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口述史》六、七：在省委农工部十二年
来源：烽火HOME   2019-04-18 10:33:14

　　在这十二年里我受到了教育，得到了熏陶和磨练。在这十二年里，我贯彻中央农村工作政策，抓好粮食的生产、征购。经历了大跃进，四清运动省委安宁工作团，参与纠正抵制浮夸风，反对极左思想和行为。是省委的耳目和眼睛，是钦差之任，当时解决吃饭问题是第一位的，强调以粮为纲，重视农村、农业工作。我经常调研处理省委有关农业农村方面的重大问题，有时直接对省委主要领导负责。跟随省委书记下乡是经常的事，随省委第二书记、省长于一川下乡较多，跑遍了全省各地州市县。

　　关于钦差之任的事列很多，如昆明军区在马龙县建立炮兵靶场，省委委派我全权处理此事，我到马龙县协调处理。当时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参谋长，云南军区司令员、政委都参加了协调会议，这个靶场现在属成都军区炮兵靶场。此外，大普吉军区训练营地、军区菜地也是省委委派我去协调划地的，后来农业厅抱怨说土地划多了。1954年底，省委秘书长梁浩兼任农工部部长，随后郑刚(曾任保山地委书记)、郭庆基先后担任过部长。

　　由于我对农民、农村工作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又往往在领导层还拿不定主意的情况下，敢于正视现实，提出决策意见，以理服人。同事们善意的给我取了几个外号，其中一个是农工部的 “第四部长”。

　　一、农业合作化运动蹲点晋宁县上蒜乡，总结出闻名全国的上蒜经验

　　到1953年，云南省内先后完成了土地改革(边疆地区是和平土改)，农民分到了土地，农民向何处去?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党中央提出的原则是“自愿互利，曲型示范和国家帮助”。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努力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土改后，各地党委在农村通过互助合作试点，摸索出从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法和经验。我所在的省委农工部，是省委分管农、林、水、气的机构，而我当时的工作重点是放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方面，因此，我开展了广泛和深人的调查研究工作。把晋宁县上蒜乡以李能为社长的上蒜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调研重点。

　　1954年年初，这个合作社已发展到69户，292人，182个劳动力。有耕畜34头，水田903亩，旱地 226亩。下设五个耕作区，也就是五个生产小组。在生产管理上实行定量、定质、定时、定工分的季节性包工，劳动定额由社管会统一制定。由于土改后农民组织互助组，已初步意识到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增产增收的好处。而组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后，比较令人焦心的是劳动定额管理问题。当初，缺乏劳动定额的统一标准，晚上开会开到半夜还评不完。社员说:“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影响第二天的生产。往往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农业上的劳动定额，的确要承认有其特殊性或不稳定性，加之过去是一家一户耕作，对劳动定额没有统一标准可参照。有的地区农业社出现管理不当，影响生产和分配。我在上蒜乡就这一问题作了认真深入的调查研究，对各工种定额反复测算，反复比较，取得合理数据，使社员的意见得到统一。更好地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

　　我把苏联集体农庄的评工记分模式，搬来学习，参照制定了评工记分表册，向全省推广使用。当时连地县主要领导都感到这个办法好，解决了劳动管理，按劳分配问题。

　　我们从上蒜办合作社试点中总结经验，解决问题根据省委指示，对上蒜办社四周年经验进行总结推广。通过多次蹲点调研，终于在上蒜乡办社四周年时，将他们的经验，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编写出《上蒜办社四周年》一书，此书得到省委肯定和好评。时任省委书记谢富治说“老王，写得好，就是太长了”。此书是由云南日报两位记者参加写的，先在上海的解放日报发表，后在云南日报发表。为此，我还收到了五百元的稿费，这在当时可县一笔很大的财富。

　　二、省委农村工作部的“第四部长”

　　我在农工部工作期间，经常由省委一把手点名要我下去搞调研通过深人调查研究，如实掌握第一手资料，以此作为制定或执行政策的重要依据。

　　云南是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地区，滇西北是早灾，滇南必然是水灾。同时，由于地理环境、地质结构的多样性，除水、旱灾外，还有大风、冰雹、地震、山体滑坡、病虫害等多种自然灾害。发生了自然灾害，必然影响到当地群众口粮、公余粮上交任务等一系列问题。对灾害大小、轻重、造成多大损失，往往从基层上报的数字存在片面或夸大，影响民政福利的拨款减免公余粮任务等问题。

