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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姜思章口述“抓壮丁”
来源:淡然1967的微博   2018-12-05 14:24:11

  害怕返乡运动被抓 与妻子办了假离婚

  我们写的第一张传单,名字叫《我们已沉默了40年》,这个传单说得最狠的是:他们的父亲(暗指蒋介石)未死之前每年“祝寿”,死了之后每年“谒陵”,还要搞什么“效忠”、“效孝”要学生写心得、出壁报。难道我们没有父母?而我们的父母是生是死,却不得而知。我们只要求,“生”让我们回去奉上一杯茶,“死”则让我们回去献上一炷香。

  舟山仍是姜思章绕不过的乡愁。闲暇时,他甚至会钻研档案,探究当年国民党军队撤退舟山时的林林总总。正是在那次撤退时的所谓“抢救舟山青年”运动中,未满14岁的初一学生姜文标被抓了壮丁,随船来到台湾,开始军旅生涯。

  姜文标的名字变成了姜思章,他一生的命运也因枪杆子胁迫下的从军而发生变化。倏忽数十年已过,在台湾孤单一人的姜思章,始终无法忘怀家乡的亲人。这促使他参加了台湾“党外运动”,并从1982年起开始经由香港偷偷返回大陆探亲。1987年,他成为“老兵返乡运动”的核心发起人之一,推动台湾当局打破两岸坚冰,发布准许老兵回大陆探亲政策。

  1987年后,姜思章每年至少回乡一次,如去太陆开会或率团交流,也定顺道回家。祖母早在他被抓兵的当年,即中风病故,父亲也在1992年逝去。2005年,母亲也过世,这之后,姜思章回家的次数开始减少。

  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心情。姜思章曾想回舟山老家定居,终未能如愿。“先则因为有妻、儿需要照顾,现则心思已改变。”他说,每次回乡欢愉之余,感触也多。二十多年来,大陆各地物质建设突飞猛进,但急功近利的现象日趋严重,甚或亲情也以物质作衡量。每次回去,虽仍是斯人斯土,然而与内心深处那日思夜想的故乡梦园,似乎有了距离。

  这似乎是他们一代人的宿命。初来台湾时,以避寒候鸟的心态自居,但数十年的生活、工作,这里已使他从过客变为主人。而如今,一旦岛内选举政治发酵,“外省人”被政客羞辱之时,他又兴“异乡终非故乡”之叹。故乡,是他一生无法跨越的心事。

  我们以为学生没事,谁知还是被抓了

  我1936年出生在浙江省舟山群岛岱山岛,1950年5月15日,还差4个月满14周岁,我被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抓去当兵。

  我被抓丁之前,对国民党印象极其恶劣。1949年5月,在上海败退的很多国民党军队撤退到舟山,舟山大约汇集了十几万人。舟山人口本来很少,地方也那么小,补给需要的菜柴米,都向当地征收。还征工人修路修机场,在岱山岛修了个很大的机场,说是远东最大机场,从岱山去轰炸宁波上海杭州那些地方。

  那时候修路没石料,就把很多人家的祖坟给挖了,有石头的通通挖掉,家家户户对国民党印象都不好。他们定时来按斤收柴,我们把为数不多的木材,放水里泡一泡,稍微晒晒,表面上是干的,然后给国民党。

  那时候国民党实行很严格的管制,每个保都有保指导员。一个国民党官员要住我们家,我母亲不是很愿意,他晚上假公济私,就以调查户口的名义,把我母亲抓去关了两天———那时候一般的老百姓没有身份证什么的。那时候我在舟山读中学一年级,平日住校,周末回家的时候知道妈妈被抓了,我和姐姐给我们学校校长打电话(他是县政府的主任秘书)求助。那个国民党也晓得我不是好欺负的,还有一点人际关系,就把我妈妈放了出来。

  后来开始抽壮丁,比如家里有五个男孩子,就要有一个当兵。有钱的人家可以出钱,买另一个男丁。以前亲戚有被抽壮丁过,但没听说抓壮丁。国民党还要反攻大陆,要考虑老百姓的观感。

