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敬坤：我的“抗战八年”
来源：新浪博客 博主 薛之流民 作者：段跃   2017-12-02 17:21:18

　　【采访手记】写这篇手记时，想起八年前的一个上午。仅仅是一个闪现，却给我留下了一份关照。

　　那天，我正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翻阅1957年的《解放日报》，一个老者关切的声音打断了我：“你怎么对1957年的事情有兴趣?”我回头望过去——一位消瘦的老人，正微笑着站在我身后。他平和的表情中，透出一种只有阅历丰富的人才会有的气质，我一下子就记住了。我告诉他：正在收集反右鸣放期间的鸣放言论，想对右派问题作一些探讨。他点点头：“好呀，这一段历史确实需要坐下来认真研究。”一个多月来我一直孤单地坐在那里查阅资料，老人一句话，让我感到异常温暖。

　　后来资料员告诉我：“你要研究右派，就该找他谈谈，他可是老右派，经历过很多事。”我问：“他怎么称呼?”“刘敬坤，刘先生。”可惜我当时只记住了他的表情和声音，却忘记了姓名。以至我在反右批判文章中明明看到大标题上有“刘敬坤”三个字，也没有想起来，这个刘敬坤，就是几天前鼓励过我的老人。

　　2002年冬天，刘小萌和我共同承接了北京大学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知识分子口述生命史课题。这个课题的采访定位是：80岁以上的高龄知识分子;阅历丰富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物，或者叫小人物。我们相信历史的真实在很多时候是通过细节展现的，这些细节常常被所谓大历史忽略掉，而构成细节的，正是不同的个体生命在历史事件中的经历。我们希望通过老一辈知识分子个人成长过程的记录和研究，在细节中发现和清理历史留给我们的更为丰富的财富。

　　于是，刘小萌找到了刘敬坤先生，邀请他作为这个课题的第一位口述者。

　　口述就在近代史研究所刘小萌的办公室开始。门被轻轻推开，我又看到了八年前的那一个闪现——直到这一刻，我才把那个关照过我的老人和刘敬坤三个字真正地连接起来。

　　刘先生的口述大约进行了六次，每次五个小时左右。他的顽强的记忆力，他对苦难的从容，他对史实的尊重和责任，表现出这个生命的真诚。访谈结束时，他深深叹了一口气，轻轻地念叨着：我总算是做完了一件事!

　　我不由得想起刘先生口述时的一句开场白：“我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我所经历的却都是历史中的大事件。”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发表的是口述中的一部分内容，完整记录了刘敬坤先生八年全面抗战的经历。为读者阅读方便，我先把口述录音整理成文字文本，交给刘敬坤先生，他不顾八十多岁高龄，花费了很多精力增补和修订了一些重要内容，文中使用的人名、地名都是真实的。今后，我们还将继续这个课题的口述文字，希望能够多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我十三岁

　　我是安徽霍邱人。就在阜阳南边，靠淮河，安徽和河南交界。大概算安徽省内比较落后的地方。

　　我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十一月出生。我家是个地主，大概算中等地主。开一些作坊，先后有酒坊，油坊，粉坊，规模都还不小。

　　我六岁的时候，家里请了一位私塾先生给我发蒙，先生还带着他的儿子跟我一起念。在私塾，《论语》、《孟子》、《大学》我都读过，《古文观止》也读了，现在《古文观止》的文章还能背好多篇;也读《左传》，但没有读完。旧的书我还有点底子，但(那时)阿拉伯字母我认不得。

　　1933年，我10岁的时候被土匪掳走过，是河南的土匪，那个土匪头子叫张学良(不是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后来被枪毙了。我跟着土匪的人马走了大概有半个多月。被掳的人，就是绑票，有好多小孩子，土匪话叫“野子”，这两个字我不知该怎么写。经过很多周折，走到河南和安徽交界临泉县一个叫范集的地方，我逃脱了。以后才知道，如果一直跟着土匪，就会走到河南的“活地”，意思是土匪之地，你到这家，这家是土匪，到那家，那家也是土匪，跑不出来的，真跑出来，你也就成土匪啦。不过河南的土匪不掳河南人，从安徽掳人，他是兔子不吃窝边草。

　　我父亲是清光绪二十六年出生的，高小没有毕业，基本上算是半文盲。我读书全靠本族的最后一科秀才紫岫公，我管他叫紫岫公曾祖。我入私塾时，叫刘敬坤这个名字，就是他起的，我还有个堂兄，叫刘敬乾，学名也是他起的。因为民国二十年的大水，我断断续续耽误了两年，没能正式读书。大概是我从土匪那儿跑出来不久，父亲找到紫岫公，请教我和堂兄读书的事。他要父亲送我们到临水集敷文小学，他还把自己的一对竹子做的书箱送给我们，嘱咐我们继承刘氏宗族读书的香火，说：“刘氏宗族每一辈都出读书人，敬字辈现在只有你兄弟二人读书了。”

　　紫岫公说的这个敷文小学是民国初年兴办的新式学堂，当时蒋姓宗族的拔贡蒋子攀时任省议会议员，他联合刘姓族长舜臣公，周姓族人周香阁，把临水东岳庙的庙产硬挤出六十顷，收租作为经费，把东岳庙的房子划出一部分，办了敷文小学。由紫岫公出任学监。我父亲当年就在这里读高小一年级。蒋公子攀和紫岫公二人是霍邱西乡办理新式学堂的开创者。

　　民国二十二年秋天，也就是1934年。我进入敷文小学读高小一年级，也就是现在的小学五年级，我是和堂哥一起入学的。学校离我家几十里路，我们住校。开学那天，我们先给总理遗像三鞠躬，然后对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行三鞠躬礼。大概在学校给孔子行礼，我赶上了末班车。

　　1936年，我又到阜阳县立三清小学去念小学五年级的下半学期。学校旁边有一个县立国术馆，每天一大早，馆里的习武者们就在院子里跑步，边跑边喊口号：“收复失地，誓雪国耻。”还老唱一首歌，歌词我都听会了：“军人，军人要雪耻，我们中国被人欺，当年日本侵占我，东四省同胞做奴隶!起来我军人，快快复兴起，杀尽倭奴，恢复我山河……”据说这是冯玉祥的军歌。

　　记得学校的教导主任张灿周先生，曾被国民党逮捕过。这个先生思路很清楚，他要班上的同学每月一人出一角钱，合起来有三块多钱，定了一份《申报》，让我负责管。所以1936年绥远抗战②什么的我都清楚得很，对我影响很大。我们还订了一份周报，一份画报，一个礼拜来一次，我从报纸上知道了很多事。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有游击队。从1936年一直到1937年，一年的时间，《申报》的社论我都仔细看过。民国二十五年秋天，学校让我在教室前面的一块空地上栽花种草，我就自作主张把土地翻松，用大木棍在翻松的土上写了：“抗日救国，收复失地”八个大字，然后在字上撒下麦种，不久，麦子出了苗，整整齐齐地现出那八个字来。张先生看了很高兴，问我：“是谁教的?”我说都是从《申报》上学来的。

　　你想想，阜阳离南京很远，是个很穷、很偏僻的地方，可阜阳县城抗日的气氛已经很浓了。我的爱国思想就是这个时候形成的。说国民党抗战前毫无准备，不抗战，恐怕是不对的。

　　1937年暑假，我小学毕业，还没有离开学校。一天，学校来了一群人，在校园四处查看，校长悄悄对我说：“那个戴博士帽的就是军长，姓吴，是东北军的。”我看那位军长个头不高，有四十多岁。直到1950年后我在近代史所民国史室研究抗日战争史时才知道，这个军长叫吴克人，是东北军57军的军长。当时他的部队是从陕西开到皖北来的，吴军长在阜阳没住多久，“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就奉命开赴上海，到淞沪去阻击由金山卫登陆迂回要包围我军的上海守军。不幸吴军长刚到淞江正过河时，遭日本飞机轰炸，牺牲殉国。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抗战的高级将领。

　　另一件事，也值得一提。这一年的春天，皖北公路局开通了从阜阳到正阳关的公共汽车，我们叫班车。从距我家最近的南照集到阜阳九十里梅，车票是一块法币(这在当时是很贵的了，我在小学每月的伙食费只要二元五角至三元)。在此以前，我们到阜阳去上学，都是步行或骑毛驴，这是我第一次坐汽车。我坐在汽车上，好像没多大一会儿就到了阜阳;心里实在感到非常遗憾：这么一会儿就到了!一块钱就花完了!我们生活在小生产的环境，对于近代社会的一切都感到非常新鲜。

　　初级中学第一年

　　小学刚毕业，父亲就想让我到合肥去，考省立庐州中学，杨振宁在这里上过学，现在叫合肥一中。当时庐州中学的校长高达现先生是在法国留过学的，解放后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任教，和徐仲年先生合编过一部《简明法汉辞典》。那时的中学校长是和专员平起平坐的，行走都有提皮包的“跟班”。我们共有叔侄兄弟四人到合肥投考，只有族叔刘悦之一人考取，我们都落榜了。

　　从清朝开始，安徽有八个府：安庆府、徽州府、颍州府、宁国府、凤阳府、太平府、庐州府、池州府。进入民国后，最初是每府一所省立中学;到了国民党执政时，原来清朝的府制，基本上就是专区，设省立完全中学一所、省立师范学校一所，省立女中一所。阜阳属颍州府，就有这样的三所省立中学。

　　我回到阜阳，报考省立颍州中学。颍州中学的前身叫省立三中，插一句题外话，你知道新文学运动中有个《未名》③社吗?《未名》社里除了曹靖华以外其余的几个人都是阜阳省立三中毕业的，并且都是霍邱县叶家集人。据家乡来人讲，霍邱叶家集现在修了很大的“未名广场”，纪念《未名》社的乡先贤。

　　回过头来再说我考颍州中学。复试后，由校长亲自口试，还记得校长问的几个问题：你平时都看什么书呀?我说，看《三国演义》、《儒林外史》……其实我还看过《西厢记》，“碧云天，黄花地”什么的，我没敢说。他又问，你看过《三国演义》，你还记得那本书的第一句话吗?我说记得：“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校长大概对我的回答很满意，就点点头。这位校长叫苏家祥，关于他的事，我后面还要详细讲。后来我还是没考取，数学太差了。

　　上海有一个私立安徽中学，“八一三”淞沪之战一爆发就搬到阜阳来，我只好上那个学校。上海私立安徽中学是上海的安徽同乡会办的学校，后来才知道，学校的后台是国府委员柏文蔚④，他和校长、教导主任都是安徽人。学校迁到阜阳时，图书、仪器一样也没带来，完全靠收学生的学费租地盖房子，学生报到后，都住在三里湾粮行的仓库里，有些像开学铺的样子。这个学校的校长叫吕荫南，是老同盟会员。教导主任叫吕醒寰，是美国密歇根大学毕业的。吕校长有两个儿子都在学校任职，一个叫吕霞光，教我们图画，“文革”后，我从报上看到，他后来在法国留学，成为著名画家。他的另一个儿子叫吕霞先是初中部的训导主任，大概是进步青年，每天早晨带我们跑步，教我们唱《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到最后关头》什么的，还带我们去农村宣传抗战。教室还没盖好的时候，没法上课，把学生集合到粮行仓库，由吕霞先讲抗日课，完全像个抗战训练班。吕先生放声高唱：“向前走，别后退，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至今还响在我的耳边。

　　教室盖好后，开始正常上课。教国文的是王振华先生，她是李何林先生的夫人，北平人，讲一口京腔。她嫌我们皖北人讲话土腔土调，就为我们正音，我坐在第一排，经常被王先生叫起来提问，我讲一口皖北土音，先生听了气不过，轻轻拧一下我的耳朵。王先生有一天给每人发了一份讲义，油印的，有六张纸，是章乃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给青年们》。文章开头的一句话我还记得：“青年们，你们生在这个时代，太不幸了，也太幸运了。”王先生把这“太不幸”和“太幸运”足足发挥了两三堂课。我记得她说：你要勇敢地投入这个时代，就是太幸运了;你要消极逃避这个时代，就太不幸了。可以说章乃器的这篇文章是我人生观的启蒙课，王振华先生就是我启蒙的恩师。上世纪80年代我到北京史家胡同五号看望王先生时，她已不能说话。我自报姓名时，她点点头，意思是记得我。90年代，我也和章乃器的公子章立凡谈过他父亲的那篇文章，一再说：是章先生的这篇文章指引我迈上人生道路的。

　　私立安徽中学非常注重时事教育。上海失守时，教导主任王丹岑先生做过一次时事报告，说日本人这次在金山卫登陆，是沿袭明嘉靖年间倭寇骚扰东南沿海的路子：一支军队向北进攻包围上海的守军;另一支军队沿太湖南岸进攻吴江的平望，再进攻湖州、皖南。我在“文革”中到吴江盛泽我弟弟那里过春节。他住的前院有一个老人，叫张光大，是20年代东南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张先生告诉我：“日本人在金山卫登陆后，一支军队攻到嘉兴，由嘉兴乘小橡皮艇，经平望，再由太湖上去进攻南浔和湖州。”后来我研究抗日战争历史，看了台湾出版的张其昀先生的《抗日战史》，也是这个观点。事实的确如此：日军由太湖南岸进攻的军队，在攻下湖州后，直趋安徽广德，并沿青弋江而下宣城、芜湖，对南京形成大包围形势，先是芜湖在这一年的12月8日沦陷，然后才是12月13日的南京沦陷。前几年，我在近代史所遇到了曾任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长的郭汝槐将军，他参加过淞沪会战，问他抵御的情况，郭将军说：“我当时正率川军在湖州和南浔之间的什山抵御日军，大本营当时已看到日军要对南京采取大包围的形势，要求我们在什山挡住日军的进攻。但由于我们的实力和日军相差太大，没有挡住，还牺牲了一位高级将领……”

　　话讲远了，回到这一年我经历的最后一件大事。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第二天早晨升旗时，校长吕荫南走到台上哭着说：“同学们，我国的首都南京，昨天沦陷了!”吕校长刚说到这里就号啕大哭起来，然后一边哭一边说：“我们让先总理蒙羞，我们对不住先总理!”(先总理指的是孙中山)说到这里，他又是泣不成声。停了一会儿，他举起右手的拳头，大声喊道：“我们一定要和日本人拼到底!我决心把老命拼上去!”然后又说：“自今日起，学校停止上课，组织游击队训练班，不愿参加游击队的同学都站到旗杆台的右边;愿意的，排在左边。”只听“哗”的一声，大多数同学都往右边跑;向左的，只有稀稀拉拉不到一百人(学校当时有一千多人)， 我是站在左边最小的同学。不参加游击队的同学很快散去，我们留下的开始编班训练，吕霞先任队长，一位姓牛的童子军教练任教官。吕霞先走到我面前说：“你是游击班最小的同学，你为什么要参加?”我回答：“打日本。”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好，我带你们去打日本!”

