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萌：游击抗日，我们在敌人虎口里拔牙
来源：解放日报   2015-08-11 11:37:01

　　■口述　许萌(92岁)　整理　本报记者　龚丹韵　实习生　邓为依

　　许萌

　　简介

　　1923年生于安徽萧县。1939年起，担任豫苏皖等边区省县第一宣传队分队长、指导员，边区二区委青年救国会主任、大队指导员。1941年，成为新四军四师35团副指导员、淮北淮宝独立团二营教导员、淮北军区三团组织股长。后任华东军区卫生部第二后方医院政治处副主任、卫生部政治部组织科科长。1949年，来到上海，担任上海市政府人事处科长，后任上海市政府机关党委副书记、上海市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1978年，任上海市长宁区委副书记。1983年离休。

　　老师原是地下党

　　潜移默化讲抗日

　　我出生在安徽萧县，那里过去隶属江苏徐州的范围。萧县离徐州只有几十里路，抗战时是第五战区，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就是在那打响的。

　　那时我在县城里上小学，教我们的一位老师就是地下党。因为他蹲过监狱，所以他的身份几乎学校里人尽皆知，我后来得知他还是第五战区动员委员会的成员。我们位于国统区，这位老师不能公开宣传共产党，于是他采取一些方法，比如通过课堂上的活动，对学生进行抗日教育。他教育我们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参加抗战。即使家乡不幸沦陷了，也要抗战到底。他还组织学生爬山，多和农民接触。

　　当地老百姓那时候消息比较闭塞，思想上没有抗战的准备。尤其日本人起初并没有到达萧县，大部分老百姓不知道日本人是怎么回事。偶尔，有几个从台儿庄逃出来的老百姓会讲日本鬼子如何奸淫掳掠。好在因为这位老师潜移默化的教育，当时我们学校里已经有了坚持抗战、不投降不妥协的思想准备。

　　没想到，徐州沦陷了。徐州北面的台儿庄战役打得很好，但是日本攻陷南京以后，日本军队从南京一直沿路向徐州打来，两面夹攻下，第五战区只能组织撤退。我们县的人都纷纷逃难去了。学校解散，大家各奔前程。

　　国民党军队当时把主力都放在台儿庄，导致日本军到了萧县以后，我们地方上一个团的兵力都没有。日本人一开始不知道，组织进攻的时候比较谨慎，还派人侦察。幸好不知被村里的谁给发现了，就在山头上打了一枪。日本军随即停止进攻，在附近烧杀抢掠。几天后，他们又派人侦察，发现其实这里没有军队，就很快占领了县城。

　　当时局面混乱，而我们的党已经组织了游击队，最早不是新四军，而是八路军。教我的这位老师就是这个游击队的政治部主任。

　　宣传队解散了

　　开启抗大生涯

　　最开始，日本军只在县城里驻军，并没有占领所有地区。共产党的八路军当时有17大队、18大队。我们这些学生就一起参加游击队，被称为“抗日宣传队”。县里面一共5个这样的宣传队，每两个区域之间就有一个。宣传队当时隶属县民政科。那时候是国共合作抗日的初期，共产党不是执政党，就在县委政府里挂个牌子，取个科室的名字，实际上就是党组织。

　　当时，共产党通过群众运动，成立了农会、青年救国会、儿童团。我们宣传队逐个到村庄唱歌，宣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做顺民，坚持抗战”。我们这些学生，自己带上衣服、被子。虽然组织上会定期发粮食给我们，但宣传队没有炊事员，大家最后都是到老百姓家蹭饭。老百姓看到我们都只是一些孩子，就拿出家里的好吃的，但是我们都没有接受，而是跟他们一起啃窝窝头。那一带，所有的村庄我们几乎都跑遍了。

　　几周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日本人占领县城后，陆续进行军事布置，每隔十几里路，就设一个据点，每天，据点都有日本兵出来扫荡。我们宣传队那么多人完全不是对手，区队也来不及保护我们，看到日本兵来了，我们这些孩子就只有逃散。形势越来越紧张，组织上为了安全考虑，解散了宣传队，把我们这些孩子送到抗日军队大学学习。那时我已经入党，就去了抗大，也就是豫皖苏第四分校。

　　我在抗大学习了三个月，时间不长。但现在回想起来，这三个月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重大转折的意义。给我们讲课的有曹荻秋等，在他们的讲授下，我系统地学习了知识，开始思考中国革命问题。老师从社会的发展规律讲起，讲到民主革命，再讲到抗战。我们也跟着思考自己的使命是什么，憧憬着将来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中国。老师还教我们怎样做群众工作，怎样组织农民运动，等等。当时农村没有实行土地改革，组织上一般是通过减租减息来发动群众，增强大家的抗战决心，毕竟群众中还是有人动摇的，存在一定的妥协思想，尤其是地主有保护自己利益的想法。发动群众，联系群众，共同抗战，显得特别重要。

　　大爷冒险掩护

　　躲过日军扫荡

　　我从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青年救国会当主任。说是主任，其实救国会就我一个人。游击队的根据地都不大，只要一个任务来了，大家就一起去做，并没有实际分工。我的工作就是到敌占区了解情况，发动我们的群众团体。

