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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厚初:我的抗战简历
来源:新四军研究   2018-10-08 14:37:00

  一、我的出生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我生于安徽青陽陵陽镇金家村。

  父亲金广太,家有百多亩土地。在祁门城内还与人合伙开着一个名叫“豫大”的酱油店。我六岁在家乡的私塾读书。一九二九年,父亲与大哥相继病死。我们这个大家庭开始分崩离析。分家后,我母亲带着我与弟兄靠着分得的一小部分房产独立门户。我在已经属大娘产权的“豫大”酱油店当学徒。三年满师又在店内干了一段时间。三七年,我报考陵陽师范学校被录取。三八年三月,我二哥原祺在雷湖防空哨里当了头头,他安排我在他手下当班长。

  二、走上革命道路

  在防空哨时,因为有很多空闲时间,我常去祁门玩。碰到我在陵陽师范的同学王建业和冯宗礼。他们都是学校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我们聚在一起谈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谈中国的前途问题以及新四军抗日主张,青年人血气方刚、志趣相投,我也参加了他们组织的各种抗日宣传活动,贴标语、演抗日的戏等等,

  有一天,王建业和冯宗礼对我说:“听说屯溪那边就有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我们大家去找找关系也去参加!你干不干?”干!当然干!我坚决地回答。又过了一段时间,王建业、冯宗礼和我三人,聚在祁门城外祁山脚下。他们问我:“你找到关系了没有?”“我没有找到关系”!“你是不是真心愿干?!”“当然是真心愿干!”他们二人笑了,对我说:那我们一起干吧。他们我带到祁门城外一农家小旅馆的一间房子里,拿出一张表格纸交给我,我填好表格交给他们。我们三人都又兴奋又神秘,禁不住将三双手紧紧握在一起。这一天,是一九三八年。一个永远钉住在我心中的日子。二天后,冯宗礼与王建业再一次领我走进那间旅馆的小房间。里面早已经等着一个人。他就是祁门这片共产党的领导人李式一(即后来的李可夫同志)。李式一先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又向我宣讲了党的纪律、党的宗旨等等道理。当时,我有的听懂了,有的似懂非懂。但是他说的:“你现在是一名共产党员了,要保守党的秘密,服从党的命令,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这几句话是我完全听明白了,并且在心中记了一辈子。

  我入党后,彻底结束了只有四个月的防空哨所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国的运动中。

  我们组织学生,下乡为农民扫盲,编排抗日的小话剧各处演出,在街头举行演讲会,贴标语等等,通过这些合法的形式,宣传抗日。经过一段工作经验,李式一同志介绍我到皖南特委党训练班学习。学习内容是:党的建设,民运工作,游击战术,统战工作等等。讲课的老师是:李步新、黄诚、孙宗溶及焦恭士。学习结束,特委派我担任青阳县委青年部长。指示我与一个大个子名叫苏托夫的党员接上关系。在陵阳一带,做抗日救亡国作和秘密地发展党的组织。

  三九年,皖南特委又派我去东南局党训班学习。学习结业后被派往南(陵)芜(湖)宣(城)一带去工作,先后担任过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县委书记;无为县副书记、繁芜工委书记等职务。

  三、做革命的一颗种子

  一九三七年底,日本侵略军佔领了芜湖、宣城、繁昌。三八年又疯狂地向皖南进攻,形势越来越严酷。三九年,受皖南特委派遣,担任南芜宣县委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化名林子玉。由于国民党和顽固派对抗日斗争的限制和刁难,南芜宣县委转入地下,秘密地通过一些妇女和学生的合法组织进行抗日宣传。我们曾有计划地组织二次声势浩大宣传活动。

  一次是利用元宵佳节,我们发动西河、蒲桥等地的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和群众,举行了一次名为灯会,实为宣传抗日的提灯游行。长龙式的提灯队伍,绵延十多里,从一个村走到另一个村,一路上高喊着:“抗战到底!”“抗战必胜”!“国共合作万岁”等等口号。

  另一次是农历二月二这一天,县委发动了一次近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上声讨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号召全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抗击日军的侵占………。

  通过宣传,扩大了影响,团结了群众,使广大群众懂得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但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我们中国人民。

  在宣传的同时,我们通过“农抗会”采取合法的斗争形式,在农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使农民得到实在的利益,他们更加靠拢共产党和新四军,并且纷纷要求参加抗日协会和参加新四军。

  南芜宣地区的各类抗敌协会会员发展到一二万人数,我们不失时机地从抗日斗争中的骨干分子中,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党的秘密组织。四0年春,南芜宣地区已有浦桥、奚滩、西河、金阁、林都五尔区委党员达七百余人。

