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 事变后,全国各地千千万万个爱国青年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我们地方也和全国形势一样,凡有爱国之心的进步青年,都想参加抗日队伍,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斗争。同年底,地方群众在我们村东门外庙里,自发地成立了“抗日自卫队”,有几十人,我也带枪参加了。抗日自卫队成立后,经交涉当时旧政府发给高粱作为伙食,老百姓叫抗日自卫队是吃红粮的。但由于这个队伍当时没有共产党人的正确领导,处于无组织状态,加上当时政府红粮也不供给了,生活发生了困难,因而不到两个月,这个队伍就自动解散了。
1938年1月,我们几个小学时的同学在一起谈论时局,自发成立了一个抗日组织——“联络团”。不久,我认识了睢宁县的陈新然(中共地下党员),由陈介绍与睢宁县抗日青年救国团取得了联系,并参加了青年救国团。回家后,我把情况告诉了戚德举、戚庆连、戚德让、黄明华,他们也一起参加了青年救国团。后来又陆续发展了戚庆彬、戚庆甫共一二十人,并由这些同志向周围各村发展。同年10月,成立了抗日青年救国团戚楼乡团,我任乡团主任兼游击队队长。1938年冬,为了能更好地掩护抗日青年救国团的活动,便于与上级取得联系,我们几个团的骨干每个人拿出十块银元,在我村东门外庙里开了一个盐行,对团的活动及接受上级的指示发挥了很好地作用。后因管理不善亏本太多而关闭。
戚楼乡团成立后,主要活动有:
一、发展青年救国团
青年救国团建立后,由于抗日斗争形势的迅速发展和我们几个骨干人员的共同努力,团组织发展很快,到1938年年底,就发展到几十人。如九顶、京渠、独谷堆一带有赵怀国等人;张山口、宋山口有张厚义等;小均庄、黄庄一带有吴恒儒、吴恒宜等;邵堰、焦营一带有黄明华、戚良汉、耿怀仁等;双沟、可怜庄一带有耿道昌等;双沟西南小贾庄有贾福陶等。纵横几十里都有我们团组织的成员,枪有三、四十支。青年团的团员大都是青年学生、农民、店员、教师等,也有少数中年人。从家庭出身来讲,贫、富都有,只要爱国,愿意抗日都可参加。
二、开展抗日救国宣传
我们抗日宣传工作开展的比较活跃,其主要方法是张贴抗日标语,散发传单,号召动员人民群众,起来共同抗日。我们经常组织青救团员去双沟日伪据点里贴标语、散传单。有时贴到日军司令部门前。每次行动后,敌人都十分惊慌,人民却欢心鼓舞,看到了抗日的前途,提高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在我们的宣传动员下,不少敌占区的进步青年,走上了抗日斗争的前线。
三、开展武装斗争
青年救国团成立后,除了进行抗日宣传,发展组织外,还开展了武装斗争。其方式主要是通过破坏敌人的交通,通讯联络等,扰乱、打击敌人。
在我的记忆中,做了一下几件事:
1、组织力量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我们发动团员,在双沟以东,扒了海郑公路,敌人的行动一度受阻。
2、自己制造炸药(利用旧炮弹)炸日伪的汽车。
3、发动团员,锯敌人的电线杆,扯断电话线,破坏敌人的通讯联系。
4、夜间到敌人的据点附近,扰乱敌人。
5、打击、阻止向敌人据点内送粮、肉等物资,既保护了群众的利益,又打击了敌人。
以上我们这些斗争,有的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收到一定的效果,也有的因为经验不足,没有达到目的。但都起到了动员群众,打击敌人的作用。
四、开展争取双沟伪军工作。
我们利用亲戚、朋友、师生、同学关系,开展抗日宣传,争取和激发伪人员的爱国之心,为我们提供情报。如原双沟东校的高辛元老师当了伪军的财务部长,经我们做工作,他愿为我们提供情报,做有益于抗日的事情,并表态决不破坏抗战。
1939年3月,李浩然同志率南进支队先遣第一梯队在邳南一带开展游击战。组织上派我与戚庆连、黄明华三人到第一梯队学习。同年6月,第一梯队挺进九顶山区后,组织又派我与戚庆连、黄明华回去组建第二十大队。其成员主要是以青年救国团为骨干,并动员当地的爱国群众参加,自带武器,人数开始仅五、六十人,后来发展到100多人,大队长戚庆祥、政委张义成。第一中队长是我,指导员黄明华;第二中队长戚德举,指导员戚庆连。到1939年10月,又把王仲楷的30余人武装改为第三中队,王任中队长。大队成立后,建立一个党支部,书记张义成,委员有我和黄明华。张义成走后换郭成。
二十大队成立后,以戚楼为中心,以九顶山区为后方,南自九顶山区,北至黄河故道,东自大王集,西到杨山,方园近百里,开展游击战争。
1939年底,二十大队编入南进支队二营。
(戚超,又名戚庆超,灵璧县人,离休前任合肥市委统战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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