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第一次见到郑信强,是在晋安区一个小区。据郑老家人介绍,前些年,郑老还笔耕不辍,这两年因年事渐高,才弃笔停写,但仍爱看书,床头就摆放着很多书。
郑老出生于1921年,祖籍是马尾亭江康坂村。1935年,江南造船厂在福州招生,他在亲人的举荐下,顺利入学,在上海开始半工半读的生活。1937年,先后爆发卢沟桥事变和“淞沪会战”,学校被迫解散,尚未毕业的他被遣送回福州。
后来,国民党以抗日为号召发布公告,招收闽籍人士入读黄埔军校。郑老拿着学历证明投考,并顺利通过。1939年11月,他来到长汀,编入黄埔军校第二分校第十七期步兵科。第二年,跟随大部队搬到湖南的分校就读。
郑老说,当时念军校的训练很苦,几乎每天都有半夜临时集合,伙食也很差,米饭里都伴着沙子。教官说,这是完全模拟前线战斗训练,因为到了前线就是这样。有不少人受不了苦,找个机会逃了出去,郑老坚持到毕业。
1941年,郑老毕业分配到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0军,任参谋部少尉见习参谋,驻守在湖南沅江,负责军需后勤保障。当时,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同时进攻香港,为牵制国军南下支援香港,武汉日军发动了第三次长沙会战。
从1941年到1944年,郑老一直在抗战最激烈的湖南一带驻守。长沙会战、衡阳保卫战曾震惊世界,尤其是衡阳保卫战,郑老所在的第10军,在军长方先觉的指挥下,以孤立无援的病惫之师抗击近6倍于己的日军,血战了整整47天,这一仗的影响,震动了日本朝野,直接促使东条英机内阁为之下台。
郑老回忆,从淞沪会战开始,中国军队与日军的大规模会战,都是我众敌寡,无论胜负,中国军队的伤亡都大于日军。第十军在日军兵力、火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却杀伤了超过自军总兵力的日军,并坚守孤城达47天,相当不容易,虽然最终衡阳陷落,但延缓了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的步伐进程,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士气。
1944年,为响应“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郑老被调动到青年军军事训练团第二团,担任上尉,负责青年军组训。
1945年,到了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亚洲战场上的局势更为胶着,此时美国来招募飞行员,郑老再次报名,在重庆考上了中国空军军官学校,去了成都空军军官学校入伍生团第25期。
郑老说,那时候考空军最难,体检非常严格。第一道查视力,飞机扔炸弹是没有机械测量的,靠眼睛,因此眼睛最重要。然后是检查身体,总共80多项。最后才是笔试。整个过程要一个多月。
“当时100个人,就2个人能通过。体格好,才能笔试。学了一个多月后,直接拉去训练,在成都往西100来公里。每天3:30就要起床,起床先做30个单杆。”令郑老印象深刻的是,从成都新津机场飞去印度,乘坐B40轰炸机,飞越被称为“鬼门关”的驼峰航线,艰险异常,“半年后,飞行实训,结果我没通过,未能实现在蓝天上与日寇作战的目标。”
日本战败投降后,1945年12月,郑老奉命到衡阳,接收盐务局。那时,衡阳盐务局还是由日本人看管,衡阳全城只有7间房子,到江东岸才找到房子住。“这是因为我军撤出,日本占领后,美国又对衡阳大轰炸。因此整个衡阳全毁掉了,基本没有房子。”
值得一提的是,在衡阳,郑老与爱人相识相恋,收获了人生的甜蜜。“当时她在粤汉铁路局工作,来衡阳接收铁路,两个人租了同一座房子住。她去铁路办公,路上两边都是日本人,她很怕,我送她,送了三个月,有了感情,然后我们就结婚了。”郑老一边说,一边笑。
1947年,在内战爆发前,郑老回到福州。解放后,在历史变革中,郑老经历多番沉浮,还曾被打为“右派”,直到1979年才得到平反。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在黄埔军校老战友的提议下,当时已年过七旬的郑老提起笔,记录超过百年的家族史,由于年事已高,还患有严重的白内障,他每日只能坚持写字最多不超过2小时,还需戴上高倍数的老花镜。
郑老说,回忆父辈和自己这一百多年来的经历,尤其是自己的从军历程也算是跌宕起伏,相信很多有过类似经历的福州人,若是看到此书能找到共鸣。目前,由于年事已高,郑信强已经停笔,但一有机会,他还是会与曾孙子曾孙女们聊聊当年的抗战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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