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硝烟战火中成长 ——九旬老八路回忆抗日战争峥嵘岁月
来源：临沂日报   2019-03-11 10:45:18

　　苦难的童年

　　童年时代，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当时，人们考虑最多的就是怎样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活下来，跑反成了大家的日常生活。一说马子(即土匪)来了，小孩子都不敢哭出声来。我四岁那年，土匪到雷家官庄抢劫，遭到村民的抵抗，后来他们纠结了上百人，把庄子包围起来，杀村民百余人，惨不忍睹。我的母亲、哥哥和姐姐全被杀死了，我和父亲因为不在家而幸免于难。一个动荡的社会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

　　16岁当村长

　　1937年经王汉农介绍，我到邻近的于屋村洋学堂学习，这个学堂名义上是国民党开办的，但学校里面的教员大都是共产党人，他们成了学员们参加革命的指路人。我在这个学堂里，接受到了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秘密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我接受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回家发动群众，建立组织，武装抗日。

　　离开洋学堂，回到了家乡，我先后发展了3个团员。为了尽快让家乡成为革命据点，我们根据组织的安排，决定夺权，让自己人担任村长。

　　在王汉农的帮助下，我们夺了国民党村长李思敬的权。夺权的过程很简单，我们几个人在王汉农派出的武装人员的帮助下，到了李思敬的家，让他选择，一是跟着我们干，还是当他的村长;再就是交出账本和枪，由我们自己的人当村长。尽管李思敬很不愿意交权，但他更不愿意跟着我们干，所以他的选择就是不当这个村长了。

　　收了李思敬的枪以后，同村人王志礼把家里防身的一把枪也献了出来，五个人两杆枪，雷家官庄从此有了共产党的武装小组。当时没有经费，就开了一个小卖部，挣的钱作为武装小组的费用。

　　1941年6月，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临沭北部成立了沭水县，辖苍山、朱仓、石河、青云等地。就在这个时期我找到了读私塾的同学王志礼、李长凤、李东江、王志瑞四个人一起商量，夺取了沟南涯、中圩子和老圩子村的村政权，并经县里批准，将沟南涯、雷家官庄和中、老圩子四村合一，成立行政村，推选王志礼任行政村村长，我任副村长村文书，李长凤、李东江、王志瑞和我任各自然村的村长。

　　甄家沟战斗

　　雷家官庄武装小组积极开展工作，主要任务是保护村庄，组织老百姓抗战，给八路军做一些后勤供应和保卫工作。有时根据上级安排，也到敌占区贴标语，搞宣传。我在洋学堂受过军事训练，但没有经过实战。王志瑞文武双全，双手使盒子枪，枪法很准，胆大心细，打仗主要靠他。

　　1940年秋天，我接到国民党镇长郑德顺的通知，说在甄家沟附近发现有八路军，调周围村庄的武装到圈子村集合，由郑德顺统一指挥支援甄家沟消灭八路军，情况非常危急。国民党人多势众，八路军初来乍到，人生地疏。我和李长凤、王志瑞一起商量，准备打着打八路军的旗号组织人，去圈子村，除掉郑德顺，援助八路军。

　　圈子村距我村有30多里地，是国民党指挥部，戒备森严。我们联系了沈金行、王志瑞、李长凤、雷文礼、王康有、李思街、李凤纪、周文彬等十几个人一同去圈子村，知道实情的只有我、李长凤和王志瑞三人。找齐人后，我们在傍晚到达圈子村。郑德顺对我们雷家官庄人的到来十分高兴，所以毫无防备。他刚转过身，王志瑞就在他背后开了枪，郑德顺当场毙命。虽然没有战斗经验，也没有严格的组织，但我们当时把危险、害怕全都丢到了一边，一心只想着杀了郑德顺保护八路军。

　　打死郑德顺后，我们趁着天黑人乱，与各村的武装混在一起，郑德顺的武装也不知道是谁开的枪，还以为是仇人报复，不知道如何应对。各村武装找不着带头的，只好乱哄哄散去。我们随即与八路军王洛天的部队取得联系，带着八路军的部队直接到了国民党甄安乐部的驻地甄家沟，甄家沟地势险要，若强攻非常艰难，但由于我们人熟地熟在前面带路，八路军便直接进了庄里，到了甄家大院。甄安乐没有想到八路军会直接到他的家里，毫无防备，八路军已冲进院子，消灭了国民党甄安乐的部队，取得了甄家沟战斗的胜利。