　　我在对待上述问题时，一直坚持实事求是这四个字，但是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特别是由大跃进造成虚假浮夸风，在粮食征购政策上失误，征过了头，造成群众口粮短缺，因浮肿病饿死人。我深人实际，走访基层群众，听取各方面的反映，拿出扎实的第一手资料，以理服人。当然，在调研过程中，也有个别领导同志，要为自己“顾全大局”等所谓理由，降低灾害损失或为个人“政绩”而虚报数字等现象也时有发生。但是，我不怕上层或同级领导打击报复，也决不因私人感情而迁就，如实向省委领导汇报，并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供省委领导决策。

　　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在厅局长会议上，我经常即席发言，常常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主持会议的省领导往往出面打断其他人的讲话，让我谈完自己的观点。由于我平时重视深人基层调查研究，并对一些问题进行独立的深层次的思考，往往得出的结论与众不同，大胆有独到的见解，且最后证明也是正确的，深得领导的重视。省委每逢开四干会议，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首先出面发言的都是我。

　　原云南省委领导不管是谢富治、还是阎红彦、于一川等领导同志都常常会采纳我的汇报和意见建议。正因为如此，我在农工部多年，一直没有调动工作。我的“第四部长”、“省委的钦差大臣”、“救火队员”等外号，就是这样出现的。但是，我问心无愧，一个共产党员只能坚持真理，别无选择。

　　三、受省委重用，代表省委带队出席全国首届农业先进生产者表彰大会

　　1958年冬，中央召开全国首届农业先进生产者表彰大会，全省各地市县主要领导都参加，县一级主要是县委常委、县长、副县长、宣传部长参加。主办会议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长廖鲁言指定我负责云南的工作，省委委派我和农业厅副厅长谢芳草带队前往北京出席会议。当时卫生系统先进代表同参加农业会议的代表一起赴京，带队的是卫生厅张副厅长。因为我是代表省委来负责此事，涉及人员多，情况复杂，深感责任重大，特别是毛泽东主席要接见会议代表，审干工作任务繁重。我谦虚地与谢芳草商量审查，最后只留下一人，其余的全部都参加了会议。在会议期间我协调各方面的工作，汇报沟通，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大会先后在中南海紫光阁、怀仁堂、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两次聆听毛主席讲话，大会开得很圆满很成功，此次大会对我在全省打开工作局面影响很大，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和支持，我对这次大会的认识，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如何更好更快的发展农村生产力，解决好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四、“农业放卫星”，纠正文山州的粮食产量浮夸风

　　大跃进年代浮夸之风盛行。首先是河南省遂平县亩产小麦2O15斤的“卫星”，云南省也不甘落后，金平县卫星人民公社亩产水稻(干谷)60479斤。“农业放卫星， 亩产水稻几万斤”等报道，频频见诸报纸、广播。各地竞相放“卫星”，牛皮越吹越大。中共八大提出的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随之而来的是“大战钢铁”等运动，在全国各地“农业放卫星”的情况下，有人还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脱离实际、违反科学的口号，以致出现“打破常规”，违背农业节令，抢种抢播等等情况。夜间在秧田旁边烧热水，为秧苗保温，煮狗肉汤锅浇水稻增肥增产。对此，我是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实事求是对待这一切。在省委农工部工作期问，没有对这些错误口号和行动加以支持或赞同。当然，也有个别领导认为我是跟不上形势，思想右倾。但我不为所动，好在还没有把我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所谓“农业放卫星”，实际上是“并田”产量，把10亩20亩已成熟的水稻或小麦，集中在一亩土地上，摆好架式，大造声势，当场收割，称出重量，便算是放了“卫星”，上级党委便插红旗。否则，完不成上面硬性规定任务的便插“白旗”或“蓝旗”。这就是当时极左思潮，从中央到地方的一种思想。这种思潮的统治下，虚报浮夸之风，四处漫延，带来了最为严重的人为灾害。高征粮，过度征粮的结局就是老百姓饿饭，极度营养不良，导致肿病死人。

