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启龙：我两度在上海
来源：《济南文史》   2018-11-23 09:02:36

　　我先来到繁昌县新四军第三支队驻地，支队领导同志派侦察队把我护送到长江边，交给南芜宣工委书记胡家睦(即李友白)，再由他护送我乘上木船，顺江而下，很快来到芜湖附近的鲁港，在胡家睦的亲戚家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来到芜湖。这时，严永洁正好从上海经芜湖要回皖南，没有想到我们在这里见面，她便决定同我一起去上海。随后，我们由胡家睦和另一个交通员护送，坐火车去上海。车到南京站时，我看到沦陷后的南京，到处有日本鬼子窜来窜去，盘查过往行人，检查良民证。看到昔日的首都变成这个样子，我心里很难受。

　　到上海后，我由严永洁安排，住进了徐家汇吴仲超的妹妹吴蕴芝家里。吴同地下党有联系，她丈夫是徐家汇邮电局局长，在当地有地位，便于隐蔽。他们知道我是到上海治病的，就出面担保，给我们在法租界汶林路汶林村3号租了一间房子住。这是个单元房子，有个小厨房，有煤球炉子，自己可以做饭吃。后来，我经过她同新四军驻沪办事处负责人杨斌取得了联系。

　　我治病，是严永洁找她姑母的亲戚、开私人诊所的蒋医师介绍的，他让我到外国人办的红十字会医院(现华山医院)看病，挂一专家的“特别挂号”。当时的“特别挂号”费比较贵，但确实解决问题。经过检查，他认为我患的不是肺病，而是急性气管炎。便给我开了一些药，让我拿回去吃。隔段时间再去检查一次。这样，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我的病基本上好了。

　　我住下后，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负责人杨斌常来看我。不久曾山、邓六金、陈丕显等同志经苏南去苏北，途经上海时，也通过杨斌到汶林路来看我。我和陈丕显看到对面法国人的高楼大厦“别尔卡”(现衡山饭店)，互相开玩笑说，将来解放了，我们就要住到最高的那套房子里……。一句戏言，果真成为现实。不到10年，上海解放了，这个大厦成为华东局的招待所，我们每次到华东局开会，都住在这幢楼里。

　　这期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我们在上海的同志都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这一亲痛仇快的严重事件表示极大愤慨，这时阶级仇、民族恨涌上心头，时刻关心东南局和新四军同志们的安全。不久，从皖南突围出来的一些同志陆续取道上海去苏北，我不断见到一些同志，他们向我详细介绍了皖南事变的情况，我对他们安全脱险感到非常高兴，也对在事变中牺牲的同志感到无限怀念和悲痛。有一次，我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看病时，突然见到了饶漱石。只见他戴着礼帽、眼镜，留着小胡子，也在排队看病。我们怕暴露身份，不敢讲话，只是互相点头算打招呼，就赶快分开了。后来，他也由杨斌安排到我住的地方来看我，说他是从皖南突围出来后，经浙江到上海的。

　　大约在1941年1月20日左右，住上海办事处通知我到苏北盐城去。由办事处安排，同一天，我和饶漱石、曾山分别由三个交通员护送，从上海出发，路上互不联系，先乘船到南通张黄港，上岸后，坐手推车到海 安粟裕的司令部，我们三人会合。停留两天后，一起来到盐城。

　　这时，新四军军部已奉命在盐城重建，中央任命陈毅任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任政委，张云逸任副军长，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在盐城，我见到了刘少奇、陈毅等同志，向他们汇报了在上海治病的情况。

　　1月25日，新四军新军部在盐城召开成立大会，同时欢迎饶漱石和曾山等脱险归来。我参加了这个大会。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陈毅在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在讲话中痛斥了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滔天罪行，然后说：“皖南事变我们损失了老军部，现在新军部又成立了。皖南事变我们有几千个指战员牺牲，但我们今天还有9万人的强大力量。”“有了民众及抗战军队一致团结的力量”，就“一定有把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刘少奇、饶漱石、曾山也在会上讲了话。

　　2月初，刘少奇和陈毅找我谈话说，目前国民党反共已经达到高潮(指皖南事变)，蒋介石还想把我们的主力从江南赶到江北，有一个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日军正乘机集中兵力部署对江南、包括苏北四分区和浦东在内的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和“清乡”，估计我新四军在江南大规模坚持武装斗争有困难，可能大部分要北撤，在江南只能留下少数武装坚持。还有一个情况，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同东南几个省的联系都中断了。根据这个情况，华中局有个设想，决定成立一个江南区党委，要我当书记，吴仲超任副书记，钱敏也参加区党委，任务是以苏中为依托，逐步向苏南伸展。至于区党委领导成员的具体配备及工作如何开展，由我到苏中一师同粟裕商定。

