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鄂抗日寇，竹林桥歼残匪】——原新四军五师警卫团战士徐振口述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通讯员 张俊杰   2016-12-19 10:19:56

一、豫鄂抗日寇
 

我是河南确山人，1945年3月，我当时14岁，一起有七八个人，在山上捡柴火。有个新四军五师卫生队的医生回来探亲，我们在捡柴火地方相遇后，问这位医生参加新四军管不管饭吃？那时候，家里太穷，常常吃不上饭。那位新四军医生讲不仅管饭，还一个人发一套棉衣服、牙刷等，丰富的不得了。回去就给家长说，家里就同意了。当时情况、特点，夏季是麦子，秋季是高粱、黄豆。一年四季，老百姓生活很清苦，常常是一家人抓一把黄豆放在锅里一煮，都是个稀汤汤。一碗捞出二十颗黄豆都不错了。家里人认为，那时候我要是跟着这个新四军十三旅的医生去湖北闹革命，一天三顿吃大米，不仅有饭吃，将来学会医术回家还可以当先生（医生），所以就同意了。第二天就走了，家里给了汪精卫时期储备票三万，中午吃了一顿饭都吃光了。那时候，储备票不值钱。看似三万，吃顿饭就剩下不多了。以后，我们到了十三旅警卫营。那个时候，当兵，第一不政审，第二不体检，第三不军事训练，去了都给了一杆枪。三个月，我参加了两次对日本人的骚扰战斗，三五个人，最多时候七八个人。我的老家离铁路不到一公里，在铁路以西，距离敌人炮楼很近。那时候，日本人不住民房，住在碉堡里。经常住上一个排，或者二个排，碉堡前有个壕沟。白天，他们放下吊桥，人来人往。日本人有个特点，夜晚再骚扰他们也不出来撵你。开始，我们用手榴弹往碉楼里扔，日本人只要发现扔手榴弹的方向，就会集中密集射击，挺危险的。因为扔手榴弹有距离要求，对方火力太猛，对我们战士生命造成了威胁。以后，改为用掷弹筒，步枪前按个发射筒，七九式子弹弹头捏紧，子弹放在枪头，一扣扳机就发射出去了。掷弹筒与手榴弹不一样，能够打出一二百米，距离碉堡远了，危险程度就小多了。日本人发现后，再也不出来射击了。对日本人战斗，就参加了两次。我那时候太小，好奇。老兵们去战斗都会喊我，我说：“我不会打枪，他们说看他们打枪，就这样跟着去战斗了！”以后，抗日军政大学到部队选学员，他们看中了我，把我选入新四军第五师抗大第九分校第四大队测绘队，主要是测绘地形、地貌，绘制作战地图，在湖北大悟县为作战部队服务。到那里去，大概是六七月份去的，九月份日本就宣告投降了。抗日军政大学改名“军政大学”，人员也减少了。当时，我所在的新四军第五师抗大第九分校第四大队测绘队也撤销了，把我调入359旅719团一营当战士。
 

二、中原突围
 

719团一直到1946年6月16日，搞中原突围，就是五师突围。我参加工作已经七十年了，回忆起来，那段时间最辛苦，也最危险，那时候新四军五师总部在湖北大悟县宣化店，蒋介石纠集了国民党第一、五、六、九、十等五个战区的20多个师及9个游击纵队，从四面八方向中原解放区扑过来，我们359旅719团在新四军首长指挥下，往西到信阳，从信阳到随州县、枣阳、邓县，淅川突围进入陕南，再从陕南一直到秦岭腹地，再往西走就成了西安敌军大本营。当时，包围我们的国民党有三十万军队，我们避开西安、宝鸡等地重兵把守区域的敌人，从四川到甘肃庆阳市，又突破西南公路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才到陕甘宁解放区。