　　当时，文山州州委书记是瞿文涛，1960年上报的粮食总产量是10亿斤，按此基数征购粮食，严重影响了社员的基本口粮，下面已出现极度缺粮肿病死人的情况，省委委派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袁勃和我，到文山州调查落实该州粮食总产量及确定合理征购政策问题。由于袁部长对农村工作、农业生产情况不熟悉，指明要我同去，放手让我带工作组深入农村调查研究。

　　我们一行来到文山州委，简单介绍了此行的情况，研究后就兵分两路下去调研。一路是袁勃部长、瞿文涛书记、省委宣传部宣传处长吴玉才等，走上层路线到各县县委听取汇报;一路由我、部长秘书高自强、地委农工部部长，采取深入公社、大队的调查方式。选择重点调查对象，开座谈会，个别谈话，在调查中打消干部群众的种种思想顾虑，要求他们如实反映粮食生产和产量的情况。彻查了1955年以来历年的粮食产量，调查了两个县三个公社，四十五个大队的粮食基本情况，以此为基数推算县的产量，又将全州自1955年起，历年各县粮食产量详细审查，恰逢召开全州农业书记会议，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后，我们在会上一起评估算账，反覆进行分析比较，由此得出了全州粮食总产量不是10亿斤，而是6.5亿斤的调查结果。当时州委瞿文涛书记很想不通，说我在刮右倾风，否定大跃进，不仅不接受，还非常反感，讽刺我是知识分子，水平高，否定他们的工作。袁勃部长和工作组的同志听了我的汇报，都同意我的意见。

　　在完成调查任务后，要正式向州委作沟通汇报，听取州委的意见，最终确定调查结果。此项工作本应由袁部长出面，但袁不敢顶撞州委，怕州委不接受意见闹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袁发愁了，产生了思想斗争，袁自怨不该来，如果来的是省委秘书长梁浩就好了。现在这种情况下，如实汇报，肯定要得罪瞿文涛书记;而不如实汇报，必然进一步造成老百姓粮食不够吃，加重肿病死人的严重后果。经过一翻思想斗争，坚定了我的信心和勇气，我要为民说话，敢于承担责任。我提出只要工作组同意这个结果，错了由我负责，由我向州委汇报。袁勃同意立即召开州委常委扩大会议，由我汇报。

　　会议开得很紧张，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出文山州上报的1960年粮食总产量10亿斤是不准确的，会给文山州老百姓的口粮问题带来危险。当场，瞿书记就不高兴不同意，提出如按这个产量，你们要给减2亿斤公余粮，我们当即答应向省委反映减公余粮的问题，后来向省委报告，粮食厅再落实，基本上就按这个数字减免了公余粮征购。这样保证了群众的口粮在350斤/人左右，减少了肿病死亡的危险。州委的其他领导对此结果也很不高兴，因为这涉及到他们的乌纱帽间题。

　　我们工作组还没有回到昆明，在个旧时，瞿就向省委告状说王云用特务手段搞调查，抓办公室材料，省委不理此言。

　　我们调查得出的全州粮食总产量数字，没有被州委认可，经与袁部长交换意见，回到昆明后就直接向省委汇报，省委第二书记于一川同志听了汇报，采纳了我们工作组的意见，他让秘书长梁浩打电话给瞿文涛“不要打肿了脸充胖子，要按工作组的意见继续查办。”省里及时调整了文山州的公余粮指标。

　　此外，我们工作组还到丘北农场进行调查，当时有人反映农场的很多右派得了肿病。调查时由我、袁的秘书、宣传处长吴玉才一起去骑马。到现场我们发现有数十个被劳教的县级干部，害肿病躺在床上，另外有些被劳教者(右派)饿得摘个豆角，抓把南瓜叶吃还要获罪被批判，我当时就向瞿书记说“你们处理不好(肿病)怕要当“人命老虎”。

