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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军王建:除夕夜飞越驼峰师出印
来源:齐鲁网 2013年07月10日 作者不详   2016-07-15 09:48:04

  姓名:王建  出生日期:1925年6月   籍贯:潍坊   现住址:青岛   抗战经历:中国驻印军直属汽车兵团第一团上士班长,曾参加中国远征军入印、缅作战。现为山东黄埔同学会副会长。

  黄埔老兵王建17岁弃笔从戎进入黄埔军校,首次参战即是潼关之战,随部驻守潼关月余,日军未能再进半步。之后,他报名参加中国驻印军,在经受严格训练后,随车队穿越“寸寸公路,寸寸血汗”的沧桑大道中印公路。

  王建尘封半个多世纪的战时行车日记,真实、生动地记录还原了当时的历史。

  更让人感叹命运无常的是,抗战胜利后,王建进入山东大学学习,在等待开学的日子里,他在青岛街头遇到了失散数年的母亲。

  驻潼关月余 日军未能前进一步

  民国三十一年(即1942年)我十七岁,就读于北平由山东同乡会创办的“私立山东中学”(即建国后的北京31中),读高中。

  这已是抗日战争的第五个年头,古老文明的北平已成为一个木屐的世界,日本兵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趾高气扬的日本侨民随处可见。

  当时,北平的市民吃的是用橡子面与花生壳合成的“混合面”,不易消化,排便困难。但即使是这种劣等食物也经常短缺。

  我所在的学校有日本教官,实际上是学校的“太上皇”。他们可以任意体罚、殴打学生,师生稍有不满言论,即刻被押往宪兵队,长期关押。

  年轻的我深深感受到当亡国奴的滋味,几个要好的同学经常在一起谈论日本侵略者的暴虐,大家都表示有机会一定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行列中去。

  机会终于来临了。一天,苏州胡同小学的一位教师悄悄告诉我们,说他可以介绍我们去西安军校,并可以向我们提供去西安的通道,学了军事技术就可以打日本了。

  于是,我和山东中学的庞毓江、杨佐棠、李文川等同学按照那位小学教师提供的通道,先从北平乘火车到了河南新乡,然后至博爱。从博爱乘木船冒着生命危险偷渡黄河到达洛阳。再从洛阳乘火车到了西安,考入中央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第四团,也就是黄埔军校第十八期一总队三中队当学员,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

  不久,日军大举进攻河南,先后攻陷开封、洛阳,逼近潼关。军校学生立刻组成战地工作团开赴抗日前线。

  我随部队来到陕州,与日军作战,第一次经受了战争的洗礼。我们在潼关驻扎了一个多月,与日军搏杀大小数十仗,始终没让日军再前进一步,将日军阻挡于潼关之外。

  为此,我们受到了胡宗南的特别接见。那时,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能阻挡日军进攻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除夕之夜 飞越“驼峰”师出印度

  从潼关胜利回师军校后,军校号召同学们参加中国驻印军,收复缅甸,打通中印公路,打通滇缅国际运输线。

  同学们争相报名,决心杀敌报国。我也满怀一腔爱国之情报了名。半月后,我们自西安机场乘美制运输机飞抵云南 益,然后驻曲靖营房,经过体检和文化测试后,即飞赴印度兰姆伽军事训练中心。

  我们在 益机场候机飞往印度时,正值春节前一天。春节是亲人团聚的日子,我不禁想起远在山东的父母和亲人。我想到母亲正为我准备爱吃的东西,等她的儿子回家过年。可是,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她的儿子眼下不是赶往回家的路上,而是马上就要飞往异国他乡,去同日寇作战。

  2月17日夜晚,我登上了美国军用运输机。我偷偷看过怀表,记下了这个难忘的时刻20时零6分。我乘坐的这架飞机可容纳四十五人。机舱内没有座位,大家席地而坐。在起飞的刹那间,我心中忽然涌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之感。

  我从舷窗朝下观望,但见灯火点点,闪闪烁烁,不由心里默念一句:“别了,祖国!别了,妈妈!”

  过了一会儿,窗外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了,黑黝黝的一片,只有隆隆机声在机舱内轰鸣,震得耳膜痛。

  随着高度不断上升,空气越来越稀薄,许多人感到头晕、耳鸣、阵阵作呕。这时,我扫视了一眼驾驶室,发现指针已超过万米刻线。大家的心都揪了起来,因为谁心里都清楚,这个高度标志着开始飞越“驼峰”了。飞越“驼峰”也就是飞越喜马拉雅山。

  由于喜马拉雅山高且气候恶劣,所以同机所有官兵脸色苍白,虚汗淋淋。过了一会儿,机舱内温度骤降。虽然当时我们穿了棉衣棉裤,但仍然冻得四肢发僵,手脚麻木,有一种生命就要结束的恐怖感。有的人伏在地上,有的人靠在机舱壁上,有的人蜷缩着四肢,仰着脸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一会昏昏然,一会又清醒过来。

  当时,机舱内只有一只氧气面罩,仅能供急需者使用。何况这时,机舱内所有的人都好像在受病魔的折磨,浑身瘫软,都在想与其这样还不如马上死了好,谁还有力气爬过去吸上一口氧气呢?

