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口述史》五：初到云南清匪反霸
来源：烽火HOME   2019-04-18 10:31:30

　　解放战争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后，蒋介石政权已摇摇欲坠，兵败如山倒。紧接着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攻克南京，蒋介石只好飞到孤岛台湾逃命。这时，为迎接全国的解放，急需抽调大批干部到新解放区建立政权，开展各项工作。

　　中央决定组建西南服务团，山东省抽调的干部编为云南支队六大队。我于1949年6月接到通知，到山东泰安集中。7月在济南飞机场集训，一直到9月。

　　记得是过了中秋节，我们南下到徐州。在徐州发了军装、胸章。9月底开始南下，乘火车到武汉待命，后又到湖南长沙市西北郊马家坪休整一个多月。我们便是在这里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进军西南之前，西南服务团团以上干部集中在长沙岳麓山开大会，我聆听邓小平、刘伯承、宋任穷领导传达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

　　宋任穷是西南服务总团部主任，他请刘、邓首长做解放战争形势报告，其中讲到:4月20日夜开始渡江，4月23日占领南京，5月27日占领上海，仅仅用了一个月零几天的时间。现在新解放区需要大批干部，肃清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北方人到南方，有许多不习惯，如吃大米、走小路、走山路、蚊虫多、水土不服、语言不通等等。希望同志们克服一切困难，迎接全面胜利。

　　邓小平同志称:西南服务团进军西南，就是一次小长征。

　　1949年10月底，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开始进军西南，我们先到贵阳休息了几天，等待静观昆明的形势。12月到达云南的沾益县，在这里度过1950年的春节，在沾益中学与中共地下党武装边纵六支队会师，并举行联欢大会。云南大学的学生和云南纺织厂的女工联合组织慰问团，到驻地慰问，深人到西南服务团同志们住宿的房间谈心，听老区的同志讲述革命斗争经历。

　　二、晋宁县人民政府首任县长

　　1、征粮工作前期的准备

　　1950年春节后，我们进驻昆明市小石坝等候分配，按照西南局的指示，即将开展征粮工作。随后我被分配到玉溪地区工作。一天，玉溪首任地委书记岳肖峡同志会同地委新领导班子前来和我们见面。1950年2月19日，我们在呈贡龙街受到原滇中地委组织的盛大欢迎仪式。到玉溪后安排我到峨山县作调查工作，为了制订玉溪地区征粮合理负担问题，必须实际出发，通过调查研究，确定征粮任务。我担任调查组长，组员有胡良恕、魏忠华、李洪原等同志。县委书记吕涵英(边纵地下党任命)派小黄接待陪同工作组下乡开展工作。我们是坐当地的马车下乡的，在一个彝族乡开展调查工作。由于我在山东已有较好的群众工作经验，对深人到农户家中调查了解情况有一套工作方法，取得了比较扎实的第一手材料。参考国民党时期的“田赋”记录，按“累进计征办法”征购公粮。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按“1950年农业累进税补征1949年度公粮”的规定，农户全家每人平均粮食年收人在60千克以下的免征。人均粮食60.5千克至95千克户为一级，征3%，1705千克以上的户为42级，征42%，并核算到户，确定户主应交公粮的数字，然后张榜公布，组织催收。简言之是:土地占有多的地主，粮食也占有多，征收比率也高。土地占有少的粮食占有也少.有的农户，甚至免征。

　　这一调研工作约一个月完成后，为玉溪地委制定征粮政策和开展此项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1950年3月6日玉溪地区举行了地、县、区各级领导干部，滇中独立团和南下干部胜利会师大会，传达贯彻中央、西南局的指示和省委的工作部署。随后，我被分配到晋宁县工作，起初任命我为晋宁县副县长(中共西南局、云南省委早已决定南下干部翟文涛为县委书记、我为县长，因本地干部还未走，暂时过渡)随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下达委任书，任命我为晋宁县县长。中央还为县委书记，县长每人缝制一套毛呢子礼服。

　　我在晋宁县的时间不长，主要任务是积极发动抗美援朝宣传动员工作，征粮镇反，推动清匪反霸运动。在六街土匪暴动中，我应对土匪挑战，主持指挥救援，就地向起义部队请求援助，打电话向昆明警备司令部求援，处理好善后工作。

　　2.晋宁县六街区土匪暴乱

　　我是1950年3月12日到晋宁县主持县政府工作的。当时中央对云南的指示是“团结第一，工作第二”。这是刘少奇接见周保中等同志时明确提出的工作方针。主要针对云南是和平解放，又是多民族边疆省，干部来自四面八方，有军队的南下的，有边纵地下党本地土生土长的，因此中央规定会师后的干部安排以“南下干部为主，地方干部为辅”。但玉溪地区地委书记岳肖峡同志以团结为重，新平县、易门县的县委书记，通海县、呈贡县的县长仍然由本地干部担任。

