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床告诉你福建抗战老兵的余生
来源：腾讯大闽网   2017-10-30 15:21:55

　　(图/王龙志 周佳霓 文/林钰雯 周佳霓)少年时光遗留在尸横遍野的战场，迟暮之年，只有一间陋室安放孱弱残损的身体。这是振旅而归的福建英雄所剩无几的日常。百位抗战老兵大多生活在不知名的小山村，屋子逼仄昏暗蚊蝇滋扰、甚至房顶漏出大洞，随时可能倒塌。肃杀的战场记忆消磨成老人的只言片语，每天陪伴最久的这一张床，倾诉他们的余生。

　　“向着敌人冲，不怕他军火密密攻，我们只管冲冲冲，我们只管攻攻攻”，好几首军歌从陈茂童口中迸出。1942年，19岁的他替兄从军，换回新婚哥哥。在江苏战场上，排里50多个人只有一个迫击炮和火箭筒，子弹很快用光，陈茂童只能和日军拼刺刀。“打那么多年仗，没有带回来一分钱，村里人都笑话我”，70年后，老人仍在永泰老家种田度日，几块木板拼成他的睡榻。床后“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对联，是房内最豪华的摆设。

　　“当时整个县城打得只剩一个城门，不是田的地方，骨头堆在上面”，103岁的林元香老人腿部已行动不便，手上做着机关枪来回扫射的动作。在浙江战场上，林元香头部被身边飞窜的流弹击中，卧倒后臀部又中弹，“死里逃生，差半小时就被日本兵宰掉”。70年后，瘦小的老人蜗居在福州永泰的小屋里，一桌一床一柜，似乎和老人退伍返乡时相同，从不曾改变。

　　“我恨日本兵，我恨打仗，可是我没有办法”，张双凤老人生前这样告诉我们。1938年初，14岁的他代兄参军，在故乡福州保家卫国。他亲历福州沦陷，在离日军不足2公里处和战友筑起战壕。70年后，只有破败的房屋和陈旧的被褥保护他不被日晒雨淋。老人用干枯的身躯挥舞刺刀的场面，是我们记录下的他生前最后一段影像。

　　18岁那年，罗凤鸣和三哥一起被抓壮丁，到32军39师辎重兵团第二营，成为了一名医护兵。在湖北宜昌的一次日军空袭中，罗凤鸣头部和小腿被飞机投下的子弹擦过，“7架飞机追着我们部队打，当时我流了很多血被埋在死人身下，若再晚5分钟就没救了。”醒来时罗凤鸣已被战友转移到后方医院。70年后，和子女一起居住的无忧日子，渐渐驱散战场上的战栗。

　　“我们看到农民养的两百斤大猪，饿得都看呆了”。1941年，19岁的郭宝龙应征入伍，一百多位新兵一同度过没有年味的春节，大年初五踏上征程，前往湖南衡阳。3年后，老人在常衡会战中与日寇作战，流鼻血过多晕倒，休养了1个月才康复。70年后，老人居住在老家漳州的小镇上，房间里只挂着盏1000瓦灯泡，微光下，数年不换的蚊帐散发着更加污浊的色泽。

　　1944年，还在中学读初二的蔡镇贤和7名校友加入了中国青年军。“那个时候抗战很紧张，泉州、厦门、福州都给占领了。当时是觉得光荣，打死了就算了，不打死就再讲，不怕牺牲去打仗。”家里的大哥蔡良贤早在1939年时离家，就读黄埔军校第17期。4兄弟分散各地，如今相会，聚成家里的一张张遗像。老人微薄的退休金，只能维持基本生活与医药开销。

　　

　　“伤亡的战士有的抬走有的抬不走，来不及啊，死人太多担架太少”，这是黄堂华入伍没多久就看到的惨烈战况。他1941年入伍，先后当过卫生兵、炮兵、步兵。3年后，部队强攻云南高黎贡山日寇，被困高山20多天，一燃起炊烟，就会被日军发现遭到投弹。“年轻人，你们要记住我们的过去，不要怕也不要麻痹”，老人蜗居在漳州小镇，这是他对孩子们的嘱咐。

