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5日上午,我和几名同事去聊城市干休所拜访谢文运老人。他身形瘦削,精神矍铄,儒雅可亲,尽管已是90岁的老人,但衣着整洁,思路条理,口齿清晰,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刚见到我们,老人激动得像个孩子,他不断地重复:“知道你们要来我非常激动,可是我老了,很多事情心里明白却说不清楚了,怕让你们失望。”在一阵寒暄后,老人将我们让进了他的书房,坐在圈椅上,开始给我们讲述他的抗战经历。
1925 年阴历四月二十三日,我出生于莘县董杜庄乡谢庄村一个农民家庭。这一年, 我的父亲已经41 岁、母亲40 岁、哥哥17 岁,还有一个姐姐,不过几年后她就夭折了。当时家里有11 亩地,父母勤俭持家、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终年温饱略有结余。我10 多岁时,家里已有30 多亩地,2 头耕牛,耕作农具基本齐全。因田宅来之不易, 父母较为珍惜,对乡邻的借取往来比较吝啬,因此得罪了一些人,经常无故受到排挤、刁难,受了很多窝囊气,成为村里有点名的“孙头户”。因此父母决心供我上学,希望我能“学而优则仕”,成长为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改换门第的权贵之“龙”。
在旧社会,除了大户人家,一般农户只能填饱肚子,根本谈不上什么营养,就我家这样的中等农户,一年到头的主食也是高粱面的窝窝头,只是不吃糠咽菜而已,这样的家庭供养一个孩子一直念到高小,在财力上是很难承受的。1931 年(6 岁),我在本村读小学;1936 年(11 岁),我到张鲁镇读高小。那时候,听说发生了双十二事变, 知道国家发生了大事。后来,很多学校组建了童子军,我们学校抽调10多个学生参加。当时,国民党朝城县的驻地在今天的朝城镇,童子军便经常到距学校40 多里的朝城县举行游行示威,要求联合抗日。第二年,日本鬼子就来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到10月日军已占领临清、高唐,整个鲁西北处于日军的包围中。在大敌当前、国难当头、国民政府撤退的情况下,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抗日,纷纷组织起来,从事抗日活动。后来才知道,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张季青是位共产党员,在他的暗中组织下,我们学校抗日气氛十分高涨, 情绪十分热烈,我们九、十级的学生经常组织抗日演说,宣传抗日思想。在这样的氛围熏陶下,我们九、十级的很多同学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共产党员、抗日英雄或党政军各界的领导干部。
1937年秋,华北广大地区失守,国民政府溃退南逃。12 月10 日,日军飞机轰炸莘县、朝城、观城,仅朝城就炸死70 余人,炸毁房屋40 余间。军事形势的紧张,再加上七八月间家乡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田禾毁于汪洋大水之中,我们学校便停课了,我也失学回家。回家后,又念了一年私塾,读了《论语》《大学》《中庸》等。谈到失学,谢文运老人很动情地说:“这一辈子我最大的遗憾,就是读的书太少,二年高小都没有读完。”
二、不畏强暴 积极抗战
当时,日军的进攻重点是大城市和铁路沿线,经鲁西北继续大举南侵,仅侵占鲁西北的一些县城,在广大农村日伪的统治势力尚未建立,这一带仍是爱国将领范筑先领导的国共合作的地带。1938年底,日军集中力量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敌后战场。11月,聊城爱国将领范筑先牺牲,鲁西北的部队或哗变或投敌,政局不稳。
针对这一急剧变化,八路军主力一二九师、一一五师奉命挺进鲁西北,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创立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政权,抗日组织风起云涌。大量热血青年觉悟起来,纷纷参军参战,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当时,我也去国民党区公所请求参加抗日工作,接待我的是我高小地理老师的哥哥、区长秦清怀,他说我年纪太小,劝我回了家。
那时候,我们这一带土匪、强盗横行,大户人家经常遭到抢夺。我家的条件相对宽裕,算得上中等农户的水平,又没有什么权势,附近的土匪就把我家列为抢夺目标。1941年底(春节前夕),晚上门外响起了强烈的敲门声,当时我和我媳妇、我母亲三个人住在一个院里。我母亲怕是抓壮丁,不敢让我去开门,我媳妇年轻也不敢去开门,我母亲就起身去开门,开门的瞬间就被几个人给架走了。我赶紧喊了父亲和大哥追出去,可是坏人已经走远了,后来捎回来话,要我们家拿钱赎人。几经交涉,土匪仍要求我家拿出3000块大洋(印有孙中山、袁世凯头像的银元)才放人。父亲无奈之下卖掉了方圆几里都少见的两棵大杨树、积存的1000多斤粮食和赖以耕作生活的1头牛,最后又借了几百元的债,筹集了3000块现大洋交给土匪后,母亲在1942年的三四月间才回到家中。这件事在我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更加坚定了我投身抗战斗争的决心。
