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延洲：王牌飞行员的抗日史
来源：海外网（北京）　   2014-06-30 10:00:48

　　写二十九军老兵，就必须要提到一位二十九军出身的传奇英雄。他就是王延洲。

　　1920年10月，王延洲出生在山东日照孙家村一个普通的农家。15岁念完私塾后，王延洲去青岛当了一名学徒工。1936年春，王延洲16岁，在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当连长的堂兄王延德把他送到二十九军北平南苑军训团接受军训。从此，王延洲踏上了一条血与火交织的人生之路。

　　一、十命换一命，学生兵英勇杀敌

　　王延洲刚刚参军，第一课，长官讲的就是：“1931年发生在沈阳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三省。我们要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王延洲回忆：每到吃饭，长官要吼：“我们吃的饭是谁给的？”当兵的齐声喊：“老百姓！”接着，长官喊：“我们的敌人是谁？”当兵的齐声喊：“是日本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了。为抗击气焰嚣张的日寇，军训团在南苑机场一带展开了阻击战，还没完全掌握军事技能的王延洲拿起枪走上了抗日一线。最终，军训团因抵挡不住日寇的凶猛进攻，只好撤退。

　　当时，战火纷飞，倾盆大雨。王延洲所在的第三大队大队长冯洪国（冯玉祥之子）宣布：军训团解散，有愿意抗日的，3天后到河北省固安县集合。

　　我向王延洲提到，有这样的说法：“七七事变中，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的军训团，900多人，全部牺牲了。”

　　王延洲老人听了大笑：“我不是还活着吗？当时，军训团全部打散了，是实情。多数人光荣牺牲了，这也没错。原因是当时的日军都是训练有素的军人，据说，他们都是在东北盘踞多年的日本关东军。我记得这些日本兵身高都在170左右，白刃战是行家里手。他们端着上刺刀的三八枪‘呀、呀、呀’喊叫着疯狂地冲过来，很多新兵吓得双腿打战。而且，日寇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山炮、机关枪、马队。”

　　我和王延洲老人提起一个人，叫李鸿斌，他也是二十九军军训团的学生兵。

　　2007年7月7日，我曾经在卢沟桥组织二十九军老兵进行“最后一次集结”。当时，从南京来了个叫李鸿斌的老兵。他的回忆，和王延洲的回忆非常近似：

　　军训团于7月27日黄昏奉命进入北京南苑南面阵地。这1700余名学兵团士兵中，绝大多数人是第一次拿枪。

　　“太阳出来之后，日军发动地面进攻，前面是坦克，后面跟有大炮、步兵，如狼似虎地向阵地扑来，阵地前方200米范围内，全都是敌人。”李鸿斌说，28日早晨6时左右，日军出动10架飞机，轮番疯狂轰炸我军阵地，并低空扫射。没有防空设备的我军阵地一片狼藉。日军继而以坦克掩护步兵，猛扑我阵地。

　　从清晨到中午，敌人几次进攻都被学生兵们击退。战争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双方开始拼起了刺刀，年轻的学生兵几乎以十条命换一条命的代价和敌人拼命。许多学生浑身被刺得血肉模糊仍然抱着敌人奋力厮打……在这场南苑之战中，1700多名学生兵仅有六七百人生还。是夜，部队即向保定方向撤去。

　　七七事变的第七天，17岁的王延洲就负了伤。乘着天黑暴雨，王延洲等4人一起突围出来。休息时感到疼痛，王延洲才发现自己被跳弹击中了，左大腿内侧有一个小洞，用手一按，一颗子弹在里面跑来跑去。其他三人谁也不敢下手挖出子弹，王延洲用两段树枝当筷子，咬着牙自己硬是把子弹“挖”了出来。

　　王延洲一行人零零散散地先后赶到了河北固安后，二十九军军训团三大队重新集合。

　　1937年底，王延洲被分配到湖北谷城一部队当班长。由于不满“毕业后当干部”的承诺未兑现，王延洲等4人合谋开了小差，一路逃亡到了西安。

　　我问王延洲：“被抓到会怎么样？”

