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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贤:我所经历的抗战
来源:山东省情网   2020-02-24 09:02:33


  刘长贤,男,1928年8月生,山东省广饶县大王镇刘集村人。高小文化,1943年5月参加八路军,先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部队中从事通讯员、看护员、卫生员、护士等工作。194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荣记战斗二等功三次、三等功二次。1948年11月在淮海战役中负重伤,二级伤残,部队南下后转到后方医院,1961年10月复员,1963年10月在大王镇卫生院工作。1972年3月因病退职,1980年10月离休。

  在山东省广饶县大王镇的一个小区,笔者见到了刘长贤老人。他身材高大,腰板挺直,虽已是87岁高龄,却难掩他曾经的军人英姿。老人鹤发童颜,长寿眉高耸,脸色红润,一脸雪白的胡须,颇像神话中的南极仙翁。在谈话间,不时有人来敲门,找他咨询一些头疼脑热、长疙瘩生疮的问题,求取偏方,老人都耐心地一一解答。老人说,这是当年在部队里干卫生员摸索和积累的一些经验,至今仍能发挥效用。

  老人1943年参加革命,给八路军送情报,之后在部队里担任通讯员、卫生员、护士等,在烽火硝烟中经历了他的少年时代。坐在沙发上,老人给我讲述起他所经历的抗战。老人耳聪目明、口齿清晰,他那一口朴实的广饶方言和生动的描述把我带回到鲁北平原上那个危机四伏、艰苦卓绝的抗战时代。

  国仇家恨一少年

  刘长贤出生在鲁北平原上一个叫刘集的村庄,这个村庄位于广饶县东南隅,古老的阳河从青州西南山区蜿蜒而来,弯弯曲曲从村庄西侧流过,哺育了这片土地和一代又一代的人民。在这里,刘长贤的童年虽贫穷但却无忧无虑,父母还从牙缝里挤钱,让他上了学,识了字,4个姐姐可都没有他这样的待遇。可是,1939年日本侵略军进入广饶县之后,这平静的生活就被打破了。

  “那还是日本鬼子刚进广饶的时候,鬼子们从各个村找了一些小孩,教我们学日语,想让我们从小就接受他们的教育,听他们的话。那年,我们大都七八岁、十岁左右。”当时,日军在广饶县推行殖民教育,据刘长贤回忆说,他和同村的一些孩子们,都被组织到大王桥的洋楼上去学日语。大王桥的洋楼是李延年(大王桥西村人,国民党中将)盖的,后来成了当地的高等小学。“每天都去。我们村有个叫刘慰农(音)的,他是村长,带着我们去了一天,后来又换成海京带我们去,海京也是我们村的。”

  在日语中,爸爸叫“奥脱桑”,妈妈叫“奥卡桑”……至今,刘长贤对这些记忆犹新。“当时,海京领着我们每天都去。海京闯过大连,会几句日语,跟日本人打过交道。他每天带我们去大王桥,由日本鬼子和翻译教我们。我们学了一部分词语和简单的句子。有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叫‘阿那它密代,阿那它密代’,就是让我们认真听课学习的意思。我们当时不过是些十岁左右的小孩子,很调皮,日本鬼子在上面领着读,我们就胡说八道,在下面偷偷说。鬼子也不知道,听不出来。那翻译是知道的,鬼子走后,对我们说:“可了不得!不能这样开玩笑。要命呀!”

  谈起这些小时候的往事,刘长贤边说边笑。他还讲到,洋楼里有个鬼子讲卫生,每天刮胡子。刘长贤这些孩子们就对他乱嚷嚷。汉奸说:“你们可不能这样开玩笑。”孩子们都偷偷地笑。

  刘长贤说,孩子们学说日语,其实就是贪恋那顿午饭。“那时,每天晌午,汉奸带着我们到一个叫李福顺的人开的饭店里吃油饼,这饭是大王桥村里负责管的。那时我们在家饭都吃不饱,觉得能吃顿油饼真是好啊!”