八路军主力到达后,重新建立了冠县、朝城、莘县等12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并在各县开始改造乡村政权。1939年春夏,我村建立了抗日村政权和农民救国会,我这个“秀才”进步青年,被村民选举为农民救国会会长、粮秣员、村帐先(村会计),主要任务是收公粮柴草和派差支前,动员抗日、调解民事等。那时候,我经常要为过往的八路军征集粮草、被子、鞋等各种物资,也因此得罪了村里的一些顽固势力。
1941 年前后,我村里的国民党员和村顽汉奸势力盯上了我这个还不是共产党员的“共产党员”。一天,我在街上和乡亲们聊天,我村住碱场碉堡的一个汉奸小队长谢香存(小名“大傻子”)带着几名汉奸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把我抓了起来,押着我往炮楼方向走去。大傻子这个汉奸队长,在村里无恶不作,大部分善良的乡民都对他恨之入骨。在未出村前,趁他们和村里人寒暄之际,我慢慢和他们拉开距离,突然拔腿飞身窜入南北向的一个小胡同,随即跑入徒骇河沟,向西南方向狂奔,一口气跑了二里多地,躲了半天才脱离险境。大傻子和几个汉奸把小胡同里的几个农家都搜了个遍,一无所获,气急败坏地扬言,非得抓住我以解心头之恨。这种遭遇并没有将我吓唬住,我仍然坚定地跟着共产党的组织进行敌后抗日活动。
抗战初期,鲁西北的抗日经费多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筹措,聊城失守后, 则采取依靠群众到处募捐的办法供给。随着武装力量的扩大和机关人员的增多,单纯依靠募捐已不能满足需要。另一方面,富人地好、穷人地贫,不管好地、贫地都一样交公粮,也使人民群众负担加重、不合理。1940 年6 月,鲁西北开始实行中央提出的合理负担政策。
当时,农村进步知识青年不多,1940 年冬,区政府抽调我参加南峰县政府举办的合理负担训练班,同去的有四五人,我们吃过晚饭趁天黑出发,不到天明就到了目的地(朝城西南方向的王店村)。训练班的主办人是县财政局的蒋小亭,学员白天上课, 晚上轮流站岗、放哨,防止敌人偷袭,平时都是学员自己做饭,大约20 多天训练班结业。学习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普查,把地分为三等九级,确定好1 亩标准地缴多少公粮, 把各农户的土地丈量后,将1 亩盐碱地、贫地折合成不同量的标准地,按标准地亩数来交税、交公粮。训练班结束后,我们回到区里,先在黑刘家、榆林、西函丈3 个村试行合理负担,大约半年的时间完成任务。后因日军“扫荡”“三光”政策等原因, 合理负担政策于1942 年秋季结束。合理负担政策的推行,减轻了群众负担,也体现了中央制定的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方针,得到群众的认可和拥护。
合理负担试行结束后,区里把我留下协助财经助理专做征粮、藏粮和发放粮秣工作,正式参加了革命。那时候,征收到公粮后,防鬼子、汉奸抢,就挖坑藏起来。我们选一个地方,挖一个很大很大的大圆坑,用麦糠、席、草苫子等铺在底部,然后把粮食倒进去,上面再用这些东西裹好、盖住,后再埋藏起来,不留任何痕迹。大约每季度发放一次粮饷,发完粮食,继续埋好。
三、创建支部 壮大力量
抗战初期,在日军的猖狂进攻下,鲁西北各地的国民党驻军、官员和封建势力的上层人物纷纷携款举家南逃,国民党统治土崩瓦解,一片惶恐笼罩在鲁西北上空。记得村里有个50多岁的哥哥,在租借地天津卖苦力、拉洋车,整日见洋人颐指气使的模样,回村后便经常散布洋人如何神气、如何厉害,日本武器如何高级等言辞。虽然是高小肄业,但我在学校受到了抗日救国、抵御外辱、救亡图存的教育,明白了许多抗日救国的道理,便积极投入了抗日宣传活动中来。我和一个大侄子(与我同岁,曾在吉林煤矿做苦力)便经常与他开展针锋相对的辩论,在乡邻之间建立了良好的抗日舆论氛围。
在区里担任财经助理时,我认识了区委组织委员刘作,他决定发展我为共产党员,1943年6月,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候,家乡一带遭逢一场特大灾荒,抗日部队、机关供给严重不足,连日常工作都难以为继。于是,区委党组织派我回村从事基层建党和发动群众工作,灾荒期间主要是抗灾救灾。
1943年春夏之际,村里人被灾荒折腾得不成样子,不要说吃糠咽菜,连树皮、树叶、野菜、草籽也寻不着、吃不上,村民甚至把烧火用的玉米棒芯和喂牲口的麦糠碾碎磨碎用来充饥。记得父母让我去妹妹冢乡集市上买谷糠秕子,因为我无知,买来的是黍糠,黍糠味苦无法下咽,母亲用凉水淘了晒、晒了淘,一连几遍苦味不减,全家像吃黄连一样硬硬地让它下了肚。我的一个堂哥去附近的小嫂家,饿死在回来的路上,连尸体都没找到。有个本家侄子,年龄与我一样大,在给本家爷爷送葬时,吃了一顿饱饭,却活活给撑死了。这样,直到这年秋天,秋粮和瓜菜下来,大家才渡过这一难关,熬了过来没有饿死。