　　王延洲说：“二十九军携枪逃跑，就地枪决。其他情况抓到的话，暴打一顿。”

　　在西安，因为衣食无着，他们被迫进了流亡青年招待所。在流亡青年招待所期间，王延洲努力复习功课，做着两种准备：“一来可以考军校，二来也可以考西北大学或西北农学院”，他认为，这就是他当时唯一的出路。也是得益于在青岛做小伙计时学习的知识，1938年春，王延洲考上了黄埔军校第十六期，同年加入国民党。

　　王延洲回忆：那是1940年2月，农历春节期间，我们几位军校同学在西安的大街上看到了中央航空学校招生广告。我想，参加空军为国家效力的机会来了。王延洲又凭借健壮的体格，顺利地被录取，到昆明参加飞行理论学习，随后，被派到美国航空学校培训。1943年春，王延洲结业回国，分配到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三大队八中队任飞行员。

　　二、飞机掉队，击落日军运输机

　　第一次执行任务，王延洲就掉了队，不料却因此“捡了大西瓜”——击落一架日本运输机，荣立一等功。

　　1943年6月2日下午3时，王延洲首次驾驶P-40N战斗机执行任务，22架战斗机掩护15架轰炸机去炸被日军占领的郑州火车站。在车站上空，日军地面高射炮十分厉害，飞机周围全是浓浓黑烟。轰炸完毕，王延洲驾驶的战斗机引擎突然停车。看着其他战友纷纷返航，王延洲只能控制飞机慢慢下滑，准备迫降。紧急关头，王延洲发现控制表盘上的红灯亮了，原来是左油箱油量耗尽。拧转开关，王延洲迅速爬高到3000米返航。突然，从左边迎面飞来一个黑点，王延洲顿时紧张起来，他打开武器开关，做好了战斗准备。

　　黑点越来越大，王延洲发现这是一架“九六”式大型运输机，离得更近些，一幅白地红太阳图案赫然印在机身上。

　　“看到是日本战机，我简直要红了眼，立即调转方向绕到日本运输机的右后方。瞄准后，右手食指一压按钮，六挺机枪同时开了火。”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王延洲异常兴奋，他两眼炯炯有神，边示范边讲解：“敌机被击中油箱，立刻起了火，眼看着一团火焰向下栽去，我就迅速返航了。”首次单飞就有斩获，王延洲颇为得意。

　　“第二天碰到美籍分队长，他告诉我昨天晚上收听了日本广播，说有一架飞机突然失踪，机上有7名日军将官，从时间、地点上推断就是我干掉的。”王延洲说。回到机场，军械员检查发现，击落这架运输机王延洲只用了18发子弹。为此，中美混合团给王延洲记一等功一次，并发给1.2万元奖金。

　　后来，王延洲又驾驶这架P-40N战斗机先后击落零式战斗机3架、东条战斗机1架。

　　王延洲特别强调：日本零式飞机的性能不错。这种飞机在太平洋战争中，是日本海军的主力战斗机。生产年为1939年，是日本纪年的2600年，因此被称为零式战斗机，正式名称是“零式舰上战斗机”，简称零战。老王说，零式战斗机主要是升空加速度好和转弯半径小，灵活。“东条战斗机”是日本当时的最新产品。

　　王老还给了我一份书面资料：

　　据统计，1944年日寇发动豫湘桂战役期间，我空军与飞虎队在两个半月内，出动飞机5287架次，投弹11640吨，炸毁敌卡车596辆，桥梁14座，船只1000余艘，飞机114架，使日寇在衡阳前线几乎到了弹尽援绝的地步。驻华日航空兵在我们中美空军的打击下，损失逐步增加，1942年日本损失飞机213架，1943年为453架，1944年达到了674架。从1944年夏天起，美B-29巨型轰炸机自成都空军基地起飞，不断轰炸东北、日本本土，使其军火工业遭到严重破坏。日在华空军为保卫本土，除留60多架飞机外，其余主力全部撤离大陆，最终在两颗原子弹投掷下去后，日本武士道的神风敢死队也丧失了战斗力，无条件投降。

