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济南“一贯道”及其被取缔之概况
来源：《济南文史资料》   2018-11-23 08:59:23

　　1937年秋，我家从济南西门里鞭指巷搬迁到商埠经七路大纬二路(路西)“福裕里”。这时“七七”事变已经发生了。

　　“福裕里”是一条户数不多的胡同。前些年，因马路展宽，全部拆迁，原址已不复存在。究其旧址的具体地点，约在今(经七路以北)大纬二路75号“达美妮皮鞋店”，南至85号“星威春兰专卖店”之间。

　　就在这一年的秋后，一天下午，猛听到巨大而沉重的爆炸声连连响起——后来才知道，是国民党军队往南撤退，炸毁了济南的洛口大铁桥。

　　每天，每天，在胡同口的马路上，都看到有溃散的士兵和逃难的群众络绎不绝。

　　在这兵荒马乱，人心惶惶之际，一天晚上，我正在同院住户胡大娘家帮她儿子胡田禄做算术题，一位邻家妇女来找胡大娘。她们神秘兮兮地耳语了许久。之后，听胡田禄说，经邻居介绍，他妈在上了“一贯道”。并说，要是在了道，就能脱灾免劫;遇上危险，能获神佛保佑。我觉得很玄妙，回家告诉了妈妈。我妈是小学教员，历来相信科学，便对我说：“别信神呀鬼呀的那一套，那全是迷信。”可是在 我心里，却始终觉得有些神奇，总想解开这个谜。

　　出于好奇心，我终于说服了胡田禄，请他妈允许，在“一贯道”开坛的那一天，引领我到北边另一个胡同里那位“一贯道”的坛主家看看。

　　那坛主姓赵。一进赵家堂屋，便见香烟缭绕，气氛严肃，周围已有十几位在道的善男信女在恭候。

　　我躲在人们的身后伸头扒脑地仔细观察。北墙下黑漆长条几的正中，摆放着一尊木制的油漆大牌位，上面刻着一行扁方形朱体大字：

　　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

　　八仙桌的桌面上，摆了成盘的几种供果。另一个托盘里，放有道徒们“敬献”的一些钱币和几件金银首饰。

　　在一种庄严而神秘的气氛中，赵坛主宣布开坛了——也就是进行求神问卜的所谓“架乩扶鸾”(注：“乩”，读jī。古代称“乩”是“卜以问疑”。俗称“扶架子”。即将木制丁字架放沙盘上，由两人各扶一端，依法请“神”，则木架下垂部分在沙上画出一些字迹，做为“神”的“降乩”，预示吉凶。木架子也有用“畚箕”“筲箕”代替的，叫“扶箕”，与“扶乩”音同。传说神仙降临来去都是“驾风乘鸾”，故口语也称“扶鸾”。与这种“扶乩”类似的迷信，不仅在我国古代就有，而且在世界各地也有。英文的词汇是Sciomancy，有的译作“箕占”、“筛占”)。

　　坛主身旁的另一张条桌上，设一个长方形的大沙盘，上面悬着一个木制的丁字形架子。两边各站立一名少男少女(“一贯道”称这种人为“三才”。详后)。他们态度敬肃，表情木然，眯缝着双眼，双手扶着木架子。

　　当求神的道徒向坛主提出问卜的要求和内容之后，坛主口中念念有词，对天拜上几拜，表示请神降临。这时，“三才”所扶木架子的下垂部分，开始左右前后的晃动，在沙盘的黄沙表面便划出了一些横竖歪斜似字非字的笔画。大约过上十几分钟，“三才”“扶乩”的木架子停止活动。坛主走近沙盘，仔细看上一番，又拜上几拜，然后面向道徒，对沙盘上的字迹进行解释或宣讲。(“一贯道”称作“降乩”，即请来的神佛所赐给人们的训示，或给人们以什么启示。)

　　道徒们或端坐，或肃立，诚惶诚恐地聆听“神训”。在这种庄严而神秘的气氛中，道徒们每人都怀着不同的愿望在祈祷。或求预知吉凶。或求逢凶化吉。但愿有病能愈，有忧能排，有财能得，有婚能成。而当时老百姓最最关心的头等大事，是在这兵荒马乱之时，祈求神佛，保佑全家平安，免遭劫难。

