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姜思章口述“抓壮丁”
来源：淡然1967的微博   2018-12-05 14:24:11

　　害怕返乡运动被抓 与妻子办了假离婚

　　我们写的第一张传单，名字叫《我们已沉默了40年》，这个传单说得最狠的是：他们的父亲(暗指蒋介石)未死之前每年“祝寿”，死了之后每年“谒陵”，还要搞什么“效忠”、“效孝”要学生写心得、出壁报。难道我们没有父母?而我们的父母是生是死，却不得而知。我们只要求，“生”让我们回去奉上一杯茶，“死”则让我们回去献上一炷香。

　　舟山仍是姜思章绕不过的乡愁。闲暇时，他甚至会钻研档案，探究当年国民党军队撤退舟山时的林林总总。正是在那次撤退时的所谓“抢救舟山青年”运动中，未满14岁的初一学生姜文标被抓了壮丁，随船来到台湾，开始军旅生涯。

　　姜文标的名字变成了姜思章，他一生的命运也因枪杆子胁迫下的从军而发生变化。倏忽数十年已过，在台湾孤单一人的姜思章，始终无法忘怀家乡的亲人。这促使他参加了台湾“党外运动”，并从1982年起开始经由香港偷偷返回大陆探亲。1987年，他成为“老兵返乡运动”的核心发起人之一，推动台湾当局打破两岸坚冰，发布准许老兵回大陆探亲政策。

　　1987年后，姜思章每年至少回乡一次，如去太陆开会或率团交流，也定顺道回家。祖母早在他被抓兵的当年，即中风病故，父亲也在1992年逝去。2005年，母亲也过世，这之后，姜思章回家的次数开始减少。

　　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心情。姜思章曾想回舟山老家定居，终未能如愿。“先则因为有妻、儿需要照顾，现则心思已改变。”他说，每次回乡欢愉之余，感触也多。二十多年来，大陆各地物质建设突飞猛进，但急功近利的现象日趋严重，甚或亲情也以物质作衡量。每次回去，虽仍是斯人斯土，然而与内心深处那日思夜想的故乡梦园，似乎有了距离。

　　这似乎是他们一代人的宿命。初来台湾时，以避寒候鸟的心态自居，但数十年的生活、工作，这里已使他从过客变为主人。而如今，一旦岛内选举政治发酵，“外省人”被政客羞辱之时，他又兴“异乡终非故乡”之叹。故乡，是他一生无法跨越的心事。

　　我们以为学生没事，谁知还是被抓了

　　我1936年出生在浙江省舟山群岛岱山岛，1950年5月15日，还差4个月满14周岁，我被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抓去当兵。

　　我被抓丁之前，对国民党印象极其恶劣。1949年5月，在上海败退的很多国民党军队撤退到舟山，舟山大约汇集了十几万人。舟山人口本来很少，地方也那么小，补给需要的菜柴米，都向当地征收。还征工人修路修机场，在岱山岛修了个很大的机场，说是远东最大机场，从岱山去轰炸宁波上海杭州那些地方。

　　那时候修路没石料，就把很多人家的祖坟给挖了，有石头的通通挖掉，家家户户对国民党印象都不好。他们定时来按斤收柴，我们把为数不多的木材，放水里泡一泡，稍微晒晒，表面上是干的，然后给国民党。

　　那时候国民党实行很严格的管制，每个保都有保指导员。一个国民党官员要住我们家，我母亲不是很愿意，他晚上假公济私，就以调查户口的名义，把我母亲抓去关了两天———那时候一般的老百姓没有身份证什么的。那时候我在舟山读中学一年级，平日住校，周末回家的时候知道妈妈被抓了，我和姐姐给我们学校校长打电话(他是县政府的主任秘书)求助。那个国民党也晓得我不是好欺负的，还有一点人际关系，就把我妈妈放了出来。

　　后来开始抽壮丁，比如家里有五个男孩子，就要有一个当兵。有钱的人家可以出钱，买另一个男丁。以前亲戚有被抽壮丁过，但没听说抓壮丁。国民党还要反攻大陆，要考虑老百姓的观感。