　　三、一次非同寻常的迫降

　　抗战结束后，王延洲被调到济南国民党空军第九战区司令部。1946年4月20日，王延洲驾驶L-5型飞机由四川飞往济南，飞过徐州后，由于天气突变，能见度极低，飞机偏离了航线。凭借多年的飞行经验，他操纵着飞机降落到了一片麦田里。这一次迫降彻底改变了王延洲的命运，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王延洲降落的河北省清河县，是当时的解放区。迫降后，虽然已是饥肠辘辘，但王延洲却不敢轻举妄动。他担心万一被解放军俘获，非但填不饱肚子，还可能连命都要搭上。可是，他还是被一个民兵俘虏了。

　　王延洲说：“我当时十分害怕。原来国民党的宣传是宁可落在沦陷区，也绝不能落到解放区。因为那时候流传着如果国民党的军人落在解放区，运输机飞行员要重打一百大棍，轰炸机飞行员要活埋，战斗机飞行员要活扒皮。”

　　王延洲说，后来的待遇证明这一说法完全是骗人的。

　　在一个小村庄里，老百姓给他炒了鸡蛋、烙了大饼。但晚上，因为担心共产党的政策是“先甜后苦”，王延洲还是睡不着。第二天，一位民兵大队长带王延洲到了夏津县，见到一位老者，穿着大棉袄，扎着皮带。心里正纳闷这人真够土的，有人介绍说这就是县长时，让王延洲吃了一惊：“跟国统区的干部就是不一样。”后来王延洲又辗转来到了邯郸军区联络部，受到热情接待。渐渐地，王延洲感觉共产党不是那么可怕。

　　王老回忆说：

　　常能见到的共产党军队领导人有：罗瑞卿、聂荣臻、张香山、刘伯承、邓小平、黄敬、赵尔陆、耿飚、朱良才等。……那时，他们都很忙，指挥部队作战，经常不回来。有时忙里偷闲，与我这个“闲人”对阵玩玩扑克或下下象棋。邓小平棋艺高超，我是十有九输，只能甘拜下风。”

　　那时，我二哥是国民党第九十二军上校副官处处长，他托人到南京梅园新村17号中共办事处，会见处长钱之光，将我驾机迫降至解放区的情况代为转告周恩来，设法查清我的下落。

　　后来，大约是在1946年7月左右，钱之光处长答复我二哥说：“经过我们与有关部门联系，证实你弟弟王延洲于1946年4月26日安全迫降于河北省清河县，现在武安县冶陶镇学习。至于他是否愿意回来，宜由他本人做主……”

　　当时，内战还没有打起来，共产党的政策是“来去自由”。

　　我问王延洲：“为什么没回去？”

　　对于我的提问，王延洲思考再三，对我说：“我开的迷航的飞机，是一架医疗抢救型的飞机，价值不菲。我就是本人回到国民党军队，但飞机还在共产党手中的话，仍然是要追究我的责任。前思后想，还是先在共产党军队干着吧。”

　　我感觉，王延洲这样说，比较符合逻辑：“L-5型救护机放在共产党军队了，回去怎么交代呢？今后，是否受到重用？会不会遇到故意陷害？说给共产党送飞机？这本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认为，这是实话实说。

　　在随后很短的时间内，王延洲去了解放区的许多地方，接触了许多老百姓。耳闻目睹解放区与“国统区”的天壤之别，使他的思想发生大转变。“那时，解放区对国民党起义人员的政策是去留自愿，当领导问我的想法时，我当即表示留下来！”王延洲说。

　　就这样，王延洲被列入了驾机起义人员名单。

　　1948年春，王延洲被调到东北牡丹江老航校，从事飞行教员的工作。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王延洲随部队到北陵机场参与接收工作。

　　1949年春，王延洲调航校公主岭二中队，秋天调北京新组建的飞行中队任飞行教员。

　　到解放区后的数年时间里，王延洲先后在解放区教导团将校大队、牡丹江航校等单位任过职。1949年，在一次对国民党的宣传广播中，王延洲畅谈了自己在解放区的感受，并郑重宣布退出国民党。

　　我问王延洲：“是否记得东北老航校的日本教员前田光繁？我采访过这个人。”

