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四支队老兵杨吉安“我缴获过日军军官的指挥刀”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5-07-18 特派记者：喻尘   2016-05-30 09:38:12

杨吉安一直珍藏着年轻时缴获的日军军官指挥刀。

年轻时的杨吉安和战友。

　　老兵档案 杨吉安

　　1920年12月13日　出生于安徽省寿县杨大营村；

　　1938年9月　参加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中　历任新四军通讯员、战士、副班长、班长、警卫员、副排长、排长等职务；

　　解放战争中　历任华东野战军排长、副连长、连长、副营长等职务；

　　1942年　被评为“战斗英雄”；

　　1947年　在指挥苏北黄庄战斗中被评为荣立大功功臣；

　　1950年　任华东军区装甲兵司令部军务科科长；

　　1952年　任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军械科科长；

　　1958年　任山西省军区军械科科长；

　　1960年　任解放军总后勤部第495仓库副库长；

　　1965年　任解放军第495部队副主任；

　　1970年　任解放军第495部队主任；

　　1979年　在山西省军区第四干休所离休。

　　1920年12月13日，在安徽省寿县一个叫杨大营的村子里，一个男孩在一户贫苦人家里出生了，父母为他取名吉安，希冀他的成长和未来的生活“吉祥平安”。

　　1938年9月，那个杨家叫吉安的小伙子，在遭受了地主老财一顿毒打和父母的斥责之后，寻找到了家乡附近的一支队伍。他投靠了这支抗日武装，从此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1941年4月，在淮南一个叫金牛山的小山包上，新四军二师四旅战士杨吉安挥起大刀向一个日军上尉头上砍去。他在这场战斗中缴获了日军上尉的指挥刀。

　　2004年12月15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八路军》在太原开拍。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山西省广播电视总台共同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杨吉安等三位革命老人应邀参加。

　　2005年7月的一天上午，在山西省军区第四干休所大门口，一个叫杨吉安的老人坐在那里，像一个看门的老者，静静注视着太原市平阳路西一巷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

　　苦工从军

　　摔伤地主女儿遭毒打，愤而投奔新四军

　　“我们家是村子里比较穷的人家，孩子多，没有田地，只能靠为人帮工、租种土地过日子。”那位在干休所门口，像守门人的老人把记者带到一处普通的民房里，开始讲述他的故事，老人叫杨吉安。“我8岁就开始帮别人家放猪放牛了。”

　　“到了13岁的时候，父母把我送到了地主家，给人家干活，开油坊，放牛，喂马，什么活都要干啊！”杨吉安就这样没日没夜地为地主家做着苦工，换来的粮食拿回家维持家里一家老小的吃喝。杨吉安在地主家做了5年。“新四军是1937年到我们家乡的，我们这些受苦的人都知道，新四军是穷苦人的队伍，我们那里的人都说是‘朱毛’队伍。”新四军是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后，由在江南游击的红军改编而来的，1937年新四军成立之初，即越过长江向江北的洪泽湖地区发展，以抵抗沿津浦路南下的日寇。

　　促成杨吉安参加新四军是因为他在一次“工作中的失误”。

　　“地主有个女儿出嫁了，我那时是为他们家抬轿子的。”杨吉安说，自己当时年龄小，平时又吃不饱，抬轿子是很吃力的。“地主女儿到了回娘家的日子，我就跟另外一个帮工去接她回来。”洪泽湖一带多水田，沟壑纵横，一不小心就会落进水里。“我们抬着轿子往回走时，过一个水沟，那个沟很宽，我在前面走着，一步没有迈过去，一下子栽倒在水田里。”地主家的女儿从轿子上滚落下来，脸磕出了血，“她就骂我，不停地骂。”杨吉安的脸和腿也受伤了，但还是忍痛把受伤的地主女儿抬回了家。

　　“那个老地主一看女儿受伤了，拿起一根大木棍就来打我，我自己身上也有伤啊。”他躲着地主的棍棒跑回了自己家，“父母一看我跑回来了，听说是把人家女儿弄伤了之后，骂我无用。没有吃穿，还受打受骂，我受不了，憋了一口气，我从家里跑了出来。”

