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于良：遗憾未成功刺杀川岛芳子
来源：晋察冀民族抗日研究会 作者：汪丹   2018-09-20 15:42:43

　   叶于良，生于：1922年3月，祖籍：福建福州。

　   1939年7月，17岁的叶于良自愿加入北平抗日杀奸团，曾参与刺杀川岛芳子、邹泉荪、舒壮怀、吴菊痴、俞大纯等多位日伪要员的行动。1940年8月，叶于良被捕入狱。1945年9月3日被释放。

　　7月下旬的北平燥热难耐，西四大街上行人寥寥。

　　突然，“砰”“砰”两声枪响，随即警哨声大作。一辆黄包车斜在路边，车前站着一个大男孩，手里举着枪;车上的人身中两枪，气息全无。

　　举枪的男孩还保持着射击的姿势。旁边伸出一双手，一把将他拽进七拐八弯的胡同里……

　　那一年是1940年。刺客叫叶于良，只有18岁。车上的死者叫俞大纯，时任伪政府建设总署总务局局长。他所掌控的机构长期将中国的铜、铁资源输送给日本，供其制造大炮、子弹侵略中国。

　　虽已过去了75年，但那一幕依然不停闪回在叶于良的记忆中，不曾模糊。

　　“那是我第一次亲手杀人。我希望杀了他之后，战场上的中国士兵能少死几个。”年过九旬的叶于良端坐在沙发上，手指微微颤抖，枪管的灼热感仿佛还残留在指间。

　　1937年7月，北平志成中学放了暑假。15岁的叶于良兴冲冲赶到天津，登上开往南京的火车，他要去叔叔家过暑假。两天后，叶于良见到了叔叔，一个消息如晴天霹雳毁了他快乐的暑假。“良子，北平打起来了，你回不去了……”叔叔神色黯然。

　　这一天是7月8日，十多个小时前，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

　　不久，南京国民政府南迁。叶于良也随着叔婶借道上海坐船回福州老家避难。叶于良在福州第一中学借读，所有的课程都在讲抗日。每天听抗日报告、学抗日歌曲，参加黄埔军校教官教授的义勇军训练课……一个念头在叶于良的脑海中越来越清晰，“我要回家，我要抗日!”

　　次年1月，仍在北平的父亲终于有了音信。攥着父亲辗转经香港汇来的一百块钱生活费，叶于良决定告别叔婶，回家!

　　从福州坐船到了天津，叶于良登上开往北平的火车。刚抓着门把手，他就被一个日本人狠踹了一脚，差点儿掉下车去。年轻气盛的叶于良正要上前理论，就被旁边的一位长者死死拽住，“孩子，忍忍吧!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你惹不起!”

　　憋着一肚子气的叶于良回到北平，虽然家人尚在、学校尚存，但大街上到处是耀武扬威的日伪军——这里，已不是他记忆中的北平。

　　回到学校后，虽每天继续上学，但叶于良的内心已不再平静，他期待着能有机会，释放出心中的憋闷与屈辱。

　　一天，一对兄妹找到叶于良，哥哥问：“你这么恨日本人，敢抗日吗?”

　　论起来，这对兄妹与叶于良沾点儿亲，他们的身世可不寻常，其祖父正是日本人扶植的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

　　“我为什么不敢?!”叶于良一梗脖子，脱口而出。兄妹相视而笑，向叶于良伸出了手，这时，叶于良才知道他们已经加入了抗日组织。“连汉奸的后代都懂得抗击日寇，我当然可以做得更好!”叶于良紧紧握住这对兄妹的手。

　　1939年7月，又是一个暑假。叶于良不再盼着出游，而是乖乖待在家里，他在等一个人。

　　一天傍晚，那个人悄悄地来了。

　　来人叫李振英，个子高高的、皮肤黑黑的，说话声音很低，左手背有一处伤痕，那是他炸日本人仓库时留下的。叶于良这才惊喜地发现，自己加入的组织竟是平津地区有名的学生抗日组织“抗日杀奸团”，李振英正是他的上线。

　　叶于良举起右手，一脸郑重，轻声念着：“抗日杀奸，报仇雪恨，同心同德，克敌致果。我自愿参加抗日杀奸团，严守组织秘密，违者愿受最严厉的制裁。”宣誓完毕，他按照要求，将写有誓言的纸条烧掉。

　　从这一刻起，17岁的叶于良投身抗日的洪流。

　　情报搜集、跟踪、爆破、用枪……接受一系列训练后，叶于良被派去调查伪政府商会会长邹泉荪。

　　叶于良的爷爷是晚清进士，父亲是律师，他所就读的志成中学有很多社会名流的子弟。邹泉荪的侄子正是叶于良的同班同学。凭着这层关系，叶于良很快查清了邹泉荪的家庭住址、上下班时间，选好了行刺和撤退的路线。可惜，邹泉荪的夫人做了替死鬼——行动失败。