  没想到,五六天后一个晚上,海京就失踪了。鬼子汉奸出动人,到处找海京、找八路,最后啥都没找到。第二年开春,不知谁家扒开井浇地(因冬天天寒,人们在井上覆盖柴草等用以保暖遮尘),吊上辘轳打水,下面发现一具死尸。捞上来一看,是海京。刘长贤分析说:“那个海京为什么失踪了呢?因为我们八路这边不能让他把孩子们培养成日本鬼子的接班人。后来,我们听说东北那边,孩子们也都是念日本书, 这就是殖民教育,从小就教育你当汉奸了。”

  海京失踪后,鬼子汉奸到处找,也找八路,啥也没找到,就到刘集村把男女老少集中到西门外,要用机枪扫射。当时,那个翻译叫李堂林,是当地中李村的,他劝鬼子说:“八路不傻呀,早跑了,这些都是老百姓。”这样鬼子就把老百姓放了。

  1941 年1 月17 日夜,日伪军包围了刘集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刘集惨案”, 八路军战士、群众共99 人遇难。“第二天凌晨,鬼子闯到俺家搜八路,把俺家门楼推倒了。我当时还在炕上睡觉,从窗户看到鬼子在院子里,一只手拿刀,一只手拿枪。俺父亲出去, 俺母亲说他是个老百姓呀,人很老实。鬼子拿着刀,所幸那刀带着刀护,砍了我父亲的胳膊一下,疼得我父亲大叫。”刘长贤回忆说,当时正是寒冬腊月,死尸分布在全村的各个地方,好长时间都有些没主儿的死尸没人掩埋,被野狗咬得支离破碎。

  日军在广饶县的城乡,经常到处干坏事。“有次,鬼子住在刘集,有个西门,我父亲回家,叫鬼子逮住了,鬼子比画比画一个圆的东西,说‘米西米西,米西米西’, 我父亲以为他想吃饼,就回家拿了一张饼,鬼子火了,将饼扔掉,拿一把锨,一下子砍在我父亲的腿梁上。其实他是要西瓜,我父亲误以为是饼。当时我父亲腿断了,家里人到附近的青州永和村一个医疗点要了一些红汞、药膏什么的,也没起什么作用, 以后他只能用腚蹲着走。”

  仇恨在刘长贤的心里不断累积,他参加了村里的儿童团,给八路军送情报,之后就参加了八路军。

  送情报的那些事

  广饶县是中国共产党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早在1923 年,这里的有志青年延伯真就由王尽美、邓恩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这里便建立了党小组和党支部。刘长贤的家乡刘集村在1925年建立了党支部,在全省、全国都是建立党支部最早的村庄之一,中共广饶县委也建立在刘集村。刘集村成为当地的“红色堡垒”。刘长贤回忆说:“抗战那时候,我们村经常驻八路。当时我们村有个叫刘茂祥的,他家就是八路的一个联络点。当时他们物色人,要找两个忠实可靠的人去送信,我就被选上了。”刘长贤记得,当时本县的庄子村有个八路军的情报站,站长叫刘斌,段村人。送情报时,有时送得急点,一两天送一次,有时好久不送。刘长贤就是负责按上级指示,到指定地点取情报或送情报。

  提起当时给八路军送信的事,刘长贤说,那是无意间、很偶然的事。其实,从言谈间可以想见刘长贤老人幼时的聪明伶俐、机智勇敢。在后来刘长贤老人讲述的送信故事中,我们也证实了这一点。

  “怎么送信呢?那时我像其他孩子们一样,上坡里拾柴禾,去彭家庄拾柴禾。他们从南卧石那边来人取信。有时,我用柴禾点着一堆火,烤窝头吃,那边看到火就知道了,会有人来跟我对号,问我信是不是还在那个老地方。对上号后,他再也不问了,就到我藏信的地方去取。”

  刘长贤讲到,有一次他在庄子村附近,刚出西门,看到对面来了一个汉奸。怎么办?“我赶紧在围子沟里用荷叶把信包了,挖个坑埋了,蹲在上面。我见他走远,取出信,走到彭家庄后头,怪的是又碰上他了。我急中生智,把信扎在腰里,挽起裤腿脚,到水里去装着摸鱼摸虾的样子,那汉奸就用石头一下下地往水里扔,水溅到我身上。我就朝他嘿嘿嘿地笑,装潮巴(方言,就是傻瓜)。他说:‘小潮孩,我的小舅子!’我就喊:‘我是小舅子!我是小舅子!我是你姑父的亲舅子!我是你姑父的亲舅子!’汉奸一听怪高兴,说:‘这个孩子真潮(傻)哩!’高兴地走了。你想,姑父的亲舅子是谁?不是叔叔大爷,就是你爹。但那汉奸楞是没反应过来。”