　　杨吉安往东方跑出了几十里地，在一个村子里，参加了新四军江北游击总队。

　　安徽定远

　　第一次和日军正面接触，一个排只剩下我一个

　　江北游击总队是在安徽无为、肥东一带活动的，司令是孙仲德，政委是黄岩，下面有三个大队。“不久，我被编入了四支队，属于正规部队了。”四支队由徐海东任司令，戴季英任政委，下面有三个团，在定远藕塘一带活动，那里距离杨吉安的老家不远。“从参加四支队之后，跟日军的仗就开始没完没了地打了，小仗是不断的，几乎每天都有。”挨打、赌气离家投奔队伍的杨吉安，开始了对日作战的6年历程。

　　第一次和日军正面接触的战斗，让杨吉安至今记忆犹新，那一仗，因为侦察敌情失误，他们的部队吃了大亏。

　　1939年春天，日军扫荡新四军四支队。在皖东抗日根据地，为打破敌人的扫荡，四支队通过游击战，对日伪军进行小规模袭扰。“我们白天不敢行军，日本人有大炮、飞机，被发现了他们就炮轰飞机炸。我们一般是晚上行军，摸准一股日军的据点，打一阵子就跑。”杨吉安说。但是，在安徽定远县的那场小规模战斗，就是因为敌情不准，放在了白天打，结果吃了大亏。

　　“我们那时有几个团呢，力量也不小。我所在的连队是前哨连，在前面行军搜索敌情，再传递到后面的部队。”那天深夜，杨吉安他们行军到定远县城北面一个叫七里店的村子外面。“连长派出几个老兵到前面侦察，看看鬼子是否从城里出来了。”七里店距离县城七里远，侦察兵派出去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

　　侦察兵往县城的方向走出了二三里远，见到有二三十个鬼子在沿路活动，就回来给连长报告了这一情况。“连长想，不就几十个鬼子嘛，我们有三个排100多人，包围起来吃掉他们！”于是，连长下令，两个排沿着土公路从西面进村，连长自己带着一个排朝那几十个鬼子迎了上去。

　　对敌情侦察的失误在于，鬼子是在头天晚上出来抢粮的，有100多个鬼子住在七里店村子里，那二三十个鬼子是一大早抢粮的。连长带着杨吉安所在的一个排朝敌人冲上去时，又派通讯员往后方的营部报告了敌情。

　　“连长带着我们三排一下子就冲上了公路，谁知道枪声一响，突然冒出来很多鬼子，他们的小钢炮打得我们抬不起头。”这时，想撤出战斗已经来不及了，只能硬着头皮打。“村子外有一个一亩大小的水坑，我们就趴在坑里面，被鬼子打得抬不起头。我们用手榴弹跟鬼子拼了起来，还没有打多久，大概就十几分钟吧，我们连长牺牲了。”杨吉安忘记了连长的名字，只记得他是一个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湖南人。

　　又过了几分钟，一个排只剩下了两个人。“另一个是郑长路，他是我的老乡，我们一起从村子里跑出来参加新四军的。突然，郑长路左肩中弹了，倒在我的肩膀上，我喊了他一声，推推他。”郑长路“嗯”了一声，又中了一弹，牺牲在了杨吉安的肩膀上，这时，全排只剩下了他一人，而鬼子已经冲了上来。“大水坑的边上有一个不到一米深的水沟，我赶紧爬起来，滚进了水沟，顺着沟爬，鬼子的子弹啪啪打了过来，幸好有一个背包，子弹都打在了背包上。”他幸运地躲了过去。那时，麦子刚刚出穗。

　　就在杨吉安趴在水沟里，依托麦子隐藏的时候，另外两个排从村子的西头打了过来，“那时，我们已经有了重武器，也用重机枪、六○炮轰打鬼子，他们被打得又躲到了村子里。”这一次遭遇战，一个排只剩下了杨吉安一人，“那几十个鬼子也被我们打得只剩下了七八个。”