也许，在座的都没见过新四军的服装。实际上，就是一身灰军装，戴着国民党的帽徽，下打绷带，穿草鞋。干的地方，一双草鞋穿一两天都废了。遇上下雨天，一歪就坏了，基本上一路都是打着赤脚走路，到甘肃后，解放区军队整整齐齐列队，迎接我们的到来。我们部队也传着口令：“枪扛右肩，枪梢靠后，搞整齐，要像个军人样子！”新四军部队战士从1946年6月18日到9月底，三个月，基本都没有洗过脸，刷过牙，连睡觉都没有时间保障。中原突围走的时候，带干粮，一个人带一个米袋子。一个米袋子三四斤，都不愿意多带，太重。当时，完全在敌占区内，吃饭都没做饭的，炊事员都下到连排当战士了。那时候，背着一米袋子，走河南唐河一带，一路都是小跑。另外，一人一天一斤米，吃完就没办法。连队也无伙食，几乎饿着肚子行军。以后，也不讲究纪律，记得沿途桃子也不大，有人摘桃子。十五旅旅长叫张文进的过来看着了。他脾气很坏，口里也是脏话：“娘卖屄的，敢违抗纪律偷吃桃子！”用枪打伤几个战士。可是，没办法，战士们要吃饭。我那时候，在老百姓家中拿了一个铜盆，背着一杆枪，十个手榴弹，到一个地方。只要有麦子，就支起铜盆炒着吃，有时候，敌情复杂，赶紧倒掉铜盆麦子就走。那段时间，与敌人靠的很近，敌人用飞机轰炸，机枪扫射，一天干扰个两三次，只要敌人飞机来，战士们赶紧趴在地上，被打死了，就算了。打伤了，也没有条件救治。对于负伤的战士，连队都背着伤兵员或抬到无人处，给一块银元，让其自救。所以，当时部队减员相当严重。我们一营三连出发的时候有120人，到延安。毛主席、朱德司令在杨家岭大礼堂（还没有我们市光明饭店礼堂大）接见我们时刻，不到20人。整训了两个月，住在老战士家中，衣服、被子都得到补充。120人一个连，又从米脂县东渡黄河到山西，参加了山西枞阳县战斗这是抗战胜利后的战斗，先不谈了。
 

三、悲惨的往事
 

关于参加革命前，对日寇暴行的所见所闻。我们那个地方，日本人去的比较早。我是河南省确山县人（现在的驻马店），确山是一个小地方，具体日本人进入年限也记不清了。第一次日本人轰炸，确山千把户人家，敌人派七架飞机轰炸，炸死人很多。我们那时候，住在小集镇，镇上有壕沟、小桥，人们都躲在桥下，飞机炸毁桥一下子都塌死20多个人。我们家也被炸了，我婶子怀里抱着他的儿子，飞机把我婶子炸死，儿子也炸伤了。我那时候碰巧不在家，去舅舅家读小学，舅舅家离我们家8里路。由此，我才幸免于难。

再一个日本人一来，国民党政权的人都走了，政府的人也不管事，地方土匪盛行。不是小土匪，是大土匪。一晚上，几百人洗劫集镇，他们把我小爹与大弟弟也拉走当“绑票”，拉到靠家西北方向三里外，通知家里去赎人。我们家还可以，是下中农，有地种。结果，几十亩地卖掉二亩地，小爹也被土匪打死了。土匪通知我们，我们把尸首抬回了家。拉走的大弟才七八岁，一个劲哭，土匪感到我家没油水敲诈了，才把大弟放回来了。所以，日本人来后，社会治安很乱，人与人之间只要有“过节”，相互背后都打“黑枪”。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枪，打“黑枪”的相当多，打死不少人也没人管。

再一个，我参加工作前一年，大概是13岁，见到四五个日本人在街上吃西瓜。我们几个小娃子去捡西瓜皮，日本人故意逗我们，一会儿往这边扔，一会儿往那边扔。其中有一个20多岁脑袋愣而八经的傻子，他兄弟两个见人也不说话，要饭，也来捡地上西瓜皮。日本人不让他捡，他还是去捡。结果，一个日本人拿着步枪的刺刀对着这个外号“人肉头”的傻子肚子直接戳去，连捅几刀，将他戳死……。我们小娃子们也都吓跑了。像这种日本人随便杀人的例子太多了。