　　几天后，我来到苏中南通、海安附近的新四军一师师部，见到了粟裕同志，同他研究了组建江南区党委的事。一天，粟裕突然接到刘少奇和陈毅的电报，说华中局决定不成立江南区党委了，要我到上海，利用严永洁的亲戚的社会关系，在上海建立闽浙皖赣四省联络站，任务是打通华中局与这四个省党组织的联系，传达党的指示。粟裕同志向我简单介绍了闽浙皖赣地区党组织的情况，并要我同他们经常保持联系。

　　几天后，我离开苏中，由秘密交通带领，经南通，过长江，先到崇明岛的一个小旅馆住了一晚上。这天晚上，碰到伪军来查店，交通员很灵活，要我把随身带的良民证拿出来给他们看，他们没有纠缠。乘船到上海后，先去找到杨斌，然后同严永洁取得联系，杨斌把我安排在英租界黄家沙吕炳奎住过的房子里。吕炳奎是浦东工委负责人，他回到浦东去了，我便同严永洁先住在里面。

　　通过杨斌，我同设在上海的江苏省委取得了联系。省委书记是刘晓，我1933年到粤赣苏区时就见过他。省委组织部长是王尧山，宣传部长是沙文汉。省委派沙文汉和王尧山与我们经常保持联系。

　　我这次到上海，要开展工作了。那时要在上海站住脚，一定要有社会关系和职业作掩护，还要有钱。具备这些条件，在上海生活和工作就很方便了。严永洁在上海的亲戚有好几个，主要有：

　　严重儒，是严永洁的叔祖父。他在上海开花边公司，在家乡无锡有多处花边厂，是个开明士绅，与新四军和无锡地方党有联系。

　　华瑞芳，是严永洁的姑母，在复旦大学上学。姑父徐炜笔名范泉，主编《文艺春秋》并兼文汇报记者。

　　上官云珠，是严永洁的表妹，著名电影演员。她们从小在一起上学。

　　还有严永洁的表哥(在中学教书的)韦宇平、堂姐华葵芳、在复旦大学上学的堂妹严诚等等。

　　我们把这些亲戚关系的情况写出来，报告江苏省委，请党组织审查。江苏省委同意我与他们来往，作为掩护。

　　经过与严重儒商议，我住进了严重儒在法租界葛露希路(现延庆路)的一套房子，那房子是别人向他借债的抵押品。为了便于隐蔽，我用何克明的化名，在严重儒的花边公司弄了个职员工作证，但从来没有到公司去上过班，作了个挂名职员。我的真实身份对这些亲戚是保密的，只是讲我家里有钱，到上海做生意。这些亲戚从不打听我的事情，但他们心中是有数的，主动为我出主意，掩护我。我的工作证就是严重儒老人提议，严永洁去办的。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英租界，我们的许多进步书刊没法烧毁，就分别送到徐炜和华葵芳、严重儒家里帮助烧掉了。这些亲戚为我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他们帮我转交信件，接待从外地找我们的人员，有时为他们提供食宿，补充衣物，给予了极大的帮助，我们永远忘不了这些亲戚的帮助，他们是我在上海这块敌后孤岛上能够站住脚的必要条件。

　　闽浙皖赣四省联络站共有五六个人，由我负责。这些同志，现在记得的有涂峰、周一光、戈冰、施琼等。我当时的名义是华中局驻上海四省联络员(是保密的)，涂峰等人是政治交通员。政治交通同其他交通不同，政治交通到各地去，为了安全起见，都是不带文字东西的，而是事先把所要传达的文件用脑子记住，到达目的地后再背出来。这就要求政治交通要政治上可靠，有较高的政治水平和文化素质。严永 洁也在联络站工作，她主要负责和上海各方关系的联络工作及一些资料工作。

　　我们联络站的同志都是单线联系的，我与涂峰单独联系，涂峰到周一光开的铺子里联系，他们都不知道我们的住处。这样有利于保密。

　　联络站成立后，我们首先要同在温州的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取得联系，分别派涂峰从陆上去，派周一光从海上去，最后涂峰通过金华的党组织在温州和刘英联系上了，把华中局的指示传达给了他们。为了同皖南秘密特委取得联系，派戈冰到皖南去，他到了屯溪，没有同当地党组织联系上。我们还同福建省委曾镜冰联系过，后来，我到浙东根据地工作时，他派来交通，由我们的电台把他们的报告转送华中局，并将华中局的指示交给他们带回去。

　　1941年5月下旬，正是江南的梅雨季节，上海的天气已经很热了。一天，我在家中突然接到住上海的江苏省委转来的华中局的电报，要我立即到苏南无锡附近找谭震林“接受新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