　　长大后，我在济南师范求学时，已知“一贯道”在山东全省都有其组织与活动。1944年，我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肄业时，更进一步了解到：“一贯道”在全国各地都有其庞大的组织，有各种活动。

　　而真正使我对“一贯道”有了全面的详细了解，是我1945年冬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又自1948年在公安机关长期工作之后;特别是，“镇反”时我任军事法庭宣传组组长，又任“取缔反动道会门行动指挥部”宣传组组长。50年代初，自始至终参加了对反动道会门的取缔、审理，以及“清理积案”等工作。通过大量的社会调查，通过审讯各种反动道会门骨干分子和在押罪犯所录的口供、笔供，还查考了日伪与 国民党时期警局、法院遗留下来的各种档案材料，使我积累掌握了非常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现经整理，分述于下，并请各界人士指正。

　　二、“一贯道”的起源与发展

　　“一贯道”，是具有全国影响的反动道会门，起源于山东省。传说最早的创始人是曹州府(治所在菏泽。辖境包括今河南省范县，山东省郓城、巨野、单县、鄄城、菏泽、定陶、曹县、成武等地)。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曾名为“东震堂”(“震”，是“八卦”之一，符号为“三三”，代表“雷”)。

　　北洋军阀时期，失意政客路中一承办道务，在曹县、单县一带广收道徒。他从《论语·里仁篇》中窃取了孔子的话：“吾道一以贯之。”遂正式更名为“一贯道”。

　　1925年，路中一死后，由流氓道士张天然(又名张光璧，原是路中一手下的“点传师”)继承，在反动军阀的扶植下，逐渐扩大道务，号称“师尊”。

　　1930年，张天然趁“五三惨案”之后兵荒马乱、生灵涂炭之机，来到济南。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设立“佛堂”。先后成立了所谓“四大坛”：

　　以李鸿臣设“金刚坛”;

　　以郝书暄、黄恩和设“敦仁坛”：

　　以徐衡甫(又名徐秉钧)设“礼代坛”;

　　以齐铭周设“天一坛”。

　　道务大有发展后，张天然又开设所谓“中枢坛”，为“总佛堂”，下面领导39个小坛。

　　“一贯道”初具规模后，便以济南为基地，渐次向全国各地发展。

　　首先沿胶济铁路，东向周村、博山、青岛。1933年前后，又向北发展，传到天津、北京。继沿平绥路，传至包头，又至西北、东北各地。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扩张，“一贯道”又由平津传到南京、上海、汉口、重庆、成都。又迅速蔓延发展，先传至云南、贵州一带西南地区，后及于我国东南沿海一带，至广州、香港。

　　由济南“一贯道”道首直接向外扩展的，如徐衡甫办“礼化坛”，除在山东省的汶上、泗水、平阴、肥城以至鲁西各县传道外，并组织专人远到云南、贵州以至东北三省传道。

　　齐铭周办的“天一坛”，先由济南传道至武城、德州、桓台、潍坊，又派人分为两路：一路沿津浦铁路，由徐州、蚌埠开展道务至南京、杭州等地;另一路沿陇海铁路，至河南商丘、开封、郑州以至西安等地。

　　郝书暄办的“敦仁坛”，由济南往东，传道至益都、潍县、烟台。

　　赵德善办的“明德坛”，从济南发展到章丘、淄博、高唐、博平等县，又传至江苏省的金坛、丹阳等县。

　　1947年，“一贯道”首领张天然病死于成都。张的小老婆孙月慧(人称“孙师母”)在四川，以成都为中心，自成一派。称为“西派”，亦称“二师母派”、“四川派”。后并立名为“金线道”。此派势力较大，道徒较多。济南的骨干分子宿子臻与“天一坛”、“率真坛”、“宏慈坛”等，即属于“西派”。

　　张天然的大老婆刘素贞(人称“刘师母”)，与其子张孝骞，在杭州自成一派，称为“东派”，亦称“大师母派”、“杭州派”、“正义派”。济南的“礼化坛”坛主徐衡甫等，即属于“东派”。

