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宜：为国血战
来源：衢州新闻网   2018-12-14 11:10:27

　　刘仁宜，江山市碗窑乡和源村人，生于1918年。抗战期间，刘仁宜参加了淞沪会战、台儿庄大战等战斗，担任一名轻机枪手，用机枪和大刀消灭过多名侵华日军，但自己也曾身中两弹，遭炮弹近距离爆炸导致听力受损。而让他至今记忆的，是抗日血战中，无数战友在身边倒下。

刘仁宜

　　小木匠瞒着爸妈去当了兵

　　参军之前，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小木匠。小时候，我家里有兄弟三个，我排行老三。因为穷，父亲送我去江山城一个老板那里学做木匠。

　　说实话，每个小伙子都会有去外面看看，去闯出一番事业的冲动。可那个年代做木匠真苦，又赚不了多少钱，只能勉强糊口。想要有出息，就必须找其它出路。

　　1937年年初，那年我20岁，当时的国民革命军五十八师来江山招兵。听说消息后，我觉得是个好机会，就和同是木匠的老板儿子商量，两人一拍即合，决定第二天一大早就去报名当兵。因为怕父母反对，我们说好了不告诉家里人。

　　可第二天，我们的行踪还是被发觉了，老板直接跑去征兵报名点把他儿子抱了出来。我是一个人在城里做木匠，老板管不住，所以我顺利的报了名并被录取。

　　那天早上8、9点钟，我就和一群同样报了名的小伙子坐上火车，出发去了杭州。爸妈知道消息已经是后来的事，他们来找过，但我不肯回去，因为军队有纪律，而且我也已经下了决心。

　　训练三个月后投入淞沪会战

　　到达杭州后，我们马上就开始了训练，内容主要是操练和射击。训练了一个月后，又一起被拉到湖南临湘训练了两个月。

　　因为当时形势越来越紧张，所以部队的训练都很刻苦，官兵关系也比较好。我因为训练认真，加上当过木匠瞄线准、身强力壮的缘故，很快就被选为一名捷克式轻机枪的机枪手。训练结束后，我被编入了五十八师三十一团一营，这是那时刚刚成立的七十四军一部分。

　　1937年8月13日，抗战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淞沪会战爆发，我和部队被紧急调往上海青浦驻扎。我们疏散了所有老百姓，然后我把机枪阵地搭在了一户老百姓家里。机枪班的班长王学奎拿步枪守在边上，他是山东人，平时就跟兄弟一样的照顾我们，经常带我一起训练一起玩，打仗也在一起互相照顾，互相保护。

　　整条战线上，还有很多战友守在那里。就要和鬼子打了，你问我怕不怕，其实心里还是有点怕，但大家都知道日本是要占领中国，作为中国军人，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杀敌，保家卫国!

　　“八.一三”事变发生几天后，侵华日军开始进攻青浦，我们阵地上的战斗开始打响。

　　当时黄浦江上都是日军的一艘艘军舰，鬼子坐船一批批的上岸，抢占了江边阵地。他们的飞机和舰炮则是不断配合射击，而且机动性很强，往往是我们的炮兵一来，他们就转移了，搞得我军炮火经常无的放矢。

　　最重要的是，鬼子的炮弹和炸弹实在是厉害，像长了眼似的。战斗一开始，守军阵地还有坦克、大炮，就吃了很大亏，像七十四军的战防炮刚刚过桥，鬼子的炮弹就把桥炸了，让战防炮没法回撤。

　　我们连长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他说哪有炮弹会长眼睛!是鬼子早就做好了炮火的测量、定位，战前几乎每个日本侨民都为侵华日军进攻上海做过测量和定位。

　　冲啊!杀日本鬼子!

