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吕之康的 “山河记忆”
来源：金华新闻网   2018-12-14 15:36:40

　　在很多人眼里，吕之康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农民。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经在抗日战场上浴血奋战。黄埔17期毕业后，他先后担任过排长、连长、营长，参加过长沙会战、浙赣战役，受过两次轻伤、一次重伤。

　　几十年来，对于自己的抗战往事，他几乎绝口不提。如果不是因为近几年来，抗战老兵重回人们视野，或许，他的故事就埋没在了历史烟尘里。

　　除了左脚因为中风行动不便之外，吕之康身体还很硬朗，思路清晰，记忆力也很好。不过，毕竟年事已高，加之时间久远，回忆往事时或许有错漏之处。一个老人，经历了上世纪最严酷的战争和最激烈的动荡。如今，他和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几十年的老伴栖身于这小小的老房子里，安享晚年。

　　老房子的木门上，一副春联特别醒目。这是他自己拟的，请别人写了贴在门上。对联曰：山河记忆证公道，两老健康度晚年。这就是一个抗战老兵的心愿。

　　小小年纪离家，在金华报名考上军校

　　我是1922年2月27号出生，土生土长的永康芝英人，父亲在我6岁时就去世了，靠母亲帮人家做苦力过活。

　　小学读的是培英小学。高小毕业后就没机会上学了。我一边做学徒，一边自学。经过一年多工夫，自学到初中文化程度，后来就没读书了。

　　16岁，因为和舅舅吵架，我离开家到金华。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当兵，考军校。我考过通信兵学校、辎重兵学校，都没考上。1938年下半年，中央陆军工兵学校(抗战时期陆军工兵学校受黄埔军校委托代训军官，吕之康是黄埔17期、陆军工兵学校第6期)在金华的长山小学招生。总共有200多人报名，参加笔试的80多人。大学毕业、大学肄业的都有，我文化最低，年纪也最轻(虚报了两岁)。最后取了40个，我是最后一个名字。

　　刚去的时候，也没什么想法，有饭吃，有工作就好了。考军校后，经过步兵教练、军事教育，6个月后，思想有所转变了。

　　学校在湖南零陵，就是现在的永州，教育长林伯森。6个月是入伍生教育，6个月后考试，冯玉祥将军是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他来考试。合格的升到学生队，不合格的到教导营，当军士。

　　冯玉祥是冬天来的，他和士兵一样，穿个老棉衣，三角皮带吊在肚子下面。他到冷水滩车站后，学校派人接他吃饭，他不来吃，要在饭馆里吃。因为到学校里吃酒宴摆起来，他认为太浪费了。冯玉祥讲话很幽默，讲得让大家发笑。

　　接着就是两年的学生教育。工兵科分两个大队，每个大队4个中队，每个中队一百三四十个学生。工兵科是四大教材：《筑城》《爆破》《渡河》《坑道》。学业完成后，还要考试。考试也分合格不合格，合格的完成学业，分工作，不合格的到教导营。

　　工兵科大多数到工兵部队，但我不愿意，要到步兵。工兵范围小，步兵范围大。我们8个人分到第三战区，战区司令顾祝同。再转分到63师，驻在安徽宁国。我被分到工兵营3连当少尉排长。

　　真到了战场，生死就置之度外了

　　第一次行军进入战场，听到“轰隆隆”的炮声，再近一点就听到机关枪的声音，“嗒嗒嗒嗒”，真有点怕。

　　没有老兵基础，不能打仗。新兵听到炮声脸发青。当兵的多半是北方人，他们是苦出身，没出路去当兵的，把当兵当成职业，战斗力强。南方抽壮丁的多，怕死。军官里面，行伍出身的北方人多，不怕死，南方军官大多是黄埔军校毕业，经过政治教育，责任心强。

　　真到了战场，生死就置之度外了。冲锋时要利用地形掩蔽，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什么都不管一直冲。看到前面有高地，要掩蔽一下，接着看好前面的地形再冲。冲锋第一线的时候，死人都要拖过来当障碍物挡子弹。死人见得多了，没什么可怕的。

　　我们曾经在兰溪守防。63师守兰溪，79师守金华。兰溪以前有个宝塔，在水董村附近。宝塔就是63师工兵营拆掉了，因为飞机轰炸的目标太大了。

　　日本人从古方迂回过来包围兰溪，我们战略转移，一直撤退到福建邵武。在邵武只是一些遭遇战。最激烈的战斗都发生在湖南。印象中最激烈的战斗是攻克桃源、雪峰山上的一次战斗。

