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卫生员的少年抗战时期　口述／王永昌
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2017-12-04 10:41:21

　　王永昌，男，1931年1月9日生，山东省博兴县人。1944年10月参加博兴三区区中队，1945年3月转入八路军渤海军区第七师二十团卫生队，担任卫生员。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随部队北上，进军东北地区，解放东北后，随部队南下解放海南岛。1950年至1978年驻守海南近30年。1978年11月转业到山东省惠民地区结防所。1984年10月调入滨州市，组建市中医院，任负责人。1991年离休。

　　滨州市史志办副主任孟庆永(右二)带队采访王永昌

　　日伪统治下的童年

　　我的童年时期是在日伪统治下度过的。1939年是个灾荒年，秋季庄稼颗粒无收，农民缺衣少穿，再加上日军“扫荡”，人民生活更苦。当时村里向外乞讨的人很多，我家虽是较富裕的，但因为庄稼歉收，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家人经过商量，决定由我奶奶带着我和大哥、二姐也出去乞讨。向西走了五六十里路，来到高青县曹家村住了下来，在村里待了20多天，那里的老百姓也没有吃的，我们乞讨了一天也讨不到多少吃的，最后还是决定回家艰难度日。第二年春季，麦子长得很好，到快成熟的时候，老百姓就采青麦子充饥。1940年秋季，我第一次接触到共产党。当时我父亲王玉珍是小学教师，博兴师范学校毕业，在村小学教书，其同学有很多是中共地下党员。秋末冬初的一天晚上，父亲领着两个陌生人到家中，告诉我和大哥说，不要对外讲他们两个人的事。那两个人在我家住了10多天，每天晚上出去，天快亮的时候回来。他们喜欢和我们几个小孩玩，还教我们抗日歌曲：“鬼子心似狼，抢占我村庄，杀人放火又抢粮，老百姓们遭了殃……”后来，日本人侵占了博兴县城，我们辛阎村离博兴县城不远，日本人来乡下“扫荡”，父亲让我和大哥带着那两个人到荒郊野地里躲藏，直到日本人离开才回来。那两人离开我家后，父亲告诉我们，他们是地下党，来到乡下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做抗日宣传。不久，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开始在附近村庄活动，他们建立了抗日政府，组织了抗日民兵队、妇救会、农运会和儿童团。民兵负责保卫村庄安全，日本人来了报信并组织村民隐藏躲避，妇救会负责为地方武装筹粮筹草，农运会负责减租减息，儿童团负责在村口站岗放哨。此后，博兴县抗日根据地逐步形成。

　　1942年春天，日本鬼子集中大量兵力对博兴县北部进行大“扫荡”，在离辛阎村不到一里地的王集村修建了据点——三个圆形碉堡组成的一个正三角形大院，还修了从据点到县城的公路，据点四周挖了一条深3米、宽3米的大沟，里面注满水，还叫老百姓把附近村庄的树砍了，围在沟边做路障。自从日本人修了据点，附近的青壮年村民都被抓去修路挖沟，稍有怠慢，就被打得遍体鳞伤。青壮年因为怕被抓工，纷纷外出逃避，村中只剩老人小孩。日本人经常放狼狗出来威胁吓唬老人和小孩。我那时刚刚12岁，经常替大人出工。一天我被日本人强迫去搬砖，累得实在受不了了，想坐下歇一会儿，突然我背上挨了重重一击，疼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鬼子拿着木棍站在我身后。当时我真是恨死鬼子了，暗暗发誓长大了一定要当八路打鬼子!不久，村里的老人孩子也都逃到远离据点的亲戚朋友家躲避。但这不是长久之计，人们总要种庄稼吃粮食，于是各村自己想办法，每到春季播种时，各村就托胆大会说话的人到据点送礼求情，让日本人放老百姓回家种地。日本人也知道老百姓不种庄稼他们也没吃的，只能同意。于是，出逃的村民赶回村里，在地里撒上种子就立刻又逃走了，等到庄稼成熟的时候再托人向日本人求情，回来收庄稼。这样过了两年，到1944 年夏季，地里的野草长得比庄稼都高了，村民见了着急，就有人偷偷回去除草。一天，我和父亲及村里的十几个人一起回去除草，刚走到村口就碰到了日本鬼子和汉奸，被他们抓到据点当人质，要村里送白面和柴火去换人。村里人都很着急，特别是我的家人，因为父亲常年在小学教书，很少干农活，手上没有老茧，怕被日本人误认作八路而遭不测。我的家人就找到村里能说会道的人去向日本人讲，王玉珍在村里管账，村里没有他，日本人要的粮食和柴火不好收，这样父亲被提前放回家， 我和其他人等到村里送去粮食和柴火以后才被放回。1942 年至1944 年，据点里的鬼子和汉奸经常到各村来抓人抢粮，闹得家家鸡犬不宁。这段时期，八路军武工队经常在深夜里到日军据点附近隐蔽的地方向日军喊话：“老老实实对待老百姓，不要伤害老百姓，不然对你们不客气，最好早点向八路军投降!”向敌人喊话的目的是瓦解敌人的心理，削弱敌人的战斗力。天快亮时武工队就撤走。八路军在夜里也常来村里召集民兵、儿童团开会，组织各种抗日活动。时间长了，我见村里几个青年参加了游击队， 每天扛着枪挺神气，就很羡慕他们，心里也想参加游击队，但不敢跟家里人讲。

