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式昌：黄埔抗战老兵的百年沉浮
来源：抗战老兵口述中心   2019-02-27 14:30:29

　　报考黄埔军校

　　我的父亲叫徐方淦，在大塘乡以务农为生，家有薄地20多亩。8岁那年，我进入大塘乡青来小学读书。毕业后又补习了二年，正准备到县城去读中学时，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大举入侵，民众听说日寇烧杀虏掠、无恶不作的暴行，个个义愤填膺，摩拳擦掌，准备拿起枪杆子，保家卫国。

　　那时，我年轻气盛，一腔热血，马上报考了第三战区军官训练团，学习了一年左右的军事理论与实战训练，就参加了淳遂(淳安、遂昌)抗日自卫团。自卫团约有1000多人，团长叫王自华，淳安人;副团长是徐锡恭，遂安人。团部设在离县城3公里的王坑村。

　　这支队伍在萧山、金华、富阳场口一带活动，因淳安处在大山里，日寇尚未到达。不过，我在自卫团待了不到一年(当事务长)，到了1939年6月，我所在的部队进驻诸暨。听人说，陆军军官学校正在金华招生，于是，我与洪嘉柈同学结伴跑到金华去报考军校。记得当时报考军校的青年大约有3000多人，只录取了1/3左右。我与洪嘉柈均被黄埔三分校录取。

　　三分校总部设在江西瑞金，我们由金华出发，先坐车到鹰潭，然后步行到瑞金校本部。军校有5个学科，分别是步兵科、骑兵科、炮兵科、工兵科、辎重科。我所在的是步科学员班，学的是步兵操练、野外作战、夜间攻坚、战略战术、地形学、政治、射击、测量还有兵法课。在军校的日子，学员们上午学理论，下午野外训练或实战对练等。军校生活相当艰苦，晚上睡的是稻草打地铺，吃得也很简单，大锅做的炖青菜、豆腐之类，偶尔才会有肉吃。

　　徐式昌全家福。(摄于2017年)

　　从事地方抗日活动

　　1941年夏，我经过两年多的学习，从军校毕业了，校方允许学员先回家探亲，再到部队报到。当时，我父母在新安乡的大街上开了一家杂货铺。在家的那几天，我在铺子里帮忙，有一天，一位顾客进来，见我穿着军校学生制服，便问道：“你是军校学生吗?”

　　我说：“是的，刚毕业，马上要到国军第10师报到。”

　　那个人看了我一会儿，说道：“我知道第10师正在前线打仗。我们这一带(淳安、遂昌)正在组织家乡子弟参加忠义救国军，不过，缺少受过正规训练的军官，你如果过来的话，大有用武之地。”

　　那时，日军正在向浙江腹地大举进犯，富阳、桐庐一线战事吃紧，听了他的话，我觉得，自己在军校学到的军事知识，能够为保卫家乡出点微薄之力，正是求之不得之事。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忠义救国军遂安办事处主任鲍步超(黄埔6期毕业生)。不久，鲍主任接任了忠义救国军第3纵队少将司令，自此，我成为他的中尉副官。

　　两个月后，我与鲍步超带了100多人到安徽雄村的中美特种合作所去受训与接收新兵，成立一支“受训总队”，学员都是受过教育的人，经过训练后，派到敌后工作。

　　在雄村，我们又带了一支已经受过训练的100多人的队伍到上饶忠义救国军总部。那时，顾祝同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我们这支部队由救国军司令马志超亲任总指挥，下设4个组，分别是情报组、通讯组、爆破组、侦察组。我担任爆破组组长，活动范围在江浙沪一带。当时，江浙沪一带的大、中城市多为日寇占领，但是，广大乡村地区仍是敌我双方胶着区域。

　　1942年7月，我担任忠义救国军奋勇总队上饶联络站站长。这个站有7人，虽说上海已沦陷，但是我们在上海有地下组织，上饶联络组的主要工作是将上海传来的情报转送重庆大本营。

　　1943年2月，我成为奋勇总队1营的少校副营长，驻扎在离南京仅80多公里的高淳县，任务是破坏日伪的粮库、交通、通讯。当时那一带相当复杂，不仅有日军，汪伪部队，国民党、共产党的游击队，甚至还有大刀会、小刀会这些民间武装组织。

　　一般来说，我们白天睡觉，晚上化装成农民、商人、职员模样开展活动，以便于在日军占领的南京搞破坏活动。我们还策反了一支伪军自卫队，这支队伍属于汪伪南京江宁区警察局管辖，有200多人。

　　记得1944年4月20日晚上，我带领100多人在敌占区的南京中华门搞爆破活动。那天下着大雨，我们炸毁了一座桥梁，破坏了50多根电线杆，切断了敌军的通讯线。

　　在撤退到江宁的路上，袭击了江宁的汪伪警察局、县自卫队办公处，并且策反了一支百余人的伪军部队，将他们带到了上饶大本营(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总部设在上饶)。

　　1942年开始，美军轰炸机自衢州机场起飞，轰炸日军本土的战略要地，以迫使日本投降。由此，侵华日军发动了浙赣战役，企图打通浙赣铁路，摧毁衢州机场。日军由金华、兰溪出发，沿浙赣铁路大举进犯衢州、龙游等地。