  经过几小时的飞行,终于到达印度的汀江机场。舱门打开时,一股热浪迎面扑来,大家好像喝醉酒似的,互相搀扶着,跌跌撞撞地走下舷梯。此时,许多人感到耳朵生疼,耳膜被压迫的连自己说话的声音都听不见了。

  美军飞行员告诉我们:捏着鼻子,用力鼓气。这一招还真灵,照此办法做时,只觉得耳内“轰”的一声,耳膜凸出,耳朵不痛,听觉也正常了。

  抵达兰姆伽 接受魔鬼训练

  第二天一早,进行严格的消毒、注射防疫针。从国内上飞机时,我们穿着棉衣棉裤。眼下,都换成了短裤和衬衫。从严寒一下子走进酷暑,不少人患上了感冒。

  早餐是牛肉罐头和青菜,比西安军校的伙食好的多。但是,大家对牛肉并不怎么感兴趣,因为肉质粗糙,味道怪异,不如国内的好吃。

  早餐后,大家搬到新搭成的帐篷里住,十几个人住一个帐篷,较为宽敞。又领到了香烟、糖果、手纸、蚊帐、防虫药水。

  2月23日,我们得知第二天就要从汀江出发去兰姆伽了。这一夜,大家非常兴奋,天还没亮,就索性起床捆扎行李静待出发。我们要坐五天的火车,才能到达西南方向的兰姆伽训练基地。

  傍晚,我们登上专列,是英国人制造的火车。入夜,我们难以入睡,这天是农历正月十三,再过两天就是元宵佳节。2月25日中午1时,列车因扳错道叉,第十三节车厢脱轨翻倒。西北农学院附属高中的刘恕新战友慌乱中跳车,不幸被正在倾翻的车厢压死。大家闻讯,无不为之痛惜。

  2月27日午后,我们在莱尔曼海尔火车站遇到一支美军汽车队,车上的美国士兵向我们热情地高呼:“顶好!”我们激动地唱起《义勇军进行曲》作回应。美军伸出手臂,摇晃着“V”型手势,不断地欢呼着,双方好像胜利会师似的,充满无比喜悦和兴奋的心情。

  2月28日晨,在另一个车站,我们又遇到一列满载英国官兵的列车。这些英国官兵高傲,目中无人,俨然一副印度宗主的面孔,冷冷地注视着我们。

  我们看到这些英国佬盛气凌人的样子,心里感到十分气愤,也就白眼相看抗日战争开始时,英国处处向日本妥协,不惜牺牲中国利益来祈求自己的安宁。在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过程中,又背信弃义,陷中国远征军于险境,导致第一次缅甸战役的失败。

  3月1日半夜,火车在一个车站停了下来。大家以为是中途临时停车,谁也没在意。天亮了,大家往车窗外探头一看,只见站台的站牌上豁然标着一组英文字母Ramgarh。我们都懂英语,一见这组英文字母纷纷狂喜地高喊:“兰姆伽!兰姆伽到了!”

  我被编入汽车兵团,任上士班长。班里有1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战士,7辆GMC型大卡车和两辆军用吉普。驻印美军开始对他们这些根本没摸过车、没上过战场的战士实施强化培训。短短数月里,我们要学驾驶、仪表标的识别、汽车零部件的作用、车队行车规则、困难地形驾驶及防空知识,还要练习爬吊杆、翻山、爬树等,几天下来人就散了架。

  5月1日,我们从兰姆伽到达雷多。先在雷多南鬼门关附近的丛林里搭帐篷住宿,因所住之地系热带病传播地区,先后有屈大章等二人染病去世,后迁到驻印军炮兵第十二团营房来,接受高级驾驶训练待命回国。

  跨越“生死线”远征异域的孩子回家了1945年7月12日8时半,我们这个编号为CC281的车队出发回国。车队主要由百辆崭新的吉普车组成,还有十轮大卡车、中吉普车、卫生救护车、大吊车等。

  我聚精会神地手握方向盘,沿山腰盘旋前进。差不多11点,车队到了印缅交界处的鬼门关。车辆等待宪兵检查。宪兵检查的很仔细,足有三个小时才结束,扣下私货两三麻袋之多。战事方殷,大家都在流血流汗,一些人借路走私,实属民族败类。

