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节松：我与丁玲的交往
来源：《济南文史资料》   2018-11-23 08:58:28

　　当时丁玲虽只有20几岁，但已是颇有名气的进步作家。如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在黑暗中》、《母亲》等小说，我都不止一次地拜读过，再加上她是左翼作家胡也频的爱人，因此对她颇为景仰。

　　一天，我拿着一本《母亲》去找丁玲，说：“丁女士，这是您的大作，我很爱读它，请你在这本书上给签个名字吧!”她看了看我这个比她个儿还要高的男学生，笑着说：“这书是你买的，我怎么好签名赠给你呢!”接着又说：“那么这样吧，我签上名字，但我就不写赠字了!”说着，便在书的封面上签了“丁玲——蒋冰之”几个字。这时我才知道丁玲是她的笔名。这本书我珍藏了很久、很久，后来在战乱中丢失了!

　　不久，风传国民党山东省党部要逮捕胡也频，丁、胡匆匆离开济南去了上海，我也从济南高中毕业考入齐鲁大学。不过从那以后，每当我想到丁、胡去上海后的安危祸福，每当我看到那本书上的题名，便有无限怅惘之情。

　　丁玲劝我去延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已从齐大毕业，当上了山东盐务税警团的小军官。当时，因为中日两国军事力量悬殊，再加上国民党山东省的军政首脑韩复榘力图保存实力，无心积极抗日，以致山东大地很快沦入敌手。税警团当时驻防峄县，与日寇交战时损失惨重，奉命调往徐州休整，隶属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司令长官李宗仁排除异己，在税警团中大批起用广西人，撤换了许多山东籍官佐，我便离开该部，沿陇海路西上另谋出路。

　　1938年夏，我到了西安。一天，在西安街头巧遇丁玲。他乡遇故知，我高兴地与她打招呼，一别七八年，我怕她已不再认识我，于是我向她自报了姓名及在济南高中时的往事。她说她还记得我，只是对我当时一身戎装，感到惊奇、惶惑。我向她说明了情况，并说明到西安来的目的。她说：“节松同学，大街上不是说话处，你明天可到七贤庄27号去找我，我们细谈。”

　　次日上午9时，我如约到了七贤庄。原来这里是西安的郊区，27号是一座围以砖墙的大院，连大门也没有，墙上挂着一块长方形的木牌，上写“第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我暗想：十八集团军不是共产党军队的番号吗?门口也没有岗哨，丁玲怎么会在这里?我正在门外犹豫、徘徊，一位穿军服的中年人走来问我找谁，我说：“丁玲同志在这里吗?昨天她约我到这里找她。”那人便带我进了大院，对着一排坐北向南的房子高声喊道：“丁玲同志，有人来找你!”丁玲从室内出来，看见是我，笑着说：“来，快进屋来。”我随丁玲走进房内，刚在一张旧杌子上坐下，领我进院的那位同志便提了一白铁壶开水进来，往一只搪瓷缸内倒满了一杯，递给了我，说：“对不起，我们这里没有茶，喝点白开水吧!”丁玲看着我，指着那人说：“不认识吧，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伍云甫同志，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处长。”又指着我说：“这位是山东来的马节松同志，我们是在济南高中认识的。”伍云甫笑着和我握了握手。

　　丁玲问我到西安来的打算，我说我想到重庆去。她又问我到重庆去准备干什么。我说我重庆有个熟人，想托他给找个工作。丁玲说：“既然你是到重庆去临时找工作，我看你还不如到延安去。”当时我对延安虽然还没有什么认识，但我却知道延安是中国共产党的大本营，于是我说：“延安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所在地吗?去了还能不能回来?”伍云甫同志笑着说：“你如果愿意去，我们可以介绍;如果你去了不愿在那里，可以随便回来。”我当时想，既然这样，去那里看看也可以。于是我说：“我还有3位同伴，他们都住在西安的旅馆里，我回去跟他们商量一下好吗?”丁玲和伍云甫都说：“当然可以。”

　　我当即回到旅馆，跟同来的3位同伴商量了一下，他们都同意到延安去看看。第二天，我们4人便同去找丁玲和伍云甫。丁玲见我们4个青年人都来了，十分高兴，便立即去找伍云甫给我们开了个介绍信，次日我们便启程去延安。

　　从西安到延安有近500公里的路程，当时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只能徒步前往，大约需10天左右才能到达。我们晓行夜宿，一路秃山野岭，十分荒凉。可是因为那时延安是革命圣地，是千百万人向往的地方，全国各地的青年人都往那里奔跑，所以路上常见到一些迥异于乡下人的“长衫朋友”。一路之上我们遇到了在山东时我就见过的梁漱溟先生，还遇到了“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先生，以及文化人陈波儿、白薇、欧阳红樱等人。

　　到延安后，我被分配到抗日大学第四大队学习，大队长是何长工。

　　现在，丁玲已经走完了她的坎坷不平的人生之路，我也成为白发老翁，但每当我想起60几年前的往事，却仍然对她有无限感激之情，因为是她，决定了我此生要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