灾荒结束后,党组织指示我的主要工作是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培养建党对象。于是,我在本村发展党员3名,建立起临时党支部。当时,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开会、研究工作、发展党员等一切活动都是在夜间、庄稼地里、僻静处。后来,随着共产党农村政策的深入,农村党组织也随之迅速壮大。我村党员发展到十几名,正式建立了党支部。这时县、区委对我村的工作极为重视,住村干部不断增加,先后有区抗联主任、公安助理、区妇联干部等。区抗联主任曾专程到我村召开支部会,研究部署建党和发动群众工作,我们也多次向县委书记赵西岳同志汇报工作、取得指示,各项工作十分活跃,我村党支部也成为全区群众运动发展最快最好的先进党支部之一。
四、日军“扫荡” 投身革命
1940 年秋冬,日军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开始了大规模的、频繁的铁壁合围大“扫荡”,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修碉堡、安钉子,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残余、地方顽固派、汉奸土匪狼狈为奸、兴风作浪,给我们解放区、根据地造成很大的破坏。仅1942 年1 月至10 月,日伪军对寿张、观城、朝城一带就发动大规模“扫荡”67 次。
有一天早晨,我还在睡梦中突然听到街上乱哄哄的声音,紧接着大门口就传来了很响的敲门声。生于乱世中的人,都有很高的警惕性,我急忙穿衣下床躲避,急中生智, 顺势藏在了北屋门左边几排木板下面,上面放着几个盛米面的瓦缸。刚藏好,随着就有几个日本人和汉奸进屋翻箱倒柜的搜查,有个日本兵穿着皮靴来到我藏身之处的木板旁边,他的皮靴就紧贴在我的身边,他在木板上的瓦缸里翻腾了一通,见没有值钱的东西,就滚蛋了。我侥幸逃脱,幸免于难。
不久,日军、汉奸又一次铁壁大合围。村民们拖儿带女、牵牛携物四散奔逃,日军和汉奸将全村人赶到村东北的一片荒野上。我也在被赶的人群中,眼看无法逃脱。我急中生智,随即接过老乡手里牵的牛、接过妇女们身上背的包袱,装成一个普通的农民,强作镇定地站在人群里,听日本人训话。汉奸翻译大喊着:“八路军的干活, 通通站出来,可从轻发落,查出来就严惩!”过了半天,日军和汉奸揪出四五个人。汉奸又喊:“检举立功者有奖!”一院子的人都是乡里乡亲的,也没有人举报,大家都心惊胆战地听日本人训话。日军见没有什么收获就带着揪出的四五个人走了,其他人幸免于难。日军的“扫荡”给根据地造成了严重的困难,针对日军的“扫荡”,根据地军民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经济、保证供应。1944年,我们南峰、莘朝等一些老解放区,放手发动群众,从减租减息、增资增佃入手,进行民生斗争、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先是划阶级、定成分,没收地主土地、富农多余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贫农、雇农和佃农,实行耕者有其田,从而提高了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纷纷参军、参战、支援前线。那时候,根据地为发展经济,还成立了一种经济组织——合作社。合作社的成立也是为了筹集抗日物资、保障军民物资供应。合作社并不是每个村都有,只在一些政治条件、群众基础比较好的村才设立。大约在1944年,朝城县工商局让我村成立一个合作社,经营粮食、棉花、武器、弹药等各种军民需求物资,我是我们村合作社的社长。我亲自赶着骡马车往临清合作社送过猪肉,回来的时候再捎回一车棉花,还往王奉合作社送过子弹,这都是为了互通有无、保证供应。有一次,八路军缴获了一批烟土,让附近的合作社代销,我去拉回了一麻袋烟土,卖完后将钱款送回八路军那里。合作社在1945年解散。合作社对发展生产、保证军需民用、支援战争起了重要作用。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老人依然精神饱满。考虑老人家已90岁的高龄,我们向他表示敬意和感谢,老人谦虚地说:“我这不算什么,那些真正战斗的、牺牲的、甚至没有留下名字的人,才是真正的功臣,我能活到现在,受党的恩惠太大、太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对共产党的未来很有信心!”
(采访 撰稿:宫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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