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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兆祥:他们送我外号叫“猿猴主任”
来源:抗战老兵口述中心   2020-12-24 15:13:20

  我1917年8月6号出生于山东省烟台市,就读的小学是教会学校私立信义小学,中学在基督教会办的商业专科附属高中部。高中毕业以后,因为家庭环境困难,我考进了交通部烟台电报局。因为我喜欢打篮球,在电报局以后被选入篮球队。由于在篮球队经常和各个学校进行友谊比赛,和同学的关系搞得很好,大家没有事就在一块,有时候谈谈家长里短,有时候也谈谈国家大事。

  1937年12月12日,日本鬼子重兵进攻南京。交通部电调烟台电报局32人到南京支援前线,我被调到南京。我记着的是12月13日早上六点多钟,日本人100多架飞机轮流轰炸。一方面投炸弹,一方面机枪扫射。这时候啊,南京已经是一片火海。日本兵拿着刺刀往我们同胞的尸体上乱捅,我们同胞的尸体在马路上横倒竖歪,那个凄惨的惨状啊目不忍睹。南京大屠杀,我是亲眼目睹了其中的片断。

  后来我随着守军宪兵司令部撤退,从夫子庙经过乌衣巷退出来。逃出以后和交通部已经失去联系,我随着军队跑回烟台,到烟台电报局待命。在这个时候,我有一些同学,如同班同学陈德礼、王鹤令,他们都是国民党领导的学行社成员。他们告诉我说,老同学你回来了,很好!你要利用这个机会,利用你的身份获取日本的军政情报,这样对我们抗战很有帮助。我就根据他们的布置,在烟台电报局潜伏下来。后来由于济南日本特务机关往烟台打MD加急电,我把其中的电文有意识地打错一组,这可了不得了,日本当时那个电报局局长,我记得叫“水上”,到报房里去查,问这是谁打的?后来一个翻译告诉我,他说你快跑吧,你不跑就要死在日本人的手里。我就从那逃出烟台。

  逃出烟台以后,我参加了国民党学行社领导的警察大队。我参加的第一场战斗是雷神庙战役。那时候烟台的日本驻军一个是久留米师团,一个是板垣师团,他们得到了情报:胶东共产党的干部在牟平雷神庙召开重要会议,于是从早晨六点从烟台出动包围了雷神庙。那个时候是国共合作。牟平的警察第一大队、盐警大队王兴仁,县保安队苗占魁、孙海滨在外头解围,庙内的向外突围,其中一位共产党的高干叫王礼琦,大家都叫他“礼琦将军”,在突围的时候牺牲了,后来为他在威海开的追悼会,国民党在威海的代表也参加了追悼会。

  1939年,日本为了打通烟台到威海的公路线,集中了6000多日本鬼子和伪军,早晨六点从烟台出发。他们见了公路两旁的民房就烧,用喷火器烧庄稼地和高粱玉米,情况相当凄惨。我当时看了以后心里又恨又气,但是由于咱们武器不行,不能和他正面打,否则我们牺牲的人会比较多。经过研究,我们决定等日本兵往后撤的时候再打。游击队把公路完全破坏了,挖的一个坑一个坑的。日本鬼子从牟平城往后退的时候,边打边修路,打得日本兵惊慌失措、丢盔撇甲、哇哇地叫。打到天将要黑了,日本兵才刚刚撤到离烟台五里地的一个村子,名字我记不清了。在烟台山下部队的增援下,才撤回了烟台。事后,情报员的公报中,日本兵的尸体20多具,没来得及掩埋,被烧毁的汽车30多部,我们被烧毁的房屋没法计数,地里的庄稼收成无望,损失也很惨重。