　　这个时候，省立颍州中学的学生也都自行散学回家了，苏校长拦也拦不住。堂兄敬乾跑出来，找到我，让我和他一起回家。我说：“我不回去，我要参加游击队训练班，去抗日。”在我受训的第三天，正上操的时候，我发现我家的雇工杨大站在操场叫我的名字。杨大告诉我：“再不回去，你爷爷就派人拉你回去。”我只好向吕队长说明了这个情况，他说：“那你就回去吧!”于是，杨大给我挑上行李，我离开游击队训练班，回家去了。

　　我为了接受吕先生的教导，临走时到教室拿了许多粉笔，装在身上，沿途写了很多标语：“抗战到底?选”“淮上健儿武装起来?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杨大问我：“你在地上写的是啥?”我说：“宣传抗战。”他又问：“啥是抗战?”我说：“就是跟日本鬼子打仗!”杨大告诉我，我家佃户中的吴三抽壮丁抽走了。

　　刘氏宗族抗日自卫队

　　我回到家后，不久族叔刘淼云(字仲超，中央军校毕业，抗战后到军中任排长。)负伤回到故乡休养。族长刘舜臣高我四辈，曾在北京政府任过低级官吏，又在苏州住过多年，他家有一台大功率收音机，能收到重庆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我们隔两三天就跑四五里路到他家听晚间的广播节目。大概此时他接到上级的通知，要他以宗族为单位组织抗日自卫队。于是，刘舜臣通知我们组织“刘氏宗族抗日自卫队”，每家派一人参加军事训练，任刘淼云为教官，派族中上中学的学生在族人居住的村庄进行宣传。数来数去，只有悦之叔、敬乾、敬泰、敬典和我五人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就组成一个宣传队，由一个族叔(我已忘记了他的名字)带领。族叔每到一个村子就通知刘氏族人集合在晒场上听讲，我们当时还小，也没受过训练，不知该讲些什么。好在队长先说一个开场白：“从前都是换官不换民，现在跟日本鬼子打仗不一样啦。日本鬼子要来我们中国当官，把我们老百姓也不当人待。”我一听就觉得这个“换官不换民”的说法值得发挥，我说：“日本人到中国要大杀大烧，老百姓都不能安生。”刘氏族人对我们的宣传表示满意，每家表示愿派一个人到族长的大晒场去受训。

　　受训开始后，教官刘淼云喊口令排队，按班教练，我们五个中学生都当班长，每天早晨训练两小时，大概训了一个月，等刘淼云养好伤赴武汉报到后，训练就停止了。

　　这时，日军正由津浦线南段的嘉山、明光、张八岭向北进攻。霍邱县政府通知各乡组织乡自卫队，自带干粮、武器开赴张八岭前线，有步枪或手枪的都带上;没有的就带大刀、长矛。我外祖父是个中农，没有枪，我舅舅就拿了一杆长矛随大队开到张家岭。后来舅舅对我说：“哪里是叫我们自卫队去打仗!是叫我们去助威的。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在前线交火时，要我们在日本军队后面破坏交通，夜里让我到处叫喊助威。”没过多久，自卫队因没有供应，自行回乡了。我研究抗战史时，发现大本营还曾晋封过嘉山的一位乡绅为少将游击司令。日军由津浦线南段进攻徐州，迟迟不能得手，除了正规军的何柱国部猛力抵抗外，这些皖北各县的自卫队也是起了作用的。

　　旧历年刚过不久，一天被抽壮丁抽去的佃户吴三突然回来了。我就去问吴三怎么抽去的，怎么受训的，怎么开到前线的。吴三告诉我：“我大概是旧历九月间被抽走的，先到县里住了几天，一个人发了套军装，就编队送到专区的寿州，在寿州分班、分排、分连训练，我没名字，给我起了个名字，现在又忘了。在寿州训了一个多月，就发枪，也练过实弹射击;不久就开到南京前线。”我问他到南京什么地方，他说：“我什么也不知道，就知道过江后没多久就跟日本交火了。后来就从南京撤了，哪儿是撤，都是自顾自逃命，我推了一截子木头到江里，抱着木头慢慢漂到江北的崖上，碰着了好人，给我烤干衣服，又给我饭吃。我不敢在江边多待，一路要饭回到霍邱。还好，我到一处，只要说是从南京败下来的，都给饭吃，有的还给钱、给衣服。”我问他：“过江逃命的人多不多?”他说：“多，满江的人，像鸭子一样，日本人在崖上也开机关枪打，江里也死了不少人。我总算命大，没打着我，漂到了江北，跑回家啦。”

　　我们就这样离开了家

　　很长一段时间学校都没有开学，我只好在家写写字，看看书，看完了一部《隋唐演义》。听说第五战区青年军团正在阜阳招考学员，敬乾和敬泰都去应考了，我因为头部碰伤未愈没有去。敬乾回来说，族叔祖寿田捎信给我们：颍州中学开学了，还招插班生。第二天我即和悦之叔一起到阜阳去考插班的初中一年级。考试过后，苏家祥校长照旧对每一个同学口试，轮到我时说：“去年，你不是考得很好吗?怎么没考取?”我说：“算术不好，复试给复掉了。”

　　这样，我就插班进入安徽省立颍州中学初中部。前些年，有位颍州中学的老同学还和我开玩笑：“你是颍州中学的副牌生。”

　　哪里知道刚念了两个多月，到1938年的5月17日，徐州就失守了。

　　这时，台儿庄和徐州会战正在进行，阜阳已是濒临前线，公路上整日都是车呀、人呀繁忙得很，经常有日本的飞机飞过来，往公路上扔炸弹和机枪扫射。有一次，日机在颍中附近的农村投弹，把一个人的大腿炸得飞到了树上。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五月二十二日，我们正在吃中饭，学校通知，饭后不要动，苏校长有重要讲话。一会儿苏校长来了说：“上午，我同颍州师范的王校长去见李宗仁司令长官⑤(这时李宗仁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李长官同意颍州中学、颍州师范和颍州女中省立三校迁校河南潢川(当时五战区司令部也由徐州撤到潢川)。明天早晨3点钟起床，4点钟出发。”这简直是晴天霹雳，我们的思想毫无准备呀。当晚，我们也无心吃饭，把行李捆成捆儿，送到停在颍河的船上。一些学生不愿跟着学校走，就回家了。

　　第二天5月23号凌晨4点钟，月亮还很高，童子军教官站在校门口，要我们每人拿一根童子军棍，说现在可以拄着走，遇见野狗可以防身，我们每人都拿了一根，走出校门。这时麦子快要成熟了，曙光还没露出来，广阔的淮北平原显得异常安静，我们无声地走着，走着走着，远处有个同学轻轻唱了起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我们也跟着他一起唱，越唱越伤心。真是流着眼泪离开故乡的。

　　天亮的时候，我们已经从田间小路走上了公路。路上都是从徐州撤下来⑥的军队，有装满器材弹药的汽车，有骡子拉的炮车，炮车上坐了许多炮手。走了40里路，到了一个叫四十里铺的小镇。我听到天空上有轰轰的声音，抬头一看：“有飞机!”我高叫，别的同学也叫，大家一下子都散到路旁的麦田里。我数了数，共有九架。飞机顺着公路呼呼地从我们头上飞过去，飞到阜阳时扔下炸弹，离四十多里路能看到阜阳那边火光冲天。后来我们到了湘西永绥，苏校长的“跟班”李春晓告诉我们说：“有汉奸向日本人报密，说李宗仁正在阜阳指挥徐州的大军西撤。炸弹是冲着李宗仁去的，投了二百多枚。那天李宗仁确实在阜阳，正在颍中高中部楼上和苏校长谈话，是我给他们拿烟倒茶的。只是咱们高中部在城外，周围都是树，飞机没有发现目标。”

　　当天确定的宿营地是六十里铺，下午三点就到了。我和堂哥商量好，决定继续赶路，再走30里就能到家。大概下午6点多我们到了家，告诉家人学校要迁到潢川去，家里为我们的去留意见很不一致，父亲说：“都留在家里，不能上学，日本人来抓去怎么办?”大概是怕我们被抓走，家人不再争论。父亲那天晚上对我说了很多话，我因为走了一天路，太累、太困，听听就睡着了，不过有一句话我听得很清楚：“能念书就念书，不能念书就投考军校，将来带兵和日本人拼吧!”(说到此时，刘先生哽咽了)

　　第二天，母亲杀了一只鸡，又煮了过年时存下的腊肠。给我吃了满满一碗鸡，把腊肠切成段放在我的饭包里;父亲又把12块钱交给堂兄保管。吃过午饭，雇工杨大就陪我们兄弟二人往三河尖走(学校确定，第二天的宿营地是三河尖)。走了不到一里地，老远听见有个小孩喊我们，等近了，原来是我的胞弟，他一边喘着气，一边说：“妈叫我，要我把压岁钱都送给二哥。”我一数是2元5角。这样家里统共给了我14块5角钱。

　　1938年5月23日下午，我就这样离开了家。

　　你们都是不足三尺的童子，怎能执干戈以卫社稷!

　　我们在当天下午赶到了三河尖。第二天一早又出发赶往当晚的宿营地桥口集。第三天，我们的宿营地是固始县，记得当时年龄较小的同学集成了一伙，说：“咱们赶不上大同学，几个人一起慢慢走。”我们中年纪最小的叫齐仑，大概比我小两三岁，后来他在湘西永绥病逝了。走到桥集口，累了，我们就坐在路边休息，齐仑说他想家，说着说着就哭起来。我们几个人劝他，劝着劝着也哭起来。

　　终于到了固始县，我们在县中学住了一个星期，当时农村正在麦收，一些同学三五成群地去帮农民捆麦子，农民中午留吃一顿饭。我没有去，抱着一本《中华民国最新形势图》看，知道了阜阳到潢川的路径，也知道了在湖北和河南中间隔个大别山脉。

　　一个星期后，我们到了潢川，潢川明朝时叫光州直隶州，隔了潢水有南北二城，中通大桥，当时五战区司令部从徐州撤到潢川。潢川真是大军云集，南北城全是军人，许多左翼文化人也在这里，比如臧克家，许家屯正在这里的抗战青年军团当学员。我们住在了潢川乡下的樊村铺。正值梅雨季节，天天下雨，一出门，路上全是泥，一些同学聚在屋里推牌九。我没钱，也没兴趣，继续看地图，皖、豫、鄂三省的边界几乎都印在了我的脑子里，举凡县城、村镇我都能一一绘出。

　　一天，雨停了，学校通知我们到汽车站去听方委员、邵委员训话。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只见从潢川方向来了一辆小汽车，一前一后地走出两个穿中山装的人。苏校长说：“今天方委员和邵委员从武汉到了六安，又从六安赶到潢川给大家训话……”先是方先生讲，他讲得很短，因为他是桐城口音，我们这些皖北同学都听不大懂。然后是邵委员讲，他告诉我们，他是颍州中学的老校友，名叫邵华，在教育部工作;方委员也是安徽人，在教育部做党务工作。陈立夫部长(当时陈立夫任教育部部长)派他们来是要他们看看徐州失守后安徽教育界的情况。邵委员说：“从武汉出来时，陈部长交代说，能迁的话，先要把安徽的省立学校迁到武汉，再做安排。我们先到了六安，才知道颍州三校已迁到潢川，我们就从六安赶到潢川来，目的是动员你们迁校到武汉。”说到这里邵委员拍拍胸脯：“搬到武汉去，有困难就找我这老校友!现在潢川有人(指当时在潢川的‘左’翼作家臧克家)讲风凉话，说抗战时期，别人都往前方跑，安徽人却往后方跑。看看你们，都是些不足三尺的童子，怎能执干戈以卫社稷!”他又说：“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战争，也是中国和日本国两国的战争，不是两三年就能打完的。前方要打仗，后方还要建设。我们安徽全省大半都成了战区，怎么念书!现在给你们迁到后方去，也是给我们安徽保留念书的种子呀!”邵先生讲到这儿，哽咽了。这个场景我是记忆很清楚的。

　　在流亡的路上

　　我们从潢川到汉口，走的是什么路呢?基本上是现在京九线的潢川到麻阳那段路。10个人自由组成一个组，每组发五块钱买一辆柳木做成的木轮板车装运行李。每天走60里，每天发给每人两毛钱。我们这一组主要是霍邱的同学。大一点的在前面拉车，几个小字辈的每人拴一条绳子跟着车走，免得掉队被狼吃掉。

　　走到第二天，爬一个大山坡的时候，木头的车轴因摩擦起火了，山上也没有水，大家一起对着车轴小便，用小便把火浇灭了。(笑)不过木轴已经烧黑，走了一会儿就咔嚓一声断啦!各人的行李只好自己背。当晚我们到了河南经扶，就是现在的新县。实在疲劳呀，一进屋，不想吃喝，往稻草上一倒就睡着了。第二天睁开眼，“床前”已是一片汪洋，草鞋也漂起来，到门口一看，都是滚滚洪流。我们真怕被困在这里。老乡说：“这叫起鲛，不半天水就下去。”果然，不到中午洪水就退了，留下一路烂泥。

　　下一站是一个叫泼皮河的地方，过河的时候，我碰见了王先生，就是李何林的夫人，她正带着颍州女中的学生过河，背上背着她的儿子，那时她的儿子也就五六岁儿。一个妇女，带着儿子，还要照顾学生，很不容易呀，一直走到武汉，七百多里，都是山路哇!王先生真是个女强人，是“脚踏着祖国大地，背负着民族希望”的骄子。我问他的儿子：“那时你妈妈从安徽把你背到武汉，你晓得吗?”他说：“我还记得。”

　　说一句题外话，王先生认为，抗战时期的中华儿女绝不像《围城》里描写的那样，没有国家民族观念，她说：书里写的那些社会渣滓也许是作者世界观的反映吧。我曾经当过罗尔刚先生的助教，罗先生也曾在我面前骂过钱钟书：“抗战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哪里像他在《围城》里说的那样!你是一个小孩，才十三四岁就当了流亡学生，从皖北走到汉口，还自己背行李;我是穷研究员，我们都奔波了数千里到大后方去，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愿做亡国奴。他钱钟书自己没有抗战气味，所以才写出《围城》那种小说!”

