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口述史》十：从山东再回云南
来源：烽火HOME   2019-04-18 10:37:33

　　1978年底我终于回到了我的第二故乡——云南。当时，省委准备要我去省林业厅任副厅长，云南省管干部的张铚秀同志(刚粉碎四人帮的一段时期，为避开派性的干扰组织工作由军队领导分管，张铚秀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已找我谈了话，但是，玉溪地委书记胡良恕要求我去协助他工作，组建地委领导班子。胡良恕也是南下干部，在山东曾担任过区委书记。五十年代初期搞征粮工作时，我在玉溪作征粮工作调查时，我是组长，他是我这个组的组员，对我的情况较了解。他的文化水平不高，业务工作能力弱一些，在这种情况下，我放弃了去林业厅工作的机会，到玉溪地委帮助胡良恕组建新的地委领导班子。

　　虽然“四人帮”早在两年前已经垮台，但是“四人帮”横行时，云南省是重灾区，诸如派性、划线站队、无限上纲"等等错误危害很大，基至还有它的市场。玉溪地委十一个常委多数看不起胡，领导班子散乱不团结，对工作影响很大，开个会都是各说各的，捏不在一起，有一次在易门召开地委常委会，开完会后胡骂一气，吃完饭扔下碗就走了。所以，胡迫切要求省委派我去工作。当时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省委领导李启明、李原到玉溪检查工作，胡当面提出，请王云到玉溪工作，否则干不下去了，李原同志回来后就动员我到玉溪工作。并明确我的任务就是组建玉溪的新班子。

　　我是第二次到玉溪地区工作，职务还是按文革前的职务，地委常委、副专员，我也不计较，主要是胡当时的工作确实太困难，当时下边的同志都认为我是去接替胡工作的。我也不管这些了，一接手就收拾摊子，成为不是书记的书记，开会发言作总结都是我的事当仁不让，我认为当务之急就是借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在组织人事工作上拨乱反正。以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当然在组建地委新班子问题上出现了很大的阻力。

　　经过我的调研和考察，我提出了推荐人员名单，有段毓华、张平、李厚安等几位进地委领导班子。其中反对普朝柱的人，认为普是"站错了队的，是赵健民死党，还说他同情右派。我拒理力争，我要求同志们坚持全面的历史观点来看待问题。四人帮"破坏我党的优良传统，现在正是百废待兴要重用人才的时候，要从大局出发，要用好干部才是党的传统。特别是普朝柱同志学生时代就参加云南地下党，解放初期就任呈贡县税务局局长、副县长、新平县县长、书记，三十年的党龄，十多年的县委书记，工作能力强，更主要的是他不搞左的那一套，思想品德好，作风正派，担任财办副主任后，抓经济很有一手，将元江的返季蔬菜卖到上海。定班子开了三次常委会，并将我的想法告之了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王镜如同志。王很同意我的意见，说你酝酿好名单，我们来考察，考察以后最后审批。第三次常委会研究班子问题，由于有了一定的基础，我终于把这个推荐名单上报了省委组织部，省委组织部派王镜如副部长和一处处长李奇来玉溪考察。随后我又到省委组织部详细汇报了情况，终于批准了这个名单最后确定普朝柱为地委常委、副书记，张平为地委常委、秘书长，李厚安为地委常委、宣传部长。年底批准了段毓华为地委常委、副专员。此事之所以成功，主要是我长期在省委工作，有一定影响，都是在省委共事多年的老同事，组织部门的领导对我是比较了解，也比较信任的，我主要考虑到现任的胡等我们一批老同志走后，接班人的安排问题，一定要选作风正派，有知识有能力，德才兼备的同志来接班。胡一开始就没有信心，怕搞不成，劝我不要费心了，但我知难而上，分别做专员、副书记、组织部长、秘书长的工作，取得多数同志的认可，只要正式列为省委组织部的考察对象就好办了。