  还有一次是夜袭烟台。我们已编为十三纵队,属于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由李明扬领导。十三纵队第四大队长叫韩树勋,烟台当地人,队里的学生多,所以对烟台的地形非常熟悉。他得到一份情报,日本鬼子在四马路的北头大兴成胡同里设有一个兵工厂,他请求把兵工厂端了。6月的一天,经过司令部研究决定,我们从驻地下去直奔烟台。到烟台以后,第四大队韩树勋把他的第三中队布上警戒线,以防日本人,我们跟司令部一块进入大兴成胡同。我当时是军需处的主任。出发前我对下属交代了任务,他们说,哎呀主任,你为什么舍去这么一个肥差去卖命呢?我说我不是为了发财,我是为了抗战。我说收粮草的事你负责管,布置好以后,我们就进入了大兴城工厂,大兴城胡同。大兴城胡同有将近100多米长,两头都设50米高的电线杆子,都很亮,照明的。我们的司令员苗上魁(音)是个老粗。我说:司令,我说你这不是明明地告诉敌人,我们来了吗?他说:怎么办?我说:我爬电线杆子。他说:你敢爬?我说:我敢爬。他就说:好,勤务兵掩护好了!因为我当时年轻,两臂劲很足。我十几下就爬上去了,爬上去以后就把电灯泡拽下来了。后来大兴城铁棍厂的全部器械我都抢回来了。当时一块跟着作战的当地士兵就夸奖我,说我们的原主任爬起电线杆比猴还强,所以送我外号叫“猿猴主任”,我这个“猿猴”外号就从那开始响起来的。电灯泡摘下以后,我和第四大队的几个士兵爬门进去了。进去以后,我们把他们全部缴械,逼在一个小屋里,不许动,动就打死你。他们都捂着头,在那蹲下了,不敢动。一直到日本鬼子的炮艇探照灯亮了,我们才退出来。我们把机器运出后,又回到烟台的塔儿顶,向市里打枪扰乱。

  十三纵队都是老警察,很多人正事不干,抽大烟、嫖女人,我觉得很厌烦,后来就离开了十三纵队,到山东省第九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任职。我担任指导科的干事以后,遇到1940年日本鬼子拉网大扫荡。我们司令部分两批开展游击战。那天早晨正好是大年初一,老百姓的习惯是带着猪肉白菜大馒头。我们饿了一宿,刚想吃,可是报告说敌人已经到了村北头。这时就听着马蹄响了,天上的飞机也在盘旋。我们没有办法,边打边退,一直退到升平坡。直到等到日本鬼子往南撤了,我们才回来。回到村庄一看,一团团长刘丹庭被敌人射杀,政治部一个宣传员张毅趴在死人堆里逃出来了。宣传科科长万铭远也被敌人射杀了。万铭远是作家曹禺的叔伯妹妹,曹禺写《日出》的时候,一些详细情况她都讲给我们听。她讲得生动,我们都很受感动。所以她一死,我们从内心感觉悲痛。

  后来因为调我到山东省党政军干部学校第六期学习,结业后,我接受新任务回到烟台,担任烟台、福山、牟平三县的调查员。回到烟台后不到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被叛徒出卖,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了。后来经过组织的援救,把我释放了。我释放以后,日本鬼子监视得很严。后来,对我的监视放松了,我又跑出烟台,到牟平重新接收新的任务,策反二鬼子的副大队长纪显邦。纪显邦是游击队44支队的团长,鬼子扫荡的时候他被打垮了,做了二鬼子。我对他讲,只要他能弃暗投明,一切都可原谅。我找到他以后,说:“纪团长,我们都是中国人。你何必呢?抗战这么些年了,一直这么艰苦,我说你如果要弃暗投明,我说我可以给你说说。”他答应说,好好好,我听你的老弟,我听你的。结果他是骗人的诱饵,他回去以后我立即被逮捕了,在监狱里待了42天。他还对我说,你出来以后马上离开我的一亩三分地。后来,我又被俘,再后来,被送到胶东公安局学习。我在胶东公安局一直待到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我返回青岛工作。反右时,被打成“右派”,后因历史问题,在济南坐了13年监狱。后来国务院对原国民党县团级人员实行特赦,我被特赦回青岛。回到青岛以后,人民法院通知我撤销原判。

  (来源:团结报数字报  时间:2014年2月27日  记录整理:韩景慧、周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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