　　当时，我们发现日军扫荡有个规律，他们一般上午出来，下午不出来，所以游击队的活动就从中午以后才开始。有一天下午，我以为安全了，就带着手枪去村里的一个地下党员那里了解情况，我们俩在村口树下谈话，结果他一抬头，发现一队日军从很近的地方正在向我们走来。情况危急，怎么办呢？他说自己去引开日本人，叫我找个柴火垛先躲起来。说完，他就大摇大摆地走上前，主动和日本人比划几句，领着他们去吃西瓜。

　　这时，我就从背后绕过去，找地方躲藏。找啊找，终于找到一个破得没有围墙的房子。我把枪藏到锅底部的炉灰下面，然后就躺在床上，一直在忐忑不安地琢磨，如果日本人查过来，我要怎么回答才能逃过一劫。过了一会儿，门开了，进来一个大爷，原来是房子的主人回来了。大爷的模样我已经不太记得，只记得他扫了我一眼说：“八路同志，你就在这躺着别动，日本人正在庄子前面吃西瓜，我到前面帮你去看看。”

　　大爷说完就走了，但我又开始胡思乱想，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是敌是友。但此时此刻，我也做不了什么，只好继续躺着。又过了一会儿，他带着我的同伴一起走进来，他们说：“你趁现在赶快走，日本人去另一个庄子了，不一会儿就会回头。”

　　我赶紧走。走出去没多久，就看到日本人果然回头了。

　　这一次，我深刻理解了群众的力量是多么巨大。尽管他们手上没有枪，但是一直在帮助我们，掩护我们。我们一直说“依靠群众”，如果不依靠群众，我早就没命了。“依靠群众”这四个字，绝不是空话。

　　老乡偷送情报

　　打掉鬼子碉堡

　　此后，日军的扫荡越来越频繁。

　　1940年底，形势特别紧张，我到区队当指导员，第一次组织战斗，要去拔除萧县城外桥头堡的日军据点，这次战斗令我印象深刻。

　　这是一座两层碉堡，日军在碉堡周围挖上一条深沟，深沟外还有铁丝网。这个据点是通往村中的交通要道，村民经过，常常受到日军无端侮辱，所以区队决定干掉它。表面上看，据点里面只有二十几个人，但是一个据点一旦被攻，其他据点的增援很快就会到达，游击队攻打时间如果太长，很容易被包围。我们当时制订计划，最多只攻打半小时，速战速决，趁敌人的援军还没到时，必须赶紧撤退。

　　为了摸清敌情，我们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鬼子在村里找了个50多岁的老乡为他们烧饭。这位老乡本性不坏，并非汉奸之流，他不干就要被杀头，是被逼无奈才给日本人做饭的。我们以此为突破口，找到他的家里，耐心谨慎地做他家人的工作，最终说服老乡给我们提供据点的情报。

　　不久，老乡悄悄送来情报：离桥头堡据点两里路有个镇，是附近村民赶集的去处。每到集市开放的时候，驻扎在据点的20个日本兵中，大概有10个都要进镇，带着机枪到集镇抢东西，据点里面只留一半人守着。于是我们立即部署，精挑细选了20个人，组成短枪队。

　　短枪队进入目标位置后，迅速观察敌情，果然像老乡说的那样，桥头堡戒备松懈了。我们当即决定，在另一半日军没有回来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进攻。进攻一声令下，顿时，枪声、呼喊声、叫骂声一片，周围老百姓听到枪响四处逃窜躲藏。火速歼灭了一个日本兵后，我们又趁乱连续打伤了两个，还抢了一挺轻机关枪，然后扛着机枪赶快撤退。不一会儿，几个据点的援军都围攻过来，幸亏我们当时撤退得快。就这样，我到区队后第一次打日本兵，首次拔除敌人据点的战斗取得胜利。

　　手榴弹落在眼前

　　滚烫的气浪袭来

　　我们豫皖苏地区只有一万兵力，区队就被编入新四军四师。我也跟随四师师长彭雪枫投身于抗战的洪流中。由于我们的主力部队在战斗中牺牲巨大，为了加强地方武装，此后我被调到县里的独立团工作。

　　当时部队主要骨干都是老红军，他们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打起仗来也和在游击队时不一样，仗打得越来越大，局势很紧张。天黑作战比较有利，所以我总是盼着黑夜再长些，白天再短些。

　　淮安、宝应、洪泽湖这一片，当时叫淮宝县，日军占领了主要的交通干线。1942年是我们最艰苦的时候，日军搞蚕食，从主要据点向我们的根据地延伸，不再是大扫荡，而是慢慢包围根据地。我们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不让日军建立据点，进行反蚕食。