　　过了泼皮河以后，沿路碰到很多难民，都是从凤阳、滁县过来的。难民每人胸前挂着一个布条，写着“难民条子”。开走的那一天，乡政府发的，盖有乡政府的印子，上面还写明难民的名字、年龄、性别，自何日起迁移。据难民说，自从发给你“难民条子”那天起，每人按60里行程计算，不论大人小孩每人每天一律发两角钱，凡相距300里处就有一个难民站，每到一站可以领一元路费。因为日本人在南京实行大屠杀，所以临近南京的滁县和凤阳，难民特别多，大多是城市或大市镇的升斗小民。我见到过有白发苍苍的小脚老太太，拄着棍子，一扭一扭地在路上走，也有大人用担子挑着小孩，比我小的孩子也得挑着担子走路。

　　一天，天还没亮，有个挑着担子的人大叫：“狼把小孩背走啦!”我看得很清楚，有个小孩趴在一个像狗一样的动物的身上，小孩的一支胳膊还被咬在“狗”嘴里。那人一叫我才知道“狗”就是狼，很小的时候曾听过狼凄厉的叫声，但从没见过，这是第一次。我们拿起童子棍齐声喊：“打狼呀!”边喊边追，谁知狼根本不怕，背着小孩和我们转圈子，相持了一二十分钟，天也亮了，农民跑过来才把它打跑，小孩的胳膊给咬下一块肉。农民告诉我们：“大别山里的狼很多，走路万万不要掉队，狼躲在山里，看到路上有人就会一齐扑过来。”

　　那天中午，我们走到一条大河边，见到几个工兵在桥上开凿洞孔，他们告诉我们：“你们走过后，今天埋好药，这个桥就得炸了。”这时有一大队炮兵开过来，是往前线去的，有一个炮车用三十匹骡子拉着，车上有一个很长的大炮，坐满了兵。有个兵高声冲我们喊：“小同学，你们到后方去，好好念书吧!我们去给你们打日本鬼子!”

　　走到湖北和河南交界的一个镇，叫中馆驿，带队的陈先生告诉我们：“有个方山子就隐居在这里，苏东坡的《方山子传》写到了这个地方。”我们正走着，有一辆吉普车开过来，停了下来，从车里走出一个年轻的军官，他一听说我们是颍州中学的，就说：“你们先停下来，吴师长给你们讲话。”车门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军官，高高的个子，他说：“在上海我就和日本人打仗，看来我这一辈子都要和日本人打仗!就是打一百年，也要打到底!”1995年，西安交大的一个老同学告诉我，这个吴师长的名字叫吴奇伟，后来当了湖南省主席，这个吴奇伟打内战时也是个健将。说国民党不抗日、不抵抗我看是有问题的，不准确，刚才我说的都是亲身经历的，被我们一讲好像抗战时国民党都是灰溜溜的。

　　6月中旬我们终于到了武汉。国民政府有个规定，难民不能过江到武昌。汉口的所有学校一律都改作难民收容所。每天向难民供应两顿稠稀饭。睡的地方随你便，找到哪儿睡哪儿。有个叫邓季宣的先生原来是省立宣城师范的校长，受到特别优待，发给他一张桌子让他睡觉用。这是50年代思想改造时，邓先生对我说的。

　　我们是集体迁校，可以过江住在武昌。学校有自己的厨房，保证一天吃三顿饭。

　　时间记不准了，当时我们住在武昌小朝街安徽旅鄂中学。我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有六架敌机炸开花园口。花园口决口，确实是我们中国自己决开的，但当时报纸上为什么又明明写着是日本飞机炸的?现在我也没搞清楚。

　　在武昌住了一个星期，正是“七·七事变”一周年，纪念活动搞得很隆重，夜里有游行队伍，我们跑到张之洞路去看热闹，游行的人大多数都是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训练团的学员，喊了很多口号，我记得有人喊：“蒋委员长万岁!”还有一个人喊：“斯大林委员长万岁!”我当时觉得奇怪，问身边的同学：“中国怎么又有一个委员长?”

　　第二天，我们又到汉口中山公园去看献金活动。我亲眼见到一位华侨穿着西装皮鞋提一大袋子钞票来献金，他先交了钱，又把一身西装都脱下来，脚上穿的皮鞋也脱下来，最后索性连钢笔手表都献出来，全身上下就剩下背心和裤头了，台下一片掌声。接着有黄车夫献金，乞丐献金，妓女献金……献金的人排了好长的队。

　　后来我们还参加了“七·七事变”一周年纪念大会。那真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一次大誓师，想起来，我有幸身临其境，感到无限光荣。

　　武汉空袭和苏联空军

　　“七·七”过后，日本加紧对武汉的空袭。夜里经常看到苏联的飞机和日本的飞机打起来，一边是红的(信号灯)，一边是绿的。在空中一上一下的互相喷射出红的火焰。我们不敢在屋里，躲在院子的一大堆木头的缝隙里。先生教导我们：“空袭时，要找到安全地方，躺在地上，要脸朝上，背朝下，如果胸部接触地面，炸弹对地面的震荡会把肺震坏。”

　　有一天中午，空袭又来了，我们都躺在湖边的一堵短墙边，只看到篮球场上像暴风雨一样翻卷起阵阵灰土，我问身边的同学：“这是怎么回事!”同学说：“是机关枪打的，就靠在墙边，不能动!”我吓得赶紧闭上眼睛，不敢睁开，只听到空中发出“哧—哧—”的声音，像烧红的铁块浸到冷水里一样，我闭着眼睛问同学：“什么声音?”他说：“是炸弹!炸弹!”我问：“有多大?”同学说：“像水桶一样!”

　　还有一天，我们到蛇山去玩，刚走到山底下，就听见拉警报。我说：“坏啦!咱们去防空洞里躲躲吧。”其他同学主张返回学校。要是听了我的，就完啦。后来我们再到蛇山，防空洞口已被炸得封死了，听说洞里的人都遇难了。我的族叔祖荫圃公唯一的一个女儿若之就是在这次空袭中遇难的。我们去看荫圃公，晚上回来时，路上没有电灯，一片瓦砾，走着走着就会踢到尸体，都是炸死的。从“七·七”后一直到8月，武汉到处都在炸。

　　有一天，我们来到武昌的南湖飞机场玩耍，看到很多外国飞行员，大夏天还穿着皮夹克，同学们都嚷着：“是俄国驾驶员，俄国飞机!”我清楚地记得，飞行员皮夹克的背上印着12个白色的宋楷字：“洋人来华助战，军民一体保护。”

　　提起这12个字，我还有一段独家史料可说。1995年，老同学、西安交大的谢麟阁听我谈起这12个字后，给我讲了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1937年12月间，苏联飞机已经到中国来了。这时有一架苏联小型侦察机飞到嘉山一带的前线去侦察，大概是中弹了，往回飞找个地方降落。结果飞到霍邱城西湖上空，降到了湖边的一块空地上。乡下人一看，飞机里走出两个黄头发的洋鬼子，以为一定是日本鬼子，一起跑过去拳打脚踢，打得他们躺在地上起不来。后来有位乡绅赶过去，仔细一看，不对呀，怎么头发是黄的?忙对人说：不要打，先不要打!赶紧派人通知县政府，县政府主任秘书是中央政治学校的毕业生，当然会英文，立刻赶到现场，用英语与他们对话，但“鬼子”毫无反应。心想，八成是苏联人。他只好先把两个“鬼子”带回县政府，四处打听，总算从高唐集找来一个曾学过一点儿俄文的年轻人，好说歹说把他抬到县政府。一问，他们果然是苏联人。县长赶快打电话报告阜阳专员公署，专员要求立即把两位苏联飞行员送到阜阳来。那时霍邱不通公路，也没有汽车，两个人都打得不轻，只能用轿子抬着去。可苏联飞行员坚决不坐轿子，坐轿子，太不人道。最后雇了三辆“小推土车”才把他们送到阜阳。后来军事委员会又派人把他们接到了武汉。经过这次苏联飞行员被乡民痛打事件后，军委会有关方面就想出在航空服上写字的办法。就有了我们看到的：“洋人来华助战，军民一体保护。”

　　民国三十一年十一月，我到重庆后，有一次路经白市驿机场，看到机场上停着很多飞机，也有很多外国飞行员，他们皮夹克的背上仍有那12个字。不过这时的洋人已经由苏联人换成了美国人。

　　随校去湘西

　　?穴纪念?雪“七·七”周年大会没过几天，《武汉日报》登了一条通告：教育部决定，成立国立安徽中学，校址设在湘西，由从六安迁到武汉的四个省立临时中学和从阜阳迁来的三个省立中等学校组成。同时又在武汉、长沙登记收容安徽流亡在两地的皖籍师生。校本部设在所里镇(今吉首市)，共设有11个分校，分布在从四川秀山至湘西洪江的城镇和乡村。

　　有一天，我见一个比我大的同学在捆行李，问：“你们到哪儿去呀!”他讲：“要到北方去。”我问：“干什么去?”他讲：“打仗!”我说：“你把我也带去吧!”他说：“你看你，还没枪高呐，你怎么扛枪，怎么去打游击?”我后来想起这个人的名字叫倪晓云。上世纪80年代，我和老同学谈起在武汉有同学去延安的事，他说：“是李何林住在旅鄂学校时，找同学动员的。”

　　我心里想，你不带我，我自己能想办法。我就去找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大概有好几个团：一团、二团、三团……我不晓得自己去的是哪个团，在各地招生，有专门的报名处，贴着告示。到了报名处，说我想报名，是颍州中学的。他说：“你来比一比，看够不够高!”我就过去比，他说：“你看，差这么多呐，小同学，你还是到后方念书去吧。”这样，我就跟着苏校长到湘西去了。当时有不少同学听说湘西是苗区，是瘴疠之地，不愿去，捆捆行李回老家去了。不过回家的人中只有一个人后来上了大学，相反我们随校到湘西的同学基本上都考上了大学，而且很多人考进名牌大学。

　　8月初，武汉大疏散，派轮船把滞留在武汉的难民分头送到宜昌、重庆一线，或湖南常德一线。据说难民船上实在拥挤不堪，竟把一些人挤到江里去了。教育部拨给安徽中学一艘中型轮船，根本装不下，学校只好又雇一艘小轮船，先把我们运到一个叫金口的地方。 大概当时中国的海军司令部就在金口。快到金口的时候，看到江面上停泊着很多军舰，我们准备靠岸的时候，日本飞机飞临上空，不断向江中军舰投弹、扫射，像夏天的大暴雨一样，炸弹落到水中，激起一丈多高的水柱。我们的小轮船只好往一艘大军舰上靠，军舰上不停地向我们打旗语，阻止靠近，不靠往哪儿靠呀，我们也顾不上那些了。离军舰还有不到一公尺的距离时，同学们就开始一个一个往军舰上跳，我小，又背着行李，也想和别人一样，一大步就跃过去，谁知左脚只碰到军舰船帮，右脚悬空，眼看就掉到水里啦，一个水手一把提起我的左胳膊，用力一甩，把我甩到了甲板上。就在他抓住我胳膊的一瞬间，我清清楚楚见到他的帽子上写着：“中华民国中山舰”几个字。

　　原来这艘舰就是著名的“中山舰”⑦。后来被日本打沉了，不是在8月份这次武汉空战中打沉的，是另外一次。10月25日武汉沦陷时“中山舰”被打沉。2003年11月，我由重庆到武汉住在老友沈自中家，沈兄问我想去看哪些地方?我提出要到金口看看修复好的“中山舰”。沈兄的女儿女婿就开车带我去了金口，一问，“中山舰”修复后，因为距武汉较远，参观的人很少，没有经济效益，只好用轮船拖到广州去了。

