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网6月3日讯(海峡都市报闽南版记者 刘淑清 田米 通讯员 刘扬宇 文/图)初见96岁高龄的郑德治,他佝偻着背,头发与髭须花白,静静地坐在床沿处。因曾任炮兵,听力受损严重,需要趴在其耳旁大声询问,他才能听清。言语表达也有些含糊不清,只是有些记忆,在他脑中,怎么也抹不去。说到过往的残酷和苦难,老人数次哽咽,掩面痛哭……
讲述过程中,郑德治举起干枯而又颤抖的手,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脸上流露出难得见到的一丝喜悦。
被抓壮丁 逃跑不成险遭活埋
【背景】抗战时期,国军与日寇激战伤亡惨重。为了能够源源不断地征集士兵,当时的国民政府可谓想尽了办法。除了依靠保甲制“抽丁”的方式外,“抓壮丁”这种非常规手段在当时最常见。蒋介石之子蒋纬国后来编著的《国民革命战史抗日御侮》显示,抗战八年,总共征募壮丁13558493名。
第一次被抓“壮丁”入伍时,我17岁。我永远都记得,当时我逃跑未遂,险被活埋的场景。那时,刚到部队,因年纪小,常受欺负。有一次,被排长用铁条当头打下,昏迷了三天才醒来。受不了这样的生活,我一直想找机会逃走,可是没跑多久,又被抓了回来。连长说,要将我活埋以儆效尤,而且要我自己挖坑。当时景象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那里有一片油菜田,田地的旁边有一条沟渠,旁边还有大树。连长让我在大树旁边找个空地挖坑。正当我手脚发软之时,紧急集合的哨声响起来了,原来是司令过来部队视察,需要清点人数,我的活埋也暂告一段落,被要求先集合,迎接司令。
我心想之后仍然逃不过活埋的命运,便想趁着集合时,偷偷跑掉。但是当时我们列队前行,三人并排行走,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机会逃。走到一个拐角处,我瞅准时机,躲进了一堆干草垛中。那时,农户家一位跛脚的姑娘发现了我,把我藏到了她家装粮食用的大容器里,我惊险地躲过了搜查。
再次被抓 开始正式军旅生活
1939年,我再次被抓壮丁入伍,与附近地区新兵编成两个连,二百多人步行至浙江金华,我被编入33军独立旅补充连,训练了两个多月。训练结束后,全连官兵被要求挑着盐担子,步行前往江西南昌。队伍中的每个人,除了要挑着100斤重的盐担子之外,还要负责挑行李。困累之中,很多战友都顶不住了,但因为整个过程都有人监视,大家不敢偷懒,更不敢逃跑。偷跑的话,随时都可能挨打。有一些人,被打躺下去之后,就再也没爬起来。
(讲到这段经历和场景,郑德治老人忍不住痛哭流涕。)
江西运盐之行后,我们返回浙江金华。我重新编入八十六军79师697团炮兵连3排4班,成为了一名炮兵。当时我们全连有四门炮,我们用的是野战炮,炮身很重,需要很多人一起合作,才能抬得动。开炮时,同样需要多人合作,四个人按住炮身,防止开炮后的后坐力太大,整个炮身弹出去。我当时视力比较好,担任瞄准手。那时候,我们炮兵每个人有一顶防护帽,戴上后只露出两只眼睛。战斗时,发射两发炮弹后需要马上转移,以防鬼子开炮反击,伤及我们。
我现在听力受损严重,与当时当炮兵,长期在轰隆声中生活有关。
日本投毒 眼睁睁看战友倒下
1942年,某次在前线作战中,我们的部队被日寇围困,经过多日战斗,最后我方三百多名官兵被鬼子俘虏。日本人将老鼠药偷偷混入米饭中。很多战友不清楚情况,都抢着吃。当时,我的饭碗弄丢了,没有吃到有毒的饭,却眼睁睁看着战友们在我面前一个个倒下。为求活命,我装死躺在死人堆中,等到日本军队撤退,前往别处。第二天,我被当地村民发现,再次捡回一条命。回部队后,编入本师698团炮兵连,直至抗战胜利。