  非常戏剧性的是,到了1945年秋后大反攻的时候,我们的部队逮住了这个汉奸。在益都的南星洛村,逮住的汉奸都圈到大院里。当时,刘长贤已经参军,他的任务是给这些俘虏送饭,一头挑着干粮和咸菜,一头挑着水。“那时我们优待俘虏,一人半斤馒头,咱们部队里还吃不到馒头呢。我说:给你俩。他一惊:给我俩?我说:咱是亲戚呀!他已经不认识我了,那时,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长得快。我说:吃吧!你忘了,我是你姑父的亲舅子!”在大家的笑声里,可以想见当时那个汉奸的尴尬。

  除了送情报,刘长贤还经常去附近的炮楼去探听情报。“我跟鬼子打了好几次交道,年纪小,我装疯卖傻的,跟着村里人出夫,去鬼子楼子上干活,扛着锨,去给他们修楼子,搬砖挑沟,其实是去探听他们的情况。那时,从南到北,隔一个楼子是汉奸, 隔一个楼子是鬼子。像辛家庄、刘堡,都有楼子。楼子里那些汉奸们好应付,别看咱去,他们不跟咱急。我又小,就边干边玩,到处走走他们也不管,看看大约有多少人, 多少枪啥的,回来报告。当时倒没觉得太紧张,虽然危险不小,但那时很高兴地干。”

  那时,少年刘长贤天天跟着八路军活动,家里只有他这一个儿子,虽然舍不得, 但父母深明大义,也没有过多地阻拦。有时,日伪军来“扫荡”,他就跟着部队跑, 或者被“安插”下来。刘长贤至今记得益都葛家口村的一位大娘。那年,部队要离开, 领导就对房东大娘说:“俺这孩子交给你了,他的安全一切由你安排,别给我们把这孩子丢了。”队伍走后,房东大娘带着女儿稔儿(音)和15 岁的刘长贤,3 个人一起睡在蚊帐里。刘长贤有点害羞,但大娘说,外面有蚊子。天亮了,汉奸鬼子去了, 大娘拽起刘长贤,朝他使眼色,刘长贤就拽着大娘衣服后襟说:“娘啊,娘。”大娘说: “吵吵啥,潮(傻)乎乎的。”刘长贤撒娇:“俺不潮,俺不潮。你说俺潮,俺大了说不上媳妇。俺不潮……”说着就开始打滚。敌人以为这真的是一对母子,就离开了。从此,刘长贤把那位大娘当成自己的亲娘,经常去看望那位大娘。

  硝烟中的卫生员

  1943 年5 月之后,刘长贤就跟着部队到处跑,算正式参军了。刘长贤回忆说:“当时是益寿临广四边大队,大队长是陈瑛。后来改成十四团、十五团、十六团,当时是渤海区。以后又去了东北一部分,后来又改成十纵二十八师八十八团三营八连。”

  刘长贤开始时在通讯班,有点像打杂,到处跑腿。因为刘长贤有文化,就写了篇稿子,发表在当时清河区的《群众报》上,题目叫《揭露日军三角部队的罪恶》。没想到,这篇文章给家里人带来了灾难。“当时,我在部队,那份报纸因为有我的文章, 拿回家后,我父母把它收藏起来。1943 年的腊月十五,日伪军火烧刘集,汉奸鬼子来俺家后翻着那张报纸了,问:‘这个刘长贤是谁?’俺娘说:‘俺的儿!俺的儿!’汉奸用油点火,用扫帚托着火点房顶,还用扫帚戳到俺娘的头上。”

  提起这些血海深仇,刘长贤至今仍感到很不平。当时,刘长贤在部队。“有个阳河村的战友叫张德胜,当时刘集还冒着烟,他说:‘小刘,家去看看吗?’我说:‘走!家去!’回家后,俺娘正在家拾掇,头上流着血。张德胜说:‘大娘,不要紧,没处住,我们不会不管你的,咱们先找人回来给你扎裹(修理)屋。’”