　　对于这件事，以后孙雨亭书记来玉溪检查工作时，他对我说:“老王，你真是个伯乐，敢于对党负责，不计较个人得失，省委对你使用不当，但是，你在玉溪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的确是这样，我当时已经有五十六岁了，并没有考虑我自己是否一把手的问题。那时的地委领导班子中，胡良恕是书记，不管是向上汇报工作，或者向下安排任务，常常是我唱主角，我只是地委常委、副专员，但我感到是一种责任、在当时情况下，我负这个责任、谁又来负这个责任呢?这之后，1979年12月，胡良恕调省畜牧局，由原《云南日报》社长李孟北来玉溪任地委书记，普朝柱任副书记。不久，李孟北调红河州解决派性问题，普朝柱任地委书记。1983年以后，普朝柱任省长、省委书记。段毓华从思茅地委书记任上又调回玉溪任地委书记，张平以后调省政协任秘书长。李厚安同志后调省烟草公司担任经理(第二任)，后担任省委秘书长，九十年代初在任上离休，现已去世。后来闻名全国的褚时健也是此时落实政策由我们考察调到玉溪卷烟厂的。

　　在使用干部这个问题上，我虽然不是“一把手”或组织部领导，但是，只要我知道情况的，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总是要“多此一举”推荐人才，甘作伯乐。多年的工作经验让我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有人才有一切。

　　比如省委书记安平生同志调走后，曾担任省委副书记的罗赵廷光同志没有进入新的省委班子。我和郭长儒同志认为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培养一个副省级瑶族领导干部不容易，赵也有这个水平应该进人省委班子，便积极向中央工作组反映情况，最后，中央工作组还是采纳了我们的意见，赵仍然留在省委领导班子内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刘树生、王信田同志见证了这一过程。所以，有一次我和同乡，当时的副省长王仕超同志去连云宾馆望山东来的一位老领导，王半开玩笑说。老王，你是省委的三代红人，在领导面前说得上话，你也敢说。。对此，我还是感到欣慰的，这确实是有事实依据的，以后，玉溪地委这个班子出去的领导干部，多数都在省里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在普书记当政云南的那些年，云南的发展建设较好，人民生活稳定，遇到有什么不对头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我都是直接与普书记面对面的交流，普书记也比较能听取我的意见。

　　二、在省畜牧局领导任上离休

　　我第二次在玉溪地委工作了一年半时间，1980年8月调离玉溪，到省畜牧局任副局长。实际上，也就是准备在此退休了。在畜牧局工作期间，有一位技术干部叫张念祖。当时，全国第一次组织专业人员去美国考察奶牛，准备进口种奶牛，但是，畜牧局有关领导不让他去，我了解他的情况后，认为张念祖去是适合的，这也是一个使用干部的问题。在我坚持下，办好各项手续，终于让他去美国完成了考察任务。这是改革开放的初期，要出国考察是很不容易的事，以后，张念祖对我是另眼看待，其实，我只不过是做了应该做的一件事而已。

　　后来，在我办理离休手续前，张念祖给我和魏绪密创造了一个去内蒙古考察畜牧业的机会，得以去内蒙古游览。原来，他有一个大学同学在内蒙古畜牧学院当院长，所有车旅、食宿等费用，全部由对方承担，而且，我和张念祖还受到了非常热情的接待。

　　在内蒙古参观考察期间，我们住过蒙古包，喝奶茶，吃过烤全羊、骑马、坐马车……大草原的吃、喝、玩、乐我们都尽情享受了。比之云南的山区，真是别有洞天。

　　大草原的蓝天、白云、青草、蒙古包和畜群，我们仿佛到了另外一个国家。蒙古族男人、女人、小孩的服装、打扮色彩鲜艳，远远望去，是万绿丛中一点红，非常打眼。特别是不管男人、女人还是小孩，骑马飞奔追赶畜群时，那马的前蹄后蹄都有节奏的前后起伏，那马就像飞起来了一样，骑者稳稳坐在马背上，令人激动不已。再看那远处白色的羊群，斑斑点点，撒在绿色的草地上，陪伴着蓝天白云，这是在山东、在云南都看不到的景色。