　　王延洲说：“怎么不记得。他瘦瘦高高的，曾经是侵华日军里的工程技术人员，属于满铁系统。他1938年到延安，和其他的航校日本教官不一样，他是‘老延安’了。如果论‘参加中国革命’，他比我资格老。”

　　王延洲说：“说起日本教员和原国民党军队教员，还有好多故事呢。”

　　王延洲笑着说：“当时，新学员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各个部队选拔的尖子学生。这些亲历战火的军人有两个不习惯：一是给日本教官敬礼不习惯。‘妈的，给他们敬礼？’有人说。二是给我们这些从国民党部队来的老飞行员敬礼不习惯。但是，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不管个人，还是社会的进步，都要有个过程……”

　　王延洲回忆：“空军司令王海、林虎等人，那时都是学员。见了我，要立正、敬礼的。”

　　四、开国大典，飞过天安门广场的战友们

　　王延洲说：“开国大典时，驾机组成飞行编队，接受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飞行。”

　　王延洲回忆：“被选中参加开国大典，自己也很诧异，因为我曾经是国民党的飞行员。不仅仅我参加了编队，我还看见了其他几位原国民党军队的飞行员。当时，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的飞机从南方起飞，在开国大典中袭击天安门，所有战斗机还是挂弹飞行。有情况，直接参加战斗。”

　　王延洲强调：“17架飞机中，从国民党军队来的飞行员有刘善本、杨培光和闫磊等人。”王延洲叹了一口气说：“但是，这些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刘善本，1946年6月26日驾机起义，飞抵延安，开创了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的先例。毛泽东、朱德亲临欢迎大会，朱总司令还把他请到自己窑洞里做客。“文化大革命”中，刘善本受到残酷迫害，1968年3月10日去世，终年53岁。

　　王延洲说：“我误降到河北省清河县伍家岭村后不久，刘善本还专程来山西冶陶找我。由此，我开始和刘善本建立了友谊。‘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殴打致死了。”

　　王延洲还说起飞虎队的战友周训典。周训典曾经作为中美空军联队第五飞行大队第二十七飞行中队的成员，在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将军的指挥下，执行了71次飞行任务并且击落两架日军飞机。周训典1949年8月参加了解放军空军。解放后，周训典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67年，他被扣上参与“阴谋驾机外逃集团”的罪名，从1968年起实行隔离审查，1970年5月2日被迫害致死，时年49岁。

　　我说，我采访过周训典的家属。他们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殴打，还没有断气，就被“造反派”连拖带拉地扔进垃圾堆。当时，全国还在定量，还有粮票。很多野狗就去啃食奄奄一息的周训典。临死，周训典还在抬手轰赶狗群的撕扯。

　　王延洲听了，陷入沉思。他没有说任何话。

　　王延洲谈起飞虎队战友彭家衡、吴其轺、林雨水的遭遇，也是一脸的悲伤。

　　我笑着调侃，问王延洲：“你为什么没有被迫害呢？”

　　王延洲笑着说：“哪有国军不入狱的？我是1957年入狱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已经回到老家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南湖镇花岬峪村种地。刘善本和周训典等人，都是在大城市、大机关。而我，恰恰在乡下。乡里乡亲的谁都认识谁，从小光着屁股长大，无非是天天种地，面朝黄土背朝天。老百姓眼中的世道是什么？这个军阀来了，那个军阀走了；日本鬼子来了，国民党败走了……战乱不断，多少人死在外面了？……你王延洲活着回来，还当过国民党？还当过美国兵？还飞过天安门？得！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好好种地吧。老百姓是不？老婆孩子热炕头，脸朝黄土背朝天，得了。”

　　我改问些高兴的话题：“开国大典，飞天安门，在南苑上空盘旋时想什么？”

　　王延洲说：“当时我们是带弹飞行，下面是天安门！面对如此信任，感受更多的是激动。”

　　王老回忆：“为追求更好的视觉效果，受阅飞行由17架飞机组成。”他说：“编队共6个分队，前三个分队共9人各驾驶1架P-51战斗机，呈3个“品”字飞在最前面。我在第二分队，担任右僚机。第四分队以2架蚊式轰炸机编成一字队形；第五分队以3架C-46型运输机呈品字形队；第六分队以1架L-5做长机，2架PT-19做左右僚机，也编成品字队形。这样，17架飞机形成一个跟进队形通过天安门上空。”