　　通过文山之行，袁勃同志很看得起我，说我水平高，讲原则。但这样一来，我到文山州担任州委副书记一事也就搁浅了。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我与瞿是老朋友老搭档了。1950年我们在晋宁县一起工作时，他是书记我是县长，是他得力的副手，他对我的水平、品德、作风、为人是比较清楚的，把我示为理想的助手。当时西南局农村部调来一位处长任州委副书记，几年下来闹不合作不团结，工作难开展。文山之行前，我正在外地出差，瞿已向省委要求调我去任农业书记，另一个调回，省委组织部已原则答应，我也知道此情。因此，我们到文山一下车，瞿文涛书记高兴万分的迎上来，他以为我是去上任的就说:“王云你可来了，你看我的头发都愁白了，你可别走了”。我告诉他我此行的主要任务是代表省委落实文山州的粮食产量，确定粮食征购数额及了解肿病死人的问题。在工作的前一阶段尚涉及不到实质性问题，而在后一阶段瞿看出我真抓问题了，就不再提此事了，还借机讽刺我，说我知识分子水平高，怕我。怕我什么呢?仔细想来，怕我认真，怕我坚持原则，工作上不留情面。说到底还是个人面子太重。这样一来，我的州委副书记是当不成了。但是，我宁愿不当这个官，也要坚持真理为群众为老百姓请命。我的首要任务是落实粮食总产量，合理征购，保证群众的基本口粮，避免肿病死人的蔓延。

　　以后，农工部的同事给我开玩笑说我是“救火队”，这个外号既是善意的，也是对我坚持实事求是的一种充分肯定。由于此行得罪了瞿文涛书记，两年时间都不与我讲话，一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才理解了我们，改变了态度。

　　五、与谢富治共事的日子

　　1959年8月“庐山会议”结束后，谢富治调任公安部部长。阎红彦接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政委。谢1952年担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五十年代国家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国民经济很困难，再加上极左思潮的反复干扰，吃饭是大问题。农业、农村工作在各级党委政府日常工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一把手非常关注农村工作。

　　1957年，谢富治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休假，秘书长亲自点名让我做他的临时秘书，陪同他到晋宁县下乡搞调查，从县委到上蒜公社。临行前交代我，不搞招待，一切从简，只要有豆腐、白菜、卤腐即可。我们一直下到公社听基层的汇报。因为我南下的第一站就是在晋宁县任县长，到农工部后又选择上蒜乡作为重点调查对象，对基层的情况比较熟悉，不时的插话谈体会看法，往往能切中利弊，谢对我的工作很满意，汇报结束后，对我的工作给以了肯定和表扬。

　　1958年，以我为主写的上蒜办社四周年总结，在《云南日报》头版全文发表，谢看完后大加表扬说“老王，这篇文章你们写得好，很有分量，就是太长了”。

　　一次我们到宜良县下乡调研，我一边作调查，了解情况，一边帮助农民劳动，拉近与农民之间的距离，农民无戒备之心，亲密无间，无话不说，这样就摸透了农民的思想和要求，打开了工作局面。谢对我的工作作风很赞赏，当时就给予表扬。另外一次也是到宜良作调研，谢、省委秘书长梁浩等参加。我们在听县委的汇报，汇报中张冲副省长来向谢汇报请示南水北调的问题，谈的时间久了，影响了县委的工作汇报，经我再三请示，谢终止了与张冲副省长的谈话，并向在座的同志道歉。有一次我在谢家吃饭时亲眼看到，谢交代他的厨师，养一头小胖猪交大食堂杀用，并叫马上去办。

　　1958年大跃进，浮夸之风大盛，征粮过头，群众留下的口粮很少，造成全省性缺粮。全省300万人搞水利。400万人大炼钢铁，在一个多月内全省农村实现了公社化，而对边疆民族地区则是一步登天的行为。由于缺粮和劳动强度过大，七月份陆良县首先暴露了大量肿病发生、严重死人的情况，这就是惊动全国的“陆良事件”。就此事，谢富治曾向中央汇报做检讨。10月24日，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向外交部汇报，云南出现大量边民外逃现象。缺粮成了当时一个重要的问题。谢富治指派我带干事毕希贤到澄江山区调查，情况相当的不好，老百姓吃山毛野菜度日，公开骂毛主席。回来后谢富治及秘书长两人立即听取了我的汇报，说到群众公开骂毛怎么办?谢说“群众没饭吃他能不骂?办法只有一个，开仓救济就是了。”