记得，我参加新四军后，只要晚上我们新四军骚扰日军，白天他们都会报复。遇上年轻人，都会问：“新四军，你的？”如果，看到长相像新四军，即便你不是新四军，日本人也会开枪把你给打死。所以，日本人杀人很随便。

再一个，日本人强奸的妇女很多。开始，日本人强奸很随便。后来，住进碉堡久了，也相对少了。我们哪条街，靠街西头的也姓徐，是个有钱人，他家有一个姑娘，大概十六七岁样子，戴个帽子，脸上抹灰。结果，日本人发现是个女人，三四个日本人把她堵到屋子给强奸了。类似这样例子还很多。开始，日本人来后都杀人，放火。老百姓只要看见日本人都吓得跑。我那时候，七岁，父亲、小爹、娘都死了，家里剩下我们四个弟兄和我们的奶奶，我是老大。没办法，卖馍馍，靠西边是丘陵地带，我常常是连跑老日带卖馍馍。跑一天，馍馍也卖差不多了。后来，日本人住定了，不搞大扫荡了，杀人也好多了。后来，我参加革命，日本人服装穿西装裤，军官穿马靴。只要被新四军俘虏，让他们穿新四军衣服，腰里系着一个绳子。有的新四军小战士见到日本人，将他们裤子垮掉，他们也很老实，让他们挖工事，他们凶猛劲也没有了。原来，在家里都害怕，凶的要命。

另外，还有一个事，1946年新四军五师突围，其中有一个战士与我一起突围，不知道他是掉队了，还是故意 “开小差”，溜回了我们老家。家属问我下落，那家伙造谣说：“我死了。在一个地方被敌人包围，杀了。”从那以后，我们家里每到清明节，都给我烧纸，一直烧到1951年我与家人通信为止。1952年，我在省委党校学习，我奶奶与弟弟去看我，告诉我那家伙造谣的事。1946年到1951年，家里痛苦了五年，通信后才不烧纸的。我奶奶在我参军时候，将近七十多岁了。以前，我娘在活着时候，她做馍技术可以，死了馍也不好卖了。我大弟叫徐守忠，1947年他年纪不大，个头却不小，被国民党抓壮丁，搞到大连，被解放军俘虏后，又参加解放军，以后在部队提干转业安排在信阳汽车站当站长。我中间，还提到一个堂弟，也就是婶子怀里的那个儿子，我们亲弟兄三个，加上这个堂弟共弟兄四个。民国32年（1943年）河南闹大蝗灾，奶奶拉着这个堂弟逃到湖北潜江，没办法送这个堂弟到庙里当和尚。当时，堂弟也就六七岁。这样，家里就剩下三弟与奶奶，人口少了，吃得也就少了。解放后，堂弟又还俗了，先是在潜江农场当拖拉机手，后来到化工厂当工人，再后来当厂长。解放后，我们还有联系。

民国32年（1943年），河南老家饿死很多人。大概头一年大旱，不下雨，庄稼收入很少。当时，发生的灾害中蝗虫有两种：一种是天上飞的，另一种是地上爬的。天上飞的蝗虫飞到那一块地，不出一个小时，那一块地里豆子等全部被吃光。地下不会飞的蝗虫叫蝗卵，一脚下去会踩死四五只蝗虫。只要这种蝗虫爬到那一块地，也不出一两个小时，那一块地里庄稼等全部被吃光。那时候，蝗虫治理简单，两头挖一个沟，人赶着蝗虫进入沟内，用火烧死它们。民国23年，老百姓都开始讨饭。那时候，流行霍乱，脚跟抽筋，无医生怎么办呢？从井水打水冰神经，这种疾病潜伏期不知道，患病后两三天后都会死亡。所以，死的人相当多。我老家比我大12岁，叫徐亮的，一家人全患上这种病死了。开始，没饭吃，吃油饼，后来棉饼，吃后解不出手。没办法，用棉纺锥子往外扒粪便。不少家庭五六口人，死后也没有掩埋。有的家庭没死的人，也缺乏劲头，能够跑出要饭的，可以捡条命。传说：人吃人，有这种事情，但是没见过。