　　当时参加战斗的人后来大部分走上了革命道路，沈金行到了王汉农的部队，时间不长就当了连长。王志瑞因在甄家沟战斗中表现勇敢，被县长指名调到了县大队。

　　八路军独立营营长王汉农

　　王汉农小时候就读于韩村大地主王林翰的家办私塾，父亲被土匪绑架，倾家荡产赎出后，母亲又被土匪枪杀，他家住后白峪村，和王林翰是亲戚，才有机会到他家读书，因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后来曾到北京大学学习，“七七”事变后，他受党组织的委派，回到家乡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回到家乡，他动员了一大批青年、学生到沂水抗日军政干校、临沂于屋学堂学习，我就是其中之一。王汉农的影响力很大，他积极组织进步人士，建立抗战政权，西雷官庄和其他几个村庄都是他组织的，他的队伍当时发展到了上千人，在韩村豹子固一带打了很多胜仗，后来编入了新四军。

　　1941年7月，王汉农的部队清剿了盘踞在南山一带的土匪后，来到雷家官庄进行休整，受到全村老百姓的欢迎。雷家官庄当时在王汉农部队上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担任连长的沈金行，还有一个任王汉农的警卫员，未料当天晚上该部扩军连连长季玉昌叛变投敌，并策动王汉农部20余名士兵叛变。王汉农打胜仗后缴获了很多物资，抓来的俘虏兵就在营部集中看管着。叛变分子杀害了看管俘虏的士兵，和俘虏兵一起，包围了王汉农的营部。季玉昌等叛乱人员接近营部时，被我们村里当警卫员的士兵发现了，为了保护王汉农，他占据有利地形，开枪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最后身中数枪壮烈牺牲，王汉农和沈金行也在这场叛乱中牺牲。王汉农牺牲的时候才三十几岁，但为基层党组织建设、扩大抗日战线做出了杰出贡献。

　　抗日模范村雷家官庄

　　雷家官庄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村庄，过去就以骁勇好战闻名。土匪横行时，雷家官庄是他们最头疼的地方，后来土匪为了报复，杀死了村里的上百号人。这个庄在我们夺权以后，成了共产党武装控制的区域。党组织把一些重要的工作都交给了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作为八路军的军粮存放地。为了藏粮备战，我们在南山秘密打造了油库和粮库，用于存放钟山区和青云区的军粮油料，后来还陆续接收了其他村庄的军粮。上万斤粮食就放在农户家里，也没有什么严格的手续，靠的就是对党的忠诚。由于当时敌我交错，情况错综复杂，稍有不慎，就会给党的工作带来巨大的损失，也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极大的危险。1944年，雷家官庄因为八路军储备战备物资成绩突出，被评为抗日模范村，在表彰大会上县长给我戴上了大红花。

　　抓捕叛徒王志瑞

　　王志瑞文武双全，双手使盒子枪，枪法很准，胆大心细。他曾当过土匪，后来回村任村长，加入了共产党。调到县大队后，他在敌占区活动，打鬼子冲锋陷阵，立下很多战功。但他贪图享受，娶了当地一个地主的两个女儿当老婆，不听组织劝告，与党的宗旨背道而驰，最终走上了叛变革命的道路，给组织带来很大的危险。党组织决定尽快除掉他。

　　王志瑞知道组织上不会放过他，时刻处于警惕之中，很少出头露面，再加上他心狠手辣，除掉他难度很大。党组织考虑到雷家官庄是他的家，也是他的藏身地之一，村长王志礼又是他的叔叔，就把抓获王志瑞的任务交给了雷家官庄。后来他真的来到了西雷官庄，在王志礼家住了下来。我们和县大队的同志秘密隐蔽，在王志瑞擦枪的时候，他的叔叔一把把他的另一支枪抢了过去，县大队的同志一拥而上，把王志瑞抓获。一个星期以后，党组织在板泉街召开了公判大会，对24岁的王志瑞执行了枪决。

　　入伍参军

　　1944年，组织决定让我离开雷家官庄到区中队工作，具体到哪里去，去干什么，都不能讲，只是说要走。我接到通知后，告诉妻子要离开家乡出去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没有告诉出去干什么。妻子说，俺和你一起去，你到哪里俺就到哪里，你要饭俺跟着刷瓢。这么多年过去了，妻子的话始终在我的耳边回响。

　　做通了妻子的工作后，我到了父亲那里，把入伍参军的事情告诉了他，父亲说什么也不让走。继母说，走也行，鞋子是我做的，不能穿着走。我狠了狠心，脱下鞋子走了，赤脚走上了革命道路。那年冬天特别冷，早上我赤着脚出操，被区长发现了，问为什么不穿鞋，我回答说习惯了，区长说习惯了也不行，就把自己备用的那双鞋给了我，感动得我热泪盈眶。当时条件很差，生活特别艰苦，可是大家没有一丝怨言，是温暖的革命大家庭把大家团结到一起，才创造了革命胜利这个人间奇迹。