　　我到晋宁县后发现反动势力活动猖狂。抗美援朝，清匪反霸，让他们面临灭亡的结局，对新生政权恨之入骨，其中有：国民党军队和伪政权残余势力、特务、地主恶霸、匪首等，不甘心被消灭，他们暗地里秘密策划，配合其他地区暴动。散布许多反动谣言，新生政权缺乏坚固的群众基础，人心动摇。当时，保卫新生政权的武装力量即晋宁县护乡团也不过100余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又远在滇南追歼国民党残敌，只有一支起义部队暂编十三军三十二团，但是，地方政府无权调动这支部队，且这支部队成分复杂，态度如何也还捉摸不定。

　　1950年3月8日玉溪地委召开会议部署征粮工作，各县于3月15日一20日召开干部会议，组成征粮工作队分配到各乡镇开展征粮工作。按累进制征粮实际上就是让地主多纳粮，必然要引起地主阶级的反抗，进入四月份征粮工作已全开展，一些反革命组织纠合在一起，公开煽动抗交公粮，并大造反革命舆论，蛊惑人心，社会谣传纷纭，人心惶惶。终于残匪金绍云在江川县组织暴动了。晋宁县六街区近邻江川县，离晋城30多公里，较偏僻，我们消息也不灵通。5月18日下午7时，由匪首闭中铨、李锐修纠集的50多名匪徒，并胁迫群众300余人，在六街大营桥鸣枪，发出了暴乱的信号。

　　六街暴动时的情况是这样的，翟文涛书记到地委开，县委一个副书记被怀疑通匪有问题，已靠边，原地下党县长洪容生准备调走不掌权了，实际是我一个人在县里主持工作，当时的大事都是我与公安局长杨策、组织部长王琴商量决定，那儿天王琴恰好又在六街蹲点抓工作，江川、易门暴动的消息传来时，王琴正在县上开今，我分析判断了形势以后，果断的劝他留下来，从而保住了性命。当晚土匪把六街区政府包围起来，夜里十一、二点，六街区长陈树彬打电话报告县委，只讲了两句话，电话就被切断。县委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县里只有一个公安队自己兵力还不够，县上没有武装力量去六街解围。我立即向玉溪地委作电话汇报，并请求昆明警备司令部派兵救援，地委指示我向驻在晋城的由卢汉起义部队改编的十三军三十二团求援。我连夜找到军代表，请求支援，军代表明确的表示:根本不可能救援，他说三十二团还被国民党特务控制着，他本人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证，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当夜县委县政府一个警卫班在围墙上架着机关枪，随时防敌进攻。

　　我又找到该团团长，而一位副团长却以“敌情不明，不便行动”为由，拒绝出兵。在我的一再要求下，一直拖到第二天，才派了一个连于10时出发。到中午12时与晋宁县护乡团一个中队和四区人民政府基干队会合，当行进到燕子窝关时，又遭土匪百余人的伏击，其中晋宁县护乡团一中队队长方济民和小队长宋朝纲率队走在最前面，被土匪俘获而英勇献身。后续部队跑步前进，抢占有利地形，向匪还击，一直到下午五时，剿匪部队才到达六街，收复了第五区人民政府。

　　这次六街土匪暴动规模很大，杀死我干部战士十五人，被害的同志死的非常惨烈，有的被割掉乳房、生殖器扔在石灰里，惨痛之极令人发指。18日中午，我和县委及县公安局长杨策等同志一起，随昆明警备区从呈贡派来的一个警卫排到现场收尸。我们就地安埋了烈士尸骨。以后迁葬于盘龙山麓，修建了烈士陵园。随后我主持了平叛镇反大会，稳定了社会次序。离休后受晋宁县委县政府的邀请，我多次参加了追悼烈士的纪念活动，他们为新中国献出了生命，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晋宁县的抗美援朝宣传摘得轰轰烈烈的，剿匪、征粮、镇反一起抓，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我一个月作了32场报告，云南日报头版头条成篇累牍都是我的消息。当年晋宁县有30多人随军人朝参战，有的负伤致残有的牺牲了，幸存的多数于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议签订以后陆续回国。

　　三、岳肖峡书记调我到河西县任书记，抓征粮抓土改。

　　1951年6月我被调往玉溪地区的河西县(现已并入通海县)任县委书记。这是因为当时玉溪地区河西县短期内已换了几任书记，仍迟迟打不开工作局面。该县解放以来一直比较乱，群众未充分发动起来，征粮工作进度缓慢，土改工作更艰巨。为加强领导班子力量，调我担此重任。