　　金牛山上

　　大刀砍倒日军军官，缴获鬼子战刀

　　“新四军真正强，抗战救国好榜样，金牛山上又打了大胜仗。布下天罗和地网，杀得鬼子汉奸没处藏……杀死他几百，活捉他几十双，胜利也装满了几十筐，扬州的鬼子泪汪汪，汪精卫也大着慌。全国的军队要都是这样，准叫敌人滚进鸭绿江。”这是著名的金牛山战斗之后，安徽、江苏北部的军民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编写的一首歌曲，通过这场战斗，新四军在洪泽湖地区打出了威名，取得了当地群众的拥护和信任。

　　这一仗，杨吉安的印象很深，因为在山头上，他用大刀砍倒了一个日军军官，一把指挥刀成了他的战利品。“我对这把刀产生了私心，没有上缴。”老人说，64年来，这把战刀始终陪伴在他身边，“有时，我会拿出来展示给人看。”那是老人的“骄傲”，在干休所里，参加过革命的老人们都知道老杨这里有一把日军指挥刀，曾经有人找上门愿高价购买，但老人说，“给多少钱都不卖。”

　　“那场战斗是师长罗炳辉亲自指挥的。我那时在新四军二师四旅侦察连。”1941年4月16日，杨吉安随部队在江苏省扬州附近的谢家集一带活动，二师的师部也在这里，“四旅的一个特务连，地方上还有一个模范连，这两个连的战斗力都比较强。”加上杨吉安在的侦察连，三个连队在晚上埋伏到了扬州城外的土公路边上。这是师长罗炳辉的“梅花桩”战术的一次具体演练。

　　杨吉安他们的任务是负责把城里的鬼子引出来，鬼子和“二鬼子”(伪军)果然被引了出来。当晚，日军第12旅团一部和伪军共100余人出动了。“我们在靠城的公路上放了几个便衣，一看鬼子来了，便衣马上放了信号。”三个连队成三角形包围了100多个鬼子，不大功夫，就把鬼子全歼了，“鬼子被打得只剩下一个人时，还哇哇叫着往上扑，”老人说，日军打得很坚决，剩下一个人也要打，直至全部战死。

　　打了胜仗后，部队撤到金牛山沟里，烧了开水准备洗澡，好好休整一番。水刚刚烧开的时候，扬州城里一下子出来了700多鬼子，带着三门钢炮、5挺重机枪、30多挺轻机枪，悄悄包围了正在休息的队伍。天快亮时，哨兵发现了日军。“我们当时有三四个团在那里，我们不怕他们，师长指挥12团一个团迎了上去。”老人回忆那场战斗如昨天发生的事情，“战斗一直进行到下午才结束。”

　　“每个鬼子身体左右各配备有一个子弹盒，一边有100发，一边是50发。他们的枪都是连发的，打得快，打到下午时，他们的子弹快打完了。”老人认为，鬼子在这场战斗中配备的武器落后于新四军，“但到下午时，我们的子弹也快打完了，手榴弹都拼光了。”师长罗炳辉此时指挥战士们抱着大刀，硬顶着炮火冲了上去。

　　“我们用大刀砍！鬼子的枪上都上了刺刀，他们拼不过我们。”杨吉安就是在山头上拼刺刀时缴获了战刀，“刀柄上刻着三朵花，这是军阶标志，这个刀的主人应该是一个上尉连长。”

　　第12团经过多次反复冲杀，击毙日军200余人、伪军300余人，新四军牺牲连排干部和士兵54人。

　　碉堡外围

　　抢收麦子，戴花头巾男扮女装俘鬼子

　　1942年麦穗黄的时候，杨吉安随部队运动到了江苏省的竹城集一带，鬼子在那里有一个据点。到了收麦子的时候，百姓想收，鬼子也想收，于是，江北的新四军决定帮百姓把麦子收到仓里，不能让老百姓活命的口粮成为鬼子的“收成”。这时，侦察连改成了特务连，杨吉安等一批战斗经验丰富的老战士被派到村子里，负责收割距离鬼子的碉堡三里远的一片麦地。

　　“我们开始是穿着军装到田里收麦子的，只要我们一走到麦田里，鬼子碉堡里的机枪、小钢炮就响起来，鬼子打一阵儿炮，就从碉堡里出来，朝麦地冲了过来。”收麦一开始并不顺利，鬼子的阻挠常常把收麦场变成了“战场”。战士们边打边退，就这样，与鬼子周旋了几天，收割一会儿麦子，打一会儿仗。“鬼子一出来打，老百姓就趴到地上，有一天，有一个老百姓被鬼子的枪打死了。”