　　王延洲说：“每一次在北京南苑上空转弯，我都往下面看。1937年，七七事变，我就是在南苑中了日本鬼子一枪，是我自己把子弹挖出来的。至今，还有伤疤！62年了！弹指一挥间！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0月1日下午3时，开国大典正式开始，4时举行阅兵。南苑机场上的17架飞机，按预定计划先后起飞，在通县双桥上空盘旋待命。4时35分，空中分列式开始，各分队分别在900米、 600米、450米的高度，由东向西依次进入航线。此刻天空碧蓝，地面清晰可见。接近东单牌楼时，已经可以看到地面上的人流和红旗，再往前是人民解放军的坦克、骑兵、炮兵部队，铁流滚滚，浩荡向前。”

　　王延洲说，自己当时的心情十分激动和自豪。“飞过东单牌楼，天安门广场映入眼帘，机群轰鸣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30万群众的欢呼声和飞机马达的轰鸣声汇合在一起，响彻古都北京，广场上形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9架战斗机刚刚通过天安门上空，又接到地面指挥员的命令，再通过天安门上空一次。在空中指挥员的号令下，我们随即加快速度，在复兴门上空做右后转弯，沿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再转向建国门，当到达东单上空时，正好与第六分队的教练机相衔接，我们再次通过了天安门上空。由于衔接吻合，所以在地面观看的群众都以为受阅的飞机是26架。”

　　五、抗美援朝战场上再立战功

　　王延洲送我一本《关爱》（五老报告文集），在书的扉页上，他写下：“同意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方军同志，任意引用我本文中的文字。”所以，以下我就不客气地引用一些老人的回忆。

　　王延洲说：“在朝鲜战场上的第一次战斗是在一个大雪天的午后。我们的机群是由驱逐机群、轰炸机组成的混编大队，浩浩荡荡经过安东(现辽宁省丹东市)上空。飞机进入大海上空不久，后方出现一片黑点，好像一大群苍蝇一样越来越近。当时我就感到纳闷：我们的机群刚飞过安东，敌机怎么来得这么快？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美国性能最优良的王牌飞机F-86，他们如闪电般向我们俯冲过来，在第一个回合的战斗中，我们就损失了3号、4号僚机。”

　　在这次近距离的战斗中，王延洲两次向敌机进攻。先是看到一架尾随攻击我轰炸机的敌机离自己的飞机距离很近，王延洲一串炮火打过去，为轰炸机解了围。紧接着，又发现企图攻击我轰炸机的敌机，王延洲迅速锁定目标：“按过发射钮以后，我眼看着炮弹打中了敌机，它拖着黑烟扎进了大海。”

　　王延洲的自传中，这样写道：“1951年国庆节，我驾驶歼击机掩护轰炸机通过天安门，再次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同年11月，我随部队参加抗美援朝，主要是掩护轰炸机出击大、小和岛，先后击落击伤美军的王牌飞机F-86各一架。在中国空军中，既击落过日本飞机又击落过美国飞机的，只有我和邢海帆两人。”

　　当说到战友邢海帆，王延洲拉开了话匣子。

　　王延洲笑着说：邢海帆这个人，什么都和我的经历近似，他也在七七事变之后参加抗战。他也到美国学习，也在美国援华空军开飞机，也在国民党部队干过，也加入解放军，在中国空军中，既击落过日本飞机又击落过美国飞机的只有我和邢海帆两人。他也在开国大典上驾机飞越天安门上空受阅。

　　我对王延洲说：“我有个大哥，叫华建宁。他出版过一本叫《二战时期美国援华空军》的著作。他和我说起过邢海帆这个人。邢海帆可没有入狱、种地。”

