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诚志：永难磨灭的抗战记忆
来源：湖南抗日老兵   2018-10-18 15:07:56

　　我是抗日老兵，也是黄埔军校17期学员。1937年我才16岁，听说到南京军官学校教导队当学兵可以享受降低录取分数优先进南京军官学校上的待遇，我就和邻村初中同学张维一起于7月下旬的一个早晨离开家乡福建诏安县四都镇，跟随教导总队回家探亲的一位排长林从礼到了汕头。

　　我们到达广东汕头时，得知“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林从礼说“战事爆发，当兵危险”，劝我们打转回家，我们虽然年轻，也知道打仗危险，但日寇侵略中国的凶残暴行和义勇军的英雄事迹已经在脑海里深深扎根，因此决定不改初衷，坐海船经上海到南京考入教导总队。

　　教导总队的总队长是桂永清，总队设在紫金山下，下辖三个营，学习和军事训练抓得很紧，体力消耗很大，我有些吃不消，但想到从军报国的志愿，我还是咬牙坚持下来。

　　我进入教导总队不久，上海就发生了“八一三”抗战。野心勃勃的日寇突然袭击，一再增兵，调集大批兵舰到长江口配合，飞机也轮番低飞侦察、轰炸、扫射。我方参战部队虽多，但武器装备很差，战斗经验和指挥能力也不足，伤亡惨重，凭着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英勇抗击。

　　为了增援上海，上级命令我所在的教导总队第三营(营长林兴琳)立即率队开赴上海西边的八字桥参战。当晚我们就到达了指定的第二线阵地。道路两旁堆满战斗牺牲来不及掩埋的战士尸体，一堆一堆仅用农家晒谷子用的晒簟盖着，许多呻吟着的伤员则正被担架抬往后方。我的心头燃烧着怒火，耳边只听得排长“快赶上”的命令和“嚓嚓”的紧张脚步声。

　　天刚亮，我们九连到达前线的一片树林，敌机一架又一架飞临盘旋探察扫射。我们前面大约300米的空旷地上有几个背短枪的督战队员在高喊：“往前冲，不许后退，否则枪毙!”初次上战场的我们冲上了第一线，没有战壕也没有工事，只是一片开阔的棉花地，这就是我们与日寇作战的战场。

　　我卧倒在地，敌人的子弹带着尖利的叫啸从耳边飞过，炮火在土地上炸出一个个深坑，不时有战友挂彩、牺牲。这时仇恨充满胸膛，我已经忘记了恐惧，努力地向对面的日寇阵地瞄准射击。大约五六个小时后，敌人的炮弹和子弹同时击中了我，大口大口吐血，左臂也痛得失去了知觉。鲜血喷涌而出，无法止住，我自认必死无疑，躺在棉花地里喃喃自语：“我不能死，我要报仇!”。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我感觉自己还没有死，便努力支撑身体站起，踉踉跄跄地走到了营部。营部值班的人叫来担架要把我抬去后方，刚走不远，敌机又飞临上空，担架兵把我放下，他们自己隐蔽去了，我也想从担架上爬下找地方隐蔽，但因失血过多虚弱无力动弹不得。敌机飞走以后，担架兵才继续把我抬下火线。一路昏迷，迷迷糊糊，只知道上了小船又换了汽车，一路上有地方组织的居民和学生慰问、喊口号，群情激昂。

　　我被送到江西新鑫县后方医院，医生为我从胸部取出了弹头，包扎了左臂的伤口。这两处伤痕伴随我一生，让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侵略者的罪行。

　　伤愈后，亲戚张贞把我接到战时陪都重庆又复读了一年初中。张贞时任军风纪巡察团主任，1939年我随他到了广西桂林，考入黄埔军校广州分校17期24总队工兵科，总队长韩潮。广州失守后，四分校迁到贵州独山。我于1942年毕业，分配到驻扎在安徽大安县的第7军，继续与日寇作战。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我军奉命到蚌埠、怀远受降、接收日军物资。沿途的农民多年遭受日军的糟蹋抢掠，恨之入骨，见到日军俘虏就要上前痛打，我们心里虽然也和他们一样，但碍于军纪，只好予以劝阻。当年趾高气扬、耀武扬威的日本鬼子一个个垂头丧气、丧魂落魄、狼狈不堪，这就是侵略者的报应!

　　“八一三”上海抗战伤亡最大，影响最广，士气极高，给日寇以沉重打击，在抗战历次重大战役中举足轻重。而上海失守，江南沦陷，尸骨成山，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的伤害。我们要牢记“九一八”和“七七”事变，子孙后代更不能把 “八一三”上海抗战遗忘!

　　后记：抗战胜利后，沈诚志调入第72军任连长、副营长、233师少校军械参谋，1949年12月3日随部队在四川宜宾起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教导团军事教员。复员后在湖南长沙航道局工作、退休。现住在长沙市岳麓区。长沙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