　　敌占区采购物资

　　1945年前后，抗日战争到了关键阶段，我们的队伍常年活动在莒南、相公一带，物资非常缺乏，很多东西需要去敌占区购买。日寇对抗日革命根据地实行了封锁，采购药品、食盐等重要物资十分危险。当时组织上让李万福采购物资，一些重要的物资都是他从连云港、盐城一带的敌占区买回。后来形势越来越严峻，日寇只要抓到有帮助八路军采购物品嫌疑的，就当场杀害，他觉得危险太大，就不愿意再冒险了。组织上找到我，让我配合李万福到敌占区采购物资。我没有一丝犹豫，痛快地接受了任务。我向组织保证，面对危险时，我宁愿牺牲，也会保证李万福和物资的安全。就这样，我和李万福多次化妆潜入连云港一带购买药品、盐等重要物资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一次，我们在连云港的一个销售点采购了一批中西药品，刚装上独轮车，日军的巡逻队就来了，我们就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办法，李万福推着装有杂货的独轮车不动声色地沿街叫卖，我则躲在十米开外的地方暗中监护。日军走近李万福后开始盘查，一旦检查车上的全部物资，我们费尽心血采购的药品必定暴露。危急时刻，我掏出手枪当空一枪，把日军的注意力引了过来，然后我用最快的速度穿街过巷爬墙过户，甩开了鬼子的追踪，顺利地出了城，钻进庄稼地，然后到与李万福约好的地点集合。天刚黑，李万福终于推着载有药品的独轮车来到了约定地点，我们顾不上休息，轮换着连夜赶往相公，天蒙蒙亮，我俩就赶回驻地，顺利地把所采购的药品一件不少地运了回来，受到了中队领导的高度赞扬。这一时期，我们遇到了无数次的险情，但每次都凭着我们的高度警惕和灵活机智化险为夷，出色地完成了采购任务，因此我们成了物资站的一条重要供应线，这条线一直坚持到解放。我从战士到商人，学会了做生意，也为我解放后开展经济工作打下了基础。

　　房子及其他

　　1955年，我调到郯城县监察委员会，任专职监察委员，便把一家人从老家接到了郯城，由于当时条件比较差，住在县府大院一间非常简陋的房子里。虽然条件差，可是都很高兴，因为全家人终于团聚了。

　　有一次我出发到外地办案，分管监委的刘县长到家里来，发现我们一家六口人住在一间屋子里，而且漏雨。他立刻找到了分管后勤工作的办公室主任，主任告诉他我住的是临时住房，一有房子就给调整，让先住着。刘县长当时住的是两间屋，条件也好。他告诉办公室主任，自己是单身，不用住那么大的房子，就把这两间屋调给老李吧。就这样，在我出发在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刘县长把他住的房子调给了我家。出发回来后，我们家已经搬到县长的房子里去了，看到一家人高兴的样子，我非常感动，这件事情让我终生难忘。新中国成立初期，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关系是简单的，但更是亲密的，真正有一家人的感受。离休以后，我回老家盖了房子，一直生活在那里，前几年修高速公路要拆迁，村里的书记找到我，让我带个头，我没提任何要求就签了字。现在我年事已高，看到党的事业越来越好，农村越来越好，非常高兴。

　　1955年，我到济南参加土改工作验收团，薛亭任组长。土改复查的重点是封建势力强大的地区、土改运动没有开展的地区和土改成效不大的地区。一天晚上，薛亭和我聊了很长时间，主要就是聊了牺牲的那些战友。聊到工作组检查中发现的一些问题，特别是部分干部在土地分配中多占地和占好地的问题时，薛亭说，革命了那么长时间，受了那么多的苦，牺牲了那么多的同志，才有了今天的胜利，老百姓的好日子才刚刚起步，有的人就把个人的一己私利放在前面，不惜危害大局，真的很不应该。我说我们以后无论发展到哪一步，都不能忘记过去，不能忘记赤脚参加革命的情景，不能给党抹黑。薛亭后来当了地委书记，仍骑着自行车到农村去搞调查研究，让人佩服。

　　1965年我在红花区委工作，区委书记是孙洪志，我们这个班子的人，都是长期工作在基层，一心扑在工作上，任劳任怨。后来选拔年轻干部，从年轻干部中提拔为县级干部的有好几个人，大家都为年轻人的进步感到高兴，对于自己是否升迁从不放在心上。

　　孙洪志书记家里人口多，负担重，粮食不够吃的，有时到了月底，还要借些粮食应付一下。范增启书记的家属，自己开了一个裁缝铺，几个区委领导的家属除了有工作的外，都去供销社卸煤卸盐，领装卸费来贴补家用。我也是抗日时期的干部，可是妻子没有文化，也没有工作，平时就帮助人家洗洗衣服，看看孩子，或者做一些零碎活补充家用。当时大家的生活水平基本差不多，大家都不富有，但感到人人平等，一心一意只为党的事业工作，心中充满了无限欢乐。

　　回忆过去，我把一生献给了党的事业，无怨无悔。真心希望今天还在党的工作岗位上的同志，不要忘记了过去，不要忘记今天的来之不易。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党能保持和群众的血肉联系，看到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看到中国梦的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