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惨烈的人,很难想象当时的画面。那时,日本的作战设备比我们好,刺刀相当锋利,金属制成的钱币,他们的刺刀一下子就能戳穿。飞机出动时,一个俯冲,炸弹一扔,周围就全部陷入硝烟之中。等到烟雾散去,满地都是尸体残骸。
至今,我仍记得一位来自安徽的战友林剑明(音)。当时,流弹飞落,打中了他的肚子,肠子流了出来,他在一旁捂着肚子哭喊着:“我没命了,没命了,可是我的老婆孩子怎么办啊?”亲眼看到战友在自己面前死去,那种心情很难形容。
(讲到这些,郑德治老人再次掩面痛哭。)
中了两枪 膝盖以下险些截肢
有一次打仗,我们连长在战斗中负伤,我冲过去,半扶半拖着连长转移。这时,机枪再次扫射过来,一枪击中了我的膝盖,一枪击中了我的脚后跟。当时医疗条件差,为了活命,他们说我膝盖以下的位置,必须截肢。我当时怎么也不愿意,怕变成残废,就死马当活马医,用祖辈留下的草药方子进行包扎。没想到,最后我的腿没有烂掉,渐渐好起来。
(说话间,老人挽起裤腿,脱下袜子,膝盖上和脚后跟上的枪伤,便展现在我们眼前。虽已96岁高龄,但老人现在仍可以拄着拐杖自己走路。)
疗伤的时候,我住在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一户农户家,受到了老乡的细心照顾,他们的恩情,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抗日战争结束后,我随部队投诚,被送到后方,看了整整三天的大戏。当时,共产党的战士问我,是打算留在部队,还是回家?我当时选择留在部队。1949年正月末,我因病复员,从东北往福建老家走。当时,全国还没全部解放,通关需要相关的文件证明,因为我是复员军人,沿途都受到较好的礼遇。靠着骑马、骑毛驴、乘船,辗转十几天,我回到福鼎老家,但一切已经物是人非。后来,我循着记忆,到泉州惠安找我的哥哥。之后,定居泉州泉港,一直到现在。
证明丢失
却抹不掉此生记忆
因年代久远,又逢天灾,我参加抗战的那些衣物、勋章、复员证明,现在都找不到了。关于我曾经参与抗战的点滴,除了脑子里渐渐破碎的记忆,和身上的伤疤外,已经渐渐无人知晓。
(拄着拐杖,郑德治老人缓步走进自己的卧室中,用有些颤抖的手,在抽屉中摸索着什么。原来,早些年,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们,曾经来走访了解过他的经历,并通过走访核实,赠予了他一枚勋章。他把这枚勋章,收藏在抽屉里,细细包裹了一层又一层。在解开了多层的红色塑料袋后,一枚刻着“关爱抗战老兵”字样的勋章展现出来。老人拿起它,在镜头前,静静地望着。)
以前所经历的苦难,渐渐成为过往。现在的日子过得很平静,儿子也很孝顺我。如今,我儿子仍为了帮我核实一些往年的信息而奔走着,不仅到福鼎老家寻访,还在网上发布我曾经参与抗战的故事,也联系了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那边的农户,希望找个时间过去,想帮我捡回当年的回忆。同时,找到曾经救过我的恩人,完成我未了的心愿。
(讲述过程中,96岁的郑德治,举起干枯而又颤抖的手,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脸上流露出难得见到的一丝喜悦。)
(本文由郑德治口述,其子郑秀枝翻译转述,海都记者刘淑清记录。郑德治老人现在患有高血压,轻度脑萎缩,记忆比较零碎,但说到苦痛处,仍忍不住怆然泪下。采访中老人因有些头晕,身体不适,部分内容由儿子郑秀枝转述、关爱抗战老兵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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