　　岱山在海岛上，最近的中学就在舟山。有一天，我回学校。一看没有老师同学，然后听说有很多老师同学已经被宪兵抓走了，传说纷纷。某些同学跟地下党老师很要好，包括唱老师教的歌———比如《义勇军进行曲》，也被抓去杀掉了。比我高一级的一位同学，爸爸是国民党军队里的团长，个子很高，初二就当排长。他在一边脱掉学生装换军装，一边打绑腿一边偷偷和我讲：部队要撤退了，赶快回家!我把大部分行李放亲戚家，拿了简单行李赶快往家走。

　　从学校回家，还有半天路程。起先以为我们年纪那么小，个子又小，轮不到抓我们，我们就沿着大马路走路回家。路上有老人好意地警告我们说：小孩，还在那里慢慢走?开始抓丁了!

　　刚开始不是很在意，又过了两个钟点，看见有年轻男子往山上和巷子里跑，后面有国民党的军人在后面赶，甚至听到枪声。哦，真的在抓兵，我们收拾好嘻嘻哈哈的心情，赶紧回家。从上午走到下午一点多，翻过一个山就是我家，在山里有几个同学因为担心前面有抓丁，就坐在那里不走了。我们觉得等下去不是回事儿，打算绕过这个山回家，多走半个多钟点的路。结果绕到半路时，我们三个就被抓了。

　　有三个国民党军人把我们拦住：把证件拿出来!我们以为有学生证没事，谁知他们不管，把我们押到一个院子里，里面有好多老百姓。我们一看情形不对，嚎啕大哭，哭得很伤心，哀求：把我们抓来也没有用啊，我们年纪太小了。

　　出来一个军官，看我们哭得厉害，动了恻隐之心，就让一个班长把我们放走了。当时我看他们衣服上写着：贵州部队。那时都中午了，临走前就在部队吃烙饼，喝粥。然后一个班长把我们送走了，途经一个尼姑庵。那个班长交代：你们就藏在这里，等晚上部队都收哨了，你们再回家去。

　　我们呆在尼姑庵院子里，一会就不耐烦了，见外面没有动静，就打算偷偷回家，因为离家很近了。跑出来，没有理在后面喊我们“不要走”的老尼姑。走了几分钟，从山上跑下来五六个兵，一下子把我们抓住了。其中一个走得慢的同学，看见有兵跑下来了，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跑，跑回家了。我和一个姓王的同学被抓住了。

　　抓住我们的时候，我们又重施故技：我们没有用啊，放我们回家吧。姓王的同学妈妈来了，看到我们被士兵抓住，把手上的戒指贿赂士兵，士兵不收。我们嚎啕大哭，士兵打我们。一个被抓的老百姓说：我有疝气。有疝气不能当兵，于是就让他走了，结果走了没几步，就被士兵在后面打死了。我们看了很害怕，也不敢哭，就乖乖地跟着士兵走了。关在一间民房里。

　　宋美龄摇着白手帕欢迎我们

　　天黑后，我们被带出民房，开始行军。不直接到码头，故意绕到天快亮后才到。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村里很多女性跪在那里，见到部队来了，就求求放过丈夫或儿子，有的说我刚结婚，有的说我怀孕了，男人抓走我生计就断了。哀求没有用。这个印象终身难忘。

　　后来知道抓我们的这个连，叫十九军十八师机枪连。到码头上后，我们都换成军装，军装很大，我们穿着活像唱戏的。码头解除封锁后，有一大群女人涌上来，哀求放过亲人，后来才知道那里面就有我怀孕的母亲。船开后，看到有被抓的壮丁往水里跳，有的或许逃跑成功，有的被开枪打死，一趟血水就没有了。船好高啊，我不敢跳。

　　后来我查到我坐的船叫“永泽轮”，里面坐着满满的人。在船上只吃了两顿饭，有一个水管，用铝碗排队去接水。如果不听话，士兵就用棍子打。

　　19日，到了台湾北部的基隆港，在那里上岸。当时饿得要命，在旋转梯上慢慢下来。好多大官的夫人，包括宋美龄在那里欢迎，还有台湾省主席吴国桢的老婆等等。宋美龄拿着白色的手帕在那里摇，欢迎我们。