  岱山在海岛上,最近的中学就在舟山。有一天,我回学校。一看没有老师同学,然后听说有很多老师同学已经被宪兵抓走了,传说纷纷。某些同学跟地下党老师很要好,包括唱老师教的歌———比如《义勇军进行曲》,也被抓去杀掉了。比我高一级的一位同学,爸爸是国民党军队里的团长,个子很高,初二就当排长。他在一边脱掉学生装换军装,一边打绑腿一边偷偷和我讲:部队要撤退了,赶快回家!我把大部分行李放亲戚家,拿了简单行李赶快往家走。

  从学校回家,还有半天路程。起先以为我们年纪那么小,个子又小,轮不到抓我们,我们就沿着大马路走路回家。路上有老人好意地警告我们说:小孩,还在那里慢慢走?开始抓丁了!

  刚开始不是很在意,又过了两个钟点,看见有年轻男子往山上和巷子里跑,后面有国民党的军人在后面赶,甚至听到枪声。哦,真的在抓兵,我们收拾好嘻嘻哈哈的心情,赶紧回家。从上午走到下午一点多,翻过一个山就是我家,在山里有几个同学因为担心前面有抓丁,就坐在那里不走了。我们觉得等下去不是回事儿,打算绕过这个山回家,多走半个多钟点的路。结果绕到半路时,我们三个就被抓了。

  有三个国民党军人把我们拦住:把证件拿出来!我们以为有学生证没事,谁知他们不管,把我们押到一个院子里,里面有好多老百姓。我们一看情形不对,嚎啕大哭,哭得很伤心,哀求:把我们抓来也没有用啊,我们年纪太小了。

  出来一个军官,看我们哭得厉害,动了恻隐之心,就让一个班长把我们放走了。当时我看他们衣服上写着:贵州部队。那时都中午了,临走前就在部队吃烙饼,喝粥。然后一个班长把我们送走了,途经一个尼姑庵。那个班长交代:你们就藏在这里,等晚上部队都收哨了,你们再回家去。

  我们呆在尼姑庵院子里,一会就不耐烦了,见外面没有动静,就打算偷偷回家,因为离家很近了。跑出来,没有理在后面喊我们“不要走”的老尼姑。走了几分钟,从山上跑下来五六个兵,一下子把我们抓住了。其中一个走得慢的同学,看见有兵跑下来了,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跑,跑回家了。我和一个姓王的同学被抓住了。

  抓住我们的时候,我们又重施故技:我们没有用啊,放我们回家吧。姓王的同学妈妈来了,看到我们被士兵抓住,把手上的戒指贿赂士兵,士兵不收。我们嚎啕大哭,士兵打我们。一个被抓的老百姓说:我有疝气。有疝气不能当兵,于是就让他走了,结果走了没几步,就被士兵在后面打死了。我们看了很害怕,也不敢哭,就乖乖地跟着士兵走了。关在一间民房里。

  宋美龄摇着白手帕欢迎我们

  天黑后,我们被带出民房,开始行军。不直接到码头,故意绕到天快亮后才到。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村里很多女性跪在那里,见到部队来了,就求求放过丈夫或儿子,有的说我刚结婚,有的说我怀孕了,男人抓走我生计就断了。哀求没有用。这个印象终身难忘。

  后来知道抓我们的这个连,叫十九军十八师机枪连。到码头上后,我们都换成军装,军装很大,我们穿着活像唱戏的。码头解除封锁后,有一大群女人涌上来,哀求放过亲人,后来才知道那里面就有我怀孕的母亲。船开后,看到有被抓的壮丁往水里跳,有的或许逃跑成功,有的被开枪打死,一趟血水就没有了。船好高啊,我不敢跳。

  后来我查到我坐的船叫“永泽轮”,里面坐着满满的人。在船上只吃了两顿饭,有一个水管,用铝碗排队去接水。如果不听话,士兵就用棍子打。

  19日,到了台湾北部的基隆港,在那里上岸。当时饿得要命,在旋转梯上慢慢下来。好多大官的夫人,包括宋美龄在那里欢迎,还有台湾省主席吴国桢的老婆等等。宋美龄拿着白色的手帕在那里摇,欢迎我们。