　　1958年，著名的元江全省工作会议在元江县召开，我肩负重要的任务，担主要角色，深得谢的肯定，诸如指标竞赛等等问题，有时什么事谢都说“叫王云办，王云办事比较实在。”

　　对谢富治的评价，我认为在当时他还是想做点事的，他十几岁就起来闹翻身，干革命，也受了些苦。至于他后来趋炎附势上了贼船，那是他的人格及修养所致。

　　六、在阎政委领导下工作

　　1959年秋天，阎红彦同志奉调云南省工作，担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此时正是庐山会议之后，“反右倾机会主义”高潮中。全国刚经历了大跃进的浮夸之风，人祸天灾，粮食大幅减产，副食品严重短缺，农村浮肿病蔓延。而云南除了上述问题外，由于地处边疆民族地区，大量边民外流，社会动荡，问题成堆。阎红彦同志经过多次深人边疆民族地区调查得出结沦。我们的制度，千好万好，人民没有饭吃就不好。我们的政策，千正确万正确，不能发展生产就不正确。阎红彦主政云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执行边疆民族政策，人民生产生活都得到了提高。阎红彦在云南省任省委书记七年，这是我党历史上多灾多难的七年，这七年我在省委农工部工作，接触阎政委比较多，阎了解我，重用我，经常点将，动不动就说叫王云带上我的秘书(曹贤祯)去检查某项工作，或者说有某项任务要紧急调研，限期拿出解决方案。有时直接完成他交办的任务。有一次我陪同阎政委到富民检查公共食堂问题，看完回来的路上他说了一句话"吃不好，不自由”。另一次我陪他到寻甸检查缺粮问题，听完县委书记的汇报后，他提出，现在就出发，检查几个村子。调研完成后，做了一句总结"小自由放开，群众高兴”。

　　1960年冬，阎政委兼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时，当时传说贵州乱了，为了检查贵州的农业政策执行情况，阎政委派我带两个干事去了解。寒冷的冬天，从兴义进去，我们不分白天黑夜的到农村开座谈会，了解养猪、养鸡、自留地等情况，回来后立即向阎政委作汇报。阎政委根据我实地调查汇报的情况，作出结论。贵州没有乱，贵州的情况陉好的。此事因是阎政委交待的特殊任务，属秘密行动，只对阎政委负责，文革期间还提出来，说我是特务行为，经我解释、了解才搞清楚。

　　在我和办公室主任参加的地委书记会议或常委扩大会上，听到发言不切实际时，我便及时插言，引起警鸣，阎政委总是给以鼓励，叫我讲下去。总之，在阎政委领导下，我度过了过许多难忘的日日夜夜。

　　1、人民公社大食堂的调查

　　阎红彦同志1959年9月调来云南主持工作，阎红彦书记的夫人王腾波同志也随同调来云南，任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我和她的工作接触较多。关系也较为密切，部内外的情况交心较多，看法也比较一致王将我们的看法经常向阎政委反映，阎政委对我印象很深。其中一件事便是人民公社大食堂问题。

　　1958年8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在农村成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云南省也"跑步进人人民公社，并办起了"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到了1960年省内已有好几个县发生"肿病"造成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事例。但是，谁也不敢对人民公社有任何怀疑，特别是对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大食堂的怀疑。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我对遇到的许多问题深感困惑不解。就人民公社的大食堂而言，由于大跃进后，农业生产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1958年便出现了粮食减少的现象，到了1959年、1960年、1961年，有的食堂已出现缺粮，社员基本生活不能保证。加之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一平二调、刮五风等等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出现瞎指挥、出工不出力、多劳不能多得等等弊端。我也为此提出过书面调查报告。