　　蒙古族好客，用餐前必用酒，用酒前必唱饮酒歌，我们是他们尊贵客人，敬酒是绝对不能少的，他们认为，客人没有喝醉是他们的失礼。在内蒙古的这些日子，可以说，是我喝酒最多的日子。

　　至今，我仍然时时怀念着内蒙古之行。

　　1985年我终于办理了离休手续，完成了在工作岗位上的历史使命。

　　上老年大学、练习书法，全国各地旅游。为党工作了几十年，终于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但人生是永无止境的，退下来以后，时间是多了，我就想到还应该继续提高自己的素养，发挥余热，因此报名读老年大学，参加省诗词学会，创作的诗词被收人公开出版的文集。此外我还参加云南老少边穷地区经济建设促进会(老促会)的活动，被选为理事，为改变云南边疆的落后面貌做了一些工作。过去工作繁忙，无论到那一个城市开会，都是急匆匆的，在会议期间要忙着开会，领会精神，吃透文件，会议一结束就往回赶，又忙着贯彻落实，所以没有那个时间，也没有那个心情和精力游山玩水。西安碑林三天看不够，选编个人书法集，写回忆录等等，生活真是丰富多彩。

　　离休后的心情比较轻松，感觉还真是不一样。这些年来祖国的大江南北我真是游了个遍，既领略了名山美景也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给人民带来的富足。

　　1990年借到大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先到武汉登黄鹤楼。夕阳西下时乘一小舟顺风而下，感受到了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之美好的景象。到九江登庐山、观瀑布、恰似银河落九天，含波口上瞻望鄱阳湖，别有一翻天地，在美丽的大连湾旅顺口、日俄战争炮台的奇观，联想了中华民族百年的奋斗史。到沈阳游故宫，再游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北城子、集安、通化到中朝边界看中朝大桥，东北之行，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的美景尽收眼底。

　　我曾多次游览北京。北京是祖国的首都，过去开会来过多次，可用神圣辉煌伟大的词来形容。一直怀有崇敬的心情，特别是1958年我带队参加全国群英会登上天安门的情景一直历历在目，而离休后到北京游览，心情格外的轻松。三次登长城到故宫、颐和园、天坛，登上天安门城楼，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看望王敬明、赵建民、王沛林等同志。中南地区也几度游览，广州、深圳、上海、杭州、福州、厦门、海口、三亚天涯海角玩的比较高兴。

　　2005年9月一个炎热的下午，我和老伴、王海勇，带了一点云南的普洱茶饼从公安部女儿、女婿的住地出发，前往赵建民家去看望他。赵离休后享受副兵团级待遇，赵见到我们这些老部下很高兴，热情的拉住手问长问短，一再说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告诉他，我们畅谈各自家中的情况，互问身体安康，呆了将近两个小时。

　　最后谈一下我的家庭。实事求是说我有一个比较美满的家庭，首先是有一个理想的爱人杨月华，相儒以沫风风雨雨几十年，特别是我文革受到较大的冲击，她一直坚强不屈，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把四个孩子教育安置好，使四个孩子能读书当兵又进一步的深造读大学，都算成才。我在省委工作的十二年，也是孩子成长的重要时期。我下乡比较多，有时候十天半月回不了家，主要靠杨月华主持操劳，使孩子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教育环境。文革动乱期间又把三个孩子南方、南玲、雪梅送回山东老家，使他们能继续读书，三女儿南玲上世纪七十年代曾经在老家平邑县贾庄插队当知青，曾任村支书，也算为家乡建设做了点贡献，儿子南亚送去参军当兵八年回昆明后又考起云南师范大学，四个孩子都是大学毕业。大女儿杨南方山东大学毕业，曾是临沂人民医院主任医师，现已从省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退休(教授)。儿子王南亚云南师范大学毕业，在中国人寿云南分公司担任处长、律师。三女儿王南玲从西南政法大学毕业，曾经是南开大学模范教授、天津市优秀党员、教务处长，现担任外交学院教授。王南玲读大学前在老家曾任过县委常委、公社书记。小女儿王雪梅现在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主任，是著名眼科专家，常年在全国各地和欧美等国家进行诊疗活动，所以我常常称孩子们为“四大金刚”。我的家庭可称得上幸福美满，团结向上。现在每个星期天在昆明的孩子都要来看我们老两口，所以我把星期天称为“团聚聚会日”，最令我高兴的是三女儿南玲的儿子我的外孙刘北晓，由南开中学转学北京第四中学，2008年考取了美国耶鲁大学，三女婿2003年由天津公安局领导岗位上调公安部担任办公厅主任，现在公安部任职。