  1945年,因为部队缺卫生员,刘长贤又识字,部队就培养他当卫生员了。“当时部队有个姓黄的,叫黄俊元,北卧石的,他说:‘你看,光我自己背着个药匣子药箱子,忙不过来,得找个人培养一下。’当时,说找年轻的。就有人说我识点字,能行,于是就学了医。1945年还在博兴兴福那里进行过培训。”

  1945年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为纪念南丁格尔而设立的,刘长贤至今记得那个护士节。“当时有人说5月12日是护士节,部队领导知道后让给我们改善生活,那天,我们几个吃的是白馒头、粉皮猪肉,在那个艰苦的时候,真是太好吃了,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之后,刘长贤在部队干卫生员、护士,在烽火硝烟的战场上抢救从火线上退下来的战士们,主要是外伤包扎。刘长贤回忆说:“部队里常见的就是破伤风。战场上破伤风很多,那时候医疗条件又差。特别是炮弹、手榴弹落地之后,炸起来的弹皮再炸伤人的腿呀什么的,得上破伤风的可能性特别大。再加上那时候睡地铺什么的,没有卫生条件,很可能得上破伤风,我对这种特别熟悉。死亡率很高,不说百分之百也差不多。如果用针管吸上一支破伤风抗毒素,用水掺掺,待缝起来时滴上几滴,叫它吸收吸收,这样有破伤风就能抗住了。动一个手术,甭管手术大小,只要滴上破伤风抗毒素,保证是死不了的。”但在那个时候,抗破伤风素也是“一针难求”的。看着很多战友不治而亡,刘长贤很难过,很惋惜。

  1945年秋天,抗战胜利了,刘长贤的部队赴张店参加过护送鬼子回国的任务。对当时的情景,刘长贤记忆犹新。“我们负责的那一段是从张店送到潍坊,有五六十个鬼子,到潍坊另一支队伍接手后,直接送到青岛上船。那时胶济路都扒了,他们顺着铁路步行去潍坊。上级给我们讲:不论你跟日本鬼子有多大的仇恨,也不能动他们一根汗毛,这是个国际形象问题。他们已经缴枪投降了,我们不能杀他,我们共产党人不能说话不算话。其实,作为战士,我们心里都很气,要不是有上级命令,我们心里恨不得拿机枪把他们突突了。”

  那天中午,部队在一个地方停下来吃饭,战士们在这边,鬼子在那边。这时,就出现了一段插曲:

  “路南边有个人,手里拿个馅饼夹子,手里晃着对鬼子喊:‘米西米西!米西米西!’要知道,那时鬼子就吃那个高梁煎饼,那时也没什么吃的。有个鬼子就寻思那个中国人是拿那个夹子换他的煎饼,于是就跑过去。他身上披着个毯子,解下来,寻思给那人个毯子换夹子,这时听那个人发出‘哈哈哈’的怪笑,坏了!那人把鬼子引到沟里,用刀捅死了。其他的鬼子,别看平时看那么熊,都吓得哆嗦。后来,我们把那个人弄起来,那人说:还该我两条人命呢!俺父亲、母亲、老婆都是叫鬼子杀的, 现在我才杀了一个鬼子呢!”

  后来,刘长贤所在的部队一步步升级,由地方部队成为主力部队,刘长贤又走向了解放全中国的战场。

  如今,87 岁高龄的刘长贤仍记得抗日战争中在部队学到的两首抗战歌曲,并经常给孩子们演唱:

  其一:《叫老乡》

  叫老乡,快去把那兵来当,快去那战场上。别叫鬼子来到咱家乡,你才去把兵当, 你别说日本鬼子难找我,我就享快乐。你不出钱我不当兵,想个法儿躲,无人打仗亡了国。我的那老乡哎,看你怎么活!

  其二:《十八集团军军歌》

  十八集团军哪,那个真是好,八项注意件件都做到。都说俺纪律好,吃的是煎饼呀,铺的是干草,穿的衣服更是谈不到,冷热都是这一套。没有钱官饷,枪支是土造, 千苦万难受罪真不少,同志们辛苦了!为了求解放啊,为了把仇报,汉奸土匪把他肃清了, 把日本赶跑了,建立新社会立刻要办到,我们的国家强大起来了,同志们就好了,就好了!

  (采访 撰稿:王海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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