　　1960年春，阎红彦同志刚到云南不久，便碰上了剑川县金华公社因肿病死人的送葬队伍。开始对人民公社、大食堂等问题引起了高度重视。省、州医院、卫校、部队都派出医疗队，分布到重大区，腾出驻剑川炮团19栋营房收治病人。此次肿病死人，省委改组了大理地委，调保山地委书记郑刚为大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都受到撤职处分。我经常把调查了解到的有关农村社队规模，公共食堂等方面的情况向副部长王腾波汇报、交谈。也同时向主管农村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于一川同志汇报，王部长也必然传话给阎书记。此外，我也跟随省领导到富民、澄江、宜良等县，调研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情况，对极左的一些做法，有看法，并提出意见。

　　1961年5月9日阎红彦以个人名义向毛泽东主席写信，上书正式提出"解散公共食堂”。当时他在保山调査之后，按原来的约定，匆忙赶到大理州弥渡县，听取了州委书记郑刚、及州委、县委其他同志的看法和意见，不顾个人安危决定由他直接向毛泽东反映人民公社的大食堂、社队规模、分配、大家具、大牲畜下放和山林分级管理问题。信经阎政委修改定稿，正式签发了。值得欣慰的是我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此事，但是我曾参加过的一些调查研究内容，有的观点也体现在这封信中。

　　这封信得到毛泽东的批示。此信写得很好，他的调査方法也是好的。这年5-6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出决定停办公共食堂。

　　2、取消不准私人养鸡、猪的禁令

　　人民公社化后，割资本主义尾巴，禁止私人养鸡、猪是全国的普遍现象。但是所谓三年的自然灾害，粮食减产，肉禽食品短缺，特别是城市职工家庭，在这个方面深感供应不足，家中有孕妇、小孩、老人、病人，需要鸡蛋、鸡肉作一些补充，但国家商品蛋供应非常紧张，无法满足。

　　对这个问题，我在1959-1960年期间也作过调查研究。人民公社成立时，禁止私人养鸡、养猪，那时，谁养了鸡、猪，在极左路线的指使下，追得鸡飞狗跳，人们不得安宁。谁也不愿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只好默默忍受。从我的调查研究中，我认为家庭养几只鸡，决不能说这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家中总有点剩饭剩菜的，不以充分利用，养个鸡，生个蛋，给群众带来方便，有什么不好呢?更主要的是能缓解国家商品禽蛋供应紧张问题。但是，我的这想法，不可能被部领导采纳，我只好通过另一种方式向王腾波副部长说，这一说，还管用了，他告诉了阎书记，阎书记认同这个意见，叫秘书给昆明市打电话，要市委取消这个禁令。

　　后来，省畜牧局在开远县召开的公私大发展养鸡会议上，关于取消私人禁止养鸡的问题，我作了三个小时的报告。这个会还没有开完，就有人把鸡笼搬到会议上出售，私人养鸡很快便传遍全省。就在这段时间，我去河北参观农业时，河北省还没有取消私人养鸡的禁令。山东省济南市也是这样。所以，当省外一些同志来云南时，得知这一情况，回去以后很快也取消了这一禁令。

　　3、发展农村小工业的调查

　　1961年，中央在北京召开会议，研究生产力关系及发展农村五小工业问题，主要是通过发展五小(生产工具),促进农村生产的发展。阎政委第二天一早就要坐飞机到北京开会，秘书长通知我，当天晚上必须准备好材料。接到任务，当天下午我就带着李文彪直奔呈贡，调查了铁匠炉、农具作坊等小企业，对生产、销售情况，存在的问题进行详细的了解、摸底。回到昆明，我连夜挑灯夜战，点面结合，有理有据，写出分析材料。阎红彦同志看了材料以后。很高兴，说”王云同志你辛苦了，正是有你们平日里扎实的工作基础，才能在短期内完成任务。”

　　4、邓子恢家中的座谈会

　　1960年代初，全国食品、副食品供应非常紧张，特别是冬季副食品供应更困难，怎样才能缓解食品、副食品供给?全国各地都在探索这方面的问题。1960年冬天，邓子恢召集中央农工部紧急会议，阎政委说“叫王云去，他做事雷厉风行。”

　　到北京后，会议在邓子恢家中召开，主要是学习上海经验，推广食用菌的栽培，增加市场供应。邓子恢同志很重视这次会议，花大量的时间，用生动的实例，讲述了要搞好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意义。我们认真的学习。回来以后就召开会议，安排落实，搞好推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