　　鬼子的炮火，让中国军队损失惨重，很多战友就在阵地上被舰炮和飞机炸死。炮火过后，鬼子的步兵就开始进攻。由于有飞机和舰炮的配合，鬼子步兵的进攻速度很快。

　　五十八师是老蒋的嫡系部队，装备比较精良。我除了手上有一挺20来斤重的捷克式轻机枪，身上经常还背着七八个装满子弹的弹夹，五六个手榴弹。但鬼子的火力更猛更准，我们的防守很吃力。

　　鬼子最近的时候，离我们只有二十米不到，脸都看得很清楚，和我们一样是人。但他们又不是人，做尽了坏事，是侵略中国的敌人。我拿起机枪就不停的打，弹夹打空了马上就换一个继续射击。

　　一批鬼子退了，隔段时间一阵炮火，另一批鬼子又冲了上来，阵地上就这样反复在打。至于我打死过多少小鬼子，记不清了，因为是近距离作战，被我用机枪打死打伤的鬼子至少有好几个。但我们的人也死了很多，不断有其他战士补充上来，战斗打的很苦很惨烈。

　　“冲啊!杀日本鬼子!”有几次打到最困难的时候，连长高喊冲锋，大家拿起枪就冲出去和鬼子进行白刃战甚至肉搏。

　　当时大家都已经不怕了，而且我们还亲眼看到鬼子用军刀杀害被俘的受伤官兵，所以心想反正怎么都要死，还不如跟鬼子拼了死。我一边射击一边冲，靠近了就拎着机枪朝鬼子抡，或者用刺刀用拳头拼，一直打到鬼子退下去。

　　亲见兄弟战死身旁

　　就这样，我们在阵地上不管白天晚上的打，鬼子不断进攻，我们拼命防守。打到后来，阵地上的房子几乎全都被毁了。

　　战斗常常是一打就一天。白天鬼子飞机和舰炮太厉害，要等到晚上天很黑的时候，后方才会趁着没有飞机，抹黑送吃的上来。我们常常是一天只能吃一顿，有时候只能啃面包，没有水怎么办，吞不下去也要吞，这样才有力气打仗。

　　战斗打久了，部队里很多认识的战友一个个都死了，就牺牲在我附近，周围都是死人。我们也哭过，但死人看多了，我们也就不哭了，反正能杀鬼子就值了。可有一个人的死，到现在让我想起来都还很难过，他就是我的班长、我的兄弟王学奎。

　　有一次，又是鬼子打到了附近。我大喊着“冲啊!打啊!”端起机枪就往外冲。那时候，王学奎一直在阵地上保护我，他看见我冲了出去，也赶紧拿起步枪跟着。

　　忽然，我眼神撇到王学奎好像晃了下，转头一看，他被鬼子的子弹打到腹部，躺倒在流血了。那时候因为在冲锋，不能停下来，必须要先把鬼子打退掉。我只能心想着王学奎打了这么久都没死，命大着呢，然后就继续冲，一直打到这批鬼子撤退了，才转身回来找他。

　　地上躺着的死人和伤兵太多，我找了好一会儿，才在刚才冲锋的路上找到了王学奎。可是，他已经牺牲了，一只手还抓着枪。鬼子的那颗子弹是开花弹，从他腹部打进去一个小口子，在背上却开了一个洞，地上流了很多血。

　　我抱着王学奎哭了很久，然后把他的遗体拖回了阵地。因为鬼子可能很快又要进攻了，我和机枪班上活着的几个战友就在阵地上挖了个坑，把他埋在了那里，准备打完仗后再好好葬了他，给他竖个碑。

　　后来也抓到过鬼子，我们都想杀了替战友们报仇，但当军官的不让杀，而是命令我们把战俘押送到后方交由上级处理。

　　一个团最后仅存不到三个连

　　淞沪战场上的烽火连三月，中国军民的浴血苦战，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

　　我在青浦那边的阵地上打了三个月左右，直到最后受伤住院。那次战斗，还是鬼子打到了跟前，我们站起来冲锋。我刚一站起来，左边大腿上就中了一枪，但那时候只顾着拼命冲上去和鬼子打，根本没在意，子弹打完了就拿着机枪砸。