　　河西县第一任县委书记是南下干部，1950年4月27日一28日，玉溪地区的新平、峨山、易门、通海、河西、华宁等县发生土匪暴乱，暴乱后河西县委书记与地下党护乡团的同志对暴乱究竟是内部问题还是外部地霸作乱的看法有分歧，出现不团结现象，岳肖峡报请省委将书记调出，同时调时任地委宣传部长的杨一堂同志任县委书记。1950年8月省党代会结束后，又调呈贡县委副书记王茂为县委书记。接受任务后我没有作更多的考虑，认为到河西县任职是对我领导能力，驾驭全局能力的考验。当时，担任玉溪地委书记的岳肖峡同志对通海、河西、华宁三个县提出的要求是;谁先完成征粮，这个县便先进人土改工作，地委派土改工作队帮助工作。我经过大体观察，发现河西具反动残余势力还很嚣张，基本群众还存在对新政权的观望态度。针对这一情况，我采用诉苦大会的形式，发动群众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已彻底垮台了，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农民群众翻身作主人，永远不会遭受地主恶霸的剥削压迫。河西县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回民问题，很不好解决。在减租、反霸、征粮中，对少数民族，我尊重本民族大多数人的意见，由本民族自己去干，让他们自己行动起来。讲民族团结，讲方法策略，消除民族隔阂，严防“左”的倾向。稳重谨慎地开展民族地区的工作。

　　我总结过去群众工作经验，做好以下几项工作:培训好干部，抓典型，层层发动，再由点到面逐步深人和扩大发动面。同时认真做好政治形势和国家前途的宣传教育工作，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到剿匪、征粮的工作任务上来。

　　按照我的工作思路，很快便涌现出一大批积极分子，依靠他们串联农民群众，把苦大仇深的贫雇农积极分子选举进人农民协会担任委员、主席或培养为民兵骨干。与此同时，也清除了一些不纯分子，使基层农村组织得以巩固和健全。通过清理组织，充分发动群众，应用诉苦运动，开贫下中农诉苦大会，我们仅用了九天时间，便完成了河西县的征粮任务，走在通海、华宁县的前面。于是，河西县获得开展土地改革的优先权。

　　根据玉溪地委指示，河西县可以开展土地改革工作了，地委派来了土改工作队。我们召开全县农民代表会，动员和安排土地改革工作。

　　土地改革工作实际上是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摧毁封建制度的一场农民群众革命。我在领导这一工作中主要是把好干部培训关，认真学习和掌握阶级划分的政策界限。通过培养贫雇农积极分子，串联农民群众，用农民、妇女、青年、民兵等不同形式的会议形式诉苦、挖穷根、启发农民群众仇恨地主，激发“土地回家"的强烈愿望。

　　进一步学习和贯彻土改法的有关政策、规定，顺利完成土改工作。与此同时，积极发展党团员，培养选拔骨干，认真做好巩固基层政权的工作。由于征粮工作及土改工作完成的比较好，河西县由此由落后县步入先进县的行列。在完成土地改革工作后，抽调了一百多名土改积极分子调到文山地区支援土地改革工作。这一批干部在以后的工作中，绝大部份都成为中层干部。还值得一提的是在河西县土改前后的工作期间，抗美援朝战争已经开始，我们在土改工作中也结合宣传抗美援朝，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由于多年在一线担任领导工作，没日没夜的苦干，长期劳累得不到休息，我终于重病倒下了，肺结核发作吐血不止，当时土改工作基本结束，第三期工作刚刚铺开，许多工作还要等着去做，我坚持不下火线，根本不想住院治疗，地委书记岳肖峡同志十分关心我，说：“再不住院你命都难保了”，强行派车、警卫、医护人员将我送到昆华医院住院治疗。这场大病近一年才痊愈。事后同事告诉我，岳书记在全地区干部大会上说：“我们最年轻的，最优秀的县委书记王云同志累倒了，下病危了!”。

　　岳肖峡同志是一个好领导，是当时云南省地委书记中能力水平较强的一位，他是宋任穷点名，从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干部处副处长(北京)任上调云南工作的。1953年初，为贯彻过度时期的总路线，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特别是加强工业建设，中央下决心抽调最优秀的干部到工业战线去，成为领导骨干。当时云南的铜、锡等有色金属是全国冶炼的重点，因此，岳肖峡同志被抽调到工业战线从事开拓工作，先后担任东川铜矿矿务局、云锡公司、昆钢党委书记，西南有色局局长，云南省冶金厅厅长，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粉碎“四人帮”后调到河南省任常务副省长。

　　四、玉溪地委办公室主任兼干校副校长任上

　　我是1953年2月调到玉溪地委的，任办公室主任兼地委干校副校长。主要工作是当好领导的参谋助手。当时的情况是:地委的几位常委闹不团结，看不起书记，有时开会不到，去请也不来。我分头去做各位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耐心细致的说服沟通工作，维护了地委的团结，协助地委领导解决了工作中的难题，深得地委和同志们的赞誉，同志们认为我正直、正派、党性强。

　　记得1953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与地委书记刘世杰(后来任省水利厅厅长)，在玉溪白塔山的山下散步，游玩。刘世杰说:“白塔山不好，应该叫红塔山才好”。当时玉溪卷烟厂生产的卷烟叫白塔山牌，是最差的五等烟。后来我们的谈话传开来了，卷烟的牌子也改为红塔山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