　　此外，还存在一些零散小股的“一贯道”支派、流派。如早期的道首路中一死后，其妹陈路氏，继兄办道，被道徒称为“老姑娘”。陈路氏的儿子陈兴龙(字化清)，以山东济宁为根据地，发展道徒，自成一派。道首张天然的小老婆孙月慧所领导的“西派”，尚有所谓“暗线派”、“法一道”等分支。济南北园刘家井庄“浩然坛”坛主兼点传师赵范五，还自称“一贯道”中的“革新派”，又称“胡子道”。赵范五死后，其子赵家华接任坛主，继续办道，发展道徒。

　　综上所述，“一贯道”在旧中国，依仗反动的政治势力，可以说已形成蔓延全国城乡之势。在名目繁多的几十种反动道会门中，“一贯道”可以说是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劣迹最昭的一个。

　　三、“一贯道”勾结日寇汉奸

　　“七七”事变发生后，日寇大举侵略我国，烧杀劫掠，无恶不作。炮火遍地，战祸连年，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贯道”总头目张天然，以其反动的阶级本性，立即公开投入日寇怀抱，积极为之效劳。敌伪特务组织，直接插手掌握“一贯道”。

　　济南“一贯道敦仁坛”的坛主郝书暄，被“皇军”任命为伪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厅长。汪精卫南京伪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褚民谊，也参加了一贯道”，拜张天然为“师尊”。

　　由于战火不断，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又由于中国社会落后，群众中有些人存有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一贯道”便乘机开展道务，广招“道亲”(即道徒)，宣扬什么“求神靠天”，“脱劫避难”，大量印制所谓“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的牌位，挨户派送，强令供奉。

　　“一贯道”为虎作伥，利用其开坛扶乩等迷信活动，大肆宣扬“大东亚共荣圈”、“日华亲善”，来麻醉、奴化中国人民的思想，遏制抗日的民族意识。使“一贯道”为敌伪所公开利用，成为其侵略工具和统治工具。

　　由于得到日伪各级政权和“新民会”(日伪时期在沧陷区的一种反动组织。其名称，是盗用了《大学》《乃《礼记》中的一篇。俗称“四书”，即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儒家经典》中的第一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取句中“新民”二字。“新”是动词，即革新，弃旧图新。此句原意是：大学《指儒家所讲伦理、政治、哲学的基本纲领》的原则，在于发扬光明的德性，革新民心，达到至善。该组织于1937年12月在北平成立。为日本特务部文化组组长小泽创办“新民总会”，由汉奸张燕卿任副会长，缪斌任中央指导部部长。后在敌占区各省、市、县建立分会，大肆宣扬“日华亲善”，建立所谓“大东亚新秩序”，毒化人民。“新民会”中安插了一些原为抗日人员、被捕后叛变投靠日寇的人，让他们从事情报间谍活动。“新民会”已变成日本特务的外围组织)的支持，日寇侵占到哪里，“一贯道”的组织就发展到哪里。在伪政权大力提倡下，伪军政人员纷纷加入，狼狈为奸，“一贯道”得以到处设坛，架乩扶鸾，集会讲道。有的坛主还以伪善面目来装扮，去搞一点办学、施药、放粮、舍粥等所谓“慈善”事业，借以欺骗群众，笼络人心。故“一贯道”的别名，又有“中国慈善道德会”、“中华道德会”、“崇华慈善会”等等名目。

　　由于这样，在沦陷区，城乡群众一时被骗参加者为数甚多。“一贯道”已成为当时最庞大最有势力的道会门组织。仅济南一地，据估计，道众曾达10万人以上。

　　正是由于给“一贯道”披上了“宗教信仰”“慈善事业”的外衣，日本特务机关即明目张胆地利用它从事破坏抗日的活动。通过传道，宣传污蔑“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是土匪，是‘毛猴子’，为上天所不容。”常常以对道要“忠诚”为名，让道众检举告发“八路嫌疑”。日本特务机关还出款暗派专人，以传道为名，向我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打人”，以搜集情报，进行“渗透”。