　　直到后面实在血流的太多，支持不住了，我才被卫生兵抢救下来，送到了后方医院。一检查，是贯穿伤，伤口一直到现在还在。

　　1937年11月11日，鬼子攻占青浦。第二天，上海宣布沦陷，淞沪会战结束。

　　我是躺在担架上跟着伤员一起撤退的，当时鬼子的照明弹打得地上连针都看得见，大家心里很难受，大好的河山就这么给占了，真想再回前线去跟鬼子打。

　　后来，一位战友告诉说，整个五十八师三十一团撤下来时，幸存的士兵只剩不到3个连。我所在的机枪班，也只剩下了三、四个人，其他人都牺牲了。

　　而班长王学奎的遗体，还被埋在那个阵地上。可是阵地，却已经被鬼子占领了。

　　血战台儿庄，炮弹就在身旁爆炸

　　由于部队被打散，我和几位战友被重新收容，编入了国民革命军七十五军第六师，回到湖南进行整编。几个月后，我伤养得差不多，被提拔为中士班长，并继续担任轻机枪手。

　　1938年4月，我和第六师又在山东参加了非常重要的台儿庄大战。

　　部队赶到台儿庄时，大战已经开始。台儿庄的战斗非常惨烈，我们的伤亡比淞沪会战时还要大，很多前一天还是活蹦乱跳的战友，刚刚还在跟你说话战友，转眼就牺牲了。阵地上，到处都是尸体、鲜血和被炸毁被烧焦的东西。

　　但我们始终坚守着阵地。那时候，每个战士除了枪支弹药和手榴弹外，身上都背着一把大刀，是用来冲锋时和鬼子近战用的，我亲眼看到过战友用大刀劈死过鬼子。

　　由于当时已经被我们包围，鬼子的突围和增援部队打得都非常狠，我们的防守非常困难，阵地上到处都是枪声、炮声、厮杀声，非常密集。鬼子大炮和飞机打过来的炮弹、炸弹掀起的尘土都能把人给盖了。

　　在一次鬼子的进攻中，鬼子步兵已经冲到了跟前，我和战友们又大喊着冲出去进行白刃战。那时候，鬼子已经打疯了，炮弹都打得很近。我在冲锋时，一颗很大的炸弹就被扔在五六米开外的地方，然后爆炸。

　　当时我眼前一黑，人马上就被炸起的泥土掩埋了。战友赶紧把我挖出来，当时我一只耳朵里都是泥，另一只耳朵则在流血。附近跟我一起冲锋的5、6个战友，被那颗炸弹炸死了一半。

　　可是我们没有害怕，稍微清醒了一下，又冲上去跟鬼子打。等退下来后，我才发现耳朵好像听不大清了，经过检查，是听力受损。现在和听人说话，都得靠戴着助听器听别人大声说。

　　台儿庄大战胜利后，我跟着部队撤了下来。那时，我们团活着的人估计只剩下了两个连左右。而那些我熟悉的战友，已经一个都没有了。

　　再次受伤回后方守备至抗战结束

　　从台儿庄撤下来后，因为部队又被打散，我被整编到了国民革命军第九师，仍担任中士班长，跟着部队调往湖北。途中，我们和鬼子几次遭遇，在一次战斗中，我的腿部中弹，所幸子弹没有在体内开花，随后被送往后方医院治疗。

　　这次受伤，我住了一年三个月的医院。出院时，我领到了老蒋发给每个伤兵的十块大洋，还得到了奖状和军功章，然后被补充到第九师补充团，在湖南泸溪看守军需库。

　　在湖南，我一直呆到了1945年。期间，我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军长郑作民将军的葬礼，他是在昆仑关大战中遭敌机轰炸殉国。抗战胜利后，我就回到了江山，重新当起了一个普通的木匠。

　　直到现在，我还老是会想起以前打鬼子的事，想起那些死去的战友，特别是当年从上海撤退时，因为阵地被鬼子占领，我们最终没能好好安葬老班长王学奎，没能给他立个碑。

　　每次想起这些事，我心里依然会难过。王学奎和那些战友们一样，都是当年为了保家卫国打鬼子牺牲的中国军人。他们，都是我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