　　1944年4月，我所在的部队奉命到金华、龙游、衢县一带开展袭击骚扰日军行动，从而拖住敌军主力部队。同年6月，我担任奋勇总队7中队中队长，部队驻防在龙游铁路南侧。我军采取的战术是先埋伏下来观察敌情，趁其不备，发动偷袭，以牵制日军的正面进攻。

　　有一次，我们得到情报，日军500余人从衢县都灵山出发，窜到龙游一带。当时我的部队驻扎在衢县的大洲镇铁路南侧(距县城20公里)，只有300余人(差不多一个营的兵力)，偷偷尾随在敌军后面。

　　那天晚上，日军在龙游的官潭头宿营。夜间，开始下毛毛雨，日军也放松了警惕。12点左右，我们不动声色地将日军包围起来，先用迫击炮向日军营地开火，然后，密集火力向他们扫射。日本人从梦中惊醒，以为我军大部队打过来了，日军在惊慌中匆忙逃跑。这一仗，我们也没有去追赶逃窜的敌军，缴获了许多战利品。

　　次日，日军重整旗鼓，想回来报复，但是，我军已经撤退到山里去了。他们不敢孤军深入，只好撤走了。

　　3个月期间，我们与敌人交战20多次，歼敌数目不详，我方只有3人阵亡。那时，忠义救国军是一支地方武装力量，一般不打正规战，而是伺机在敌后做一些骚扰、袭击敌人的游击活动。

　　抗战胜利后的经历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回到淳安港口，部队进行整编，一部分人留在部队，一部分人到税征团，还有一部分人当了地方上的交警。

　　我被派到税征团，担任连长(当时仍是军管时期)。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内部倾轧，我所在的忠义救国军大队长被戴笠枪杀了，我是他手下的中队长，难免受到牵连。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吓坏了，连夜找到了我的老上司、老同乡鲍步超。但是，鲍的忠义救国军也是戴笠的部队，对我说：“我也不好再收留你，你是我亲戚。”

　　我又跑到余杭，找到了在忠义救国军当参谋主任的陈祖钦。他对我说：“想要我收留你，只有改个名字，我才好向上面交代。”于是，我改了名字，叫做徐梦西。陈祖钦将我安排到忠义救国军第3团第2营当少校指导员。这支部队属于南京师管处，驻地在南京溧水。刚好师管处就在我后来的岳母家里，我在此结识了我的妻子查逸青，她的家族在溧水地方有一些影响力。

　　1946年，忠义救国军遣散，我被派到17军官总队当学员(那时我没有职务)。后来，部队进行一次考试，我在苏南师管处南京团管处任中队长。到了1947年，内战打响，我厌倦了打仗，不想再留在国民党军队，回到了溧水，与查逸青结了婚。

　　1949年，我考取了南京会计专科学校，学了3个月，毕业后，就在南京下关一所会计学校教书。

　　1950年，刚好河南技术招聘队到南京招人，我报名参加，考进了河南大学开封行政学院，主要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那一年，学校调选50名学员到中央合作干部学校进修一年，我也在选派的人员之中。在中央合作干部学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河南省淮阳专区供销合作总社，成为主办会计。

　　1953年，淮阳与商丘合并，我又成了商丘供销合作社财务科的科员。到了1958年，我被打成“右派”，并被判了5年刑期。

　　那些年，我是在商丘服刑的，先在监狱印刷厂做工，后来又转到砖瓦厂里做事。我妻子带了岳母与几个未成年的孩子回到了娘家——南京溧水杨家场村。好在我妻子有点文化，在商丘时，一直做统计工作。她为人厚道，村里也不把她当作外人，还让她做了大队会计。除了大儿子在9岁时不幸夭折外，一家人生活还算过得去。

　　徐式昌全家福。(摄于2017年)

　　1963年，我刑满释放，带着家人回到了淳安老家——浪川公社大塘大队。我的继母仍在，那时我年纪轻，身体不错，各种农活重活都能干。在大队里，社员待我们一家人不错。

　　到1978年，我在商丘地区医药采购站获得平反，落实了政策。妻子也同时恢复了公职。我回到医药采购站工作了一个时期。退休后，我回到淳安老家浪川乡。

　　2003年夏，我在黄埔军校时的老校友与同乡洪嘉柈夫妇回乡探亲，特地过来探望我们。1949年前后，洪嘉柈去了台湾，当了防务部门二厅作战科的科长。他们夫妻回到淳安，见到了改革开放后祖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为家乡欣欣向荣的景象而深受鼓舞。我劝他们回到家乡安度晚年，我说，两岸同胞的情谊源远流长，我们都盼望海峡两岸早日实现统一，毕竟两岸同胞血浓于水，两岸同胞的兄弟情谊是分不开的。

　　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商丘市有关部门送来了党中央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胜利纪念章。

　　我有两个儿子，4个女儿，现在全家几代人过着幸福生活。在我的后代中，大部分人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许多晚辈在党政机关工作。每到逢年过节，一家老少几代人欢聚一堂，其乐融融。

　　这些年，党和政府对我们关怀备至。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等部门不断派人过来关心慰问，淳安县政府对我们也非常关心，我们一家对此深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