　　有一次，友军要通过雪峰山山脚进入主战场，日本人抢了一条路，也要通过。上级命令我率领一个加强连，两挺重机枪、一个小炮排、一个步兵连，守雪峰山的一个山头，要守七天七夜，掩护友军通过。日本人每天拂晓要来猛攻几次。那次伤亡很重，一半多人战死了。我们坚守了七天七夜，完成任务后撤退。那次幸亏山上都是风化后的小石子，日本人是穿步兵靴的，踩到石头很滑，冲锋的时候不太方便。所以很多次都没有攻上来。日本人死了多少也不清楚，只知道伤亡也挺重，因为他们如果有条件都会把尸体收回去。

　　1943年，湖南战场上，我们在地面上用白木板红木板做记号，这是我们自己的阵地，前面多少距离是日本人的。日本人拿庙宇的大梁做掩体，架起重机枪和轻机枪。我们没有办法破坏掩体，加农炮打到都没有办法破坏。后来飞机扔下助燃剂，扔下炸弹，马上燃烧。日本人在掩体里待不住，都跑出来。地面部队开始打。满地都是死掉的马和人，那正是夏天的时候，恶臭熏人。

　　战争中，我受了两次轻伤、一次重伤。腰上、腿上被子弹擦过。虽然是轻伤，也很危险，子弹再进去一点就完了。重伤那次，左脚脚筋被打断，半年多才好。

　　湖南人称我们“武爷”

　　我们大多数时间是在湖南、贵州边缘作战。桃源、常德等地都转遍。作战一年一两次，其他时间一边守防一边整训。

　　当时，上尉军饷是80多元(法币)。少尉是40多元，只能买毛巾牙膏，买香烟只能买三包小仙女牌。当连长可以领5个兵的空饷，我没有领。当兵很苦，和老百姓关系搞好了，他们会送点年糕什么的给我们吃，农场里收获的时候，炒点花生送来。6个士兵一盆菜，军官会买点猪油，菜里挑点猪油进去。当兵人油水少。有一次，湖南粮食领不到，仓库里存了6年的谷领来吃。饭都一股霉味，这样也吃了好几个月。

　　当兵人犯了错误，严重骚扰老百姓，也要枪毙。逃兵的话，我是不打的，教育为主，关禁闭室几天。这些人以后往往不逃了。

　　湖南老百姓很好。清朝时湘军很英勇，打“长毛”，称湖南勇。因此，湖南人看得起当兵的，称我们武爷。如果要住在百姓家，他们家没地方住，会把儿子儿媳的房间让出来。一盏风灯擦得亮亮的，拿过来给你用。

　　日本宣布投降的时刻

　　中国兵如果和日本兵格斗的话，两个还吃不消他一个。拼刺刀的话日本人强，但我们人多。拼刺刀、巷战，在桃源的时候碰到过。

　　抗战初期，日本兵素质好。到了后期，很多朝鲜等地征来的兵，不是日本本土兵，战斗力和思想素质都差点。在前方，会跪下来讨饶。

　　日本人的俘虏，就是矮点，胖点，头顶尖一点，下巴大一点。

　　武器装备方面，我们最多是10厘米的加农炮，他们是15厘米的榴弹炮，榴霰弹，杀伤力大。抗战初期，他们是飞机加大炮。打仗双方攻击也好防御也好，如果飞机先轰炸，大炮一轰，另一方就吃不消。到后期，我们的飞行员到美国训练后，飞机带回来，有了制空权，地面就不怕了，士气就长了。打仗要有士气。

　　日本宣布投降的时候，我们在湖南邵阳，我是副营长兼第九连连长。接到广播通知和书面通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大家都很欢喜。终于不用打仗了，老命留下来了!可以回家了!

　　那时，我们在湖南石马江和日本兵对峙，日本人还不承认已经投降。但是，日本人的军队也有困难了。江上有个旋涡，那里鱼很多。一天，两个兵提着两只蒲篮，拿着白旗来商量，说帮忙一下让他们炸鱼。两个手榴弹扔下去，很多鱼炸上来，满满两蒲篮的鱼，他们还给了我们一篮。

　　不想打内战，开小差跑了出来

　　日本人投降后，我们去武汉接收仓库。我们主要是接收粮食、兵站仓库等后援物资，警戒、清点。遣返日本人的时候，我们在上海的虬江码头上船的地方检查。一个日本人过去的时候，要全身搜查，军用品肯定不让带了，只有饭罐背包等能带回去。