　　下船后，每人发了一袋米。我们喊“蒋总统万岁”、“夫人好”。班长看我没有喊，一脚就踢过来。下船后，有高中女学生在那里给每个人发一大串香蕉、几个馒头，还有五块钱台币。她们看到我和王同学，多给了我们一串香蕉和几个馒头，说：哇，这么小就投笔从戎了，好伟大啊!我心想：我哪里是投笔从戎，我是被抓来的。

　　到台湾后，住在台北第二女子高级中学(现中山女高)，住了一个礼拜。想家，晚上嚎啕大哭。在这里遇到我们一个同班同学，他父亲是个官员，他自愿参军。

　　我们当时吃饭出操，苦不堪言。年纪小的只能吃饭上的锅巴，菜吃白菜辣椒，我是浙江人不能吃辣，很不适应。出操跑步时打绑腿，不会打，不是太松就是太紧，跑着跑着就出状况，常被骂。

　　我那个自愿参军的同学，看到我们很受苦，就带我们开小差，去见一个他认识的曾在岱山修飞机场的工兵连长。学校里面没有水洗澡，要整队到外面去洗澡，我们就借这个机会逃跑，到那个连长那去了。工兵连长把我们收留了，并让我们换成别人的名字，怕被原部队查出。

　　我就改叫姜思章了———因为舟山学校里面有个关系很好的女同学姓章。另一个同学，他没要好的女同学，原本想叫王思家，后来觉得没有人名字叫“思家”，没办法改叫“王思国”。

　　在工兵连就轻松很多了，不是很累，但因为太小，经常受人欺负。

　　我被台湾军方认为是顽劣分子

　　我在工兵连修被炸坏的跑道时，1950年11月28日，我爸爸在“中央日报”台湾版发了寻人启事的广告。那时部队里面只订有“中央日报”台湾版。

　　我看到了这则寻人启事。上面写着：寻姜文标(姜阿杏之子)：定海岱山人，十五岁，五月间由岱山来台，现住何处，速来信：台北市西宁南路一四五号王文斌收转。如亲友中有知其下落者，亦请代为转告，是祷。

　　这是我父亲托上海的亲戚，上海的亲戚托香港亲戚，香港亲戚再托台湾的亲戚登报。那个时候两岸还可以通信。我1950年11月看到报纸后，马上写信给王先生，让他转给我爸爸。我写信时，王先生一再交代我不能写我正在部队当兵，就谎称在这里读书，一切平安。

　　我爸爸也回信告诉我，妈妈给我生了个妹妹，家里一切平安。

　　我没有见过王先生，他在台北我在南部，都是写信联系。这样写了几封信，就糟糕了。我父亲在大陆被说成“黑五类”，因为有我这个儿子在台湾，还互相通信，被戴高帽子。我弟弟因为我没有上成大学。

　　因为我跟大陆有联系，还告诉同事我是被抓来的，另外还拒绝在“自愿留营”运动中签名，于是经常被军方特别关照。那时军队里活动很多，有一个“自愿留营、以军做家”运动，要每一个人签名自愿留在军队里。后来我才晓得，当时台湾的“兵役法”，当兵就是5年，那时虽然大家不知道有这条法律，但军方还是害怕，后来大家知道这个规定，就想办法让大家自愿留营。当时我没签名，因为我知道签了就永远无法退伍。

　　因为这些原因，我被军方认为思想不稳，是顽劣分子，就找麻烦，受到监视，被关禁闭等，还经常调职，1955年，我已是驾驶兵，后来也不让我驾驶了。我准备逃亡，因为被监视，刚到车站就被抓住了。在台湾，逃亡判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敌前逃亡判死刑。因为逃亡连长要受连带责任，他就报我倒卖非武器类军用物品：我背包里有三五个火星石和气门芯等。

　　在空军的军事法庭，法官问我为什么要开小差?我说有人欺负我。法官桌子一拍，说：你狡辩，明明你就是倒卖军用物资，你身上有没有火星石、气门芯?我说有。审了不到五分钟，就判我三年的刑。实际上，只坐了一年半的牢，后一年半可以选择去牢外劳动改造。