　　几个老百姓找到连长说:“同志们，感谢你们帮我们收麦子，我们也知道你们是帮我们打鬼子的，但以后还是别来收麦子了，你们一来，汉奸就去报信，弄得麦子收不成啊。”打死了人，老百姓就害怕了，婉言道出了不想让新四军帮忙收麦子的意思。

　　晚上，连队开会讨论老百姓的意见，但大家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把据点和碉堡里的鬼子打掉，好痛痛快快地收麦子。“大家纷纷出点子，三个臭皮匠顶上一个诸葛亮啊，大家讨论出了一个办法。”杨吉安在这个办法中成了男扮女装的角色，“我们选出了70多个人，三四十个人装扮成老百姓，穿上便衣，其他人还是穿着军装。第二天，我们还照样去收麦子，但老百姓一个也不让去了。”

　　杨吉安那时个子不高，就穿了一个花褂子，一条挽腰的黑裤子，头上缠了一条苏北女人戴的花头巾。“连队抽了一批驳壳枪、轻机枪，给我们带着。”杨吉安带了一挺轻机枪，一大早就去收割麦子了，抓紧割了一堆，把枪支和手榴弹盖住了，做了记号。不一会儿，汉奸就跑去送信了，鬼子呼啦一下来了100多个。“我们40多个穿军装的战士边打边跑，我们这些扮成老百姓的就趴在了地上。”杨吉安趴在了机枪边上。

　　等鬼子刚刚追过杨吉安等“老百姓”趴过的地方，他们从麦堆下面抽出机枪和手榴弹朝鬼子打了起来，前面跑的战士又回头堵住鬼子打，两头夹击，不一会儿，100多鬼子被打死得差不多了。“剩下两个被我们活捉了，这两个鬼子的腿被打伤了，把他们弄到门板上抬着，他们就往地上滚，没办法，战士们就把他们绑在了门板上。”俘虏鬼子是有奖赏的，后来，俘虏被送到了师部。

　　日本投降

　　继续和龟缩在据点里的鬼子交火一星期

　　在对日作战的六七年中，杨吉安记不清打了多少次仗，有时候晚上几个人换上便衣，就能把几十个鬼子摸掉，有时候偷袭不成，被鬼子追着跑的事情也经常发生。频繁的战斗使部队减员成为家常便饭。“我们那几个村子里出来参加新四军的年轻人，在那几年牺牲了很多。”郑长路是在第一次的战斗中牺牲的，随后是钱祥福，“他也是我们庄子附近的，牺牲的战友太多了，后来很多人的名字都记不住了。”

　　1941年后，在对日作战的间隙，杨吉安他们还要腾出手来，应付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皖南事变’发生时，我在4旅，大家得到消息后，都吵着要为战友们报仇。一个副旅长带了两个团南下增援，我们每人炒了四五斤大米，一路急行军，饿了抓把炒米，渴了就用铁碗在路边的水塘里舀水喝，两天后赶到了长江边。”但此时，江南的战事已经结束了，新四军军部除少部分人突围之外，其余全部牺牲在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时候，杨吉安已经升职为排长，正在安徽与江苏交界处津浦路两侧驻守。“日军不缴枪给我们，他们投降给国民党部队。”老人说，打了那么多年的仗，等的就是小鬼子投降这一天，“我们拦着找国军投降的日军继续打，他们已经没有战斗力了，不经打了。”又跟日军交火一个星期之后，龟缩在据点里的鬼子才肯向新四军缴械投降。

　　“打跑了鬼子，大家都很高兴，部队里有个别战士就闹着要回家。”杨吉安说，有的战士打了多年仗，离家虽然近，但一次家都没有回过，突然间没仗可打了，家成了心头最要紧的牵挂。“我一个堂哥和我一起参加的新四军，他吵闹着退伍回了老家，在1960年的大饥荒中饿死了。”对命运截然不同的堂哥，杨吉安甚是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