　　王延洲又笑了：“华建宁这小子的爸爸叫华人杰，我们认识！解放后，我们一起在解放军空军第二师一起工作过半年，你看看，照片上还有。1941年 ，华人杰就读于昆明的西南联大。1944年底，他被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确定为党的地下活动人员，承担为共产党传递文件、信件等特殊任务。在应征入伍后，1944年5月到1945年9月，他担任驼峰空运C-46运输机副驾驶，一飞就是96个来回。”

　　六、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抗日英雄

　　2009年11月2日，我和北京的退休民警尹红志、山东画报社的编辑秦超，一起去山东日照拜访王延洲。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当时，他在日照人民医院住院，整个访问过程，他一直躺在病床上。我想：“他再也站不起来了。都90岁了。”那一次，我在王延洲家见到了他出狱后再娶的老伴。老太太很胖，正在重病中也奄奄一息了。

　　2011年8月下旬，我曾采访过的飞虎队老兵彭家衡的儿子给我电话，说：“王延洲不行了。”我大惊，急忙和彭家衡的儿子一起从北京飞往日照。

　　因为是自费采访，我们只好买最便宜的飞机票。等到了日照，已经是凌晨1点。

　　为了省钱，我们就住在澡堂子里。澡堂子里男男女女30多人，都是年轻人。我们一人一张沙发躺椅，倒也是新奇无比。早晨吃饭，街边小摊，饭碗都套一只塑料布。热汤一烫，三聚氰胺、二恶英全部挥发、溶解在温度高的豆浆当中……

　　看来，穷人，受到的伤害是连锁的。我想。

　　从日照再到王延洲家，需要三个小时。等我们到了王延洲家，我吃了一惊：

　　王延洲不但笑眯眯地来回走，而且，精神焕发，神采奕奕，两眼放光！

　　——这是怎么回事？我心里讲话：“他不是不成了吗？怎么，倒年轻了？”

　　王延洲的儿媳妇讲了其中的原委：“原配夫人，齐书云到了。”

　　王延洲儿媳妇讲：“我们(齐书云、儿媳妇)从北京来，没有告诉他。他一直躺在床上，奄奄一息，毫无精神。等我们一敲门，推门进来，他的双眼就放出了光芒。”

　　我和彭家衡的儿子是2011年8月23日到日照的。王延洲儿媳和王延洲前夫人齐书云女士，是8月22日到的。当天，王延洲就满屋子走路了。

　　我2009年11月2日第一次到王延洲家时，曾见过老先生在农村时娶的老伴，现在，老太太已经仙逝了。

　　而这时，王延洲的原配夫人齐书云女士的再婚老伴儿也仙逝了。

　　齐书云这次来，是要带王延洲回北京的。他们当年有一个儿子，现在在北京地铁工作，由于工作忙，就由儿媳妇带着老太太过来了。

　　这真是上帝的安排，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亲眼所见：王延洲、齐书云两位耄耋老人总是拉着手。似乎，生怕再分开。

　　我们来了，老先生开始回忆起自己的悲欢人生。

　　抗美援朝结束后，原单位作了大调整，王延洲被调到空九师。1953年11月，33岁的王延洲与25岁的清华大学才女齐书云女士结婚。1955年，他服从组织安排，转业到了地方工作。1957年7月，王延洲受到冲击，被判刑入狱。在狱中，法院送来离婚判决书。王延洲大发雷霆，把判决书撕得粉碎。但是，县大狱就是县大狱！手铐、脚镣，铁门、饿饭，您就是把桌子、椅子砸了，您还是在专政下的一个犯人而已。——王延洲就是这样被离的婚。

　　1961年6月，他被遣回了老家山东日照孙家村务农。

　　从1961年到1983年，王延洲安静地在农村生活了23年，直到有一天，当时县里的统战部部长夏良柏偶遇在农村看大门的王延洲，询问其经历，建议他要求平反。几经周折，直到1984年11月，安阳方面来人到日照，正式宣布了王延洲的平反结论，并为他办理了退休手续。

　　王延洲的房子，是1985年平反后，村里借给王延洲暂时居住的，没有产权。就是说：193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抗日的王延洲，其实什么财产都没有！

　  （本文摘自辽宁人民出版社《二十九军老兵在卢沟桥上最后一次集结》方军著）

　  （原标题：王延洲：王牌飞行员的抗日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