　　四、国民党反动派利用“一贯道”策动特务工作

　　1945年，日寇投降后，由于“一贯道”劣迹昭彰，臭名远扬，为遮掩国人耳目，国民党政府曾一度假惺惺地下令将其取缔。但，与此同时，暗地里却由特务机关派人积极操纵，利用“一贯道”原有的骨干人员和组织，作为其反革命的政治工具。

　　到了1947年，国民党政府又公开命令“一贯道”废弃旧名，而正式改名为“中华道德慈善会”，由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办理注册登记。在南京设总会，各地设分会，这就再一次给“一贯道”公开披上“道德慈善”的外衣，使其获得合法地位。

　　在国民党政府积极支持下，不久，各地的“一贯道”竟仍然沿用旧习、旧名，大肆进行反动活动。很多一贯与人民为敌的汉奸、恶霸、反动地主，以办理道务为名，混迹其间，积极培植势力，靠欺骗剥削道徒，重过寄生生活。

　　济南的“一贯道”，与蒋军山东省保安处长吕祥云、济兖铁路警备司令傅立平、淄博矿区警备司令以及泰安等十几个县的县长，均有密切联系。国民党特务“中统局”“山东省调查室”并派遣特务高干黄道明(又名黄心一，国民党少将)，在济南使用改头换面的手法，组织所谓“万善道德会”，继承敌伪的衣钵，有计划地在“一贯道”等道会门中策动特务工作。

　　五、“一贯道”道首们的恶行

　　“一贯道”对入道者，先勒索收交“入道费”。一般相当于当时一袋面粉的价格，贫者酌减，富者多交不限。此后，又让道徒不断地交各种“功德费”。令道徒每日(或按期)必须烧香(香，一般要买坛主所备所售的)、磕头，虔诚默祷。

　　对道内一切内情，严令道徒要绝对保密，胡说什么“天机”不可泄露。迫令道徒面对坛主和道众发誓许愿，口诵誓词：“愿求真善大道，皈依众位仙佛，挣脱苦海，早升天堂。如不诚敬，愿受五雷轰顶。”

　　“一贯道”为适应其多神主义的信仰，一方面把“明明上帝”奉为无形的最高师尊，把道首张天然奉为代表神灵的有形师尊;另一方面，把古代神话、宗教(儒、道、佛)中所有能沾上边的神仙人物，都胡乱拉进来，搞多神的大杂烩。为加深道徒的这种观念，让道徒立“清口愿”，每月按固定日期吃斋(吃素)，以敬诸神。如：每月的初一、十五，为“玉皇斋”;初三、十三、二十三，为“灶君斋”;初四、十四、二十四，为“吕祖斋”;逢七为“北斗斋”，逢九为“观音斋”，等等。

　　对所谓虔诚“得道”的道徒，密授可避一切劫难的“五字真言”(口诀为“吾太佛弥勒”)或传授几句由坛主胡诌自编的“咒语”。严令道徒保密，违者予以惩处。

　　“一贯道”欺骗愚弄群众的一个主要方法，就是训练一些青少年(女性较多)当“三才”。即所谓集“天才”、“地才”、“人才”于一身，而美其名。让这些“三才”熟读背诵一套事先编好的成套的“乩语”。在神坛前，下安沙盘，上设木架，在架子上吊一根木棍儿;由两名“三才”扶着架子，不规则地反复晃动，使木棍儿在沙盘上画出一些笔划，连缀成字句，以此诈为“神”的“训示”。

　　坛主(或“点传师”)上坛后，口中念念有词，然后假装什么仙佛下降，“三才”便在沙盘上扶着乩架乱动，摇来晃去，写出一套神神鬼鬼令人似懂非懂的句子，再由坛主(或点传师)作出解释与判断吉凶。

　　“一贯道”利用群众迷信落后的心理，经常耍弄这套鬼把戏，来显示“神威”，借以造谣生事，恐吓群众，大肆骗取钱财。如“一贯道”经常吹嘘的“神灵显圣”、“飞乩治病”，就是施行的这种骗术。