  下船后,每人发了一袋米。我们喊“蒋总统万岁”、“夫人好”。班长看我没有喊,一脚就踢过来。下船后,有高中女学生在那里给每个人发一大串香蕉、几个馒头,还有五块钱台币。她们看到我和王同学,多给了我们一串香蕉和几个馒头,说:哇,这么小就投笔从戎了,好伟大啊!我心想:我哪里是投笔从戎,我是被抓来的。

  到台湾后,住在台北第二女子高级中学(现中山女高),住了一个礼拜。想家,晚上嚎啕大哭。在这里遇到我们一个同班同学,他父亲是个官员,他自愿参军。

  我们当时吃饭出操,苦不堪言。年纪小的只能吃饭上的锅巴,菜吃白菜辣椒,我是浙江人不能吃辣,很不适应。出操跑步时打绑腿,不会打,不是太松就是太紧,跑着跑着就出状况,常被骂。

  我那个自愿参军的同学,看到我们很受苦,就带我们开小差,去见一个他认识的曾在岱山修飞机场的工兵连长。学校里面没有水洗澡,要整队到外面去洗澡,我们就借这个机会逃跑,到那个连长那去了。工兵连长把我们收留了,并让我们换成别人的名字,怕被原部队查出。

  我就改叫姜思章了———因为舟山学校里面有个关系很好的女同学姓章。另一个同学,他没要好的女同学,原本想叫王思家,后来觉得没有人名字叫“思家”,没办法改叫“王思国”。

  在工兵连就轻松很多了,不是很累,但因为太小,经常受人欺负。

  我被台湾军方认为是顽劣分子

  我在工兵连修被炸坏的跑道时,1950年11月28日,我爸爸在“中央日报”台湾版发了寻人启事的广告。那时部队里面只订有“中央日报”台湾版。

  我看到了这则寻人启事。上面写着:寻姜文标(姜阿杏之子):定海岱山人,十五岁,五月间由岱山来台,现住何处,速来信:台北市西宁南路一四五号王文斌收转。如亲友中有知其下落者,亦请代为转告,是祷。

  这是我父亲托上海的亲戚,上海的亲戚托香港亲戚,香港亲戚再托台湾的亲戚登报。那个时候两岸还可以通信。我1950年11月看到报纸后,马上写信给王先生,让他转给我爸爸。我写信时,王先生一再交代我不能写我正在部队当兵,就谎称在这里读书,一切平安。

  我爸爸也回信告诉我,妈妈给我生了个妹妹,家里一切平安。

  我没有见过王先生,他在台北我在南部,都是写信联系。这样写了几封信,就糟糕了。我父亲在大陆被说成“黑五类”,因为有我这个儿子在台湾,还互相通信,被戴高帽子。我弟弟因为我没有上成大学。

  因为我跟大陆有联系,还告诉同事我是被抓来的,另外还拒绝在“自愿留营”运动中签名,于是经常被军方特别关照。那时军队里活动很多,有一个“自愿留营、以军做家”运动,要每一个人签名自愿留在军队里。后来我才晓得,当时台湾的“兵役法”,当兵就是5年,那时虽然大家不知道有这条法律,但军方还是害怕,后来大家知道这个规定,就想办法让大家自愿留营。当时我没签名,因为我知道签了就永远无法退伍。

  因为这些原因,我被军方认为思想不稳,是顽劣分子,就找麻烦,受到监视,被关禁闭等,还经常调职,1955年,我已是驾驶兵,后来也不让我驾驶了。我准备逃亡,因为被监视,刚到车站就被抓住了。在台湾,逃亡判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敌前逃亡判死刑。因为逃亡连长要受连带责任,他就报我倒卖非武器类军用物品:我背包里有三五个火星石和气门芯等。

  在空军的军事法庭,法官问我为什么要开小差?我说有人欺负我。法官桌子一拍,说:你狡辩,明明你就是倒卖军用物资,你身上有没有火星石、气门芯?我说有。审了不到五分钟,就判我三年的刑。实际上,只坐了一年半的牢,后一年半可以选择去牢外劳动改造。