　　在金口住了几天，学校又雇了由一条轮船拖运的三条煤船，我们坐在煤堆上。航行很慢。不时有日本飞机沿江飞，从我们头上飞过，大概船太小，不值得作为攻击目标，一飞就过去了，算我们运气。好像船走了一天两夜，到了新堤(今洪湖市)，新堤有电灯，市面非常繁华。当时这里正流行痢疾，学校命令我们不准到街上吃任何东西，所以我们中没有得痢疾的。我记得现在台湾东吴大学任文学院院长的徐震兄，当时就患了痢疾，人非常瘦，拖着病躯到湘西。住了两个星期，学校又雇了一艘小轮船，继续南行。百十来个同学把船挤得满满的，船到嘉鱼县现在叫赤壁，我亲眼见到被炸飞的半条船，那船一半在岸上，一半没有了，船上的人恐怕是活不成啦。听说《新华日报》搬家的船也是在嘉鱼县附近被炸的，周恩来的堂弟就是那次遇难的。

　　我们的小轮船驶入洞庭湖时，导航台上挂起了三个黑球，表示风大浪高，不能过湖。船主为早一点到常德，多赚一点儿钱，不顾危险硬往湖心走。船过君山时，浪已经很大啦，再往前走，浪像山一样高，真是白浪滔天!小轮船好像一下子从山顶跌到山底，一起一伏，中午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我晕得闭上眼睛，基本是半昏迷状态。船老板不停地拉响汽笛，报警救援，听说还杀了一只公鸡，跪在船头不住地磕头。到桃源后船舱里的同学告诉我，带队的先生打开装体育器材的箱子，把篮球的球胆都拿出来，吹饱氧气，发给同学，抱在胸前，说万一船翻了可以在水里漂着，不沉。一直到下午两三点钟，风小了起来，船已靠近了洞庭湖西岸。快到常德时，我们看到有条木船底朝上漂在湖面上，显然是一条沉船。

　　第一次看到日本人

　　当晚，到达常德，我们就坐在船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晚上到了桃源附近一个叫姚河镇的地方，学生分别住在几家茶馆里，楼下是屋子，楼上四面敞开，楼板非常干净，后来发现，楼下常有一些花枝招展的女人晃来晃去，据说“茶楼的楼下都是妓院”。看来有这个可能。

　　那天，我们趁天晴结队到桃源游览。走到桃源女中围墙外，有位同学说：“好像陆军大学迁到这里了。”后来查证，陆军大学此时的确在桃源，代理校长蒋百里即由桃源到桂林，于民国二十八年阴历年前后病逝在宜山的。在桃源除了这所陆军学校，看不到一点儿战争景象。在姚河镇住了一二十天，我们又出发，往沅陵走。

　　教物理和数学的毕仲翰先生和我们一起等车，毕先生是留过东、西两洋的，很有学问。这时一辆卡车也停在了车站，卡车上站着一个人。毕先生用日语和那个人交谈了两句话，告诉我们：“他是个日本俘虏。”我们这些小孩子一听是日本人，拿起石头就砍过去，毕先生忙上前制止：“我们跟日本人打仗，但要优待俘虏，可不能打呀。”这是日本侵略后我第一次看到日本人。哦，还有一次，在潢川的一个书店里，我看到过鹿地亘⑧，是日本很有名的反战作家。那天我在潢川的书店里看书，也不知道鹿地亘是谁。有个人站在我身后，长的样子穿的衣服和我们一样，看不出有什么区别，那人和另一个人说了几句话就走了。那人一出门，书店里的人就说：“这是鹿地亘。”我听别人这样说，就买了一本鹿地亘的书，可惜我忘记那本书的名字了。战争爆发后我见到的第一个日本人应该是他——反战作家鹿地亘。

　　循着公路向西走，见一片茂林修竹，一条支路在竹林中穿过，我隐约看到竹林中停着好多坦克，大一点儿的同学说，这是中国唯一的机械化部队第200师。据说这些坦克都是苏联造的。我后来从资料上看到，第二年，200师参加了昆仑关战役，发挥了很大作用。

　　往后的路净是山，越来越难走。有一天公路被水淹了，我们在迷迷糊糊中以为走进了河里，其实是河水暴涨淹了公路。一天晚上，宿营在一个叫马底驿的地方，带队的先生告诉我们，周佛海⑨的老家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住在一个大户人家，很大，很多房子，院子里都是石条铺地，但没有人。据说这就是周佛海的宅子。周佛海当时是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二处副主任，抗战开始就是低调俱乐部的头儿，也是汪精卫的得力助手。大概他家里的人都到南京、武汉去了，一大片院落空无一人。

　　桃花源里可读书

　　终于到了沅陵，我们住在沅陵南门外的尚志小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房屋和教学设备都很好。沅陵这时还有一所辰郡联立中学，一所教会中学和一家教会医院;有电灯，还办了一份《抗战日报》，我还记得报头的题字是田汉写的，主持办报的是“左”翼作家周立波。上世纪80年代，师友王时风告诉我，当时他就在这个报社当编辑，报社实际上是共产党地下机关支部的据点，支部书记是陈其武的哥哥刘毓璜。这时，国立艺专和江苏省立医政学院也都迁到这里，中央政治学院迁到附近的芷江，很久以后我又知道此时张学良也软禁在沅陵凤凰山上。

　　9月下旬，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永绥。很快就开学上课啦。这时苏校长任国立安徽中学第二分校的分校长。校舍设在永绥东门外的张飞庙和傅壮肃祠，苏校长亲自督工修葺，把破庙改造成教室和学生寝室，又组织大家把一片荒坟开平当操场。这时学校实行全公费，每人每月五块钱，伙食费去掉三块半，剩下的由苏校长代为保管，需要买文具时，写报告给苏校长请批。

　　我们是三个同学坐一张长条桌，睡的是双层的大通铺，虽说条件不像阜阳那么好，但学习环境安静，生活很安定。我们此时都升入了初中二年级，教化学课的先生还给我们做过化学实验呢!因为没有电，物理实验不能做。每天都上晚自习，点的是桐油灯，油烟特别多，等下了自习，鼻子就熏黑啦。没有墨水，钢笔不能用了，就用毛笔写字，英文都是用毛笔写。吃饭睡觉都在教室，以学校为家，也没有放假和不放假的区别，横竖出不来，反而学得很专心。我们都会水，还可以到河里玩耍。课本都是抗战前的，英文课本还是中华书局出的。我那时的英文水平很差，连y和z都认不准。开学后，拼命学英文，早晨四点多起来，点着蜡烛念，一学期学下来，我的英文就排在前面了。

　　到了1939年秋季开学时，学校已经盖了一些茅草教室，我也升入初中三年级，师资力量雄厚：国文先生是国文大师黄侃的入门弟子，叫徐心逸，音韵学家，教古诗词，也教古音。我那时太小，不知古音为什么这样读法，先生也没有教。英文教员柳子范是安徽凤阳人，老东南大学梅光迪⑩的得意弟子。他要求我们跟他讲话必须用英语，我们不愿意，他说：“那不行，就是要说。”初三时他就教我们看英文小说，我在那时候看了好几本英文小说。不过我的数学还是不行，从小就没学好数学，很费劲的。物理教员毕仲翰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也在牛津学习过，上课时从来都是西服革履，不带任何书，黑板上的板书大多用英文写，教得非常好。这个人本来是共产党，北伐以后要抓他，跑到日本在早稻田待了一些日子，还有人抓他，又跑到英国，和吕叔湘他们在一起，他家很有钱的，抗战国共合作后国民党立法委员陈紫枫作担保，才允许他回国，后来在重庆大学当教授，解放后是西北动力学院的副院长。“文革”中他受过很多苦，让他在寿县放牛，他老家是我们安徽寿县的，听说是饿死了。

　　在这里，我还要专门说说校长苏家祥先生。苏家祥先生是安徽颍上人，毕业于省立第三中学，和我族叔祖荫圃公是同班同学、“换帖”的朋友。后来他们又同时考取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抗战前苏先生已经是省立庐州中学的校长了。民国二十六年，苏先生从庐州中学调到颍州中学当校长。以后就爆发了抗日战争，他是我们颍州三校从阜阳迁往武汉的主要负责人，也是在武汉成立国立安徽中学的主要成员。抗战八年中，他共建了三所学校：第一所就是我在前面谈过的国立安徽中学初中二分校，我们在永绥的所有生活和教学都是苏先生日夜操劳、苦心经营的。第二所学校是国立第八中学高二部，他担任主任，相当于高二分校校长，他接收时，学校在湘西乾城的一个小镇，教学和生活条件很差，苏先生又是苦心经营，把永绥破破烂烂的文庙修葺一新，把高二部迁到了永绥。民国三十年暑假，教育部任命苏先生为国立茶洞师范校长，茶洞在川湘两省交界处，就是沈从文写的《边城》的那个地方，是苗区。教育部在这里设立国立师范学校，显然具有民族师范的意义。苏先生以当时已撤销的国立八中初中三部教师和一部学生为基础，在茶洞镇大兴土木，兴办了他在抗战中办的第三所学校——国立茶洞师范学校。苏先生什么时候参加国民党，我也不太清楚，他的确是国民党党员，而且当过国立八中的区党部书记，但他一生都在办教育，为我们民族的教育事业做了很多贡献。1950年镇反时，他因当过国立八中区党部书记而被逮捕，判15年徒刑。这实在是个冤案。

　　三千里运书

　　有一件事要在这里提一下，1938年苏校长宣布迁校后，他一面安排全校师生徒步去潢川，另一面要留校督率员工把学校的图书仪器装箱，大概装了三四条大船，由阜阳起航，沿颍河到正阳关，转入淮河，逆水而上，驶向潢川，押船的是范怡初先生。谁知船到潢川时，队伍离开潢川，往武汉去了。范先生立即带着“图书馆”沿淮河继续驶向信阳。临行前苏校长向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要了一张车船征用证，给范先生带上。到了信阳范先生拿出这张车船征用证，向信阳火车站要求调拨车皮，将书和仪器弄到火车上运往武汉。到了武汉，国立安徽中学已经成立，校址定在湘西，他又雇几条木船把图书和仪器搬到船上，沿长江上驶;到了新堤，船家不愿过洞庭湖，只好再雇轮船拖带木船过湖，总算到了桃园;范先生一打听，我们已经启程到沅陵了，而且还要转到永绥。他又继续追，船行到酉水，必须换小船，只好再装装卸卸地折腾，酉水一带向来是土匪活动的地区，范先生的船半路上遇到土匪，土匪一看，那么多箱子，一定有很多宝贝，要开箱取宝，范先生急中生智，拿出几个球胆吹饱了氧，土匪都是山野之人，没见过世面，一看球胆往地上一拍就跳起来，以为是无价之宝，都争着抢球胆，走的时候对范先生说：“有人再查你，就说××大爷查过啦!”

　　辗转三千里，范先生终于在当年的十月底把颍州中学的“图书馆”和教学仪器全部运到了永绥。在湘西偏僻的山里，我们能有一个很书香气的读书环境，真要感谢苏校长和范先生呀!

　　上初三那年，图书馆就设在翠云山下的尼姑庵里，开架阅览，还记得有许多原版的英文书籍，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全套《万有书库》，有韦尔士的《世界史纲》、章钦的《中华通史》，还有《申报》、《大公报》、《新青年》;鲁迅、茅盾的书，叶圣陶的书。

　　升入高中后我开始每星期都到图书馆去，有一本杂志叫《天文台》，是个军事评论杂志，陈孝威主编，我经常借来看，很好看。还有《大公报》，隔几天就来一次，看《大公报》眼界很开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八不主义”就是在这个时候看的;像《易卜生选集》、《茶花女逸事》这一类西方文学作品也是在这个时候读的;《论持久战》也看过。这个时候我知道了图书馆的价值，简直就是思想的宝库。

　　记得我在初三的时候，有个同学可能是国民党三青团的，他给我看过一份杂志叫《良心话》，后来我查过目录，是有这个东西。我只看过一次，忘记是哪一期啦，说毛泽东和江青是“两个旧家伙，拼成了一对新夫妻”。(笑)是三九年秋天，这句话我记得最清楚，一点不会记错的。后来我知道这是军统办的刊物，是个特务刊物。

　　应该说在抗战的八年中，我一无所有，穿草鞋，衣衫破旧，但是我却受到了非常好的中等教育。

　　大后方的软肥皂

　　我插讲一些大后方的情况，现在一讲起后方来国民党好像只有贪污腐败。国民党是贪污，是腐败，是无能，但是抗日战争民心没有动摇。这个仗如果再打下去，也没问题。我有一句话：国民党的再生能力是很强的。

　　举几件事你就知道了。进入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物价就开始上涨，我们的贷金每月增加到了7元，全部用在伙食上面;每周一次的红烧肉已改成肉丁炒豆腐干和黄豆。至于肥皂、牙膏早就没有啦。后来点汽灯用的煤油买不到了，刻蜡纸的钢笔买不到了，写字用的钢笔尖、蓝颜料也断档了;篮球排球打坏了，无处再买，洋布成了稀有之物。到1940年，物资到了奇缺的地步。不过这些都没有难倒我们。

　　你晓得不晓得，湖南有种茶油，化学课的先生教我们用当地的碱水和石灰一煮，变成氢氧化钾，再加入茶油煮就成肥皂了，跟糨糊一样，装在罐子里，这种肥皂不起沫，但去灰，我们叫软肥皂，那时我们都会做!当时还发明了一种植物油灯，用铁皮做的灯座盛油，也是玻璃灯罩，亮度和战前的煤油灯一样，植物油的主要原料是茶油。还有汽车用油，没有汽油改成柴油，后来柴油也没有了，政府规定，商车必须改成烧木炭的木炭车。车的前身安一个很高的木炭炉，靠木炭燃烧产生的气体发动机器，车行很慢，上坡的时候需要不停地摇动鼓风机。公家的运输车用一种代柴油，就是把石灰和桐油放在密封的容器里，加高压、高温后，变成黑色的代柴油，(汽车)一发动哐啷哐啷响，冒出很浓的黑烟，但车速挺快的，停车的时候一定要停在下坡，靠坡度带动机器发动。民国三十一年后，重庆出现了固体牙膏，一种装在小玻璃盒里的牙膏粉，牙刷在上面蘸一点儿就可以了，也很好。学校不是没有钢板、钢笔和蜡纸吗?化学先生就指导我们用毛笔蘸鸡蛋清在蜡纸上写字，也可以印出来。用桐油跟锅灰一和也可以当油墨用。这时，已看不到白报纸，我们用的中学课本都是土纸印刷的，颜色是青灰色的，不过很清楚。报纸用一种更薄的土纸，拿起来透亮的，你见过吗?这么困难，没有停过报呀。抗战前每年要出一本《中国的政区》是铅印的，到了重庆印不起就用石印，后来石印也没啦，油印。