　　每有病者来坛，恳求坛主“求训问病”时，来者若是有钱人，坛主即竭力殷勤，焚香上供，张罗一番，暗中却与“三才”乩手商量好骗术手法。坛主上坛后，故作姿态，求神问仙。“三才”瞑闭双目，手中摇乩，结果，“批训”在沙盘里写出：该病人前世冤孽深重，因果报应。但现在如能诚心办道，行大功德，仙道尚能保佑;若不行功德，恐有性命之忧。病人被骗，惊骇恳求，坛主即令其大量出钱，或曰“开荒布道”(即借口向外省外县设坛劝道，勒捐款项)，或曰“刷书印训”(即借口神仙指示，现在要印某某“书训”，传与世人，并传后世)。诡称此乃大行功德的好机会，谁出的钱多谁的功德大。借此名目，捐献“功德费”，肆意进行敲诈。如经二路商人马炳勋，因患吐血，到“率真坛”求仙佛指示。坛主孙光祥(又名孙志河)即用以上手法，开坛后，在沙盘上“训示”：马炳勋前世“冤愆深重，应舍身办道”。马惶恐不已，情愿出钱，在上海设立佛堂，为上天布道。孙光祥借此敲诈了一大笔款项。

　　如来求神问病的是穷人，坛主先推说“乩手”没工夫，“等着代问问”;敷衍之后，病者恳求，坛主便张口索要钱财。病者出钱不多，坛主就从沙盘里拾几粒沙子，伪称“仙丹”，叫病者去吃。以此欺骗蒙蔽，草菅人命。

　　还有的坛主，吹嘘什么“空中抓丸”。其实，是先将药丸藏在袖中，用手在香头上捻来捻去，趁手臂活动之时，耍巧妙手势，将丸子“捻”出，诡称“仙丹”，欺骗群众。济南的“天一坛”(坛主齐铭周)即以 此出名。

　　有时，在道徒聚会时，为了蛊惑人心，坛主、点传师，还耍“大鹏飞来”的把戏。——他们预先买一美丽大鸟，暗中藏好。坛主讲坛时，即说明：若大家诚心，定有吉祥之兆。当坛主演讲热烈之际，事先安排布置好的人便暗中将大鸟放出，顷刻之间在屋中乱飞。道徒以为奇异。此时，“三才”便装出仙佛到坛的样子，在沙盘上写出字句，意思是向大家道喜。坛主即宣称：因为大家之诚心所感，仙佛特派“大鹏金翅鸟”来，命道众赶快叩头谢恩。

　　又有的坛主吹嘘什么设“神仙班”，用以骗钱。即由各坛坛主向各道徒说：坛上要设“仙佛问答班”，道徒可直接和神仙谈话。届时坛主到坛，即令“三才”扶乩，讲问一些道理;或由乩手冒充仙佛，与各“道亲”谈话。有些办道人员，若事先早巳了解掌握了道徒某人的某些隐私之事，遂于此时假借仙佛之口当众说出，使众多道徒以为真了不起：如不是仙佛，哪能知道这些隐秘的事?然后，坛主借题发挥，故弄玄虚，说是请仙佛吃饭，叫“蟠桃宴”。并对大家说，与仙佛在一起吃饭，可以增福增寿。有的并乔装仙佛“赐字”。这种“神仙班”结束后，即由道徒摊付一切费用，道首从中渔利。

　　“一贯道”还提倡所谓“献心表诚”。即逢道内领袖人物家中有婚丧喜寿或小孩过生日之事，各坛以“修福行善”为名，叫大家捐款，来献表个人诚意。道首张天然的小老婆孙月慧的母亲病死时，各坛即兴师动众，召集“道亲”，勒索捐款。出殡时，又要大家捐了许多。

　　1947年，张天然死，各坛更强令道徒每人都送“奠仪”;而后，又以在杭州为张天然修墓为名，再次迫众捐款。

　　此外，道内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剥削勒索。如：每到春季，要粉刷坛屋;夏季，要搭凉棚，施茶水，备暑药，修功德;冬天，要安炉子，买煤炭。乃至坛主、点传师、“三才”日用的一切开销，都要从道徒身上以“捐款表心”的名义进行搜刮。