　　背着家人报名参军

　　自从日本鬼子在王家集建立据点以后，老百姓的生活便不得安宁，再加上干旱少雨，庄稼歉收，生活异常艰难。一天三顿都是野菜充饥，我吃不下饭，身体日渐消瘦，家人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有一次吃饭时，父亲说道：“这样的日子没法过啊!”随后指着我说：“与其在家里挨饿，还不如去当八路。”我听了以后非常兴奋，以为家里也有让我参军的意思，更坚定了去当八路的决心。1944年10月的一天晚上，村里几个当兵的青年回家探亲，我去找他们玩，提出是否可以和他们一同去当兵的问题，他们说可以。于是第二天早晨吃完早饭，我背着家人跟那几个青年到博兴县第三区中队报了名。报名的人中数我年龄最小，当时还不到14岁。区中队驻在离我们村只有五里路的高家村。家里人知道我偷偷参军以后非常着急，叫我大哥来找我，让我回去跟家里人商量商量再来。我怕回去以后母亲不让回来，就告诉大哥说我已经报名参军了，部队不允许随便离队，我得遵守部队纪律，请你转告母亲，村里有好几个人和我在一起，请母亲放心。大哥见我决心已定，只好嘱咐几句离开。这天晚上吃过晚饭，部队集合出发转移驻地，悄悄出村，走了一夜，天亮前在另一个村秘密住下。以后基本上是天天如此，听老同志讲在附近村庄绕圈子是为了制造假象迷惑敌人，免得被突袭。当兵3天后，部队给我配发了1把小马枪、3发子弹和3颗手榴弹。每天白天或晚上，负责站岗放哨。十几天以后部队里又来了几个当兵的青年，领导找我谈话说我年龄太小，扛枪有些困难，就把枪给另外一个参军的青年了，这样我手里就只剩下了3颗手榴弹。

　　1944年12月的一天，我当兵后第一次回家探亲，晚上和家人说了会儿话就早早上炕睡觉了，我大哥从外面回来，说街上来了很多兵，不知道是土匪还是八路。不多时就听见王家集敌人据点响起了枪炮声，大街上也有人来往的声音。大哥悄悄在门口听了听，听见外面喊：“民兵紧急集合!”原来是配合八路军攻打王家集据点，要把据点拆了。大哥和家人说了一声就去集合了，我估计自己所在的区中队也参加了攻打据点的行动，就跟着民兵一起去了。等到了据点，看到据点里打得很激烈，遇见几个当兵的问了问我所在部队的具体位置，他们也说不清楚。这时战斗已经接近尾声，据点的房子已经着了火，民兵们正在拆攻下来的据点。我找不到自己的队伍又帮不上什么忙就回家了。这一夜全家人彻夜未眠，早饭后我就回到了部队，天亮时听说据点的敌人被消灭了大部，小部分逃跑，王家集据点被铲除。