　　1942年冬天，我正在淮宝县独立团一连当指挥员。离淮安城约八九里的小张庄，有一个300名伪军把守的日本据点。我们独立团决定拔掉这个毒瘤。

　　根据命令，独立团派了三个连，打算三面夹击伪军据点。一个连负责机动支援，一个连负责从西进攻，我们连从东北进攻。那一带河流很多，但是河水不深。正值寒冬腊月，战士们都穿着棉衣趟水过河，下面是泥，寒风凛冽，冰冷刺骨。河水浸透了棉花，身上越来越沉。

　　上岸后，不远处就有一个小小的土地庙。我们迅速移动到土地庙，这时离敌人仅仅50米。敌人发现了我们，急得大声嚷嚷，猫下身，躲到简易工事后开始朝我们猛烈射击。

　　连长身先士卒，率领一个班，顶着炮火匍匐前进。然而，正当他抬头观察敌情时，敌人的子弹正中他的下颚，他的下巴一片血肉模糊，但他仍用手指挥部队。

　　我见状，连忙对战友说：“赶快把连长抬下去。”话音未落，敌人的手榴弹就落在了我面前。我急中生智，一脚踢开手榴弹。“轰”的一声巨响，手榴弹爆炸，滚烫的气浪向我袭来。当时，就感到右腿膝盖一阵剧痛。我心里想，坏了，别是膝盖完蛋了。片刻，腿上涌起一股湿润。我不确定是之前淌过的河水，还是自己的血，便下意识用手指蘸了蘸，放嘴里舔一下，发觉不是咸的，顿时放心，以为没事，立刻又投入到战斗中去。

　　根本不知腿中弹

　　浸水棉裤救了命

　　敌人一直躲在炮楼里，我们从外面攻打，但没炸药，只能用石头扔，他们丢的却是手榴弹，炸伤了不少人。攻打西边的兄弟连和我们连两边包抄，撞开了门。但我们其实心里有数，不能延长时间，不然另外一个据点的敌方援军就要来了。这时敌人的手榴弹丢得差不多了，我们在外面嚷嚷说要放火烧死他们，他们无奈，只好开门投降。猛攻之下，终于毁掉了这个伪军据点。趁天黑，我们迅速撤退。

　　我带着队伍急行了十多里路，心里都是胜利的喜悦，早就把膝盖疼的事情忘记了。这时，一个战士突然指着我的膝盖，对我说：“指导员，你、你的腿怎么在流血啊？”我低头一看，膝盖果然出血了，鲜血隔着棉裤往外渗，原来还是被子弹打到了。直到这时，我才感到右膝盖阵阵疼痛。

　　精神力量很重要。此前我以为自己没事，一直处在战斗状态，思想高度集中，根本没感觉到痛。我想的都是，连长已经受了重伤，我必须坚持住，不然连队就没人指挥了。但战斗结束后，一知道受伤，腿忽然一步也走不动了。几个战士跑过来，架着我走，把我送到了战地医院。医院医疗条件简陋，但卫生员给我包扎后居然就能走路，其实弹片还留在里面。后来回想，幸好当时穿的是棉裤，棉布又被河水完全浸湿，硬得像石头，起到了相当大的防弹作用，也间接救了我的命。

　　直到解放后，我来上海工作，拍了片子，才把右膝盖里的弹片取了出来。

　　记者手记

　　不曾褪色的澄澈

　　■本报记者　龚丹韵

　　走进许老家门，是在一个高温天的上午。

　　整个采访，是在护理床前进行的。不过，床上躺着的不是许老，而是他的夫人。前些天许夫人不小心摔了一跤，腰椎粉碎性骨折。原本住在华东医院检查身体的许老，为了照顾老伴，赶紧回家。

　　许老怕采访中老伴有事，就安顿我们和他一起坐在护理床前。几十年前的战火风云，讲者不疾不徐，听者惊心动魄。许夫人在一旁，像个认真听课的学生，听到精彩处，两眼放光。

　　已近中午。我们偷偷看表，老人家应该吃午饭了，不忍继续打扰。反倒是许夫人看出端倪，对我们摆摆手：“没事，让他讲。”于是，又是一个故事。

　　许夫人说，这些故事，她听许老讲过好多次了。听不厌吗？记者好奇。她挂着笑，眼睛眯成一条缝，指着许老说：“前段时间，有个大学生也上门来听他讲抗战故事。他太想让年轻人知道那段历史了，讲不厌。”说这话时，她的眼睛亮亮的。

　　走过了快一个世纪光阴的两位老人，心也是亮亮的。

　　闲聊时，许夫人讲了一件小事，“医院退房时，有人建议阿拉保留床位，等过几天子女赶来能照顾我，就可以让老头子回去继续在医院检查身体。可我们俩想，这样不是太浪费床位了吗？虽说国家照顾我们，补贴我们住院费，不退床位也没什么损失，但现在床位多紧张啊，多少人等着呢，所以还是马上退了。”

　　说的人稀松平常，听的人心里也被点亮了。

　　离开这个“老革命”家庭时，许老坚持把我们送出门，一直望着我们走下楼。转弯处，往上一瞥，老人家依然站在门口，抬着手，乐呵呵地朝着我们轻轻挥动。

　　老人的眼里,流露澄澈，那是从烽火到安定，始终不曾褪色的澄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