  一九四一年初,蒋介石撕掉了抗日的假面县,发动了血腥的皖南事变,皖南地区黑云翻滚,各地方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我们牺牲了很多优秀的同志,地方党组织近乎瘫痪。我们的抗游击队伍,也因为遭到地方反动势力如大刀会、青红帮等反动组织的袭击而损失惨重。

  血的教训,使我们不得不尽量减少与敌人正面交锋,加强统战工作,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团结地方开明士绅,争取中间力量。对一些地区伪政权的人物,我们能拉的就拉过来,不能拉的,我们也会不失时机的对他作些工作,使他们既不能为我所用,至少也不来打击我们。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顽固分子,我们找机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处决掉。

  有一次,我与陈作霖二人,化装成汉奸特务的样子,利用一张记不清是那里捡到的一张XXX宪兵队特务的名片,直闯襄安镇的伪军据点。我和陈作霖来到襄安镇政府岗哨前递上名片,指名我们要见蒋少云区长,伪兵赶快拿着名片进去请示,蒋少云一见是日本XXX的名片,立刻喊着“请”!但当我们进去将门一关,他立刻觉得不对时,我将衣襟向二边一抖,对他说:我是新四军,我们没带武器,我们只是找你谈谈……他不得不坐下听我讲话。我便把抗日救国的道理对他讲一遍,并向他提出靠拢我们的希望,谈好话,我并不强迫他回答,只是软中带硬地留下几句话后就离开。

  像以上的这样例子,我已记不清有过多少次,既然有些冒失,但当时确实是工作的需要,只得这样冒险。

  四三年,敌我力量悬殊,形势险恶,地委秘密派我去芜湖县委,要求我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我向地委负责人提出我想打入当地反动组织:“青红帮”,经地委负责人胡耀南批准后,我就参加了青红帮,当时我公开的身份是走街串巷的医生,名叫刘亚夫。

  青红帮是一个和大刀会同样性质的反动地方组织,头子的名字叫王茂秀,他同时又是伪保安队的队长。王茂秀抽大烟,我住到他家中帮他戒掉大烟。天天晚上我给他讲三国演义,讲梁山好汉的侠义,为民除害的故事,他很爱听。后来我开始讲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罪行;国家危难匹夫有责;中国人决不当亡国奴;新四军就是打日本鬼子的队伍等等道理。终于,王茂秀开始同情新四军,他曾利用伪保长的身份为我们买过枪,并且掩护过我们的同志。直到最后,他带着整个中队投奔了我们,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汉奸特务烧了他家的房子,并没使他动摇,他作战勇敢,在一次对日本鬼子的战斗中壮烈牺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四、白色恐怖下的武装斗争

  一九四0年秋,我在当芜县委任副书记,当芜一带已是日本鬼子和汪蒋的沦陷区。这里同时也活动着我们的一支游击队。四0年秋,国民党一0八师勾结当地土顽,对我游击队突然袭击,游击队毫无准备,虽经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牺牲大半,只少数突围了出来,这就是惨痛的“金宝圩事件。”事变之后,游击区的工作暂停了下来。

  一九四三年冬,日本鬼子大举进攻苏浙皖接壤地区,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牵制敌人,皖南地委命令只有一个班的游击武装进入芜湖市郊活动。第一仗就遇上下乡进行“清乡”的芜湖伪保安七中队和八中队,一场血战,终因力量太悬殊,我游击队撤回繁昌。但这次战斗后芜湖又一次响起抗日游击队的枪声,这在芜湖城乡人民中间引起很大震动。鼓舞了铁蹄下的人民大众。威协了敌人。

  四四年初,我们游击队在皖南支队的配合下,取得了南陵的俞家埠和芜湖的新屋两次大捷。歼灭日、伪军百名,俘虏三十多人,缴获机枪一挺;长短枪六十余支。我们处决了反动乡长陶良矩和叛徒查贵金。大大灭了敌人的威风。青年们纷纷参加我们游击队,我们游击队发展到具有九十多人的武装力量。

  一九四四年夏天,新四军临江团二营,在十连圩老鹳咀,遭到投敌土顽六乡中队和大刀会袭击,战斗失利,损失了很多人,决定撤出南芜地区,为补充部队力量,将游击队编入部队一起撤走。只给我留下二条长枪和十个人在南芜地区坚持武装斗争。