　　意外负伤

　　王家集据点被拆除以后，为了防止南面据点和县城的日军反扑过来，抗日政府号召根据地军民重挖抗日沟(过去挖过，日本人来了又强迫填上了)，沟深2米、宽2米，各村相连，以备鬼子来时各村老百姓利用这些沟做掩护躲避，抗日武装也可用来打击敌人。在百姓挖沟期间，我所在中队奉命到董王村日军据点附近的相公堂村，设警戒掩护挖沟作业。中队进村后除向据点方向派人监视敌人以外，其余战士都到农户家隐蔽起来，我们班住在一家人的西屋内。当时我的鞋子破了，去北屋找房东借针线，外面进来一个年青民兵，见我背兜上的手榴弹是新的，要拿他自己的旧的换我的新的， 我不同意，那民兵就过来抢，一不小心，把手榴弹的拉线拉了出来，手榴弹开始冒黑烟， 我心里大惊：坏事了!一面向西屋跑一面往外抽手榴弹，还没等我抽出来，手榴弹就在我左臀部爆炸了，我身上的衣服跟着着了火。大家连忙端了一盆水来把我身上的火浇灭，然后把我抬到炕上，找了一个医生给我检查伤口，发现只是屁股被炸出了三五厘米的裂缝，渗着血水，左手背上还有些豆粒大小的小伤口，医生在伤口上涂了些红药水就让我躺在炕上休息。医生走后，战士们把抢手榴弹的民兵五花大绑。后来查明这人没有政治问题，确实是本村民兵，就把他放了。当天下午四五点钟，百姓们挖沟收工，我们也撤到了离我们村不远的霍家村，我因为不能走路，在转移过程中让其他人用椅子做了个担架抬着我走，半路上被本村的一个人看到，告诉了我家里，第二天我家里人赶到部队来看我，见我伤势不重，才放心回家。

　　我在部队里年龄最小，又上过几年小学，队领导都很喜欢我，经常让我指挥全队战士唱歌。1945 年春节前夕，队里为了迎接新春，队领导让我和几个年轻队员排练吕剧《尹洪英送郎参军》(尹洪英是当地发动广大青年带头参军的模范人物)，排练好以后于正月初五在本区郑家集村演出，得到百姓的称赞。正月十五我请假回家，晚饭后一家人闲谈，父亲建议我有机会到北陈家村部队医院去学医，对部队也有用。我回部队后正赶上部队医院来挑人做护理员，我正好被选中，从那时起我就到部队医院做护理工作。

　　突破鬼子“扫荡”的重围

　　我所在的北陈医院是渤海军区野战医院第三所，所长王子善，指导员姓王。我被分在护理三班，班长荣忠和，副班长朱忠信，看护长左林周。我到班里之后进行了几天的培训就参加了护理工作。当时伤员就住在各户村民家里，护理员和伤员住在一起， 负责伤员的日常生活和简单治疗。如果遇到日本鬼子“扫荡”，能带走的伤员，护理人员就带他们转移;不能带走的重伤员，护理人员就和他们躲在村民家中房与房之间的夹道里、地窖中或柴火堆里。我刚参加护理的头一个月是负责十几个生活基本能自理的轻伤员，主要是给他们换换药、打打针。几个月后我参加了重病房工作，负责3个重伤员，他们是在寿光打仗负伤后转送过来的，一个是双眼受伤失明，一个是背部有大面积炸伤，只能俯卧不能平躺，还有一个是右上肢和两下肢都做过截肢。我昼夜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给他们喂水喂饭，端屎端尿，一直坚持了两个星期，累得我病了好几天。但我看着伤员们在我的照顾下慢慢好起来，心里是无比地高兴。