　　“更多的日本战车冲过来，我赶紧喊撤退。不到十分钟炮弹就铺天盖地炸下来”，20岁的林竞远刚到驻扎在重庆的部队不久，就赶上了一场惨烈的防御战。他违抗军令延迟开炮，只为更准确地击中敌军。1945年，同僚已经放松消遣，他却发奋苦读，终于考上厦门大学。70年后，老人已经轻微中风，但这并不妨碍他用尽全力讲述战火纷飞的岁月。

　　“我和几个同乡一起参军，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怕”，郭德俊老人笑着。1942年，郭德俊还在福州一中上学，自愿踏上凶险征程前往江西训练。70年后，“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似乎还在耳畔响起。他未上战场战争已结束。老人惭愧自己没有手刃杀敌，但在我们心中，国难当头挺身而出的生命，同样对得起英雄的称号。

　　1944年3月，在浙江、安徽边境交界处，日军出动100多人，携带一门92步兵炮进行扫荡，温金林所在的新四军6师16旅48团在路上打埋伏，打得日军丢下大炮，抱头鼠窜。温金林曾被日军俘虏过。1941年日军在苏南地区展开大扫荡清乡，因叛徒指认，温金林被捕，“被抓的时候，我被日本人打到脑震荡”。温金林被关在芜湖集中营，做劳工，挑铁矿砂。“当时我们在江边挑铁矿，回来要围着铁矿走。有一个老红军指导员组织了我们三五个人，收工时候他带着我们跑，一下子溜出去了。”

　　“爸爸是教育家鼓励我去当兵，他和妈妈都大哭，送我上战场。我们唱那个‘一寸山河一寸血’啊”，陈耀强老人接连唱了几首战歌。1945年，还是高中生的他作为优秀青年加入青年军防毒排。“我们唱着战斗的歌，走上战场”，70年后，青年远征军的臂章像刻在老人的记忆中一样，“一个梅花、一个victory”。

　　“和我一起考上军校的朋友，出来不到一个月，死在战场上”，老人陈榕感叹。1938年，他背着家人北上报考军校，半年后，终于等到祈盼的录取消息。1941年，他成为前线战士守护衢州机场，我军盟军军机在此补给，可直捣东京进行轰炸。70年后，老人饱受胃病折磨，刚刚胃出血好转。从他珍藏的最后一张戎装照里，我们看见当年的他挺拔坚决。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死不了，留我一个人在那里”，老人陈跃仍能口齿清晰地回顾长沙大会战的片段。1939年17岁的陈跃被抓入伍，2年后他3次死里逃生，抱着尸体装死躲过日军屠刀。敌军炮弹打来，一块弹片深深扎入他右太阳穴下方。70年后，被炸伤的耳朵已经愈合，漳州老家床上缓慢旋转的小吊扇吹散了70年前的战火炮声。

　　“日本人的飞机炸啊，机关枪打不下来。打到战友的心脏，溅了我一身血。”在长沙战场上，他见证过日军的飞机和毒气。几十年过去，战场的金戈铁马依旧存在他的记忆里。“接受的时候，日本人很有礼貌，看见我们就敬礼。叫他们跪下来就是跪下来!”陈道天爷爷讲起到长沙接受日本人投降时神情骄傲，今年95岁的陈爷爷，靠着每个月农村养老金55元和每年1030元的村土地补贴生活。房间里陈设简陋，水泥地板凹凸不平，还要在木床的一只床脚上垫砖头来保持平衡。桌面上端正的摆着一本抗战摄影集。闲暇无事时，他还会翻翻书。

　　年初，94岁的胡思明不慎摔断右脚，现在只能靠轮椅移动。1945年8月12日，身为上士班长的胡思明临危受命，“连长幸光星他叫我带一个加强班去阻止不要让日本人过江，等我过去，日本人已经过江，他一枪打来，就打到这，这个地方。”胡思明指了指受伤的地方，子弹穿过右臂击中右前胸，枪弹留下的伤口依旧清晰。对于为什么参军，胡思明的答案显得理所当然，“是为了抗日啊。日本人在中国做的事情是说不完的，烧杀抢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