　　日本人遣返后，部队到扬州、山东，我们跟着调来调去，没有参加内战。孟良崮战役的时候，我们的部队离孟良崮60里，没有去救援。

　　中下层军官都不愿意打内战。有一次，我在碾庄附近一个叫小衙庄(音)的地方筑工事，工事筑好后就开小差了。我换了老百姓的衣服逃出来，到蚌埠。南京有个收容处，去报到。同事那里拿了点钱，回家几天，又出去了。

　　到南京找工作，没工作找，因为我只有军事知识，没有别的知识。又到上海，我到第9军116师496团第三营当少校营长。

　　开小差的事情不追究吗?开小差的事情是瞒上不瞒下。116师后来调到漳州。

　　因为未婚妻的一封信，决定不去台湾

　　1949年，我们部队打算开往台湾。大家都已经上了轮船，行李也在轮船上了，夜里就要启程。我下船和厦门大学一个老师的妻子告别，她是东阳人，算同乡。

　　我随身只带了40多块白洋，骑着一辆自行车。那位夫人给了我一封信，是老家的未婚妻写的。看了这封信，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我想到了到台湾又要打仗，打来打去没意思，就下定决心不去台湾。

　　这封信在路上走了两个多月。信里说芝英解放了，一切都好。她呢，文字不太通，初中只读了一年，厦门的厦字，写成了忧愁的忧，忧的繁体字和厦字有点像(讲到这里时，吕之康像个孩子一样笑了起来)。她那时候18岁，样子长得挺不错，我28岁。我和她只是订过婚。我看了信就想，何苦呢，打仗打了这么多年，老命放那里拼，负了两次轻伤、一次重伤，命留了下来，这已经是最幸运了。回家种田也行，做小生意也行，再也不打仗了。就这样，我决定留下来。

　　我和老婆是邻居。她没有兄弟，民国三十六年，芝英做谱，我回家去玩，表姐说你20多岁了还没有老婆，我给你讲一个，老婆还是永康人好。就这样认识了。她人高高大大的，样子不错。我就答应了。我那时也挺神气的，回来的时候还带了两个警卫员。在家里待了两三天我就回部队了。

　　我在厦门大学的老师那里住了两天。10月17日，厦门解放，我到军管会登记，然后被遣送回家。到军管会报到的时候，自行车和白洋都充了公。自行车是公家的，那时当营长有一匹马、一辆自行车。没有别的交通工具，都是骑马。我骑的是一匹白马，日本人投降的马。马是奥地利的乘马，蒙古马太矮。马分乘马和驮马，驮马是运东西的。

　　我到金华的时候打听消息，说永康的时局很乱，我一想不对，就到杭州。在第7兵团报到，那里有个解放官兵训练大队，我在那里学习了半年，知道永康已经无事才回来。那时，让我去解放定海，我没有去，因为实在是一点也不想打仗了。

　　这个老婆很好。我比她大10岁，官又没得当了，家里很穷，一间屋还是和兄弟分的。回家的时候一分钱也没有，跟着我没好处的。当时，地方上一个干部，看我老婆漂亮，我是“伪人员”，就想把我老婆弄走。还有人一天到晚说我老婆是好花插在牛粪上，要她解除婚约。她一概不理会。

　　我们1950年结婚，第二年生了儿子。过两年，生了女儿。

　　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经历了一段波折。

　　以前的事情，我向来不提

　　上世纪80年代，我种田，老婆做生意，开五金店，儿女各寻各的路。种田的时候，我把身体练出来了，到现在什么病也没有。

　　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后，我的政治面貌有点改变。4年前，方军(致力于抗战史写作的作家)从北京来采访我，共3次。后来，他带王选来访问一次。方军第四次来，带了自己的一本书。给我5本，一家一本。宁波的志愿者也来过。

　　以前的事情除了你们采访我说一下外，我向来不提。小队里干活的时候，那些妇女让我讲讲以前的事，我都不讲的，过五关斩六将，都不讲。

　　多年前，台湾成立了老63师同仁联谊会。在大陆的这些人，只要联系得上都会联系。每年他们寄来500元钱，让我加菜。意思是他们在那里聚会，你们也加加菜，钱寄了有六七年。我给他们寄了一封信，说慰问信我收，钱不要寄，我生活也还可以。他们也都年纪大了，好多到加拿大、美国去了。联谊会也散了。

　　还有一个叫徐俊的，当年我们一起当连长，一起当营长。他从台湾到杭州旅游，我们还见了一面，10多年前的事情了。我的电话号码变了后，联系也断了。

　　门口这副对联是我自己拟的。“山河记忆”是证明我们的身份，下联是“两老健康度晚年”。对不对仗不管了，这是我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