　　在监狱里我认识了一个任姓飞行兵，广东人，成为好朋友，他本来想开飞机去投奔大陆，被抓了。我跟他学了很多，让我最受益无穷的是他告诉我的这几句话：我们与威权体制对抗的最首要原则就是保护自己，不要白白牺牲，我就是一个例子;另外要充实自己。我听进去了。

　　后来有一天天快亮的时候，铁门拉开，一堆宪兵把他一架，说是“开庭”，实际上拉出去枪毙了。

　　服完劳役后，我又回去当兵。后来有人让我考军校。我那时连高中同等学历都没有，伪造了一张学历，就去考军校了。我1959年考到军校，念了四年，1963年毕业，毕业后是军官，从少尉开始干。当时规定，军官服役十年就可退役。用10年换我后半生自由，这是考军校的理由。

　　那时规定，毕业后一定要到基层去当干事、辅导长，后来慢慢调到后勤机关、海防部队……1966年前后，有个山东的朋友介绍我给“宪兵司令部”政战部主任萧政之，萧政之把我从陆军第十师调到宪兵司令部。结果在那里，不分配给我工作。十天以后，萧政之把我叫到办公室，我的安全资料就摊在办公桌上，他说你自己看。一塌糊涂，里面记载的都是坏资料、黑资料。他本来想把我调到特别警卫营，结果在安全审查时被打回票，就又调我到宪兵215营(配属空军)。

　　这之后又经过几次调动，1974年我退役之后，开始到学校教书。

　　去大陆的暗号：明天要到太平山上看夜景

　　大陆1979年元旦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时，虽然台湾是封锁消息的，但总有消息传过来。我就知道回家有希望了，开始寻找渠道，到处托人给老家转信。

　　当时国民党设了一个“唐光华信箱”(唐光华并非真有其人，是代名)。这个信箱有香港的地址，原为方便该党党员与大陆通信。我找他们帮忙，结果写了几封信都石沉大海———他们是替老“国民大会代表”、老民意代表转信，对我们这些一般的外省老兵是做样子的。后来，我找到同学的岳母的妹妹，她在香港，请她带第一封信。我写信是试探一下，不知道家里地址是不是有变动，信中除了诉说思乡之情外，只探问家人状况。

　　一个月后，家里回我第一封信。香港收到信后，就给我同学电话，告诉已将信邮寄台湾。我从同学处知道消息后，晚上都睡不着觉。结果过了一个月都没有消息，就知道信被查扣了。我去找“警备总部”的熟人，想办法把信拿出来。他说不能拿，已经建档了，可以给我拷贝一下。

　　信是我大弟写的。内容大概就是，收到信很高兴，祖母去世了，母亲健在，家里几个兄弟姐妹都很好，特别叮咛希望从此以后通信不要再中断。

　　我看信后嚎啕大哭。祖母去世了。我被抓兵出来之后，祖母中风倒地，卧床两三个月后就去世了。

　　后来香港的那个人也不愿意帮忙转信了，因为她在台湾做生意，有受到影响。

　　因为舞厅里会有香港的人去转，狗急跳墙啊，后来我就去学跳舞，托舞厅里的舞女帮忙找人转信。后来又不行了，因为她的客人不固定。

　　这时，就要谢谢我大妹了。在香港有个上海籍老太太，她有一年去普陀山拜佛，因为晚上没吃饭的地方，于是就在那里徘徊。我的妹妹看到后，就把她拉到家里，两个人聊起来。这位老太太的先生是船员，听我妹妹说有一个哥哥在台湾，写信都收不到。她就说，那就由我来转嘛。后来就固定用她的地址帮忙转信，不仅替我转，还替我很多朋友转。

　　我一个邻居是海员，他是第一个回大陆去的，回来告诉我家里情况，我就下定决心要回去。后来我妹妹认他们香港海员俱乐部里一个和我母亲同姓的人做舅舅，把他香港的身份证寄给我，这样我就可以以到香港去看我舅舅的名义，从香港转回老家探亲。

