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素我：我与宋美龄的交往
来源：《百年潮》   2018-09-01 10:56:28

　　宋美龄身跨三个世纪，被认为是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女性之一，也是我非常崇敬的长者。我从自己与她的交往中深知，她为妇女和儿童事业作出了贡献。一个民族，妇女是它的半边天，儿童是它的未来。当国家和民族遭受外来侵略、面临危机时，组织动员妇女参加抗战，保护民族的幼苗——儿童，是民族自救的重要方面。对此，她的博爱和远见卓识，是我永世不忘的。

　　我是在1937年认识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那年上半年，我还在英国读书，夏天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因父亲张治中的召唤，我中止了学业，回国投身抗战。其实当时我还没有毕业，但父亲发了多封电报要我回国。他说，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你要迅速回国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当中去。我当时想，我怎么也得读完我的学士学位再回来，可是父亲坚决让我中断学业，回来参加抗战。

　　我一回国就听母亲说，宋美龄8月1日召集国民党要员的女眷们，在南京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通过了《全国妇女参加抗战工作计划纲领》，我感到特别振奋。记得当时报上登载她在会上讲的这样一段话：“这将是一场消耗持久战，大多数人对迫在眉睫的战争规模和意义还不甚清楚。国家领导人在指挥作战的时候，在座的妇女应该教育她们的姊妹们什么是爱国主义的原则以及卫生和耕田的重要性。”我对她的政治远见深为敬佩。

　　就是这个8月的一天，宋美龄邀我去总统府面谈，我一见到她就喊“蒋伯母”。她待人和蔼，我们兄弟姐妹都喊她蒋伯母。虽然当时她已经40岁了，但是看上去很年轻、很漂亮。她见到我就说：“素我，你回来就好!”然后又谈了些抗战的事情，具体谈的什么我不记得了。

　　1938年3月，宋美龄、沈钧儒、郭沫若、李德全、邓颖超、郭秀仪等20余人联名倡议成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我是替母亲洪希厚参加的，因此也成了发起人之一。会长由宋美龄担任，邓颖超、史良、沈兹九、安娥等担任理事会常委。后来邓颖超、李德全又担任了副会长。

　　保育会总会设在汉口，总会先后下属20多个保育分会、60多所保育院，分布在全国凡有难童的省市与地区。由宋美龄担任会长的保育会将很多儿童从战区抢救到了后方，并通过募捐、筹款、办保育院等形式救济和抚养难童。仅重庆就有10多所保育院，前后收容和保育了3万多儿童。通过这种抢救和保育儿童的工作，不但患难中的儿童又有了自己的新家，正在前方杀敌的将士心有所定，而且调动了数百万妇女为抗战贡献绵薄之力的积极性，加深了各界妇女之间的感情。

　　早在1928年，宋庆龄、宋美龄就在南京创办了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专门招收为国捐躯的先烈后代。富有政治眼光的宋美龄深知，只为孩子们提供衣食是不够的，她倾注了大量心血，采用了许多新式方法和教材教育孩子们。抗战开始后，遗族学校分散搬迁，宋美龄要求交通部优先安排船只，将遗族学校学生疏散到后方继续学习。我有两个表妹就是遗族学校的学生。在遗族学校，学生称呼宋美龄为“妈妈”。

　　2003年9月18日，老保育员和当年的难童共聚一堂，纪念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65周年。我因腿伤，没能参加。据统计，当时参加过抢救、保育工作的人有成千上万，大多为女性，且绝大部分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当中又数知识分子最多。她们不图报酬，甘作奉献，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乃至生命的代价，保护和培养了一代新人。而当年的苦孩子们在抗战结束后走出保育院，有的升入高一级学校深造，有的参加工作，走上各自的人生之路，成为中华民族的有用之材。后来聚会时，无论是当年的保育员还是难童，都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了。他们都忘不了当年，忘不了宋美龄。有些人还到美国宋美龄的家中为她的百龄祝寿。

　　1938年5月，我又参加了由宋美龄组织召开的庐山妇女谈话会，这是一次全国性的妇女会议，有全国各阶级、阶层的妇女领袖50多人参加，其中有中国共产党代表邓颖超、孟庆树。为进一步推动妇女界参加抗战，会后成立了全国统一的妇女组织——中国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担任指导长，我在其麾下担任训练组大队长。我们的具体工作有援助孤儿和受伤的难民、宣传抗战、鼓励生产、慰劳前方将士、教育农村妇女。妇女指导委员会还举办了妇女干部培训班。宋美龄经常亲自到课堂去演说，她亲切、诚恳地鼓励年轻妇女走出小屋，投入抗战。在她的领导下，年轻的女性特别是知识女性纷纷行动起来。宋庆龄曾赞叹：宋美龄将中产阶级的代表——大家闺秀转变成年轻的文明战士。