　　更有的坛主大耍无赖，行为极其卑劣肮脏。如经常借口给人治病而大发不义之财的“率真坛”坛主孙兆祥，在开汽车行时，夜里经常设法从客主的汽车里偷抽汽油。1944年，有一次偷汽油时，不慎引燃起火，孙兆祥被烧伤。这个反动坛主，竟反过来大耍无赖，声称：平素道亲们立愿很多，均不能了结，都在我一个人身上担着，上天震怒，才降此大火。因此，叫大家为他凑款。而后，孙兆祥借口翻盖佛堂，又要道徒捐款，并让诚丰铁工厂经理张敏斋捐了建筑用的全部石头。1947年，孙兆祥娶儿媳妇，又向道徒大肆勒索。

　　众所周知，“一贯道”首领压迫道徒，霸占、奸污妇女之罪行尤为严重。在传道时，如发现姿容美丽的妇女，坛主、点传师即以“亲传玄秘”、“特授五字真言”为名，引入暗室，进行强暴污辱。济南官扎营中街126号，“宏慈坛”坛主兼点传师曹志奎，日伪时依仗宪兵队势力，企图奸污邻居张成立之妻。张妻坚贞不从，曹即对其毒打，并强迫张成立即日搬家。曹志奎将住在官扎营前街389号的该坛布道员陈世泰骗去连云港“布道”。陈走后，曹便大施淫威，霸占陈妻，强迫与之同居一年多。“宏慈坛”布道员王玉廷，以传道为名，强奸了西义和庄2号耿维翰之女耿桂英。致孕后，耿被迫作了王玉廷的小老婆。(直到济南解放后，苦主控诉告发，才与之离异。)“居易坛”坛主于冠扬，经常与“三才”女乩手鬼混。当时，道内首领此等卑劣丑恶行为不胜枚举。

　　六、解放后，“一贯道”造谣破坏，勾结特务，阴谋暴动

　　解放初期，“一贯道”利用群众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人心不稳之际，经常造谣煽惑，胡说什么：“八月十五济南有水火之灾，九月有炮火之灾，十月国民党重回济南。”当军管会干部联系群众进行工作时，“一贯道”分子威胁工人说：“你们这些傻蛋，别听他们那一套!说的不能再好，可早晚叫你知道孬。局子里的人来了，你们言语方面要细心点，尽量少说话!”

　　国民党反动派耍弄假和平阴谋，搬李宗仁上台时，“一贯道”分子造谣说：“到三阳开泰，帝王出世。帝王姓李，和平时就出来。”

　　1949年，我解放大军渡江南下，“一贯道”大肆造谣，说什么：“八路军不死不走。现在大王爷扶乩，过阴历年时，叫大人小孩穿花鞋，八路军死在黄河崖。”“国民党快回来了，土八路快完蛋了，四月一号世界大战就打起来了。”

　　人民争购胜利公债时，“一贯道”又破坏说：“这是‘文明斗争’，反正是变法子叫你拿钱。”

　　针对土地改革和生产救灾，“一贯道”也到处散布谣言，蛊惑人心。

　　总之，“一贯道”施展其卑鄙无耻的伎俩，想方设法，时时处处进行各种破坏活动。

　　就在“一贯道”活动嚣张之时，1949年4月11日，国民党中央社会部专门密派特务李渤然等三人，携带《道务整顿大纲》潜来济南，与“一贯道”总坛负责交际又兼点传师的岳子谦等取得联系。并在纬一路福增 里434号“礼化坛”，公开向道徒宣传，要重整道务，叫嚣“跟共产党撸到底!”特务李渤然等，两次秘密来鲁。沿途还在蚌埠、济宁各地，连络数十县之“一贯道”道首，阴谋在解放大军渡江时，组织暴动，扰乱后方。道首岳子谦，为此设立货栈做联络点，并私刻“济南贸易公司粮食部新鲁货栈”的假图章，为其非法活动作掩护。(后为济南公安机关侦悉破获。)根据济南提供的线索，在沈阳、开封、天津等城市，我人民公安机关均先后破获了“一贯道”在国民党特务操纵下阴谋组织暴动的案件。