  连我一起,只有十一个人。二条枪的游击小分队,却成了日本鬼子“扫荡”、伪军的“清乡”、大刀会袭击的重要目标。形势险恶。我带着游击小分队退缩到肖埧、新塘北滩的芦苇地带活动。我们白天头顶烈日泡在塘水中,晚上休息在芦塘的沼泽地带。蚊叮虫咬,我得了病疾,隔二天就会发作一次,一发作便发冷,浑身止不住的颤抖,二个人压着都止不住。环境的恶劣,疾病的折磨并不是我最大的烦恼,最大的烦恼是缺枪,在敌人的鼻子下,没枪,便无法开展武装斗争。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搞到枪支弹药。经过侦察,我们发现有二名汉奸特务,各持一支短枪,他们隔几天就会从一条河乘船到河对岸鬼子炮楼去一次,然后再乘船回去。我们就躲在河沿的水中,等到这二个汉奸特务从鬼子炮楼出来,船到河中央,我们扑上去,突然迅速地将他们拖入水中,整死在河中,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夺了二支短枪。接着,我们在群众的配合下,化装成送柴草的老乡,没费一枪一弹拔掉了肖家渡的一个伪据占,全歼伪军一个班,缴获了敌人全部枪支弹药。从此,我们从十一人二条枪的游击小分队发展成为有十九条长枪、三支短枪、三十余人的武装队伍。有了枪,我们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对敌武装斗争。

  四五年三月,我们拔除了竹丝港伪军据点。四月又缴获了芜湖伪政府的枪支。同时间,攻下了赵桥保安队的据点,活捉了伪保安队九队队长秦道心。至此,我们中心区的障碍基本被扫除,开始向外围扩展,继续为支援正面战场,牵制敌人而战斗。

  在最严酷的形势下与我一起坚持武装斗争的十个人中,有七位战友在历次的战斗中牺牲,他们是:强日增、强良迪、滕良福、麻传贵、麻传道、陶先富、宦锋友。他们没有能够见到抗战的胜利,但他们战胜恶劣环境,忍受艰苦生活,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我永远怀念他们。

  五、三次被捕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作党的秘密工作,当然是极其危险的,为了防止暴露,防止叛徒,需要经常更换姓名、身份,而且住无定所,有时住在老乡放稻草的隔墙内,有时住在小船上,有时露宿荒野。但要开展工作就不可能没有风险。我先后曾三次被捕。

  第一次被捕是在一九四二年三月间,我与孙宗溶及通讯员小沈三人由皖南地委前往南芜宣地区,一路上我们装扮成商人模样乘着黄包车,在过鲁港伪据点时,突然被伪警察怀疑是新四军扣下,并分别审问我们。由于我们身上都备有“县民证”,所以不论敌人如何再三地说我们是新四军,我们也只说自己是同路的商人。最后敌人搜去身上的钱就将我们放了。

  第三次被捕与第一次差不多,也是一场有惊无险的经历。一九四五年,我在南芜县任县委副书记,书记是孙宗溶。

  我在一次去一个开明士绅家做统战工作时,正碰上当地六乡中队的队长张××率领着伪军也到这个士绅家,我被他们抓了起来。由于孙宗溶及时派人营救,我在被关了一天一夜后就被救了回来。

  真正有惊也有险的一次被捕是第二次在一九四二年的十月份。我在繁芜工委担任工委书记期间。那时,我们以保达圩地区为依托,向芜湖地区开辟工作。在向芜湖方向的公路边有几个小村庄属于空白地区,我决定要开辟这块地区。

  我找了一个熟悉这几个村的何乡长带路,在夜晚摸进了一个小村庄,找了几户人家作了一些宣传工作。到深夜,何乡长将我带到一个叫张家墩的小村子里,找了一家农民家休息。凌晨,忽听女房东叫我们,说“鬼子来了,你们快跑”!我与何乡长立即向村外跑,跑到村口时,只见敌人队伍以扇形队形向村庄包围过来。我们转身往回跑,跑着跑着,何乡长突然跑没了影。我人地两生,盲目地向没有敌人的方向跑,敌人在后面放枪,最后在村外的田地里将我团团围住,我落入敌手。

  在敌人对我的审问中,我始终说我是老百姓,敌人先是采用吊打,后又将我按在地上,双绳捆住双腿,再用棍子插在绳子中间绞,象给据子上劲一样,越绞越紧,麻绳深深陷入肉里。敌人边施刑边逼问,要我承认是新四军;要我交出枪。我一口咬定,我是老百姓,没有枪。经过了打打审审多少个回合后,敌人已对我失去耐心。终于有一天将我五花大绑,前呼后拥地拖到一块空地上,命令我跪下。我坚决不肯,他们在我的腿弯处猛踢一脚,我跌跪在地,一个伪军拿着明恍恍的大刀在我面前晃一晃,又在我脖后颈上拍了拍。我明白,为革命牺牲的时刻到了,我抓紧这最后一刻,向站在远处的群众高喊:“共产党万岁!”“新四军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喊完口号,我双目紧闭,等待着头断而去。谁知这时,敌人突然下令停刑。我又被拖了回去。