　　我申请时也是遭遇百般刁难。当时这个事情由“警备总部”负责，他们说：你从来没有和这个舅舅联系过，你是想回老家去。我是警备总部退役的，我又去找关系，叫朋友批准出境同意书。

　　那一年刮台风，我在香港见到了那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舅舅”。他带我去律师楼、移民署办理各种回大陆去的文件，到第三天晚上，一切都准备好了，我就给我太太打电话：我明天要到太平山上看夜景。———那是暗号，我太太就知道我明天回大陆了：小心点，小心点……

　　父子俩同时大哭，这一哭竟无法停止

　　到中国旅行社香港中环的办公室，我说我是台湾来的，想回大陆，他们就让我到地下室去填表，说对面大厅里有台湾过来的人监视。他说，你想回去的话有两条路，一是从九龙坐火车到龙湖再到广州，因为要等这个表批下来，所以需要三天;如果要快一点，就自己拿表到澳门走拱北海关到广州，这个当晚就可以到。当然是选当天晚上，到澳门时天快亮了。

　　临行前有担心。那时因对大陆不了解，我还打电话给美国商务部担任科学家的一个要好朋友，说万一我回大陆出不来，你要来救我。

　　到了澳门，我自己拖着行李到中国旅行社，再自己拖着行李坐一个小巴士，一路开到广州。广州华侨大厦旁边，有一个卖飞机票的地方，三点半的飞机飞上海，一天只有一班。

　　好事多磨。卖票的人说当天已经赶不及。就先买好第二天的飞机票，住在华侨大厦。第二天飞上海，赶到十六铺码头时已是下午五点半，那个船刚刚走，还要再等三天。我连夜坐火车到宁波。我在宁波打电话给定海邮电局，邮局再去叫我妹妹接电话。我在广州时已经发电报了，我妹妹就坐船来接我去沈家门她的家中，妈妈那时也在那里照看小孩。

　　船到沈家门时，母亲就在岸边铁栏那里看我们。先前通信时有换过照片，我也认出来了母亲。船一到岸，我就往里冲，连爬带跪地冲向我妈妈，这是33年来第一次见到母亲。

　　在定海呆了两三天，我妈妈带我去普陀山还愿，每一个菩萨都让我拜，让我谢谢菩萨。我被抓走的时候，她去求：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救救我儿子!我妈妈带我还愿，谢谢菩萨让我儿子回来了，还说早一点保佑让她孙子回来———我就在那里偷笑她得寸进尺。

　　定海这边想多留我几天，我爸爸就生气了：你怎么不管我这边呢。打电话催。就一起到了岱山。

　　船还未停到码头，父亲就好像要冲上来，被码头工作人员一把拉住才不致冲进海中。我跳上岸跪在父亲面前，抱住他腰部稳住了他。父亲拉起我，紧紧握住我的手，父子俩这才同时大哭起来，这一哭，竟无法停止。

　　公安局的人有辆车停在码头，一车人被拉到公安局登记，问了一大堆：岱山抓去很多人，哪些人在台湾?我知道的就说了，其他的就说不知道。公安局的那个女人拍桌子：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同一个村子的人你会不知道?!她不了解台湾的社会结构，你对面住的人是谁你都不一定知道。后来一个比较高层的警官来，她就没有继续问，派车送我回我家。

　　我们从码头一路哭到家。进了大门，他们已经摆好祭祖，祭祖的时候，我的哭才停止，祭祖完后，吃团圆饭。在岱山又住了十几天。

　　返乡运动：奉上一杯茶，或献一炷香

　　我回台湾后，“警备总部”来上门了：你回去了?我一口承认。“去干什么?”“看父母亲。”我又反问他一句：“有事吗?”“没事没事。你不在外面诈唬就好了。”人心如此嘛，他们也是睁一眼闭一眼。

　　我第二次回家是1985年，带上太太一起。1987年，我第三次回舟山。

　　我每一次来，台湾的朋友都托我带信。回到台湾后，我就鼓励大家都回去。他们大部分的反应是，台湾没有下命令开放，不敢。

　　我老早就参加台湾“党外运动”。除了对民主政治的理念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对国民党不开放大陆探亲不满意，想通过党外运动把我的想法让国民党知道。我拜托了很多党外的人，人家都不给我讲，后来我拜托议员候选人康水木，他1981年12月在政见发表会上，就第一次公开要求政府准许老兵回乡探亲。