　　1945年农历四月初十，麦子已经抽穗。一天早晨我们部队接到通知，日本鬼子要来“扫荡”，赶快做好躲避准备，重伤员由护理员陪着躲避起来，能行动的轻伤员统一编好队，由护理员带领与全所一起转移。早饭后不久，南边村庄跑出了许多村民，日本鬼子“扫荡”开始了，紧接着东、南、西3个方向有许多日军向我们包围过来，各村老百姓、博兴独立营和3个区中队都被包围在里面，顿时机枪声、手榴弹声响成一片，民兵都跟着八路军后面往外冲，军民死伤很多。老人孩子和妇女都逃到黄金寨村老百姓家躲了起来。我们野战所除了重伤员和照顾重伤员的卫生员外，其余人员都由驻地向北跑，没有被包围住，只有3个卫生员把重伤员安顿好以后，错以为鬼子向北去了，就向南逃跑，结果跑进包围圈，两人逃脱，一人牺牲。下午2点钟左右，日本鬼子进一步缩小包围圈，并对其中的军民用机枪扫射，射杀我军战士和平民很多。就在这时，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大雨把人浇得头都抬不起来，四周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见，鬼子见此情况只好撤退，我军部队和百姓趁机逃脱。等鬼子撤退以后，野战所回到驻地，不多时就有大批伤员被送来，既有战士也有当地村民，野战所30多名护理员都到病房照顾伤员。在这次“扫荡”中，我父亲王玉珍在领着学生逃跑的过程中落在了日军的包围圈中，学生们跑散，父亲钻在尸体下面躲避，被日军刺击尸体时恰巧刺中头部，顿时鲜血直流，父亲忍住疼痛，没敢吱声，直到日军离开，后来伤好以后就落下了头疼的后遗症。

　　踏上解放战争的新征程

　　1945年农历六月，抗日形势在全国范围内发生转变，日军在各个战场节节败退，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我军各部队进行扩编，我们部队也在动员，要跟大部队参加战斗。我请假回家，告诉家人我要随部队去攻打大城市，以后回家的机会就少了。家里人非常舍不得让我走，可是也没办法留我，一家人依依惜别。第二天我便回到部队，从此与家人离别九年，音信全无。我回到部队的第二天早饭后部队就整装出发。当天向东南方向走，路过阎坊、马家，在龙珠河村渡过了小清河，到了索镇，夜宿老桓台县城。随后又过邹平、章丘北，度过黄河到了济阳，最后直奔商河县。到了商河县城郊外，部队驻在城西的马家村，准备攻打商河城。战斗开始后，我们便开始接收战斗伤员。我的任务是和几名队员一起给牺牲了的同志换军服，以备掩埋。在这次战斗中，我们共接收近百名牺牲的同志。战斗共消灭敌人两个团，共3000 人，活捉了正副司令：田三秃子、王光明。战斗结束后部队进行了整编，攻打商河的部队变为第七师，分3 个团，分别是十九、二十、二十一团，我们野战所也分为3 部分，分别归属3 个团，我被分在二十团卫生队，队长韩风生，部队驻扎在乐陵县城。一天在动员大会上，我听到了这样的消息：日本鬼子就要完蛋了，我们要去进攻大城市，接受日本人投降，目标可能是天津。然后部队给每名战士发了军装和棉被，我们穿上了正式的军装，原来的便装送给了当地老百姓，然后部队开始出发，一路向北，挺进天津。

　　之后，我随部队一路南征北战，先后参加过山海关阻击战(1945 年10 月25 日至11 月16 日)、四平保卫战(1946 年4 月至5 月)、锦州攻坚战(1948 年10 月9 日至15 日)等大小十几次战斗，多次立功受奖。1954 年3 月，部队第四十三速成中学招生，我考入该校学习，1957 年考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大学毕业后到海南一三一师工作，其间从卫生所长提拔为卫生科科长，受到海南军区的多次嘉奖，后被提拔为师后勤部副部长。1978 年11 月转业至山东省惠民地区结防所。1984 年10 月调入滨州市，组建市中医院，在市中医院任负责人。1991 年离休。

　　(采访：孟庆永 康吉堂 刘兴云 赵利华 撰稿：康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