这里需要讲讲我的父亲：在我祖父一代，日子好过些。祖父开个杂货铺，做个小本生意。父亲是南阳师范学校毕业的，毕业后当教师。那时候，国民党政权要增加一级组织（乡、保中）联保，都是有面子的人担任。雷新店成立联保，一个大户姓陶，虽然没有挂职，却说话很算数，推荐一人；另外一个大户姓夏，推荐了我的父亲。他们被推荐的人选都进入县城，经过笔试、面试，当时20岁的父亲被录取了。那时候，一个联保下管几个保（也就是几个大队）。本来，两个大户相互之间都有矛盾，这样姓陶大户就雇人打我父亲的“黑枪”。一天，我父亲正在街上蹲着买梨子时候，一个人背后打他“黑枪”，他起来都跑，一直跑500多米远，也是一个姓徐家的院子内，因失血过多而死了。这以后，我们一家日子都难过起来了。小爹、大弟、娘先后被土匪绑票，除大弟外都死了。婶子又被日军飞机炸死，家里就剩下小脚奶奶与我们四个弟兄。家里有几亩地，没牛也无法耕种。家里日子，相当难过。要不然，我当兵家里也不会马上同意。奶奶当时对我说：“好好跟着新四军这个医生学手艺，等再回到家乡起码可以当个‘先生’（我们那里方言，医生的意思）。当时，我就是奔着这个意图参加的新四军。那个时候，像我们这样家庭非正常死亡的还很多。兄弟4个，我当兵，堂弟当和尚。1947年，大弟被国民党拉去当壮丁也走了。我们家离铁路很近，三弟很会拉关系，被铁路领导看中，可奶奶不让他走，母亲死了，馍馍生意也不好做，家里日子相当难过。解放后，人事局王局长当时在我们老家当兵时候，认识我三弟，常听三弟说：“我大哥当年，只顾自己享福，参加了新四军走了。”其实，是他不理解我的苦楚。解放以后，我们家日子都好过多了，我们家挂着两个军属牌子，地方政府也派人帮着家里干活，日子一天一天好起来了。
 

