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口述史》八：独特的“四清专家”
来源：烽火HOME   2019-04-18 10:35:06

　　1964年我以省委工作队长的身份调到玉溪市刘宗旗公社开展“四清"试点工作，由文山调来70多名干部参加省委试点的学习，以省委农工部的干部为骨干。当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社员群众，对不法地主、富农开展斗争。要他们守法改造，对干部、社员坚持正面的社会主义教育，没有伤害社队干部。蹲点的公社和生产队的生产不仅没有受到影响，还大大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玉溪地区的“社教”试点工作结束后，又调我去宜良县开展“社教”工作，刚到宜良，马上又调我们到安宁县。原来，安宁县是省委的“四清”工作的试点。由阎红彦书记挂帅，省委副书记薛韬主持工作。薛韬是安宁四清工作团副团长，我是分团长，《云南日报》社副总编夏雨是分团副团长，我们这个分团设在鸣矣河。薛韬的点设在县城连然大队。

　　在安宁四清工作团的会议上，根据我在玉溪四清的工作经验，我谈了对开展这项工作的认识，即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觉悟进行政策教育，解除顾虑。改善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发展生产，最终要表现在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是否调动起来，生产是否有发展这个根本问题上。然而，团长薛韬对四清工作的指示却是“四清就像四平街战役一样，是兵临城下，要穷追猛打，彻底交待问题，敌人不投降，决不手软。”从我在玉溪。四清"的试点工作经验，以及我多年在云南农村调查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社队干部中的确有个别的存在多吃多占，多记工分，账目混乱的情况，但是，还没有发现公开反对共产党领导等情况。

　　在鸣矣河试点时，我们通过干部会、社员会、座谈会等不同方式，正面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对社、队存在的“四清”问题，通过座谈、个别谈话等方式，发现和找出确实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根据上面的统一要求，对社、队干部划分为一、二、三、四类。然后，有针对性地一一加以解决。做到本人心服口服，干部、社员、群众满意。

　　开展这项工作时，工作队一进村，干部、群众不了解“四清”的内容和目的意义，必然存在很多思想顾虑，疑神疑鬼。干部群众存在观望现象。我们从正面宣传社会主义教育的意义，交待政策，目的是要进一步发展、改善和提高社员生活水平。这样便解除了干部群众的思想顾虑。对于划分的几类干部，我们在核实问题的基础上，宣布除确有问题的所谓。“四类”分子外，一、二、三类统统下楼，领导生产。这样做的结果是保护了绝大部分干部，没有伤害干部、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正常的生产和经营活动没有受到损害。

　　然而xx蹲点的社队(城关公社)，是按他极左思路开展工作的。一进村，便由工作队夺了生产队长的权，由工作队长代替生产队长指挥生产，干部不动，社员观望，生产无法进行。其次，开批判会、斗争会，有一位贫协主席在斗争会上还挨了打，进行人身攻击。还写出《简报》说是“无限风光在险峰”。这些情况都是农工部的同志随时向我通报的。因为农工部的梁林、付文海、李文辉、李武杰几位同事都在这个试点处工作。

　　在安宁四清工作团的汇报会上，我汇报了鸣矣河试点工作的情况，许多同志都同意我们的试点工作方法和经验，惟一唱反调的就是XX。他批判我右倾、保守、行动慢。还说我是玩小聪明，先定二十三条，后发十五条。抢先解放社队干部，还得意忘形。我认为我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开展工作，对他的批判肯定不服气，免不了要争辩是非。当时，大多数同志虽然不便在会上公开表态支持我，但是，都认为我的工作方法是正确的，并以不同的方式给予鼓励。

　　xx当然辩不过我，此事后来闹到阎红彦书记那里去了，阎红彦说:“你王云不走，xx不服气，或者你回农工部吧。”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议论纷纷，都有看法，但又无能为力。

　　当时，昆明军区副政委陈鹤桥同志也在安宁四清工作团，调我去他那里给他当副手，起初我不愿走，陈副政委对我讲，你的做法是对的，值得肯定，你不走，xx不好下台，还是到我这里来吧。他的司机把我的行李搬上了轿车，我为了顾全大局才离开鸣矣河。

　　实际上，xx的左，直言之是为了保他自己。他可以不顾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只要不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保住他的乌纱帽就行了。我敢于和他顶撞，是因为我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为民说话。他却利用手中权力，打击报复我。

　　安宁四清前，省委组织部拟宣布我去省林业厅任副厅长。但因临沧地区要开展四清试点工作，当时是省委委员毛甦生要我协助他搞四清，于是省委决定我到临沧地委工作、担任地委常委副专员职务。

　　四清的点在临沧县蚂蚁堆公社的杏勤大队和昔本大队。我到了以后，发现这里的“四清”把“四类”分子划的太多，比如劳动力强的，家庭副业搞的好，生活比较富裕的，便划成富农。扩大了打击面，是“宁左勿右”的具体表现。当时，毛廷生自带的两位处长也在这里，一位是于佐(省财办的副处长，后为省委秘书长)，一位是张文俊(省财办的处长，后为昆明市副市长)。这两位处长都同意我的观点，毕竟我是搞过三期四清工作的，根据我的工作经验，不能重新划阶级，更不能扩大打击面。

　　我向毛甦生汇报工作时提出了不能扩大打击面的问题，他不同意，还说“抓不到阶级敌人，怎么给省委交待”。我据理力争，他生气了，骑着毛驴便要下山。后来，好说歹说，他才同意坐下来再作研究。后来，我们安排了复查工作，才得以纠正，向省委汇报后，省委也指出“不能形左实右”。毛甦生才算口服心服了。在这之后不久，“四清工作”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就回临沧地委，任地委常委副专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