  在监狱里我认识了一个任姓飞行兵,广东人,成为好朋友,他本来想开飞机去投奔大陆,被抓了。我跟他学了很多,让我最受益无穷的是他告诉我的这几句话:我们与威权体制对抗的最首要原则就是保护自己,不要白白牺牲,我就是一个例子;另外要充实自己。我听进去了。

  后来有一天天快亮的时候,铁门拉开,一堆宪兵把他一架,说是“开庭”,实际上拉出去枪毙了。

  服完劳役后,我又回去当兵。后来有人让我考军校。我那时连高中同等学历都没有,伪造了一张学历,就去考军校了。我1959年考到军校,念了四年,1963年毕业,毕业后是军官,从少尉开始干。当时规定,军官服役十年就可退役。用10年换我后半生自由,这是考军校的理由。

  那时规定,毕业后一定要到基层去当干事、辅导长,后来慢慢调到后勤机关、海防部队……1966年前后,有个山东的朋友介绍我给“宪兵司令部”政战部主任萧政之,萧政之把我从陆军第十师调到宪兵司令部。结果在那里,不分配给我工作。十天以后,萧政之把我叫到办公室,我的安全资料就摊在办公桌上,他说你自己看。一塌糊涂,里面记载的都是坏资料、黑资料。他本来想把我调到特别警卫营,结果在安全审查时被打回票,就又调我到宪兵215营(配属空军)。

  这之后又经过几次调动,1974年我退役之后,开始到学校教书。

  去大陆的暗号:明天要到太平山上看夜景

  大陆1979年元旦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时,虽然台湾是封锁消息的,但总有消息传过来。我就知道回家有希望了,开始寻找渠道,到处托人给老家转信。

  当时国民党设了一个“唐光华信箱”(唐光华并非真有其人,是代名)。这个信箱有香港的地址,原为方便该党党员与大陆通信。我找他们帮忙,结果写了几封信都石沉大海———他们是替老“国民大会代表”、老民意代表转信,对我们这些一般的外省老兵是做样子的。后来,我找到同学的岳母的妹妹,她在香港,请她带第一封信。我写信是试探一下,不知道家里地址是不是有变动,信中除了诉说思乡之情外,只探问家人状况。

  一个月后,家里回我第一封信。香港收到信后,就给我同学电话,告诉已将信邮寄台湾。我从同学处知道消息后,晚上都睡不着觉。结果过了一个月都没有消息,就知道信被查扣了。我去找“警备总部”的熟人,想办法把信拿出来。他说不能拿,已经建档了,可以给我拷贝一下。

  信是我大弟写的。内容大概就是,收到信很高兴,祖母去世了,母亲健在,家里几个兄弟姐妹都很好,特别叮咛希望从此以后通信不要再中断。

  我看信后嚎啕大哭。祖母去世了。我被抓兵出来之后,祖母中风倒地,卧床两三个月后就去世了。

  后来香港的那个人也不愿意帮忙转信了,因为她在台湾做生意,有受到影响。

  因为舞厅里会有香港的人去转,狗急跳墙啊,后来我就去学跳舞,托舞厅里的舞女帮忙找人转信。后来又不行了,因为她的客人不固定。

  这时,就要谢谢我大妹了。在香港有个上海籍老太太,她有一年去普陀山拜佛,因为晚上没吃饭的地方,于是就在那里徘徊。我的妹妹看到后,就把她拉到家里,两个人聊起来。这位老太太的先生是船员,听我妹妹说有一个哥哥在台湾,写信都收不到。她就说,那就由我来转嘛。后来就固定用她的地址帮忙转信,不仅替我转,还替我很多朋友转。

  我一个邻居是海员,他是第一个回大陆去的,回来告诉我家里情况,我就下定决心要回去。后来我妹妹认他们香港海员俱乐部里一个和我母亲同姓的人做舅舅,把他香港的身份证寄给我,这样我就可以以到香港去看我舅舅的名义,从香港转回老家探亲。