四、挥师南下
 

1946年五六月份，我们359旅一营在解放枞阳县战斗中，我们贾营长挂彩，脚后跟被弹片炸坏了。我们把营长送到医院，院长让我留下帮忙，首长签字同意了。当时，359旅一营大部分都是河北人，营长又是河北省永定县人，又在医院遇上三四个老乡，都要求回老家。医院领导派我护送他们，当时是五副担架，担架是一节一节往下传，大概一两里路一节，我们从临县一直送到河北的邯郸，送到永定县后，我去县政府报道。开证明，领路费，本打算去找老部队。县委接待我的同事说：“战事吃紧，你到哪儿去找359旅？干脆跟着我们一起南下算了。”这时候，正在动员地方干部南下，地方干部与新兵混在一起。我心想：也对，一个人到哪里去找部队呢？于是，我又报名南下，那时候地方干部与新兵补充二团，当兵也无武器，不发枪。一个人背着一个炮弹，从河北、山西、河南，一直到湖北境内。我们补充二团的政治部主任叫周士君，我担任他的警卫员。补充二团大部分同志，留在光化县（现在的老河口市）。当时，我跟着补充二团政治部主任周士君在桐柏军区，减租、减息、剿匪工作，一直到1949年春天，桐柏军区撤销，改为地方建制。在安排干部去向时候，上级征求周士君意见，周士君说：“我的许多战友都在光化县工作，我想和他们在一起。”1949年三月，我跟着周士君主任来到光化县，他被任命为光化县农民协会主任，我继续担任警卫员。那时候，赶得巧，敌人早已开始酝酿暴动，国民党残余特务黄志远等人潜入老河口，纠集土匪和残余势力和受骗群众，像北边赵岗等地已经发生暴动。像袁冲、孟楼的敌人已经组织起来，他们拿着步枪、刀子、棍棒、布袋，包抄过来，计划抢劫国库粮食。得到消息后，光化县县委书记李运先同志率领县大队一个连兵力前往袁冲制止“三月三（公历4月3日）暴动”，途中被一千余敌人包围住。情况十分紧急中，县委决定派周士君火速赶往襄阳军分区搬兵救援。4月3日早晨，我们找了一辆商人的汽车向襄阳方向进发，那时候道路崎岖不平，又是泥巴路，还是靠烧木炭作为动力的汽车，车速很慢，晚上才到达襄阳。襄阳军分区张廷发司令员听汇报后，当机立断，征用十几辆汽车，派一个营兵力前来光化县救援。敌人早已进入城内，将城内粮食抢走后逃窜，还计划再去抢劫竹林桥国库粮食。光化县县委派周士君带领县委一个大队，一个连，60多人向竹林桥进军。我平时配有一支驳壳枪，这一次要剿匪，就从通讯班搞了一支骑兵用的马步枪带上，跟着周士君与竹林桥区政委王耀华汇合。这时候，陈发香他们从莲花堰赶来汇报说：“敌人大概二三千人从莲花堰到苏家店包围过来了。”敌人从西门桥进攻，周士君正在对竹林桥区政委王耀华交代：“对天开枪，不要伤着无辜的百姓！”还有政治部干事冯慧敏带着十几个人也赶过来了。这时候，有人来报告敌人已经从东门攻进来了。王耀华的通信员闫庆文建议：“无地方去了，竹林桥药铺有个炮楼，易守难攻，可以等待援军到来。事不迟疑，周士君采纳建议后，大家翻过几处居民院墙，最后到了药铺炮楼。炮楼共二层，很坚固。两层之间，没有楼梯，慌乱中我重重地摔了一跤，把马步枪摔坏了。大约20分钟后，敌人就喊话：“投降不杀！”我们居高临下射击，坚持了五六小时，丧心病狂的敌人点燃周围的民房，企图用大火将我们烧死。熊熊大火迅速向我们蔓延，我们立刻把中药材和棉花这些易燃物统统推到楼下。然而，大火卷着浓烟趁着风势通过门洞，把我们熏得喘不过来气。周士君急中生智，让我们打开行李包用被子堵住门，坚持了一阵子。我们心里明白，就是不被熏死、烧死，天亮后敌人再冲上来，我们也是死路一条。结果，政治部干事冯慧敏当时因周士君曾交代他：“你带的这些学生兵，缺乏战斗经验，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如果实在守不住可以从东门突围出去。”恰好，突围后，遇上正要去薛集剿匪的我军85团营长洛克，对方闻讯竹林桥危急，立刻赶来救援。就这样，击溃了土匪，他们向我们喊话：“周主任，85团的人来了，敌人被打跑了！”开始，有人还怀疑是冯慧敏被敌人抓住投降后，故意引诱我们上当才喊的话。“后来，火把越来越多，看见的熟人也越来越多，才相信千真万确是大部队来了。此时，我们气也粗了，胆子也大了。第二天，暴动的敌人又从苏家店分南北两路包围过来，这一次迎接他们的是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的沉重打击。至此，竹林桥歼灭残匪战役胜利结束。

我参加革命后打过不少仗，这是我最后一次打过的仗。王耀华政委解放后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粮食局长，周士君与王耀华政委他们指挥的这场战役，永远值得我们称颂。
 

注明：采访地点老河口市新马路

2015年3月27日徐振老市长家中

徐振 男 汉族 1931年9月出生，河南省确山县人，1945年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 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2月至1946年任新四军十三旅卫生员、抗大十分校第四测绘队学员；1946年7月至1949年任八路军359旅719团通讯员；1947年11月至1948年8月任桐柏军区工作团警卫员。1949年至1951年任湖北省光化县公安局干部。1954年任老河口镇镇长。1980年任老河口市副市长。1984年11月至1991年任市人大副主任。1991年9月离休享受副县级待遇。