  午后两点,车队继续前进。鬼门关对面便是一个陡峭的大山坡,路越爬越高,越高越险,仿佛已高达云层。同时立感空气稀薄,呼吸颇觉困难,车子像老牛一样喘着粗气在山间慢慢爬行。

  黑暗渐渐笼罩大地,细雨也变得急骤起来,雨刷不停地摇摆,看外面仍一片模糊。这时,各车不约而同地将车灯开启,车队蜿蜒上下。在这海拔2600米的野人山区行车,容不得半点疏忽。这条路硬是从茫茫无垠的原始森林开辟出来的。如今,行驶在这条路上,才真正体验出筑路时的艰苦。行行复行行,爬陡坡,转急弯,不停地换挡调速,于夜11时才抵达新背洋宿营地。

  7月15日下午4时车达密支那西郊。

  数月前,这里曾是驻印军新三十八师和日寇酣战之地。我军三进三出,历时两个多月的攻坚战,才从日军手中夺回这座缅北重镇。至今,公路两旁战争痕迹触目皆是。弹窝密布,树木被焚,焦烂之状惨不忍睹。经过火车站,看到被飞机炸毁的残破车厢、道轨,东倒西歪堆放在铁路两旁。建筑物上的弹窝似蜂巢。残砖碎瓦遗弃遍地。当时战争激烈场面如在眼前。

  7月16日晨6时我们于浓雾细雨中离开了烟云笼罩的密支那。因急于顺公路前进,未能进城一观全貌。听人讲城内建筑已在炮火中尽成焦土,满目凄凉,不看也罢。

  车行四五公里,便到伊洛瓦底江边。横渡该江之桥系用江轮连接而成,长约两千米。驾车颤巍巍地渡过浮桥。过桥之后,又复入山。上下盘旋,路窄且滑。行来亦须全神贯注。

  7月17日晨6时即与八莫作别。至中午,车子已驶入高黎贡山丛,阴雨绵绵,加之山道多被冲毁又系盘旋向上,急转弯很多,公路尽成“S”形,行车非常困难。午后2时,车子方才爬上山顶。这一段路云雾弥漫泥泞难行,不亚于野人山之道,只是没有那么危险、高峻而已。

  至傍晚抵达芒友,离国门越来越近,仿佛已经闻到祖国大地泥土的芳香。

  连日行车,人极疲累,汽车亦多生病。7月18日,车队在芒友停驻一日。我们则跑到附近高塔矗立的山岗一游。

  沿着石铺台阶往上攀登,就像在家乡登泰山一样。十来分钟便达山顶。有一砖塔高丈余。塔后是洋灰、三合土砌成的大墓。仔细一看,原来是新一军第三十八师阵亡将士公墓。墓高约四五尺,周围一丈有余。塔上镌刻塔文: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初,为掩护中印公路的修筑,中国驻印军主力源源开进缅北,出野人山经新背洋于三十三年八月攻占密支那。继克八莫,合围南坎……战役中,我中华健儿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终克强敌。为纪念长眠于异国他乡的忠勇将士,建墓建塔,昭示后人。我们在墓前凭吊良久。午后又约三人来山根游览。信步顺战车碾过的履带痕迹前行,渐入荒草竹林之中,一路上看到废弃的战壕坑道,弹壳、碎片和锈迹斑斑的电讯器材到处都是,还发现不少枯骨。激烈战斗的情景历历在目。

  7月20日,8点左右车队驶抵滇西门户畹町远征异域的孩子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来了。

  退下戎装 青岛街头喜遇母亲

  抗战胜利后,我退役回到家乡。1946年,我考取了山东大学的文史系,系主任是著名的王统照。当时,山东大学就在青岛。

  在青岛等待开学的时候,我在大街上意外遇见了失散多年的母亲。

  那时候,母亲正念叨着我的小名。我的小名叫做“金铸”。那时候时兴算命,生下来就要算算命。我命里缺金,所以起了个小名叫做“金铸”,意思就是金子铸的。

  母亲后来告诉我,她在路上还在想,金铸好几年没有消息了,这不都胜利了,他上哪去了啊。我们就是这样相遇的。我看着她像,就喊:“娘娘!”她也不敢确定就是我,就喊:“金铸!”因为毕竟离开好几年了,谁也不敢确认是不是对方。

  那个时候真是百感交集,终于回到祖国又回到母亲的怀抱。我离开祖国上飞机的时候还在念:“别了祖国,别了妈妈”,当时就在想终有一天我们还能再见面,结果真的见了面,而且是在胜利后不久。

  就这样,1946年到1950年期间,我就一直在山东大学读书。后来被分配到青岛铁路中学,一直在铁中干了四十年,直到退休。

  (文中部分资料参考王建老人所著《师出印度》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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