  从刑场回来,敌人对我的审问开始升级。他们逼问我:“你是什么人领导的?过江去干什么?哪些人参加了共产党?哪些人参加了农会?”我的回答是:我是受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我只是一个催粮草的副官,不在本地工作,本地谁是共产党,谁参加农会一概不知道。敌人更加凶残地对我施刑、捆绞、吊打、灌辣椒水,打一阵,问一阵,最后我干脆对他们说:你们要砍我头,我都没什么说的,现在上刑我更没什么可说的,大不了,再将我砍头吧。敌人没法,只好又将我关回牢里去。在回牢房时,一个看守我的伪军悄悄地对我伸出大姆指说:“有种!”

  再一次提审时,情况大变样,没有对我上刑,并把绑着我的绳子也松了,还叫来一个伪军打水给我洗脚,找了一双旧鞋给我穿上,请我抽烟、喝茶。伪军的头子叫赵子兴,他假惺惺地对我说:“你还很年轻,家里必定有父母、老婆、孩子,要为他们想一想,我们都是中国人,你说了,我就放你回家,硬不肯说,我们也只好把你交到鬼子那里去……。”

  我回答:“我没什么可说的,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就该把我放了,如果你是个中国人的叛徒,那就把我交给日本鬼子,让他们把我杀了!”纠缠了很长时间后,赵子兴又问我:“你们新四军为什么要打我们?”我回答:“新四军是抗日的,而你们身为中国人却帮助日本鬼子,我们当然要打你们。赵子兴问:“新四军对我们有什么计划?”我回答:“我只管催粮草,不知道有什么计划。”赵子兴反反复复问“计划”。我忽然灵机一动:“何不趁机会将我们新四军的一些政策对他们讲讲呢。”于是,我装着想了一下后说:“我听教导员说过,是有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对日本鬼子,我们坚决要打,直打到把他们赶出中国,对伪军、汉奸,作恶多端的,我们坚决要消灭,对改恶从善的,采取宽大政策,如果暗中帮助抗日,还可将功赎罪给于奖励,对俘虏不杀不打,留者给工作干,不愿留下的发给路费回家。我边说边观看在场的伪军动静,发现赵子兴和其他伪军都在静静的听,我干脆又接着讲起了全国抗日形势及日本鬼子不论有多凶,必定会被我们赶出中国……”。最后,我说:“日本鬼子败了可以回日本去,你们能跟着去日本吗?你们的家,家中的父母妻儿也能跟着去日本吗?现在该是为自己留点后路了,要争取立功自赎……。”我滔滔地讲,伪军们静静地听,这场审讯草草结束,又将我关牢里。一个伪军班长对我说:“你有种!佩服佩服!以后我也想参加新四军,请你帮帮忙。”

  我一时还不摸底的,没作任何应承。这以后连着几天,敌人没有再提审过我。一天,将我从牢里叫了出来,经直来到赵子兴的房间。进屋后,我一眼看到我们的一个地方干部金开元正坐在那里和赵子兴在说话。一见到我进屋,金开元笑着说:“算交了一个朋友吧,好了我们回去吧,说着就拉着我往外走。赵子兴只是对我笑了笑,什么也没说。我就这样被金开元同志送回了皖南地委。路上,金开元说赵子兴表示想与我们靠拢。后来我才知道,我被捕后,黄辉南同志指示地方组织设法营救,又正碰上赵子兴想向我们靠拢,所以党组织花了二万元伪币,将我救了回来。我向党组织汇报了被捕经过,并且汇报了赵子兴想与我们靠拢一事,黄耀南政委肯定了我在狱中的表现,并送我到后方医院治病。四三年春节,我伤好后回到皖南地委机关。

  这期间,赵子兴曾通过金开元再次表示要和我们靠拢。所以黄耀南政委要我代表地委去和赵子兴接触。我与金开元一起去找赵子兴,赵子兴诚恳表示要求抗日工作做点好事,将功赎罪。我代表皖南地委欢迎他向我们靠拢。这条关系就算正式建立了。四三年度,赵子兴终于带着队伍和枪支向我新四军投降,并且成为了我们抗日游击队里一名队长。

  回忆往事,能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战斗过,是我的荣幸。我怀念那些无数的为革命为党牺牲了的战友,我能活着迎接我们自己的国家的建立,并参加她的建设,对我本人来讲,不只是幸运,而是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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