  我申请时也是遭遇百般刁难。当时这个事情由“警备总部”负责,他们说:你从来没有和这个舅舅联系过,你是想回老家去。我是警备总部退役的,我又去找关系,叫朋友批准出境同意书。

  那一年刮台风,我在香港见到了那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舅舅”。他带我去律师楼、移民署办理各种回大陆去的文件,到第三天晚上,一切都准备好了,我就给我太太打电话:我明天要到太平山上看夜景。———那是暗号,我太太就知道我明天回大陆了:小心点,小心点……

  父子俩同时大哭,这一哭竟无法停止

  到中国旅行社香港中环的办公室,我说我是台湾来的,想回大陆,他们就让我到地下室去填表,说对面大厅里有台湾过来的人监视。他说,你想回去的话有两条路,一是从九龙坐火车到龙湖再到广州,因为要等这个表批下来,所以需要三天;如果要快一点,就自己拿表到澳门走拱北海关到广州,这个当晚就可以到。当然是选当天晚上,到澳门时天快亮了。

  临行前有担心。那时因对大陆不了解,我还打电话给美国商务部担任科学家的一个要好朋友,说万一我回大陆出不来,你要来救我。

  到了澳门,我自己拖着行李到中国旅行社,再自己拖着行李坐一个小巴士,一路开到广州。广州华侨大厦旁边,有一个卖飞机票的地方,三点半的飞机飞上海,一天只有一班。

  好事多磨。卖票的人说当天已经赶不及。就先买好第二天的飞机票,住在华侨大厦。第二天飞上海,赶到十六铺码头时已是下午五点半,那个船刚刚走,还要再等三天。我连夜坐火车到宁波。我在宁波打电话给定海邮电局,邮局再去叫我妹妹接电话。我在广州时已经发电报了,我妹妹就坐船来接我去沈家门她的家中,妈妈那时也在那里照看小孩。

  船到沈家门时,母亲就在岸边铁栏那里看我们。先前通信时有换过照片,我也认出来了母亲。船一到岸,我就往里冲,连爬带跪地冲向我妈妈,这是33年来第一次见到母亲。

  在定海呆了两三天,我妈妈带我去普陀山还愿,每一个菩萨都让我拜,让我谢谢菩萨。我被抓走的时候,她去求: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救救我儿子!我妈妈带我还愿,谢谢菩萨让我儿子回来了,还说早一点保佑让她孙子回来———我就在那里偷笑她得寸进尺。

  定海这边想多留我几天,我爸爸就生气了:你怎么不管我这边呢。打电话催。就一起到了岱山。

  船还未停到码头,父亲就好像要冲上来,被码头工作人员一把拉住才不致冲进海中。我跳上岸跪在父亲面前,抱住他腰部稳住了他。父亲拉起我,紧紧握住我的手,父子俩这才同时大哭起来,这一哭,竟无法停止。

  公安局的人有辆车停在码头,一车人被拉到公安局登记,问了一大堆:岱山抓去很多人,哪些人在台湾?我知道的就说了,其他的就说不知道。公安局的那个女人拍桌子: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同一个村子的人你会不知道?!她不了解台湾的社会结构,你对面住的人是谁你都不一定知道。后来一个比较高层的警官来,她就没有继续问,派车送我回我家。

  我们从码头一路哭到家。进了大门,他们已经摆好祭祖,祭祖的时候,我的哭才停止,祭祖完后,吃团圆饭。在岱山又住了十几天。

  返乡运动:奉上一杯茶,或献一炷香

  我回台湾后,“警备总部”来上门了:你回去了?我一口承认。“去干什么?”“看父母亲。”我又反问他一句:“有事吗?”“没事没事。你不在外面诈唬就好了。”人心如此嘛,他们也是睁一眼闭一眼。

  我第二次回家是1985年,带上太太一起。1987年,我第三次回舟山。

  我每一次来,台湾的朋友都托我带信。回到台湾后,我就鼓励大家都回去。他们大部分的反应是,台湾没有下命令开放,不敢。

  我老早就参加台湾“党外运动”。除了对民主政治的理念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对国民党不开放大陆探亲不满意,想通过党外运动把我的想法让国民党知道。我拜托了很多党外的人,人家都不给我讲,后来我拜托议员候选人康水木,他1981年12月在政见发表会上,就第一次公开要求政府准许老兵回乡探亲。