　　宋美龄当时表现很出色，多次冒着枪林弹雨到前线慰问鼓励战士。武汉会战前后，湖南各医院住满了从前线下来的伤兵。我父亲当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因此，宋美龄到湖南各医院慰问伤兵就由我陪同。她不但带去了最急需的武器弹药和补给，还带去了蒋介石的亲笔信和自己对将士们的真情。在淞沪抗战前线慰问时，宋美龄的肋骨折断了几根，但仍坚持探视伤员;在武汉保卫战前线慰问时，宋美龄五次遇险，将士们都非常担心她的安危，而宋美龄却在阵前说：“这是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战，我正该上火线。”

　　赠我英文战时文集

　　1940年我同周嘉彬在重庆结婚，宋美龄送给我一张红色条幅，上面是她亲自用毛笔写的四个楷体字：宜尔室家。同时送的还有红皮包、衣料和手表。最有意思的是，1947年在南京，我去她府上，她还特地叫厨师给我做了一个大蛋糕。那时我已30多岁，可在她眼中还是个孩子。

　　她给我的东西早已不见踪迹了，但我一直珍藏的还有一本她用英文写的战时文集《蒋介石夫人在战争及和平时文电》。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她用毛笔竖写了“素我妹妹惠存，蒋宋美龄 汉口二十七·九·十五”。这本书辑录着抗战期间宋美龄通过通讯社向全世界揭露日军的暴行，批评西方国家对日本的纵容政策，同时展示中国将士英勇抵抗的决心，争取美国朝野对中国的支援和同情的广播讲话、信件、报道和其他文章摘选。从这本书中可以略见抗战中她对外宣传、交往之一斑。“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本书在抄家时不知道被哪一批人抄走了。1980年，我的大女儿周元敏从工作单位人民日报社回到家对我说：刚刚回国的驻美记者张允文发现一本宋美龄写的英文书，上面有宋美龄赠送你的亲笔签名，1979年6月1日由人民日报社图书资料室收藏。已经沉入大海的失物重又现身，我非常高兴，忙对女儿说：“不论花费多大的代价，也要把这本书讨回来。”周元敏将此书的原委告诉人民日报社领导。

　　1981年，这本书重新回到我身边。原本鲜亮的封面绸布暗淡了，书名脱落了，装订线磨断了，书脊松动了，但是我还是爱之如宝贝一样。2007年，我将这本书捐赠给了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在捐赠前，我将每篇文章名称翻译成中文。

　　在南京时，宋美龄有一次对美广播讲话中说道：“美国的朋友，祝你们早安。我只用几分钟的时间讲这段话，是要请一切爱好自由的人们知道中国应该立刻得到正义的援助，这是中国的权利。诸位，你们在无线电中，或许可以听到大炮的声音，但是这里受伤者苦痛的叫喊，以及垂死者弥留的呻吟，我虽希望你们能想象的到，但是听不见的。”她的广播讲话很有感染力。在美国宋美龄用流利的英语在各大城市进行演说，就更为出色。她聪慧灵敏，辩才出众，获得美国民众的种种好评。特别是在美国国会的一次演讲中，宋美龄落落大方，仪态从容，时而侃侃而谈，时而激昂愤慨，一直掌握着听众的情绪，赢得国会议员热烈的掌声，一时佳评如潮。演讲结束时，罗斯福总统夫人把宋美龄拥入怀中，喜不自胜，并当场赞誉她是中国女性在美国国会讲台上发表演讲的第一人。

　　宋美龄因通晓国际政治，特别是对美国政治、文化的了解，影响了蒋介石在外交政策上的决策，也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抱憾未能再见一面

　　抗战胜利后，我一直没能再见到宋美龄，那时候我在西安、兰州，宋美龄在南京。1980年，我去纽约探亲，同时想去探望宋美龄，于是我找到宋美龄的外甥女、我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读书时的同学孔令仪。我到孔令仪家里去探望，大家以前的关系都很好，我们又是同岁，所以见了面嘘寒问暖，非常高兴。

　　我说：“我想去见见蒋伯母。”

　　孔令仪就问：“你还回国吗?”

　　我非常肯定地回答：“当然了，我现在还在教书呢。”

　　没有想到的是，这句话让我失去了与宋美龄见面的机会。我当时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书，肯定要回去的。没有想到，政治上的因素仍然是我与宋美龄见面的一大障碍。从那年开始，我几乎每年都要给孔令仪寄去一张贺卡，并托她向宋美龄表示问候，但是从来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1990年，我第二次到美国探亲，又找到孔令仪。当我又一次提出想见宋美龄一面时，孔令仪面露为难之色，她告诉我，蒋夫人有皮肤病等若干病症，不方便见人。

　　2003年10月24日，我在家里接到几个电话，他们说宋美龄去世了，跨越三个世纪的宋美龄在美国逝世，享年106岁，我沉浸在悲痛之中。遗憾的是，54年来，我们没能再见一面。

　　我印象中的宋美龄，虽然受的是西方的教育，但是她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精通，书法、绘画样样在行。不管走到哪里，她都是一身传统的中式服装。她优雅的气质、美丽的容貌、流畅而悦耳的英语讲话以及永远着中式服装的身影，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