　　重庆在抗战期间有两种大工厂都是从下江迁来的，一种是兵工厂，好几个兵工厂;一种是纱厂、织布的布厂，重庆从化龙桥、李子坝起，一直到瓷器口，沿着嘉陵江有许多纺织厂都是供应军需部门的。最大的一家兵工厂是在瓷器口的第三十五兵工厂，俞大维当时是军政部兵工署长。据老友潘君拯回忆：“当时我从上海跑到重庆，那真是费尽千辛万苦，到重庆交大读书，读机械系，我在瓷器口兵工厂实习过，机器都在山洞里，车间也设在山洞，有生产流水线，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重庆城没有柏油马路，都是砂石路，但很干净，整个来讲还是有秩序的。我们不能只看到(一个方面)，(当时国民政府)克服困难的办法(是很多的)，我有句话：这说明国家机器没有停止运转呀。有些书把大后方写得一塌糊涂，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国立第八中学

　　1940年夏，我初中毕业。初中升高中本校也要考试哩，我考取了高中二部，大概还有好几个同学没考取，没考取的就到师范。高中部后来也迁到永绥，叫国立第八中学。关于国立八中，我要在这里多说一点。

　　1938年7月我们颍州三校和四所省立临时中学从安徽迁到武汉后合并为国立安徽中学。校址设在了湘西永绥，为什么要设在湘西呢?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十一月，张治中调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他深感湘西教育太落后，整个湘西三府只有沅陵有一所辰郡联立中学和一所教会学校。张治中是安徽巢县人，这时不少安徽人逃难到长沙，张治中从中得知安徽的七所省立中学迁到了武汉。张治中赶快电告在武汉的教育部，约请迁汉的七所中学校长到长沙商谈在湘西设校的事，双方一拍即合，这样就决定迁校湘西。国立安徽中学名誉上的校长是原安徽省教育厅长杨廉，实际工作的是原省立庐州中学校长高达现先生，不久，这个职务由邵华先生出任。还记得邵先生请一个擅古文的国文教员写了一首校歌，谱曲的是刘天华的弟子张中之，张先生是二胡演奏家，原来是中共地下党员，被逮捕释放后，为国民党写了一些歌曲，解放后在常州被捕，判刑15年。

　　1938年11月，国立安徽中学更名为国立安徽第一中学。1939年3月，民国政府通令各国立中学，按成立先后为序，编号国立第一中学，第二中学……国立安徽中学是第八个成立的，便称国立八中了，校长是邵华先生。

　　抗战时，教育部共成立了二十二所国立中学，都设在西北的陕西和甘肃以及西南的四川、贵州和湖南。我的老同学李煜，其父当过凤凰县长，对国立中学的情况比较了解，他说：“国立中学的前十四所都是由各省立中学的教师和学生原班人马组成，教学质量比较好，后面的八所就比较差一些。国立八中在十四所国立中学里，算是中等水平，办得最有成绩的是国立第二中学，是以江苏的扬州中学、淮安中学和徐州中学的师生为基础的。”这些国立中学基本保存了抗战前我国中等教育的主体。我在中央大学做过一个统计，中大当时有三千多学生，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国立中学毕业的。

　　国立八中的学生主要来自安徽、湖南和川东。在抗战时期的国立学校中它的规模恐怕最大，有11个分校及一个校本部，有初中部、高中部、女生部、师范部等，校舍分散在湘西、川东的六七个县内。国立八中还有强大的教师队伍，很多教师都是国外著名大学留学回来的，很多学生后来都成为著名人士。我所知道的唐德刚、聂华苓、刘昌平(原台湾《联合报》发行人)还有朱镕基总理都是国立八中毕业的。

　　第一次听说有个“马克思主义”

　　上高中以后，我的思想开始变化。《新青年》杂志，鲁迅的书都对我发生了影响。同族的悦之兄寄钱到香港，买来一部李何林的《中国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这部书对我思想的向“左”倾起到关键作用。40年后，我去看望李何林夫妇时，李先生特将这部书送给我作为纪念。

　　回想起来，从初中三年级开始，我们学生中就有政治上的不同倾向了。1939年暑假我上初中三年级，邵华先生利用假期办过一个暑训团，各班都抽调三四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前往受训，我们班也有几个，受训时间有两个月。据参加过训练的李炳均回忆：“受训结束时，由邵华先生做介绍人，一律参加国民党，并且还要在入党申请书上按指拇印。我是跑到茅厕里，按了一个脚趾大拇印。是邵华带领大家宣誓的。按国民党规定，凡是由中央委员介绍入党的，都编为特字号党员，但不是特务。”受训回来的同学带着任务在同学中发展党员，确实我也看过有填表申请入党的。从那时开始，同学中闹起“狗子”问题。如果有同学讲了不满的话，过不了几天，学校就在大会上点出来。大家开始怀疑同学中有奸细，参加暑训团的人最危险，当时不知道有“特务”这个名称，称奸细为“狗子”。据说狗子每月可以拿到与伙食费同样数目的津贴。后来大家发现参加暑训团的国民党党员并不一定都是“狗子”，有一些是学校花钱雇佣的探子。

　　有一次，同班的齐国铭?穴年长我两岁?雪，约我到河边玩儿，对我说：“我哥哥，北伐时在东南大学念书，是学校的共产党负责人，被孙传芳抓去枪毙啦。”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确实有他哥哥齐国礼的遗像。齐问我对国民党怎么看，我说：“《论语》上讲的，君子群而不党，我才不参加那个鸟东西。”不久，发生了一件事，我前面讲过的徐心逸先生，有一次在课堂(黑板)上写了一个繁体字的“党”字，然后说：“你们看党字是怎么写的?是尚字下面加个黑字。党是尚黑。”我听后大受启发，在班里到处讲：党尚黑。大概受过训的同学汇报了。训导主任柳子范先生叫我去谈话，问我，你为什么这样胡说!我说：“党字本来就是尚字下面一个黑。”主任笑呵呵地说：“你知道得不少呀，以后好好念书，不要再胡说啦!”

　　从1940年开始，学生中又开始闹出“思想问题”来，经常传言，某同学有思想问题，某同学因为思想问题关到校本部反省去了。我们从皖北来的同学，土里土气，思想保守，很少听说哪个人有思想问题，我当时被同学目为阮籍、嵇康类的人物，排不上号儿。不过，我那时非常心仪有“思想问题”的同学。

　　后来我们听说在女高部读书的柏心锦(现名柏培师)到延安去了。邵校长在大会上说：“柏心锦跑到延安去了，她是柏老先生的女儿，柏老先生是中央常务委员，又是国府委员，柏老先生都不管，我怎么敢管!”这是我在当时听到的、最大的关于共产党的新闻。到了这一年的9月份，有个叫方敦德的同学在夜里跑了，传说他是因为共产党问题跑的。

　　1941年时，有一个同学叫许才贵，解放后在新疆步兵学院当政委，病死了。他当时就是共产党，班次比我高，年岁比我大，我和他们比较接近，他经常叫我们出去，给我们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还讲雷峰塔为什么倒塌……这些事。还有一个同学叫储可久，跟我同班，比我大四五岁，他全都懂，共产党、“否定之否定”、“对立统一”什么都懂，懂得很深。姓许的同学可能是想培养我们几个，我是最小的，我根本不知道这一层，糊里糊涂的。

　　胡风不是办了一个杂志叫《七月》紜{1}吗?这时，我向同学借一点钱，定了一份。重庆的《新华日报》大概是根据《七月》提供的地址，一个礼拜给我寄来一卷报纸，免费的，一个钱不要。我从那份报纸上才明确地知道，有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斗争的问题。我看《新华日报》的事被学校查出来啦。还有巴金的《家》，那本书当时也不能看，我看完后借给另外一个人，被发现了，同学说是我借给他的。这样，我上了“黑名单”。

　　1941年底，又出了一件事，高二部因为伙食问题闹学潮，许才贵是领头人，储可久也参加了，我参与了一些宣传工作。呵!这个事可闹大啦。学校说这次闹事是共产党从中鼓动。部主任王贤敏先生在会上除了点名批评许才贵和储可久外，还说：“你们这次闹事，竟有某先生的子侄从中鼓动。”同学都知道这个“某先生子侄”指的就是我。我的一个远房叔祖父，叫刘荫圃，我叫他四叔祖，小时候念书都是靠他。他当时是这个学校的教员，武汉高等师范毕业，跟校长邵华和王贤敏是好朋友。那天会后，我跑到叔祖父面前，想解释一下，他一看到我就大声训斥道：“你生就是个共产党坯子，跟毛泽东一样!你这也不满，那也不满，将不知伊于乎之!”大概他估计我是共产党，他说：“以后你做再大的官，我也不找你;以后人家杀了你，砍了你，你也不要来找我!”

　　1942年2月初的一个晚上，已经升任副校长的部主任王贤敏先生把我叫到办公室谈话。这个王贤敏是原来颍州师范学校的校长。他对我说：“我在北伐时也信仰马克思主义，后来我知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行不通，所以改信三民主义了。你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不反对，就是你还没有认识到马克思在中国不能实行，你和你要好的同学还都迷在马克思上面。”王先生还对我说：“你看那些左派写的书，学校都晓得，你还有不能示人的日记，我们也晓得。你四爷(指我的叔祖父)是我在武高时的老同学、老朋友，你四爷和邵校长也是好朋友。怎么你不跟四爷走，却去看左派的书，提倡普罗文学。”

　　第一次呀，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还有个“马克思主义”，我想王主任说马克思主义不好，那这个马克思主义一定就是好东西。其实，我什么也不懂，我还没把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接上号呢，共产党是我向往的，但它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关系?我当时一点也不晓得。

　　勒令转学

　　要不是柏文蔚(我)就被开除啦。柏文蔚，就是那个国民党元老，安徽寿县人，民国元初年曾任安徽都督，和熊克武在川东、粤西一带活动，在湘西名声很大。柏老将军抗战时就住在永绥。他的小儿子心翰兄从初中二年级到中央大学毕业一直都是我的同班同学。有一次我在街上碰到柏老将军，他当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留了很长的胡子，他走到我面前，拍拍我的头：“你们流亡在这里念书，父母都没在身边，我是安徽人，当过安徽都督，我现在就是你们的家长，有什么事就来找我吧。”我们学校有个教英文的老先生叫单涤凡，有一天他悄悄叫一个同学送话给我们：“事情闹大啦，学校要开除你们，去找找柏老先生吧。”柏文蔚知道了这件事后就火儿了说：“不许开除!都是流亡学生，开除到哪儿去!是让他们饿死!”王主任得知后就把对我们的处理办法改了，我是勒令转学，许才贵他们四人是到校本部反省。本来是要开除的，结果被柏文蔚拦住了。

　　就是在那一天谈话结束的时候，王主任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条来，说这是邵校长对你下的手令，过两天，有人送你到所里。那个手令我还能背下来：

　　“兹勒令高二部学生刘敬坤转学高三部，此令。”下面是邵校长的签名。

　　那年我17岁。

　　我们被一个叫金家淮的学生押送到所里校本部。校长办公室的负责人严厉地斥责我：“到高三部去，好好念书，不许再胡说八道!”这样我就到高三部二年级甲班上课，许才贵等四人在校本部“坐黑屋”，“坐黑屋”很像今天的隔离审查。

　　我们学校有个特点，安徽教育厅的厅长杨连是复兴社系统的人，所以原来安徽的教育界都属于复兴社系统。邵华到国立第八中学当校长后，设法把原来复兴系的人变成CC，如果不加入CC他就把你挤走，邵华这样一弄，两派矛盾很大哩;还有一批人是进步的，周立波是我们学校地下党支部的负责人，周立波不在我们学校工作，但却是一个支部的，那时党员很少，也就是一两个吧。你知道王时风吗?死掉啦，他是负责管理湘西机关支部的，蒋南翔的同学。他们在学生和先生中发展党员。

　　邵华先生是个党棍，很厉害，被他查出来就麻烦。有一个先生叫刘毓璜，是陈其武的哥哥，在共产党里很重要的，被邵华发现了，?穴就?雪派人把他抓起来，送到陈诚那里。要不是张治中出来保，他就被枪毙了。据说这个先生在放出来前写过一个自首。1949年后，在南京大学我们是同事，按说有这样的历史他应该算叛徒，要挨整呀。1952年院系调整时，他说自己不是党员，因为只有这样，自首的事才不会暴露，也不会说他是叛徒。这引出了一件麻烦事：他曾经在本地发展过一个党员，解放以后要提拔这个人当地委书记。有人来外调，问他是不是介绍过这个人入党，他说他根本不是共产党员，这一下把别人坑啦，人家不是成了假党员?南京大学还不错，跟外调的人说，这个老先生年纪大，有点糊涂，把事情混过去啦。不然那个地委书记不是麻烦!“文化大革命”后老先生又想恢复党籍，他知道我清楚他自首的事，他对我说：刘先生，你说那个条子(指自首书)的事怎么办呢?”(笑)