  等到1987年2月,党外已经有自由返乡运动了,张富忠他们也做了很多传单,开了个信箱,替老兵转信,因为后来出任台湾“教育部次长”的范巽绿的姐姐在香港,可以帮忙转信、转钱。

  张富忠他们发表《自由返乡运动宣言》,刚开始不是针对老兵回大陆,而是针对黑名单上那些不让回台的人———

  如许信良。这样的效果不好,因为国民党很容易给你扣一个帽子,封杀掉。范巽绿打电话给我,让我参加他们的烛光晚会。我说我们不用民进党的名义,那样对立气氛太浓了。

  我想应该从老兵返乡先开始,这就更具有正当性,更具有迫切性。我老早就跟张富忠、林正杰这些人在一起,他们说,姜老师,那你来。我说我来就我来,但是不能出面,我还是公立学校的老师啊。我可以用化名,另外找一个老兵出面。我们用“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的名字,4月15日成立。

  何文德名义上是会长,但操盘是我,所有的东西是我执笔。我用的笔名是姜思章的谐音“江诗长”,还有“叶知秋”。我们写的第一张传单,名字叫《我们已沉默了40年》,在大街小巷散发。这个传单说得最狠的是:他们的父亲(暗指蒋介石)未死之前每年“祝寿”,死了之后每年“谒陵”,还要搞什么“效忠”、“效孝”要学生写心得、出壁报。难道我们没有父母?而我们的父母是生是死,却不得而知。我们只要求,“生”让我们回去奉上一杯茶,“死”则让我们回去献上一炷香。这难道不是人情义理的最起码要求么?

  到了5月,母亲节,在台湾孙中山纪念馆,我们几个老兵一起出来,有组织地上街头。用什么名义呢?我们不是游行啊,是遥祝母亲节:妈妈我想你。警察来了,发生争吵,但没有抓我们。有个女的,后来我知道是《联合报》的记者,和我辩论。我说:小姐,今天我们换一个位置,假如你是我,40年没有见到母亲了,你怎么办?

  6月,我们去各地“荣民之家”发传单,有些人见到我们就很感动,泪流满面;但在漳化的荣民之家,调查局的人打我们,我们十几个人都挨打了,头破血流。他们说我们是“共匪”、“台独”。我说这两个帽子,我们怎么戴?———是“共匪”,就不可能是“台独”嘛。

  这月的28日,在台北市金华女中的体育馆,我们还搞过一次群众大会。体育馆里坐了五六千人,外面跑道上少说有2万人,那时很多学者声援我们,很多人上台演讲。我带着老兵上台唱歌,唱三十年代老歌《母亲你在何方》。我写了很多标语。警察没有干涉。

  与妻子假离婚,没想到开放这么快

  5月份的游行后,我的身份就曝光了,我被学校解聘了。那时每个学校里都有一个安全室,收集每一个人的信息,下个学期就不聘我了。我又去考试,考到很差的学校教书。

  9月份,报纸上有消息说,国民党在考虑开放老兵探亲。我不敢相信,觉得是假的。7月份,《联合报》还刊登蒋经国的谈话:现在台湾社会,有人假借返乡探亲,实际在做破坏台湾社会安定的事。

  当时看了怕呀,抓起来就是“动员戡乱时期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一”的规定,死刑,家财充公。看到这个报纸后,就跟太太办了离婚手续。此前,有个台湾大学的学生,在外面发传单,说蒋介石死了后,蒋经国你有没有报遗产税?就被抓了,判无期徒刑。

  所以我们就假离婚。一旦我被抓了,财产不用充公,妻子儿女还可以生活。

  直到“行政院”定案通过老兵赴大陆探亲,我才相信。没想到蒋经国这么快开放。我们借这个机会还办了几个活动,介绍去大陆的衣食住行信息,还要求“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发给家庭困难的官兵5万块钱的交通费。

  1988年1月,“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组织14人探亲团,第一次名正言顺返回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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