　　我的恋爱与结婚简历是这样的。我是1949年5月南下云南前经地委批准和杨月华同志结婚的，我和杨月华同志的父亲是同事，他担任区委副书记。岳父是土地革命时期1935年入党参加革命的，是老红军，名叫杨诚，他是费县农民暴动的领导者之一，曾任山东分局省委书记的政治交通员，县委考虑到我对老同志比较尊重而任命他为上冶区副书记，他对我的政治态度工作方法比较了解，曾说“王云的头脑像列宁一样”，对我是比较看重的，在我生病期间常叫女儿杨月华来看我，从而使得我们相识相恋。杨月华后来被组织送去读中学，在当时也算是知识分子了，因此比较知书达理。”

　　我们的婚礼办得比较简单，买了两个西瓜，就在地委办公室由组织部张科长代表组织宣布批准我与杨月华正式结为夫妻。同志们吃完西瓜，仪式就算结束了，当时还属于战争年代各种问题较为复杂，天下还不十分太平，物质生活条件艰苦，一切就从简了。

　　谈谈我和几个老朋友的关系。段华民副省长病逝悼词原草稿中有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后来省检察院给改掉了，段的夫人在门前痛哭，我马上反映给普朝柱同志、普朝柱同志很快就让秘书通知在悼词中加上优秀共产党员。

　　还有一件与天津市建立友好关系的事情，事情经过是这样的。自卫反击战役后期，天津派党政军慰问团到云南慰问，要返回天津的时候我知道了这一情况，立即打电话告诉省委秘书长梁林同志，请他转告普书记要抓住这个机会建立和加深和天津的联系，由此慰问团多留了两天，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在连云宾馆宴请招待天津的同志，同时我也打电话告诉昆明市委书记王信田，次日市委几套班子也宴请代表团，我和我的夫人杨月华作陪。

　　文革期间，我在临沧任临沧地委常、副专员，没有参加任何一派，由于我爱人杨月华是农业厅炮派小头头到临沧串联，另外一派823就把我划为炮派，由此遭到了残酷的折磨，在中央让两派都参加的学习班上，军管会让我代表的是政府，在受到毛主席接见时我感动得痛哭流涕，多架摄影机对我拍照摄像，次日早晨新闻图片向全国播出，这次接见我穿的衣服鞋子一直留到现在。文革期间我在路过云南一平浪时正在镇压工八团，在昆明到处看到听到的是军队高呼消灭工八团，当时我感到自我毁灭。

　　关于我和普朝柱同志的几件事情，原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调北京工作后，由普朝柱接任省委书记，这是经过一番激烈斗争的，派性势力反复串联，连所谓站错队的老同志都不知道如何是好。经过反复斗争，中央派工作组确定了以普为首的新班子。在这个过程中，我和郭长儒同志也如实的反映了老同志的意见，坚决支持朝柱同志担任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同志任书记期间，我去他家比较多，主要是反映群众的意见，对干部的任用上也作过建议，如原省委秘书长史锋同志，原省委组织部长王信田同志的任用上，提过建议，王信田后来调海南省工作。对手工管理局赵树森被撤职我也做了反映，后更正把赵调职商业厅任副厅长。普刚到昆明的头一年春节就到我家给我拜年，两年后他还叫我女儿王雪梅给他做了白内障手术，普书记的爱人张碧华同志还带了礼物来看我们。普书记的逝世也是云南人民的一大损失。不然他还可以干好多事情。(王云口述史文字整理/王立荣 郑锦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