　　叶于良来不及沮丧，因为不断又有新的任务。不久，抗日杀奸团根据叶于良提供的情报，成功刺杀了伪政府工务局局长舒壮怀，炸掉了日军军需仓库。

　　半年实习期满，表现突出的叶于良被调进行动组。刚到行动组，就接了个大任务。

　　1940年春的一个下午，李振英找到叶于良，低声说：“川岛做寿，我们去一下。”叶于良心领神会。

　　这一天，川岛芳子包下了位于六部口的新新戏院二层庆祝34岁生日。大戏开演，川岛芳子身着男士长袍马褂，戴着墨镜，前呼后拥而来，于二层正中落座。

　　川岛芳子带了十多个保镖，李振英和叶于良找不到下手的机会，李振英决定等戏散场时趁乱刺杀。不料，川岛芳子只待了半小时就突然抽身离席。等两人追出戏院时，她已经乘车远去。 “遗憾!这是我这辈子最遗憾的事。如果她那时死了，许多抗日的人就能活。”时至今日，叶于良仍对没能成功刺杀川岛芳子而耿耿于怀。

　　7月7日，是烙印在北平人心头的一道疤。日本人却把这一天看作是胜利日。

　　1940年的7月7日，中山公园内举行“皇军圣战胜利三周年”庆祝会。台上，一人身着长衫大肆鼓吹大东亚共荣，满口“皇军万岁”。此人正是号称北平伪报界“第一支笔”的《新民报》编辑局局长吴菊痴。

　　台下，李振英、叶于良等抗团成员隐藏在人群中，义愤填膺。行动组枪手冯运修按捺不住，低声说：“不如现在就把这个卖国贼毙了吧!”叶于良连忙摇头，低声说：“这里全是日本兵，不可白白送死，等他落单儿不迟。”

　　会后，叶于良负责后方接应，李振英与冯运修一路跟踪吴菊痴到了南新华街。正逢一支出殡的队伍，唢呐声、哭丧声一片，冯运修趁机紧追上前，对准吴菊痴的太阳穴就是两枪，随后，趁着夜幕迅速撤离。

　　次日，一份内部报告震动日伪高层：新民报编辑局局长吴菊痴被匪徒用枪击伤身死。

　　如今，这份报告的翻拍电子版仍保留在叶于良的电脑中。“吴菊痴的死激怒了日本军方，加紧了对抗团的侦破。他们还不知道我们这些‘匪徒’只是些十几二十岁的学生。”

　　日军不知道的还有很多，他们无论如何想不到，擅长爆炸、放火、刺杀的抗日杀奸团主要成员并非穷人，而是衣食无忧、出身显赫的名流子弟，甚至很多人的长辈就在伪政权中担任要职。例如刺杀吴菊痴的冯运修就来头不小，他的姨父是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治安总署督办、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

　　“冯运修长得瘦小，谁也想不到他是我们抗团里最厉害的枪手。”叶于良说到这里，神情怅然。这个仅年长他一岁的战友、伪军口中的“冯少爷”，最终壮烈牺牲，没能等到胜利的一天。

　　1940年8月，日本人封锁消息，由日军华北方面军特高课和北平日本宪兵队对抗团实施“8月大搜捕”，抗团的情报系统完全失灵。

　　8月6日深夜，叶于良刚进家门，就被日伪军警抓住。直到这时，叶于良的父母才知道自己养育的9个孩子中，竟然出了一个“抗日分子”!

　　与此同时，日本宪兵队包围了冯运修在受壁胡同甲12号的住所。冯运修发现情况不对，立即起床焚毁由他保管的抗团文件。此时，日伪军警破门而入，双方发生激烈枪战。冯运修寡不敌众，身中数枪，以身殉国，年仅19岁。

　　“8月大搜捕”中，包括李振英在内有四十余人被捕，北平抗日杀奸团大部分骨干入狱。

　　叶于良被判终身监禁，关进位于雍和宫的北平炮局监狱。暗无天日的牢狱中，年轻的学生们也曾害怕，但他们怕的不是牺牲，而是怕胜利不属于中国。他们相信，只要能够坚持到胜利的那一天，中国就一定可获新生。“胜利”的念头支撑着他们，顶住了一次次的过堂、用刑和威逼、利诱，没有一个人背叛组织投降日伪。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老人一字一字地念道。这是他心头的信念，这信念使这个文弱书生，变成了拥有钢铁意志的战士。

　　胜利的日子终于来了!

　　1945年9月2日，日军签署投降书。第二天，叶于良与四五百名幸存的爱国志士大步走出监狱。此时的北平已是初秋，阳光和煦。亲人们涌上前来，向他们张开温暖的双臂。

　　这一刻，叶于良和同伴们抬头挺胸，谁也没有哭。

　　1945年10月10日10时，平津地区受降大典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景山山顶军号长鸣，太和殿前礼炮山响。北平十余万市民从各处涌来，见证日军司令官根本博带领21名军官献刀投降。“中国万岁!”“中国万岁!”排山倒海的欢呼声，直冲天际。太和殿前，23岁的叶于良与幸存的抗团战友们比肩而立，泪洒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