军”的称号，王耀武也被授予最高勋章“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我们打仗前，先派一个侦查兵去前面侦查。那时规定很严格，不准睡觉，晚上眼睛看不清前方情况，耳朵要贴在地上听，就算离得很远，大概相差三四里路的，耳朵贴在地上，人走来“稀拉稀拉”的都能听到。侦查兵发出“呜啦呜啦”的声音是表示不要逃的，但如果是“哧啪哧啪”从地上发出来的，就是要逃了的意思，这个时候就不能去打了，而且这个地方不能躲了，要换个地方了。

　　日本人的武器比我们的好很多，他们的炮是不停“蹬蹬蹬”打过来的，而我们连重机枪都不怎么有，只有背背的轻机枪。日本人的武器都是“哐哐哐”用车子拉来的，我们连车都没有，都是扛的、背的。他们的武器是车子一拉到就可以打，我们的武器还要一点一点拼起来，速度就慢了很多。身上除了武器还要自己背米，就怕部队冲散了，没东西吃，如果冲散了，就可以拿米去老百姓的家里烧起来吃。那个时候米、水都要背在身上，枪啦，子弹啦，米啦，水啦，至少有七八十斤重，力气小的兵这些东西根本就背不动。有些力气小的都背哭了，没办法，背不动就只能烧熟吃。我参军的时候，个子很小，但比较灵活，大家都“小鬼小鬼”的叫我。

　　在部队里，大家只能吃两餐，早上一餐，晚上一餐，中午没有的，当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训练的强度也很大，但就只有这么点粮食，每天都吃不饱的。生活条件也很差，除了一天只吃两顿，衣服一年到头就那几件，身上都是虱子。在江西打仗，除了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环境也是比较恶劣的。

　　不打仗的时候，部队里就会开大会，让一些士兵倾诉家里人被日本人杀害的情况，激发大家对日本人的愤怒，好让大家到战场上奋勇杀敌，将日本人赶出中国。

　　受伤脱离部队回家乡

　　20岁那年的八月份，部队打乱了，当官的大多都逃了，又由于之前我头受伤了在医院里，脑子有点不清醒。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月后，我找不到原来的部队，看见“军需补充队”就跟着他们去了。军需补充队，主要负责给各部队运送炸药、粮食等物品，由军需署管辖。没有汽车，没有骡马，全靠人挑。高安也是山区，每天挑送弹药的差事非常非常辛苦，也非常危险，因为南昌等地是沦陷区，日本鬼子随时都有可能出来扫荡。我在“需充队”挑了个把星期的弹药，可能是下雨天受凉，拉肚子，一直不见好，还坚持着挑军需物资，直到拉血。战时条件差，又得不到治疗，拉肚子拉得人非常消瘦，饭也吃不下，躺在床上都不会动了。“需充队”的一位排长看我快不行了，就说：“你还是回家去吧!”在医院里，医生不敢留我，也不会医治，他说会传染的。后来我在高安老百姓家又躺了好几天，身体稍好一些后，感觉能走路了，就走到江西省樟树市樟树镇，侥幸爬上火车回到义乌。一直到现在，我的肚子不能吃生冷食物，一吃就拉肚子，就是那时落下的病根。

　　我回义乌后，家里很穷，没有田地，就只能去别人家做长工。解放以后，农村人都知道我是当兵回来的，把我划为雇农。作为吃苦的典型，1964年我还光荣地成了共产党员。

　　现在我虽然已经95岁了，但除了耳朵不太好外，身体都还好的，平时闲着也会种些菜，家里四代同堂，挺幸福的。

　　[1]王耀武(1904-1968)，山东泰安人。抗日革命家，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1924年11月考入黄埔军校;1937年抗日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一师师长;1940年，因功升任第七十四军军长;1945年1月又升任第四方面军司令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任长衡地区受降长官;同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46年1月下旬任第二绥靖区司令官，3月兼任国民党山东省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主任;10月23日，兼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并兼省保安司令、山东军管区司令等职。王耀武精明强干、头脑清晰，被中共高级将领称为国民党内少有的几个明白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