　　1942年夏天，许才贵高中毕业了，他走的时候对我们说：如果学校开除你们，就去桂林，找萨空了。我对这个名字记得很深。他说找到萨空了就找到他了。萨空了当时是干什么的我就不知道啦。许毕业后不久，11月，学校就把第二号人物储可久开除了。他因为看不惯两个有钱学生的行为，在一次争吵时，打了其中一个人一巴掌。邵先生抓住这个理由，挂牌把储可久开除了。我气不过，去问训导主任汤启仁先生：“八中学生打架的事多的是，为什么储可久打了别人一巴掌就给开除啦?”汤先生非常友善地告诉我：“这都是校长的意思，按说同学间打架，顶多是记过，现在是校长要开除，你们都是校长直接管的学生。”储可久被开除后，汤先生给他带了一封信，让他去重庆找国立江津九中的邓季宣校长。

　　储可久一走，我感到我的命运犹箭在弦上，邵华先生的弓一拉，就把我射出去。在高三部学习期间汤先生发现我领悟能力很高，有学好古汉语的基础，就让我每天晚上到他的办公室，单独教授，从荀子、韩非子一直到康有为都讲过，他说今后我进了大学可以研究先秦诸子。有一天晚上，我照常去听汤先生讲课，还没讲课，汤先生叹了口气对我讲：“我早几天就接到校长的通知，说看在你四爷的面子，要你退学，也不挂牌啦，这叫默退。你自己看看最近什么时候，离开高三部吧。”他又叹了一口气，补充一句：“这是校长的命令，没开除你已经是对你不错了。”当晚，汤先生没再讲课，我们彼此都很怅惘。

　　第二天一早，汤先生交给我三封信，一封是给方治的，另一封给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印维廉，还有一封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吴某。他说你去重庆找他们吧。我拿着信和汤先生批条子退给我的两个月的伙食费(二百余元)离开了学校。

　　我在总裁室吃了一顿饭

　　我只好到重庆去。先徒步走了五十多里路到茶洞镇，又搭车到龙潭。然后准备拦一辆汽车。你要知道，拦一辆车需要很多钱，我哪儿来的钱呢!就等呀等呀!车子一辆一辆地过去了，天黑的时候，总算有一个司机把车停下，这个时候就看出中国人的凝聚力来。司机说：“今天你运气好，上车，上车!坐我的车，我不要你钱，到地方吃饭住宿你跟着我。”我讲，“那行吗?”他说，“行啊。”头一天晚上住在了酉阳，吃完了饭，他唉了一声：“我是南京人，抗战开始那年正好中学毕业，本来想考大学，那个时候要抗战呀，谁还上大学。我就考了辎重兵团学开汽车。”(因为搭他的车时，我说是高中毕业，要到重庆去上大学。)他又说：“我这辈子是上不成大学了，一听你是去重庆上大学，我就想尽量给你帮助。”他讲：“再往前我就不能送你了，我给你雇了条船，交了钱，你坐这个船到涪陵就能到重庆。”他还给我写了一张条子，留下他家的地址，说他家住在重庆南岸，到了重庆有困难就找他。可惜我当时太不懂事，没有很好保存这张纸条，这个人的姓名我也记不清了。

　　在船上我又碰到一个老人，姓覃，“西”“早”覃。他的儿子是中央军校的少将，派一个勤务兵一个副官去麻阳接他父亲。老人见我是个学生，一路上很照顾我，问我到哪里去，我说我是国立八中毕业的，到重庆上大学。他说那你住哪儿?我说还没有地方。他说，这样吧，你到了重庆先到我儿子的办公室住一夜吧!临别时老人对我说：“忧劳可以兴国，逸娱足以亡身。青年人，只要能经住磨难，有前途。”这位老者肯定早已作古，但他对我说的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到了重庆我一个人也不认识，真的就在他儿子办公室的地板上睡了一夜。我身上只有七块钱了，四块钱一斤大饼，三块钱的公共汽车。大饼吃下后就没钱啦。走到沙平坝，碰到毕仲翰先生，他告诉我苏家祥先生也在重庆呢，住望江楼旅馆。第二天我在重庆望江楼旅馆见到了苏先生，他给了我十块钱，要我赶快把行李搬过去，在他房间的地板上住几天。苏先生还告诉我储可久在青木关八庙塘进修班念书。 我一出门正好碰到邵华校长到苏先生这里来，我立即给邵先生鞠一个躬说：“邵校长，我是刘敬坤。”邵先生“哼”了一声;我又说：“我在高三部不能念啦，现在跑到重庆。”邵先生又“哼”了一声。这两个“哼”声实在刺痛了我，我感到受了很大侮辱。1949年6月8日，我在中共南京市委党训班学习交代个人历史问题时，确实说过：“我和邵华有不共戴天之仇。”

　　第二天我一路打听，找到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紜{1}把信交给传达室。一会儿，印维廉先生出来说：“你是汤先生的学生，根据汤先生介绍的情况，我们这里不能用你，你还是另谋高就吧。”

　　我没办法，就跑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去找方治。他办公室的外面有个小屋，佣人站在门口说，你坐在外面等着。我一看出来进去的人穿着很讲究，也有穿军服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我坐在最后面，穿着破棉军袄、单裤和草鞋，十二月天穿这样的衣服，冻得我呀……佣人走过来说：方先生叫你去呢。方先生一见我就说：哎，抗战青年。他已经看到汤先生的那封信，知道了我的情况，他说：我想你不是共产党，不满意现实就是共产党?我就不满意现实。我看你还是继续上学吧。他就写了一个条子，写给教育部一个叫赵英杰的人。他把条子交给我后问：“你吃饭了吗?”我讲：“没吃。”他说：“好吧，我这份儿工作餐你吃吧，不够就到外面再吃一点，我出去吃。”那份工作餐是：一大碗饭，一碗汤，一盘菜。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府，吃完就往外走，佣人拉住我说：“哎，别走，回来!方先生走的时候讲了，给你20块钱。”我不敢要，20块钱够二三个月的伙食费哩，这么重。我问：“这地方是干什么的?”佣人说：“你看看外面的牌子。”我一看上面写着：中国国民党总裁室。他说：“方先生是总裁室的秘书。”也就是老蒋的秘书呀。就这样，我在总裁室吃了一顿饭。

　　又碰到了邵华先生

　　我从朝天门，走到上清寺，再到小龙坎，过瓷器口，翻歌乐山，到了青木关教育部战区流亡学生招训处，找赵英杰。赵英杰一看那条子，哦，方先生来的。原来你是哪个学校的?我说是国立第八中学。他说：那就改个名字。他给我开一份证明，盖上章，证明上说：我从沦陷区来到重庆上学，路上遇到土匪，证件被抢走。有了这张证明我就可以进教育部办的流亡学生进修班。进修班的学生很多，北方来的，上海来的，各地方来的人都有。在进修班训练一下就给分到各个学校去。我改了一个名字，叫刘苕生。取意“朝闻道，夕可死也”，改“朝”为“苕”。后来在南京大学还有人叫我刘苕生。我就这样混到青木关八庙塘战区流亡学生训导处进修班。后来我听说，实际上这些来登记的学生，十有八九都是后方各国立中学因为打架闹事开除的学生，有因盗窃被开除的，也有因“思想问题”不得不离开的，只有极少数是真正从沦陷区越过千山万水到重庆求学的。大概上层官员了解这种情况，这些学生如不设法收容，流落到社会，会造成新的社会问题。班主任陈灌燕先生对人说：“我这里的学生，什么样人都有，不少是鸡鸣狗盗之徒。”

　　在进修班，我听过教育部长陈立夫先生的一次演讲。那天下小雨，陈立夫撑着雨伞自己走了八里地，从青木关到了八庙塘。讲话的内容我大都忘了，但有一段记得很清：“我到北洋大学入学那天，也是下雨，我有双布鞋是新的，舍不得穿，就穿了双蓝布鞋在泥地里走。”陈立夫这时才四十多岁，却是满头白发，他家住在青木关国立十四中学内，每天步行过马路到教育部去上班，从来不坐滑竿。

　　在进修班的这一段时间，我曾经和储可久商量，想投奔延安。储可久却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毛泽东每天要吸一盒前门牌香烟，延安还发生了“野百合花”事件。”我也不知道什么是“野百合花”事件，就问：“照你讲的，延安不是也像重庆这样啦?那我们就暂时不去延安吧。”这样我和储可久还有另外一个同学结伴到了江津国立九中，他们俩被分在高三部，我分在了高一部。

　　一进九中就搞编级考试，进修班的同学因为饥饿难忍，一致决定罢考，我就跑到附近的农田里去偷剥农民的青蚕豆吃，青蚕豆的豆腥味很重，实在咽不下肚。等我回到寝室，同学都去考试了，我再去考已来不及。第二天，学校通知我去办公室找分校长张修高谈话，他一见我就大声训斥：你竟然敢罢我的考!你是哪来的流氓野种!我一听这话，火上心头，大声回答：“我走不改名，坐不改姓，我是从国立八中来的，真名叫刘敬坤，我在你这里实在吃不饱!” 他即刻打断我的话说：“你一定不是好学生。”我回敬他：“好学生!我未之见也!”说完，我有礼貌地给他鞠了一个躬，就退出去。

　　第二天，我在路上老远就看到了汤启仁先生，汤先生忙叫住我，说已经找我一阵子了。他告诉我邵华已经调到国立九中当校长，汤先生也跟着一起来了，他现在是九中的校长室秘书。他说：“你的事我已经知道，我教过你，你的中文程度足以赶上大学生的水平，我和张校长说说，你不用考试了，上课去吧。”我说：“汤先生，您对我的爱护我心里知道。可邵校长现在在九中当校长啊，那天他在望江楼侮辱我，您都看见了，我要争口气，绝不在他手下做学生!再说他能轻饶我吗?”

　　说到这里，我要介绍一下邵华先生这个人。邵华原名邵子英，字建土，安徽颍上江口集人，当过苏家祥先生的学生。中学是在安徽省立三中师范部毕业，由邻人资助到南京工业学院读书，后又到上海大厦大学教育科读书，和周扬他们一起都是学生运动的领军人物，风头很健，据说邵华此时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国民政府建立后，他转到了改组派。据1958年和我同在江苏东直农场劳教的沈兆南说：“邵华是跟谷正纲一伙的，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当干事，我当时也在那里当干事。打南京市党部改选起，就是邵华领导的，他是改组派。”后来邵华又从改组派转到CC系，成为陈立夫手下大将。在江西、安徽两省的清党中，为国民党立下大功，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国民党五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安徽省党部委员。后来因为受到桂系的排挤，在和中共控制的安徽省动员委员会的斗争失利，到教育部当了督导。1938年10月调任国立安徽中学当校长，后为国立八中校长。民国三十二年，教育部又调任他为国立九中校长。抗战胜利后，邵华出任汉口市党部主任委员，后又调任天津市党部主任委员，1948年秋，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教育长。1949年到台湾后失势，以台湾立法委员资格挂牌律师，听说在南洋逝世。此公靠办党务起家，确为党棍，在国民党政坛可算是三流人物，他坚决主张抗战到底，他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办国立八中、九中，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国民党确定派赴陕北的考察团员时，中共提出不许叛徒和特务参加考察团，拒绝康泽前往陕北，国民党改派邵华为考察团副团长。《西行漫记》中误把团长写为邵，实际上是涂思宗。在一张跟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等人的照片上有他。这张照片现在军博展览，那天，党史专家李新叫我去看(这张照片)，我一看说：错了，军博的人说，你怎么晓得错了?李新说：“邵华是他的校长他怎么能不知道?”(笑)

　　“打游击”的日子

　　我从重庆的国立九中跑出来，就去找在中央大学读书的老同学，武泰昌和叶世若都是颍州中学的同学。经过他们的交涉，中大同意把汉渝公路旁的第十五教室给我们居住。室内空空荡荡，没有任何家具，我们就睡在潮湿的地上。吃饭更是一件困难的事。我们最初还有钱买中大同学的伙食票，在食堂买饭吃，后来没钱了，无法买伙食票。武泰昌和叶世若就想了一个办法，把有钱买饭票的送到伙食团。伙食团，就是统一交饭票，八个人一桌随便吃。没钱买饭票不能进伙食团的，要在外面等，里面的一个人吃完出来，外面立刻就有另一个递补到他的位子上，看上去桌子上总能保持八个人吃饭的常数，实际上早已人事全非了。每次递补要速战速决，顶多十分钟要吃完三碗干饭，不管饭里有没有稗子、沙子、煤屑、老鼠屎一概送到肚子里，只要能递补上桌，就感到无上的欢欣。我们给这种递补式吃饭法起了一个名字——打游击。伙食团经常贴出查获游击的布告，不过我们国立八中“游击队”因为武泰昌学长的精心设计，从来没有被查获过。比我早一年到重庆的谢麟阁和彭泽周都在中大饭厅打过游击。谢麟阁现在是西安交大的教授;彭泽周入了日本籍，变成日本人啦，他大概是50年代走的。90年代他回京探亲时还提起这件事。

　　在沙平坝的时候大开眼界，知道不少人和事。听过很多先生讲学。这个时候蒋委员长当了中央大学校长，他来学校开会，我也跟着跑去看，常看见老蒋哩!他是四三年春天当的校长。还有冯友兰，老蒋把冯友兰请到中央大学讲学。中央大学盖了一个礼堂，现在看不算什么，当时就算很好了。那次冯友兰讲的是新理学，老蒋坐在台下前排的沙发上，不是坐在主席台上呀。谁愿意去听都可以，也没人查，有没有特务监视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大摇大摆地进去，没人管我，我穿得很破哇，还穿着草鞋。记得冯友兰讲的是哲学，我听不大懂，不知所云。冯友兰不是有个《三松堂回忆》吗?里面有一句话：“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蒋介石和重庆的一些人觉得重庆的那个小朝廷似乎也可以偏安下去。”20世纪80年代，我写了封信给冯先生，我问他：“您说蒋介石是小朝廷，请问冯老先生当时您坐在小朝廷的哪个地方呢?”没过几天冯宗璞，就是他的女儿，给我回了一封信，说一定改，一定改。后来编年表，宗璞打电话问我，你那个信是不是可以加进去，我说，可以呀。后来这本书真加入了我信的内容，只是把我问的“您当时是坐在小朝廷的哪个位子上?”删去了。事实上冯友兰当时是跟着国民党的呀。后来我才知道，《三松堂回忆》是宗璞们整理的，她们对当时的情况不太了解。我讲，不管怎么说，抗战时期国民党是当时中国的政府呀，怎么胡乱说呢。这是后话，是我插进来的。现在的冯友兰年谱里我这段话有哩，你查查，肯定有，写着近代史所刘敬坤紞{1}。(笑)

