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身经历
让他痛恨日军
1934年,杨兆典出生于济宁市汶上县军屯乡北留庄,后随母亲回到了肥城市孙伯乡的外祖父家中。
杨兆典的大舅许梅村,在当时任泰西县大队长,他的两把盒子枪用的出神入化。后来曾任泰西县县委书记的邹靖国叛变,成为鬼子在泰安的剿共大队长,曾十八次带领日伪军围捕许梅村,但均未成功。
杨兆典第一次见到日军,是他三、四岁的时候,他躲在蚊帐后面,看到两个扛着枪的日军进了他家。他回忆,日军刚来的时候,还装出一副伪善的嘴脸,给他撒糖果。不过,当时年幼的杨兆典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不是好人,因为他姑姑的嫁妆就是被他们抢光的。
日本军人在中国的许多暴行,杨兆典都亲眼目睹过。一次一位姓王的村民刚从城里卖完农产品回村,就被日军盯上了。日本人喊他,他放下担子就往家里跑,被日军开枪打死了,杨兆典印象很深,那位村民倒地的位置,离他自己的家不过百十米。“一条人命就这样没了,鬼子杀人眼都不眨,比杀鸡都容易。”杨兆典说。
杨兆典还说,当时村子里的姑娘们,都把辫子剪了,还用锅灰抹脸,抹得“像鬼一样”。村子整日都有日军站岗,村民路过时,必须要给他们鞠躬。如果没有鞠躬,就会遭到殴打。
回忆起日军的暴行,苏凤景老人仍然难以释怀。苏凤景的丈夫王信荣,老家和杨兆典家相距不远。王信荣的父亲王振廷参加八路军抗日,后因汉奸出卖,王振廷在作战时不幸被日军杀害。苏凤景回忆,公公遇害后过了好几天,丈夫才被通知去领尸体,依靠王振廷腰上的皮带才将尸体辨认出来。
加入儿童团
他立过功,也遇过险
外祖父与大舅的言传身教,对日军暴行的痛恨,促使杨兆典小小年纪便立志参加革命。可由于年纪太小,他只能加入抗日儿童团,执行一些站岗放哨、传递情报的任务。不过杨兆典很机灵,总是能把任务出色地完成。
杨兆典说,当时传递情报的信,叠得都非常巧妙,如果有人曾擅自拆开,情报员们一眼就能看出来。他已记不清自己曾多少次将情报成功送达给情报员,最远的一次送信,杨兆典跑了二十多里。
作为儿童团员,杨兆典还和小伙伴们一起挖过地雷坑,曾为村子站岗放哨,也曾为八路军筹集钢铁,还曾多次扳倒山上的信息树为八路军提供情报。
有一次,泰西县第一区队事先得到情报,准备埋伏在孙伯乡大石桥村附近的杨家林,伏击将要路过的警察所所长一行。杨兆典刚把烙好的油饼送到,战士们便每人抓起一张跑步上路了。当晚,杨兆典得知,这场战斗大获全胜,十余名敌人被全歼,警察所长更是死在孙伯村的井里。第二天,当鬼子将警察所长的尸体打捞上来时,在孙伯村上学的杨兆典恰好路过。当时他的心中充满了自豪,因为这辉煌的战果中,也有他一份功劳。
杨兆典也曾遇到过险情。1941年春天,杨兆典为两个情报员送饭后,正要回村,听到东边响起枪声,原来不远处一队日军与八路军正在交火。7岁的孩子第一次见到八路和鬼子打仗,难免十分兴奋,杨兆典看得忘了离开。这时三名骑马的人经过,冲他大喊:“你是谁家的孩子?不要命了吗?赶快回家去!”杨兆典这才反应过来,连忙跑回村子。现在想起,他深深后怕:“如果当时被鬼子发现就危险了!”
1950年,杨兆典只身一人,背着一床铺盖卷来到聊城投奔亲戚,最后在聊城市电业局工作直至退休。65年后的今天,老人已有了四世同堂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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