　　等到1987年2月，党外已经有自由返乡运动了，张富忠他们也做了很多传单，开了个信箱，替老兵转信，因为后来出任台湾“教育部次长”的范巽绿的姐姐在香港，可以帮忙转信、转钱。

　　张富忠他们发表《自由返乡运动宣言》，刚开始不是针对老兵回大陆，而是针对黑名单上那些不让回台的人———

　　如许信良。这样的效果不好，因为国民党很容易给你扣一个帽子，封杀掉。范巽绿打电话给我，让我参加他们的烛光晚会。我说我们不用民进党的名义，那样对立气氛太浓了。

　　我想应该从老兵返乡先开始，这就更具有正当性，更具有迫切性。我老早就跟张富忠、林正杰这些人在一起，他们说，姜老师，那你来。我说我来就我来，但是不能出面，我还是公立学校的老师啊。我可以用化名，另外找一个老兵出面。我们用“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的名字，4月15日成立。

　　何文德名义上是会长，但操盘是我，所有的东西是我执笔。我用的笔名是姜思章的谐音“江诗长”，还有“叶知秋”。我们写的第一张传单，名字叫《我们已沉默了40年》，在大街小巷散发。这个传单说得最狠的是：他们的父亲(暗指蒋介石)未死之前每年“祝寿”，死了之后每年“谒陵”，还要搞什么“效忠”、“效孝”要学生写心得、出壁报。难道我们没有父母?而我们的父母是生是死，却不得而知。我们只要求，“生”让我们回去奉上一杯茶，“死”则让我们回去献上一炷香。这难道不是人情义理的最起码要求么?

　　到了5月，母亲节，在台湾孙中山纪念馆，我们几个老兵一起出来，有组织地上街头。用什么名义呢?我们不是游行啊，是遥祝母亲节：妈妈我想你。警察来了，发生争吵，但没有抓我们。有个女的，后来我知道是《联合报》的记者，和我辩论。我说：小姐，今天我们换一个位置，假如你是我，40年没有见到母亲了，你怎么办?

　　6月，我们去各地“荣民之家”发传单，有些人见到我们就很感动，泪流满面;但在漳化的荣民之家，调查局的人打我们，我们十几个人都挨打了，头破血流。他们说我们是“共匪”、“台独”。我说这两个帽子，我们怎么戴?———是“共匪”，就不可能是“台独”嘛。

　　这月的28日，在台北市金华女中的体育馆，我们还搞过一次群众大会。体育馆里坐了五六千人，外面跑道上少说有2万人，那时很多学者声援我们，很多人上台演讲。我带着老兵上台唱歌，唱三十年代老歌《母亲你在何方》。我写了很多标语。警察没有干涉。

　　与妻子假离婚，没想到开放这么快

　　5月份的游行后，我的身份就曝光了，我被学校解聘了。那时每个学校里都有一个安全室，收集每一个人的信息，下个学期就不聘我了。我又去考试，考到很差的学校教书。

　　9月份，报纸上有消息说，国民党在考虑开放老兵探亲。我不敢相信，觉得是假的。7月份，《联合报》还刊登蒋经国的谈话：现在台湾社会，有人假借返乡探亲，实际在做破坏台湾社会安定的事。

　　当时看了怕呀，抓起来就是“动员戡乱时期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一”的规定，死刑，家财充公。看到这个报纸后，就跟太太办了离婚手续。此前，有个台湾大学的学生，在外面发传单，说蒋介石死了后，蒋经国你有没有报遗产税?就被抓了，判无期徒刑。

　　所以我们就假离婚。一旦我被抓了，财产不用充公，妻子儿女还可以生活。

　　直到“行政院”定案通过老兵赴大陆探亲，我才相信。没想到蒋经国这么快开放。我们借这个机会还办了几个活动，介绍去大陆的衣食住行信息，还要求“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发给家庭困难的官兵5万块钱的交通费。

　　1988年1月，“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组织14人探亲团，第一次名正言顺返回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