　　那年我还考了中央大学，同等学历考的，没考取，因为高三的课程我没有学完。但我那时立定目标，非中央大学不考。

　　这个时候家里找到我当初在临水集敷文小学的教导主任卢曙南先生，他有个弟弟叫卢起勋在四川涪陵当县长。他曾在老家念了几年书，就出去了，再也没回来过。我父亲请卢曙南先生写信给他弟弟，请他先支给我一些钱用，然后家里再替我还。后来卢起勋果然托人带给我一封信，叫我到涪陵去取钱。我还记得信是用宣纸写的，笔力刚劲，颇有书法家的气派，语气也很客气。1943年，“九一八”那天，我由重庆坐船到了涪陵。凭卢县长的亲笔信进了县长卢家。卢县长问我需要多少钱，我估计到湘西有两千元就够用，卢县长还说：“多拿点，没关系，你家里还不还都没关系，能供你读书，将来上大学，也算是为我们霍邱西乡培养一个人才。我自己只在颍州中学毕业，没有进大学念书，是终身憾事。”我从卢县长那里取了两千块钱，就由乌江乘木船上驶。

　　在重庆经历了十来个月的风雨，我见了不少世面，现在又回到了当年到湘西的永绥。不过当年的老同学都已毕业离校。一到学校我先去见叔祖父，他冷冷地说：“你的事情我不管，你念书也好，不念书也好，我都不管。”第二天，我一口气走了一百四十多里路到校本部，找已成为分校长的王贤敏先生，校长一见我就说：“哎，你回来啦?你回来准备做什么?”我说：“我想念书”。他说：“我得看看，还有没有你的名字。”他就到屋里转了三分钟，你想，真查档的话，无论如何三分钟也查不出来啊!他说：“还好，还好，还有你的名字。高三部你不能去了，你是被勒令转学的，高二部取消了，高四部是女生部，就去秀山，高一部吧。”我又在川东的秀山念了一年。

　　这年七月毕业后，我和同学结伴到辰溪考湖南大学，我当时太不自量，竟报了外文系，没有考取;只在所里考取了商学院，我一向以经商为耻，坚决不去学商，要到重庆考大学。一直到十月，我家才寄来些钱，同学们再给凑凑，我拿到不多的钱，又到重庆去了。

　　少尉司书

　　我是民国三十三年十月底到重庆的。大学已招完生，我错过了考试时间。咳，这个国民党呀，真是。按理说，没赶上考试的，可以把名字写给邵华，请他保送，八中没考上的同学开名单找邵校长保送，可以上教育部办的大学先修班，结果邵华批下来，都保送了，只把我一个人的名字勾去。

　　我只好去找一个本家叔祖，他在军令部任中校，也可能是上校参谋，记不清啦，我叫他二爷。他辗转托到重庆司令部参谋员的夫人，参谋员叫郝家骏，是一个中将。介绍我去了他下面的一个单位，叫“军事委员会重庆工事参谋团”。我可以住在哪儿，管三顿饭。过了不久，有一位少尉司书走了，让我补上去。那个少尉司书是管地图的，管着好多地图，我顶他的职务还要上报哩，要经过铨叙，军令部有个铨叙厅还有铨叙令给我!他们问我：“你是不是国民党?”这里有一个上校参谋，叫郭盛武，资历很老，北伐的时候他已是军人了。他说：“嗨，小孩儿，是不是国民党没关系，没关系。”这样，我可以拿到少尉的薪水了。

　　这个时候我还碰到了一个人，叫李维城，他住在朋友那里，他的朋友和我住在一个院子里，我的门经常开着，他可以看到我在屋里读书，那个时候(我正在读)马寅初的书，(还有一些)在生活书店买的书，他就注意我了，有意识跟我谈话。后来就熟了，我也知道了他的很多事。他是河北人，河北大城人，他的夫人是纪晓岚的七世孙。一交谈，我发现，我们说话的用词很不一样：我讲国民政府，他讲国民党政府;我讲国军，他讲国民党军队;在当时这有个立场问题呀。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讲：“他说这就是同国民党划清界限。”我一听，大受启发，多少年来一直倒国民党的霉，虽反对，原来和国民党还没划清界限。不久，李维城也在这个机关补了一个少尉司书的缺。

　　(说到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1942年，我不是进那个进修班吗，我就在重庆青木关住在农民家里，有一个刚从上海来的中学生，记得当时我正在看一本罗刚的《三民主义的理论与实行》，我虽然不是国民党，也厌恶国民党的那套虚假的官样文章，但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很信服。正在这个时候，上海同学带着一本书，摆在桌子上，可能是有意识的，(这本书就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看，毛泽东，这名字我知道，哎呀，大受启发，毛泽东恣意汪洋，一泻千里的行文吸引了我，其中讲的新三民主义和旧三民主义更是对我很信服的三民主义有力的批判，确实是大手笔。我把仅有的一点钱拿出来买一些纸和笔，回来就抄，抄了一遍，抄两遍，抄到什么地步哇?成段成段都能背哩。我还记得有一段话：“如果说帝有东西之分，他妈的，我联合一批西帝，东向而击，岂不勇哉!”现在这段话没有啦!紟{1}(在毛选中被删去)原来有哩。我讲我是1942年读过《新民主主义论》，一点不假，不但是读了，还融化到血液啦，感觉简直像一下子抓住了真理。从那时开始，我可以负责地自豪地说：“我是一个忠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信徒。”和李维城接触后，我发现虽然熟读过《新民主主义》，但还停留在概念和理论上，李维城帮我对当时国内和国际形势进行分析并且讲了中共的情况，我真感到胜读十年书。1945年，共产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我认真研读一番，知道李维城所讲的都是中共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政策实施。

　　很熟悉之后，李维城告诉我：“我在西安王曲军校紡{1}，是团副(少校或中校)，夜里胡宗南派人来军校抓人，我就跑到重庆来了。”他还把证件拿出来给我看，确实是王曲军校。之前他可能到过延安。共产党呀，解放区呀，这一套他全给我讲过，我讲你怎么知道这些事，他光笑。在同李维城相处很密切的三四个月中，我等于进了一个政治训练班，给我在国民党教育下形成的政治思想和观点做了一番彻底的改造和整顿，使我初步纳入到中共领导的政治轨道，和国民党划清了界限。我想李维城肯定是有使命的。

　　我离开参谋团不久，中国高层大概已经意识到抗战将会很快结束，就撤销了重庆附近的防空工事工作，参谋团便遣散了。李维城和他的夫人在歌乐山一个国民小学某了一个教书的职位。我进中大前到那里去看过他们。他们夫妇睡在神龛前的小床上，我在菩萨老爷旁边的空台上睡了一夜。我当时要李维城介绍我参加共产党，很可能他在这时已经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就对我说：“你到中央大学以后，有人会找你。”他还给了我三四十块钱，自后，我们就失去联系，1947年暑假前，我突然收到从南京寄来的一封信，拆开一看，是李维城来的，说当了团长，由重庆带兵经过南京，去东北打仗。他说：“放心吧，到时候我知道枪朝哪儿放。”此后，就再也没有音信了，但愿他还能健在。

　　这个时候我又出事啦!

　　我订了一份《新华日报》。(送报的)小孩很精的呀，他讲，你那是军事机关，怎么送进来呀，他把报纸给我送到机关旁边的防空洞里，我每天定时去取。有一天我从防空洞取回报纸，那个郭盛武看到了说：“《新华日报》，给我看看。”我就递给他。这时另一个上尉叫郭中瀚的也走过来，把我叫过去说：“你不要不懂事，什么都看，《新华日报》是共产党的报纸，怎么能看!”他讲话的时候声音很大，让一个叫田玉珂的人听到了，这家伙是军统特务，他说：“什么?你看《新华日报》!好!我打个电话，给卫戍区司令部稽查处!”这个事可不得了。那个郭盛武做了好事，他一看(事情不好)，就过来说：“看《新华日报》有什么，我天天都看，我北伐的时候就是国民党，现在还是。《新华日报》满街都是，谁不看!”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大，郭盛武这么一顶，田玉珂没敢去打电话。后来郭盛武把我叫去，悄悄讲：“刘司书呀，赶紧逃吧!这是个坏东西”，他说的“这”就是田玉珂。那天，我在他的帮助下收拾了一些简单行李，还偷出几张军用地图，趁黑天就跑了，跑到沙坪坝。你知道沈醉吗?就是军统的那个沈醉，80年代我给他写信，我问他：“四四年那个时候卫戍区司令部稽查处的处长是谁?”我跟他讲了当时我的遭遇。沈先生很快给我回了信，他讲是陶逸山。并说：“当时，要是弄到他那里，恐怕不会有活命了。”

　　我考上了中央大学

　　我当天就跑到沙平坝重庆大学堂兄敬乾那里，我和他挤在一张双层床的上铺，也没有买饭票的钱，只好再入食堂“打游击”。同学们对我都很帮忙，不管打到哪个桌上，都照顾我，我在重庆大学食堂打了一个多月游击，大学开始招生报名。我当时的问题是，考取了大学才能有饭吃，才能不失业，实际上就是以上学为职业，因为当时大学对战区学生实行全公费。

　　1945年7月我考上了中央大学紣{1}理学院地理系，我考了第四名。12个人我第四名。

　　我本来想念历史系，结果当时家里托堂哥帮我报名，堂哥又托另外一个人，那人没弄清，以为地理和历史是一回事，就给我报了地理。(其实)中央大学的地理和历史大不一样，地理是理学院，是自然科学，历史是人文科学。我当时也以为地理是人文科学呢。

　　那年国文作文的考题很有意思，题目是：“义字所在当仁勿让，利字所在纤芥勿私。”正是国共谈判的时候，毛泽东到重庆来了，各报都有报道，这题目是有政治性的。我当时是用文言文写的，分数很高。后来国文先生上课说：我这个班有国文考得最高的。我估计很可能是我。公民课的题目是：试比较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异同。就是考你的政治立场，我当时犯了个投机，就是为考取，我不是看了罗刚的《三民主义的理论与实行》吗，就按那个理论写的，我没敢写《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三民主义的批判。我公民课的分数恐怕也考得很高。还有生物课，咳，可糟了，生物课我本来学得不坏，但不知道要考生物，一点准备也没做，结果最后一道题只写了三句话，就出去了，恐怕分很低。我化学和英语可能都达到了分数线，史地也行;数学恐怕最差，但不是零分，当时有个规定，任何一门不能考零分，有一门考零分，就不能录取了。

　　上课的时候，先生说：“恭喜你们，你们是20个人取一人考取的。”那年我22岁。

　　1945年8月15日，我已考取了中央大学，住在重庆郊区的柏溪，那天晚上我听到重庆方向炮声隆隆，响个不停，我还对人说：“今天晚上重庆遭轰炸了，我们在柏溪，算万幸之万幸，平安没事。”当晚就像平常一样的睡了。第二天吃完早饭，听有人说：“日本投降啦!”我说：“哪有这么快?”，一会儿《新华日报》的报童就跑来了，报童把报纸往地下一散，随人去拿，还记得《新华日报》头版头条是鸡蛋大的宋体字：“日本投降了!”接着，《大公报》、《中央日报》的报童也来了。晚上同学们在操场上举行了火炬游行，我也参加了。游行中有人唱起《打回老家去》，我突然感到“老家”对我来说，已经很生疏，八年过去，在我的词典中，“家”这个字已经不知不觉地抹去了。

　　一位国民党高层官员对我的帮助

　　那年中央大学有个新规定，每位新生都要有一个县团级以上的官员作保人。我在重庆上哪里去找县团级以上的官员?方治先生已经成了我政治上的敌对者，他当时已是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我不愿去找他。我还认识重庆卫戍区司令部的郝家骏参谋长，他是知道我偷订了《新华日报》的，我不能找他。还有涪陵的卢县长，因为我被学校勒令退学的事，也不好去找他。碰巧同学贾子干从中大遭到退学处分，又考取了交通大学。他是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刘真如的侄女婿。贾子干找刘真如作保人，我托他请刘真如也给我作个保。过了几天，贾子干告诉我：刘真如说：“现在的年轻人难说得很，我不清楚你这位姓刘的同学的情况，我不能作保。”

　　一个要找保人，一个要交三个月伙食费。保人我没有，钱从哪里来的呀?我心一横，好啦，不念了!我从报上知道李先念的部队正在湖北宣化店，背起行李就走，找李先念打游击去。堂哥发现我跑了，猜准我是去投共，就乘汽车追我。他们找到我以后，一定要我回去，我坚持不回去，他们又拉又扯，又劝，把我拉回重庆大学。他们问我：“你到底想到哪里去!”我说：“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要去宣化店李先念那里，参加革命，推翻国民党。”他们一听，知道这是我真心的想法，就凑钱到沙平坝的一个饭馆请我吃了一碗红烧牛肉面。

　　中央大学正式录取的新生，全部要登《中央日报》的。记得那个汤先生吗?此时，他已经在国民党中宣部当主任秘书，就是秘书长啊。汤先生在报纸上看到我的名字，写信给中大的一个同学，叫他打听我。这个同学我从来不接触，是个三青团，名字叫蓝琳。蓝琳找到贾子干，贾子干又找到我堂哥。堂哥就对我说：那个汤先生找你，要见你。这时我才知道汤先生已经当了中宣部主任秘书。他们说：“汤先生待你那么好，你去找他作保人不可以吗?”我说：“不去!汤先生待我再好，他也是国民党，我是决心要和国民党拼了，怎么能再去找人家!”堂兄一听火儿了：“你连大学都进不去，还要和国民党拼!”

