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逸容：中国远征军通讯兵的“乡愁”
来源：抗战老兵口述中心   2019-02-27 14:27:13

　　浙江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给百岁老人送祝福，左起金华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吴兆宁，寿星徐逸容，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秘书长张兵。

　　在黄埔军校读书

　　我1918年11月生于永康城塘，爷爷是个铁匠(永康自古以盛产“小五金”著称)，父亲靠种田为生，家里有十几亩土地。小时在村里读过私塾，后进入梅城小学读书，小学毕业，考取永康中学。七七事变爆发后，同学们义愤填膺，纷纷报名参军。

　　1937年，中学毕业时，我与几位同学前往南京报考陆军军官学校(14期)。发榜时，正逢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敌机轰炸南京。校方为了学生的安全，将我们这些初试合格的学生用轮船送到武汉。

　　在武汉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见了老乡李宝庠，他是黄埔军校8期毕业生，正在通讯兵团无线电教导学校当教员，也在武汉招生。

　　我与他聊起报考军校的事，他说，无线电学校招生对象与陆军军官学校差不多，在校学习的内容有电机工程、内燃机、电学、无线电报话操作以及兵器战术这些课程。我听他说的这几门课正是我所喜欢的机械类项目。于是，我改报了无线电教导学校。

　　经过三天考试，我榜上有名。接下来，我与同时考取的500多名学员一起到了湖南醴陵(当时无线电教导学校所在地)，正式开始了无线电学校的学业。

　　我分入第2队，记得队长是许家贤(江苏人)，黄埔军校6期毕业生。第一阶段学习结束以后，我又被编入第1队(队长李蓉，江苏盐城人，也是黄埔6期毕业生)。

　　不久，长沙失守，前线战事紧张，部队缺少通信人才。由此，我们的学习内容也相应增加了，尤其是报务课增加了练习，教师要求我们必须每分钟抄写英文字母或阿拉伯单字140个以上。报务技术的学习时间也增加了，在教学时，每人座位上装连接插座，线路连接课堂与课桌，教师与同学之间随时相互收发电报作为练习，取代通常的实地架设电台实习内容。

　　1938年冬，我们300多学员提前毕业(黄埔17期)，上战场了。

　　在抗日前线

　　我以准尉的军衔，被分派到陆军通讯兵1团1营4连工作(见习少尉)，称班副，或者叫报务员。我们的部队属徽州32集团军，集团军总司令是上官云相，我在集团军总部电台做事。另一个同乡周朝军则分派到金华第10集团军总部电台。

　　我借到部队报到的方便，在途中回了一次家。那时我已经有了未婚妻，她在17岁时就与我订了婚，是我高小时的同学，低我一个年级，虽说倾吐过爱慕的心意，但这次只是匆匆见了一面，彼此心照不宣。回家只过了一夜，就到部队去了。

　　翌日，我到电台所在地徽州棠樾村报到。我们班有5个战士，班长蔡安浔上尉(江西人)是教练所1期毕业生，班副李振澍中尉、杨琳中尉、石简行少尉，加上我，已经满员了。

　　1939年春天，我军以攻打广德为名，将部队开到那里，其实，在广德外围只住了一夜，虚晃一枪，便不动声色地原路返回。

　　我们从徽州，经祁门、景德镇、鹰潭、南城，在临川准备反攻南昌，前线打得非常激烈，我们报务组也异常紧张与忙碌，工作通宵达旦。南昌战役结束后，我调回上饶总部电台。

　　当时总部驻地在住皂镇周家墩村，我的工作仍是电报收发，我的同事中有一个叫陈履忠的，是陈诚的侄子。不久，我接到军政部通信兵监部联发通知，为调整学历，令我们各期同学带薪补训。我又到陆军通信兵学校补训。

　　陆军通讯兵学校设在贵州麻江，由此，我们从江西上饶出发，步行40余天，到达麻江。进校后，我被编入28总队1大队第1队，总队长任世江，队长楼广文。半年后，我又被编入第3队，队长俞腾琨(黄埔6期)。

　　补训结束后，我与15位同学一起被分配到驻滇参谋团通信兵部队，我担任6团3营12连1班少尉班副报务员。

　　加入中国远征军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军仅用几个月就在海陆空打败了数十万英荷葡等国军队，并打下了菲律宾、印尼、马来亚、新加坡、泰国等地。日军乘势进军缅甸，攻取仰光后，威胁滇缅边境。

　　1942年2月，中国远征军结束了在保山的集结待命，我们通讯兵部队作为参谋团附属部队随军远征进入缅甸。

　　同年3月，我团随其他部队由云南昆明出发，经过保山、惠通桥，至畹町，然后，进驻腊戍。在腊戍，我们将电台安放在一个缅甸的华侨家中，天线就架在屋顶上。那个华侨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似有扬眉吐气的感觉。

　　此时，我已经是通信兵第6团无线电的中尉班长(台长)。我们班有15个人，多半是通信学校毕业的尉官，配属参谋团，后来的驻地在英国驻缅军营内。

　　一般来说，我们通讯兵有两大任务，一是电报收发，二是抄收日本战事新闻。我虽是远征军参谋团电台的台长，但并不能了解军事机密，因为我只管接收信号，之后，还有译电员依据密码，翻译成电报内容。

　　入缅首战失利

　　1943年，在云南楚雄成立远征军长官司令部。我被派到该部兵站总监部任少校科员，从事美式通信器材的调配使用。在那里，一干就是两年，直至1944年远征军大反攻，在滇西、缅甸战场上节节胜利，最后收复仰光。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开始还算顺利，不过，日军受挫后，迅速增援，远征军预定向前方增援的第5军直属坦克、炮兵部队却因日机沿途轰炸扫射，无法增援到位。