　　济南“道长”徐衡甫，给惠民县夥龙区“一贯道”道首王建中、赵汝舟写信说：“现在是魔王闹世，扰乱乾坤。”指示王、赵“要做中流砥柱，不要因目前困难而动摇意志。”并以“内圣外王”“暗培贤良”等欺骗鼓动道徒，隐藏反动逃亡地主，对抗人民政府，伺机进行破坏。

　　七、“一贯道”抗拒政府法令，继续为非作歹，秘密活动

　　山东省人民政府颁布安字第一号布告，明令取缔反动道会门后，“一贯道”百般抗拒，继续为非作歹，秘密活动。

　　“段店坛”诡称：济南战役时，段店村未受损害，是由于“神仙保佑”。以此为借口，为“谢神”而向群众搜刮，聚敛了很多钱财。

　　“礼化坛”、“率真坛”以组织“针灸班”为掩护，非法进行办道活动。

　　到1950年1月份，“明德坛”尚收淄川县道徒杨某“功德费”200块银元。“率真坛”还秘密扩展组织，由坛主“放(即委任)”了齐河县安家庄宗延成为“点传师”。经六路纬二路“精一坛”等仍广收道徒，一次就拉了影壁后街8号韩曹氏等6人入道。“博爱坛”甚至凶相毕露，以“大劫难逃”等谣言，威胁强迫所里街36号王嘉祥入道。

　　反动“圣贤道”首恶刘岐山，因奸污妇女、杀害人命等罪行，被镇压处决后，“一贯道”首恶已感“兔死狐悲”。济南“道长”徐衡甫秘密通知各坛，将供具神像等赶快匿藏起来，“不要再动”。“针灸班”也由公开转为秘密。“天一坛”以开办“昌记皮轴子工厂”为掩护，厂内人员全用道内分子，“藏龙卧虎”，并派专人以跑买卖的方式去各地进行活动。各坛道首到处秘密联络“道亲”，个别约见，暗地接头，以隐蔽方式摆坛磕头。有的人员表面说“不干了”，实际上还在干。有的则改名换姓，假报籍贯，迁移地址，以“行医看病”为掩护，诱骗群众，敲诈勒索。

　　天津市开始取缔“一贯道”后，济南“一贯道”道首于冠扬、魏希仲、宿子臻、李高贤等，闻讯逃避。“道长”徐衡甫，写户口条，申报“他往”，并出钱，公开在《大众日报》刊登启事，出卖他办道经营的“忠恕小学”校址房产。(“忠恕小学”校址在经二路纬一路新市场东旁巷道内。)且已将校中所存木料，暗地盗卖。宿子臻将道中象牙、玉器、古玩、雕刻及名瓷器、木器家具等值钱的道产，秘密藏匿。长期以来为“一贯道”秘密印刷反动宣传品而发财的“如新印刷局”，竟向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伪报损失，出卖机器，折变流动资金，转入地下隐蔽活动。

　　八、公安机关坚决取缔“一贯道”，大获全胜

　　1950年4月，济南市人民政府以市长姚仲明的名义，颁发布告。全文如下：

　　“查道会门不仅为期骗人民的封建迷信组织，且常为反动分子操纵利用，以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早经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字第一号布告明令取缔在案。乃近查“一贯道”竟敢继续进行反动活动，秘密集会，发展道徒，散播谣言，煽惑人心，企图破坏我民主建设事业，甚至秘密联络，图谋不轨，捣乱社会治安;若任其存在与发展，对革命事业与人民利益，必将大有损害。本府为保障人民利益，维持社会治安，惩处少数罪恶严重的首要分子，并挽救误入歧途之受骗群众，特规定取缔办法如左：

　　一、“一贯道”所设佛坛，一律查封，其家庭小坛，亦须自动交公。

　　二、道中人员除少数有重大罪恶之首要分子予以逮捕法办外，属于“道长”、“点传师”、“坛主”、“三才”等分子，须即向本市公安局所属各分局办理登记，并交出一切道中组织、供具、公产等，停止一切活动，当分别予以宽大处理。