　　第二天一大早，堂兄把我喊起来，说：“我陪你走到重庆张家花园中央宣传部，去找汤启仁先生，让他给你作保人。你再不去，我就不管你啦，我往家写信说你失踪了。”我听堂兄这么一说，泪水夺眶而出，哭着说：“我去，这是我最后一次求国民党了。”

　　我到了中宣部门口的传达室，说我要见汤启仁先生。传达室的人一看我穿了双没后跟的破草鞋，上身穿了件小得很不合身的黄军短袖衣服，下身穿了件黄军短裤，活像一个逃兵，一个十足的瘪三，就拒绝给我传达。说：“你这样的人，还能见我们主任秘书!快滚!快滚!”我说：“我是汤先生的学生，确实是汤先生的学生。”我讲这话的时候，汤先生正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听到我的声音，老远就向传达室招手：“让他进来，他是我的学生。”汤先生赶快走到门口，带我到会客室里。传达室的人忙来倒茶，连声对我说：“对不起。”汤先生说，“这不能怪你们”。汤先生又笑着对我说：“我在报上看到，知道你考取中央大学了，想和你联系，又不知你的地址。正托蓝琳打听你的下落。”我说：“入中大要找保人，我找不到保人，所以来找汤先生。”汤先生说：“保人不成问题，怕你入学还要交钱吧。”汤先生说着就带我到附近一个小馆子里吃饭，汤先生要了好几个菜后说：“你住在哪里?”我说：“睡在重大宿舍走廊里。”汤先生又问：“你生活怎么办?”我说：“到重大、中大食堂去打游击。”汤先生不解地问：“怎么?打游击?”我把“打游击”的事说了一遍。汤先生松了一口气说：“你也考取中大了，你的经济又没来源，我介绍你去一个报社当记者，给报馆写点儿学校新闻，每月报馆发给你的薪水够读书用的。”后来我听说这个报馆就是《扫荡报》紤{1}，以后改名《和平日报》。我说：“汤先生对我的爱护，我内心感激不尽，不过报馆当记者的事我不想干。”汤先生又问我：“那你对政治协商会议的看法如何?”我说：“我是拥护政治协商会议的。经过八年全面抗战，中国实在不能再打内战，国民党贪污腐化到了极点，又专制独裁，我不能拥护。”汤先生虽然发现我和他在政治上已经分歧很大了，仍然当即给我写担保书，担保书下面的落款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任秘书。”记得当时我还傻乎乎地问：“汤先生，这有没有县团级大?”汤先生冲我笑笑说：“恐怕不止吧!”后来我才明白，他的职务应当是司局级。汤先生说：“你入学报到不需要交钱吗?”我说：“要交三个月伙食费，还有学费。”汤先生一算，这就需要五千多，又说：“看你穿的这身衣服，怪不得传达室不给你传达，恐怕你是中国最穷的大学生了，可能也是世界上最穷的大学生了。我给你七千块钱，除了交学费和伙食费，剩的钱去买套衣服，买双鞋子。”就这样，我拿了汤先生的担保书和七千块钱，连夜从重庆城里走回沙平坝，开始了大学生活。

　　1947年汤先生到南京时还到中央大学紤{1}找过我，我有意避开，没去见他。他告诉中大另外一个同学，让我到上海去见方治，方治那时是市党部主任委员，就是上海市委书记呀!可见方治还没忘了我。我不可能去，我这时已经是共产党员了。他后来跟南京的一个人说：刘敬坤终于跑到共产党那边去啦!

　　汤先生是安徽怀宁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曾担任安徽省党部机关报《皖报》的主笔。抗战开始后在中学教书，民国二十七年在国立安徽中学高中三部任国文教员和训导主任。1943年调任国立江津九中，任校长室秘书。次年，方治把他调到中央宣传部任主任秘书。民国三十五年回到安庆在一所初级中学当校长。解放后，汤先生因为当过两年国民党宣传部主任秘书，被判刑五年，死在劳改农场。他的儿子现在是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全国政协委员。前年给他平反了，平反时安庆打电话要我去，当时我身体正不好，没去。汤启仁先生是真正的国民党员，他和我的政见不一样，但他从没因为这一点对我不好。在此，我愿向恩师汤启仁先生表示极大的歉意。

　　1945年9月19日，我穿着麻草鞋，背着简单的行李从沙平坝走到中大分校柏溪。一进报到处，放下行李，就有工作人员过来问：“人呢?”我明白他这是把我当成挑夫啦。我说：“我就是!”他看了我一眼说：“你写个名字我们看看。”我接过毛笔熟练地写好自己的名字。工作人员拿起我写的字扭身到里面去调我的卷子核对笔迹，出来说：“核对过了，就是你!”我听了这话，像万箭穿心一样地难受，恼得直想哭。走出门口的时候，我狠狠地对自己发誓：“将来一定要在这个大学里教书!”

　　1956年，我果然登上了中央大学后身的南京大学的讲坛，讲授中国近代史。这是后话。

　　注释

　　①　刘敬坤，男，汉族，1923年生，1945年考入中央大学理学院地理系，194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1957年，刘敬坤的右派言论作为南京大学的上报材料，呈到了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在材料上批了几个字：“像南京大学刘敬坤这样的人不是右派，谁还是右派。”有了这样的批文，刘敬坤以后的命运可想而知，他被开除公职、开除党籍。1979年刘敬坤和刘锦?穴即刘地生?雪作为江苏省最后两名右派被改正，恢复党籍。1980年刘敬坤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现已离休。刘先生著有《中国近代租界考略》、《中国抗日战争全盘大战略研究》、《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的回顾》等;主持编绘《中华民国政区沿革地图集》;翻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等。

　　②　绥远抗战：1936年8—12月，中国军队在绥远(今属内蒙古)东北地区抗击日伪军进攻的战役。1936年1月蒙古族上层德王公开投降日本，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5月在化德成立伪蒙古军政府;同时汉奸王英组织“西北蒙汉防共自卫军”。当年秋天，在日军支持下，伪蒙古军和王英伪军联合起来大举进犯绥远东北地区。绥远驻军傅作义等部奋起抗击。11月，再次进犯，傅作义军再次击败他们的进攻，收复百灵庙和大庙等地，粉碎了敌人攻占绥远的企图。

　　③　未名社：鲁迅发起和组织的文学社团。1925年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韦素园、李霁野、曹靖华等。未名社先与原狂飙社成员合办《莽原》周刊和半月刊，后自办《未名》半月刊，并出版《未名丛刊》、《乌合丛刊》和《未名新集》三种丛书。译介过很多俄罗斯、苏维埃文学作品，对新文学运动具有积极的影响。

　　④　柏文蔚：(1876—1947年)字烈武。安徽寿县人。清末秀才。1900年与赵声、汤作霖等人在南京组织“强国会”，以谋反清，抗御外侮。1905年在芜湖安徽公学任教，与陈独秀等成立岳王会。同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与冯麟阁、蓝天蔚等计划在东北起义，武昌起义后，任新军第一任军长兼北伐联军总司令。次年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1913年7月宣布安徽独立，自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1917年回国，参加护法运动。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任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及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军长。1928年任国民政府委员等职。同年参加国民党改组派，策划军事反蒋。1929年9月和汪精卫、陈公博等以国民党二届中央委员名义发布《讨伐蒋中正宣言》，主张改组南京政府。1930年8月参加汪精卫、阎锡山在北平成立的反蒋派国民党中央党部会议。1937年抗战爆发后，到重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5年后继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1947年在上海病逝。

　　⑤　战区长官司令：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为适应战争需要设立了战区军事指挥机关——战区长官司令部。主要职责是指挥一个战略方向和有关省区的作战，同时对有关省区涉及作战方面的行政有督导权。因此，战区长官常兼任所在省份的省主席之职。从1937年抗战爆发起，至1945年抗战胜利止，先后成立过12个战区。李宗仁于1937年10月受命任第五战区(豫皖鄂战区)司令长官。在1938年3月开始的徐州会战中，组织指挥台儿庄战役，取得歼敌万余人的重大胜利。徐州失守后率部转战豫皖鄂参加武汉保卫战及鄂北、豫南诸战役，后在桐柏山、大洪山地区建立游击基地，坚持抗战。

　　⑥　徐州沦陷：1938年4月台儿庄战役胜利后，日军大本营抽调重兵，改变战法，以南北钳形攻势，截断陇海路，包围徐州。5月15日，国民军在日军即将形成合围的情况下，向豫皖边界转移。17日，日军炮击徐州，李宗仁率司令部突围。19日徐州沦陷。

　　⑦　中山舰：“中山”舰原名“永丰”号，它是中国海军名宿萨镇冰上将1910年考察日本海军时，向日本三菱造船厂订购的。 1915—1916年，“永丰”舰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发起的护国讨袁运动，首创义举。1917年，投入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22年，广东军阀陈炯明突然叛变，“永丰”号成了孙中山“蒙难”的座舰，宋庆龄、蒋介石均登此舰。1926年3月，蒋介石为迫害“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制造了著名的“中山舰事件”。 1938年10月24日，“中山”舰在武昌金口江面被日本敌机炸沉，舰长萨师俊率领全舰官兵浴血奋战壮烈殉国。

　　⑧　鹿地亘：(1903—1982年)日本大分县人。1926年秋在东京大学读书时参加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后又参与组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联盟，为领导人之一。1935年1月到上海，经内山完造介绍认识鲁迅。拟编辑《鲁迅杂感选集》、翻译《鲁迅全集》。1936年鲁迅逝世后，在日文《上海日报》发表《鲁迅的回忆》等纪念文章。1937年“八·一三”后，避往香港，参加中国抗日战争的宣传工作。不久，回重庆参与组织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对侵华日军进行反战宣传活动，同时从事日本资本主义问题研究。1946年回日本，加入新日本文学会。1982年7月病逝。著有《逃亡》、《暗无天日》、《日本兵的反战活动》等。

　　⑨　周佛海：(1897—1948年)湖南沅陵人。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在上海加入共产主义小组。次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脱离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1926年任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1927年后历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1938年随汪精卫叛离抗日阵营，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上海市市长等职。日本投降后被蒋介石委任为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后被判处无期徒刑。1948年病死于南京狱中。

　　⑩　梅光迪：(1890—1945年)字迪生，一字觐庄，安徽宣城人。文学家，《学衡》创办人之一。清华大学毕业后留美，曾任教于南开大学、东南大学、美国哈佛大学。以后长期在浙江大学任教授、文学院院长。

　　紜{1}　《七月》：1937年9 月11日创刊，胡风任主编，自筹经费出版。《七月》扶植培养一批新作家，在其推动和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以《七月》为阵地的文学流派。《七月》停刊后，胡风主编的“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丛书，开始在桂林、重庆、香港出版。1945年1 月胡风主编《希望》杂志，继续“七月”的事业。

　　紝{1}　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国民党的出版检察机关。1934年5月在上海成立。1934年6月国民党中央公布了《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凡在中华民国境内之书局、社团或著作人所出版之图书杂志，应于付印前依据本办法，将稿本呈送中央宣传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申请审查。”不送审者或“图书杂志出版后，如发现与审查稿本不符时”，要“予以处分”。

　　紞{1}　给冯友兰先生的信：见《三松堂自序》1998年11月版，人民出版社出版，第389—390页。原文：1985年7月25日 近代史所刘敬坤来信，指出《自序》中的记载有误，并针对其中“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蒋介石和重庆的一些人觉得重庆的那个小朝廷似乎可以偏安下去”一段文字提出异议，认为当时国民党政府是坚持抗战到底的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自序》所说有损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这说明：“你老人家脑子里仍然是那个他老人家的极“左”的、大为有害的一大堆破烂。”

　　紟{1}　《新民主主义论》的有关文字：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0页，原文：“但可惜连发明人汪精卫也放弃了这种三民主义，他现在改取了联帝的三民主义。如果说帝亦有东帝西帝之分，他联的是东帝，我和他相反，联一批西帝，东向而击，又岂不革命矣哉?”

　　紡{1}　王曲军校：“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王曲镇开办军官训练团，名王曲军校，主要培训中下级抗日干部。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王曲军校有这样一段文字：“东北军与共产党之间的协议的第一步执行就是停止陕西境内的战事。双方未经通知对方都不得调动兵力。红军派了好几个代表到西安府去，穿上了东北军的制服，参加了张学良的参谋部，帮助改组他的军队的政治训练方法。在王曲镇开办了一所新学校，张学良把他部下的低级军官送去集训，课程有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和日本如何征服满洲以及中国因此受到什么损失的详细统计。”

　　紣{1}　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1928年5月在南京成立。1902年清两江总督张之洞创办三江师范学堂。1905年改称两江师范学堂。辛亥革命时停办。1915年在原址设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并入国立东南大学。1927年东南大学与江苏其他大专学校合并，成立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3月易名江苏大学，6月又改名中央大学。至1935年设文、理、法、教育、农、工、医7个学院，34个系。抗日战争爆发后西迁入川。1946年迁回南京。1949年改名为南京大学。

　　紤{1}　《扫荡报》：1932年6月23日由国民党第五军团创办，后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关报，1945年12月，《扫荡报》更名为《和平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