　　我方空军无力助战，200师孤立无援，在敌军的空中、地面立体进攻中，苦战12天，补给缺乏，弹药将尽，为避免被敌围歼，奉命撤退。

　　在西线，日军紧追向印度方向撤退的英军，英军经中国远征军解救才免于被歼。东线，日军以机械化快速部队在我军200师弃守的同古地域集结，向缅北挺进。就在日军56师团即将突袭腊戍之时，我随远征军参谋团撤退到在滇西的龙陵，日军又追击到龙陵，参谋团紧急撤到惠通桥一带。刚过桥，守军下令炸毁惠通桥，我亲眼目睹了桥被炸毁的那一刻。

　　远征军反攻

　　我随通信6团回到昆明一年多，到了1944年，驻滇西的中国远征军开始反攻，同年5月11日，第20集团军强渡怒江，经过3个月的激战，9月14日我军攻克腾冲。

　　第11集团军于6月1日渡江，4日攻克腊猛，进围松山。由于敌阵坚固，我军以3个师轮番进攻连续9次，至9月7日方攻破敌阵，全歼守敌。

　　进攻松山时，每天战况通报15次。在爆破松山主阵地5分钟后，电报传到远征军司令部，整个指挥部一片欢腾，不分长官、士兵，相互握手、欢呼，高兴得无法形容。

　　远征军经过血战，11月3日收复龙陵，20日攻克芒市，12月1日攻克遮放。1945年1月19日克复畹町。1月22日，远征军53师与新1军在木遮相会，旋以钳形攻势向芒友推进，于1月27日在芒友会师。1月28日，中印公路通车。

　　在3个月时间里，挺进600公里，毙伤日军3500余人。3月30日，远征军攻克乔梅，与英军胜利会师，完成了战略大反攻的全面胜利。

　　1945年夏，远征军撤消，楚雄长官司令部也同样成为历史，直属单位人员各奔东西。我归属驻印军通信兵独立3营1连任上尉副连长。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根据开罗会议精神，中国军队、美军和苏军共同进驻日本。有消息传来，我们原驻印部队将作为中国军队进驻日本，官兵闻讯，无不欢欣鼓舞。后来“双十协定”被撕毁，驻军日本之事，也就无疾而终了。

　　抗战胜利之后

　　1946年春，我所在的部队奉命调离云南，经贵州，走湘西，过洞庭湖，到达武汉，然后，乘船回到南京。部队在南京驻妥后，我请假回乡。

　　到了永康老家，所幸的是虽历经了长期的战乱，父母弟妹尚安好健康，欣慰无比。我的未婚妻与我订婚后，在家苦等9年，见我凯旋归来，喜不自胜，亦无怨天尤人的话。那年我29岁，她26岁，我将她接过门，喜结良缘。正当我们在家乡欢度蜜月之时，部队发来集训的指令，要我即刻归队。我是个军人，只得奉命到了部队所在地济南。

　　1947年春夏之交，我接到南京通信学校调令，要我到马鞍山通讯学校报到，担任军官训练班的区队长兼教官。

　　到了马鞍山校本部，根据校方指示，派我到南京设立了一个招生处，同时在上海、杭州等地设招生点，招生对象是高中毕业生，笔试开考，以留卷法取生(即，每门功课必须80分以上才能录取)。

　　我们录取了100多人(够一个中队的人数)，先行起训。那时学习紧张、管理严格，几个月的入伍生训练下来，学员们红光满面，气势甚雄，符合健康军人标准，也达到了预期训练的目标。

　　此时，淮海战役已经打响，通信学校奉命西迁。我们从浙赣铁路向西撤退到了金华，暂时停留半天，我急匆匆到永康老家接妻子，不料，此时女儿脸上患了疮疾，不能经风，无奈之下，只好独自回到金华，带着学生到湖南耒阳住下。

　　不久，接到上级命令，学生提前实习，考试后分发到各个部队。我们这些教官暂时休假。未料，形势急转直下，国、共二军在徐州对峙中，杜聿明指挥的邱清泉、黄伯韬等兵团均已解体，北平和谈破裂，解放军百万雄师打过长江，上海危在旦夕。

　　此时，我正好到金华接外甥(方春南)，形势不等人，金华、永康等地已经面临解放。我只得回到了永康老家，躬耕田亩，自食其力。

　　躬耕田亩，自食其力

　　解放后，我在老家参加农业劳动，土地改革时，我参加了村里的土地登记、土地造册，以及土地证书的填写。加入了村里的互助组、农业合作社、公社生产队，参与了生产队的各种农业劳动，诸如垦荒造田、种田割麦、兴修水利，等等。

　　上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到户，我参加了居民身份证的编码造册，以及房产登记等工作。还参与了乡村的公益事业，诸如，胡公归出案的审理、移坟设墓、填写乡规村制以及撰写村史等。所幸十几年来，工作中从未有失误。

　　从2003年开始，我得到政府的关怀，每月发给生活补助费。这是荣誉，也是对我的鼓励，让我在耄耋之年，有了一个舒心的晚年。

　　2016年春节全家合影。

　　我目前有三儿三女，孙辈10多人，现住在老屋里，儿子们都已在外面盖了房子，想让我搬去住，我没同意，儿子们担心晚上有急事，大儿子每天晚上都回到老房子里住，和我有个照应，而二儿子和小儿子则负责轮流给我送饭。

　　媒体也多次报道过我的事迹，省、市黄埔军校同学会，社会公益组织的志愿者和很多热心人士也多次来看望我，给我送钱送物，在此一并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