　　三、对所有被欺骗或被迫参加“一贯道”之“道亲”，一经脱离组织，停止活动，可各安生产，不予追究。其能揭发匪特奸谋，检举各种破坏活动者，并酌情予以奖励。

　　以上办法除令公安局立即执行外，并望各界人民一体协助。特此布告周知。

　　此布

　　市长 姚仲明

　　公历一九五o年四月十九日

　　济南市公安局坚决执行

　　市人民政府的命令。经长期侦察，做好一切组织准备工作，抽调得力干部，成立了“取缔反动道会门行动指挥部”，下设行动、审讯、宣传、财产处理、登记指导等组。全局干警于1950年4月19日晨6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面开始了取缔行动。查封了“一贯道”的“佛坛”48处。在政策感召下，后另有“智仁坛”等家庭小坛29处自动交出。反动道首徐衡甫(济南“道长”)、孙兆祥(“率真坛”坛主兼点传师)、贺冠一(“博爱坛”坛主兼点传布)、菅(jian)玉麟(“天一坛”点传师)、马祥云(点传师)、周俊三(“礼化坛”坛主兼点传师)、赵德善(“明德坛”点传师)、曹志奎(“宏慈坛”坛主兼点传师)、于万祥(点传师)、解运达(点传师)等10犯，全部捕获。首恶分子无一漏网。

　　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学联、市工商联，均于当日发表书面谈话，表示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对“一贯道”的取缔行动，要与全市各阶层、各行业的人民一起，把这一斗争进行到底。

　　济南市公安局凌云局长，向报界发表谈话，说明：取缔“一贯道”，是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重要措施，是完全符合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同时，反复阐明了：对“一贯道”中少数首恶分子，坚决予以法办;对一般办道人员，只要本人到公安分局履行登记手续，交出道中的一切组织、供具及公产，坦白过去罪恶，停止一切活动，人民政府许其自新，予以宽大处理。对受骗道众，欢迎他们到当地派出所去声明退道，不要求办理任何手续;今后可打消顾虑，安心从事生产，并希望他们揭发“一贯道”中各种罪行，控诉其受骗、受害之事实。

　　很快，在全市形成了广泛深入地宣传取缔反动道会门的热潮。报刊登载，电台广播，戏院、电影院、各种曲艺、娱乐场所，以及街头巷尾的各种墙报、黑板报，处处宣传。各区，公安派出所，工厂，学校，街道群众，还组织了歌咏、话剧、街头剧、歌剧、大鼓、快板、武老二、秧歌舞、花棍、腰鼓、演双簧、相声、拉洋片等，各种形式的宣传。有的办道人员，在街道群众会上，主动反省罪恶，并“现身说法”，当众表演“驾乩扶鸾”等鬼把戏，彻底戳穿“一贯道”的骗术。

　　取缔行动开展旬日，“一贯道”各坛办道人员即有近百人到辖区公安分局办理登记。被骗的“道亲”群众，有三千余人声明退道，并纷纷控诉、揭发“一贯道”的罪行。

　　通过大规模的取缔行动，济南市公安机关计查获“一贯道”传道的反动迷信书籍10958册，香2大箱，各种铜、木、瓷质佛像123件，香炉、佛灯、烛台等213件，刀、剑6把，各种迷信供具、道旗、神楼、佛珠等375件，乩机10架，神位、乩语、神像、佛字等357件。同时，从“一贯道”各坛查获了国民党中央印发的《防共须知》、《奸匪战法研究》等各种反动书籍文件269册，空白的《国民党党员志愿书》及陆、海、空《官籍登记表》一大批，《明密码电报新编》及军用电报纸30张。还搜查出“一贯道”买卖人口的契约，私刻的“阳谷县第四区区公所”的假图章，以及“一贯道”骗人的“仙丹”、“符咒”、“功德善仪”账本等反动罪证多件。“一贯道”勒索剥削群众的钱财赃物，除已转移匿藏者外，尚查缴了银镯条81根，玉石珠翠物品179件，象牙物品92件。

　　在取缔“一贯道”之后，公安机关一鼓作气，乘胜前进，对“圣贤道”、“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皈一道”、“天运金船圣会”、“无极老母道”等形形色色的反动道会门，均予以严厉取缔。到1951年初，已全部摧毁了这些道会门危害社会的反动组织，彻底清剿了他们毒害群众的罪恶巢穴，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