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39年的夏天,8月的一天,我正在地里种番薯,路上走来几个八路军战士,他们向我问路,我自告奋勇地说你们要去的地方也就五里路,我带你们去。说完我就扔下番薯秧给他们带路去了。
一路上,几个八路军战士跟我聊天,他们是从江西来的红军,是革命的队伍,是为老百姓谋幸福的队伍。很多话我虽不是太懂,但道理我一听就明白了。回家后,我跟父亲商量,我也想去当八路军。父亲欣然答应。我8月入伍,当年12月就秘密入了党,用现在的话讲叫火线入党。次年,组织上派我去晋察冀分区抗大2分校学习,学的是进攻防御战术,我学习比别人好。
学习期满,组织安排我到晋察冀一分区1团4连当班长,我们连是机制连,有机枪、有小炮,还有掷弹筒。我白天在老百姓家吃住睡,晚上放哨,带两颗手榴弹、一支枪,到敌人碉楼二三十步远的地方藏好,敌人的门打开就表示他们要出来,我就要去通知我们的部队。当时部队里谁也没有我跑得快,我放哨的时候,党政军民没有受到一点损失。
1939年冬,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10、第26师、独立混成第2、第3、第8旅各一部,共2万余人,分多路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进行冬季“扫荡”。
11月4日,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旅长阿部规秀中将率独立步兵第2、第4营共1500余人,再次向雁宿崖、银坊方向急进,企图寻歼第1军分区主力。晋察冀军区即令第1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成武统一指挥第1、第3、第25团,游击第3支队,第3军分区第2团,第120师特务团等,共6个多团的兵力,在民兵配合下,先以少数兵力调动、激怒日军,再将其诱至有利地形予以歼灭。
后来,日军中了八路军的埋伏,预伏的第1团、第25团一部迎头阻击,第3团和第2团分别从西、南、北三面包围,展开猛烈攻击。日军猝不及防,急忙抢占上庄子东北高地,并向寨头阵地反扑,双方展开激烈的山地争夺战。16时许,第1团指挥员发现在黄土岭与上庄子之间的一座独立家屋附近有多名日军指挥官活动,即令迫击炮连对准目标轰击,后证实,击毙的指挥官中有阿部规秀,是抗战以来八路军击毙的日军最高级别将领。经数小时激战,日军被歼过半,余部被压至上庄子附近峡谷底部。当夜,日军残部连续突围十余次,均被击退。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在吊唁阿部规秀的悼词中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1939年11月20日,日本报纸《朝日新闻》对这个被我八路军击毙的侵华日军中将,不无“惋惜”地报道说:“阿部中将亲临第一线,以便视察敌情,随时下达命令。当到达上庄子以南约一公里的一处人家时,敌人一发炮弹突然飞至身旁爆炸,阿部中将右腹部及双腿数处受伤,但他未被重伤屈服,仍大声疾呼:‘我请求大家坚持’。然后俯首向东方遥拜,留下一句话:‘这是武人的本分啊。’负伤约3小时,即7日晚9时40分,中将壮烈死去……”
1939年11月,我们晋察冀一分区1团干掉了日本的阿部规秀中将,遭到日军的疯狂报复。日军调集了10多万兵力,剃头式扫荡,实行“三光”政策,下决心要消灭我们1团。上级为了保护我们1团,说让我们去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还会发“新式武器”给我们。
我们到了延安,发给我们的却是镰刀、锄头、镐头。这里我唱一首歌给你们听,“高高的山上,安了家。自己动手,开荒地。丰衣足食,有了办法。加紧——生产——加紧生产,努力——苦干——努力苦干。打鬼子方法,有多种,在后方生产,也是抗战!”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被调到冀热宁17旅70团3营,挺进东北。后来,解放战争中两次打隆化,多处受伤。参加平津战役密云、南口、西山战斗,包围北平至和平改编,后下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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